明朝的内阁制度是怎样形成的？

内阁是明朝创设的机构，距离皇帝最近，与皇帝联系最多，对明朝政治生活的影响也最大。内阁制取代了前朝的宰相制，内阁的形成与发展也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下面我来简单聊一聊。

萌发期

洪武、建文时期，还没有内阁之名，但内阁的形态已经萌发。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太祖废中书省和罢丞相后，每天要亲自处理大量的政事，于是当年九月设置了四辅官。所谓四辅官，是效法古代三公四辅的说法而设置的。

洪武十五年（1382）七月，四辅官废除，这一时期前后又对辅政形式做了新的尝试，除了设置“翰林院平驳诸司文章事”这一机构外，还设立了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

上图解缙，永乐时期的阁臣之一

创立期

永乐皇帝即位后，对洪武、建文时期的辅政形式稍事变通，创立了内阁制度。具体做法是，恢复洪武时翰林院的设置，继续用翰林官辅政，并使之制度化、固定化，辅政地点在文渊阁。文渊阁在午门之内，文华殿南面，地处内廷，入直人员要在大内就餐，于是称为内阁。

此文渊阁指南京故宫的文渊阁。迁都北京后，北京宫廷中的文渊阁位置与南京相同。今日故宫的文渊阁，非明代文渊阁，为乾隆时所建。内阁最初也不是官署名，而是入直文渊阁的俗称，以后固定化、经常化，就成为文渊阁的代名词，并演变为官署名。

上图杨士奇，洪熙年间升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

发展期

洪熙、宣德和正统初年，这一时期内，内阁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仁、宣之后，以侍郎、尚书入阁的比例越来越大，随着阁臣品秩大增高，内阁的地位也越来越明显。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正德年间。

鼎盛期

嘉靖、隆庆、万历初年，阁权向上下左右全方位渗透。内阁一般由五到七人组成，多时达九人，少时也有二三人，一人独在内阁的情况极为罕见。内阁多人，必有一人主持阁务，这就形成了首辅。一般说来，首辅以入阁先后，资历深浅，以及皇帝的信任程度来确定。内阁地位提高，首辅的地位自然更高。弘治、正德以后，只有首辅才能秉笔票拟，地位和名望与次辅、群辅有很大差别。嘉靖以后，更有一批首辅权力膨胀，成为权臣。

上图张居正

衰落期

万历中后期以及泰昌、天启、崇祯三朝，阁权从顶峰向下滑落。鼎盛期的内阁，特别是内阁首辅，权力过重，给明朝高层权力运作带来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决定了内阁权力必然要走向下坡路。

明初本来已经消弭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又有复张的兆头，《天府广记》引明朝人何良俊的话说：“夫威权日盛，则谤议日积；谤议日积，则祸患日深。故自世宗以来，宰相未有能保全身名而去者。”何良俊讲的“宰相”，就是指内阁首辅。杨廷和、张璁被迫去职。夏言竟然被杀于西市。严嵩罢官后被抄家。高拱被轰赶狼狈离朝。张居正死后被籍没。总之，前一阶段权力过大的首辅几乎下场都很凄惨。而且，内阁内部争夺首辅地位的明争暗斗日益突出，阁臣之间钩心斗角，相互倾轧。

天启二年(1622年)，任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万历中期开始的东林党议，与皇权和阁权的关系，以及阁权之争、阁部之争密切相关。从此，内阁的尊荣地位逐渐消失。到了天启年间，阁臣拜倒在权阉魏忠贤门下，蝇营蚊附，成为宦官的附庸。崇祯朝，阁臣身世沉浮变化莫测，17年间竟有50名阁臣先后在政坛上表演，多数阁臣成为皇权的牺牲品，内阁走到了下坡路的尽头。

明代内阁制度是明太祖朱元璋废黜传统的丞相制后逐渐形成的。古代君权与相权某些时候几乎并行，而且当皇帝幼小时，丞相一般代理国政。甚至汉时流行的儒学公羊学派就提出过“天子一爵”的理论，意思是天子也是爵位的一种。

所以丞相统率百官，如果皇帝不强势，丞相的权力是很大的。

朱元璋废黜丞相后，“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即废黜丞相制后以各部首长负责具体政务。

永乐时，内阁初设。但内阁对于朝政国事并无独立裁决权，只是奉诏办事，其职责被明定为“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可以理解为只是皇帝的秘书和顾问班子。

可见明初内阁并非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阁臣也不是后世所谓的宰相，更不是最高行政长官。

但由于内阁“地居近密”，常侍天子左右，出谋划策，皇帝礼遇，虽无宰相之名，“然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

随着时局变化，阁权逐渐积累，慢慢突破了原先的规范，又沿着宰相化的道路发展。

很快，到了仁宣时期，大学士“累加至三孤”，又多兼领尚书，内阁权限迅速提高。嘉靖时期又上升到新的高度：“至嘉靖间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凡一时政治得失皆视其人为轻重。”，而且内阁“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

其时，内阁权压六卿，而诸司奏事亦相关白，内阁对于军国大事无所不掌，刑名钱谷无所不问，至此，内阁无疑是握有一部分宰相之权，而非最初的皇帝“秘书”性质。

但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无宰相之名。按照明朝制度规定：“六部分莅天下事，内阁不得侵”。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而绝不是内阁的属官。内阁与六部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内阁大学士兼尚书只是虚衔，不许实际掌管六部的事务。

正如清人纪昀所说：“汉以来，六曹皆宰相之统属也。然自明革中书省，析其事权归之六部，始得专达于天子，而内阁惟司票拟之职，与古制迥异也。”

可见内阁并无对部臣发号施令之权，更无直接任免官吏的权限。朱元璋规定以部院“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这成了部院行政独立的法宝。然而，随着内阁权势的不断扩张，内阁对部院之权不断侵夺。

内阁权力登峰当在张居正当国之时，当时万历帝幼小，在内官冯保和太后支持下张居正以首辅之名行摄政之实。“阁臣与部臣为平交，至严嵩始阴挠部权，迨张居正时，部权尽归内阁。”

在明代以前，中央政府一直实行的是宰相制度，皇帝是元首，是统治阶级的总带班，宰相则是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宰相名为“领旨办事”，实则国家的许多政事往往不与皇帝商量，甚至都不通知皇帝，自己就作出了决定，然后按照自己的意图再实施下去。

所以，中国两千年的政治斗争主线，有这么一条，就是君权与相权的斗争。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老朱同志精力旺盛，权力欲望强烈，掀起丞相胡惟庸的大案，借机废除丞相制度，并立下祖制，后世子孙不得再立丞相。

然而，尽管老朱是历史上有名的劳模皇帝，但也架不住每天要阅览上千件的奏章，审批200多份公文，所以老朱给自己搞了个秘书班子，从民间找了四位跟朝堂没有瓜葛的宿老，设立四辅官，协理政事。然而这些来自民间的辅臣因为不熟悉朝典政务，难以胜任其职，结果前后不足两年就撤销了，这是朱元璋废相后对中央机构改革的一次尝试。

事实上，内阁的雏形早在洪武时就已经出现了，它是一个顾问性质的机构，还不叫内阁，“掌献替可否, 奉承归 晦, 点检题奏, 票拟批答, 以平允庶政。”，一个秘书班子。到永乐时，这个班子进一步扩大，开始有了一定的品秩，有了大学士的身份，尽管只是一个连知府（正四品）的正五品官员。到明仁宗时，内阁的地位和职权才开始逐步发展。

仁宗时，内阁的发展是以永乐时期内阁制度的形成及其权力的逐步增长为基础的，永乐时期，阁臣开始参预政务，仁宗时，诸大学士开始能够身兼部职（各部尚书），由此开始，阁职渐崇，声望益尊，不久便出现了“三杨用事，政归内阁”的趋势。从这时候开始，形成了非有侍郎、尚书的资历不能入阁的规则。而且入阁加职衔，内阁大学士成了最高官位。阁权超越部权（六部之权）就起于仁宣之时。

到了景泰时，王文始以左都御史进礼部尚书，入内阁。自后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领, 而阁权益重。。在正统、正德年间，内阁巩固了自己的权威，阁权已经全面超过了部权，同时，内阁内部成员之间也出现了地位变化，有了首辅、次辅、群辅之分，首辅地位在这个时期日益显著。

嘉靖、万历年间，内阁制度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在朝位次方面，“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大学士和六部尚书各以以吏、户、礼、兵、刑、工的次序，排列先后，而且以坐部为尊。大学士加衔，本应屈坐部尚书之后，而此时阁臣不仅朝位班次居六部之上，而且非才望出众的尚书、都御史、没有资格推补入阁。内阁设有制制敕房和诰敕房, 诏敕、制 诰等文书均由其掌管。

明代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形低而实高，后来居上，明中叶以后，完全凌驾于六部之上，丝毫不比汉唐宰相逊色。

综上所述，明代的取代宰相的内阁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它是明朝通知和实现专制独裁的产物，标标志着我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内阁是皇帝的助手，顾问，是实施独裁的有力工具，二者之间既有矛盾，又互相依赖。

皇权需要内阁的辅助，内阁需要皇权的支持。在维护封建统治这一点上完全是一致的。但皇权的集中势必要控制内阁，内阁权力的增长又会反过来限制皇权。内阁地位的高低，职权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阁臣信任度的高低。

明代内阁制度的起因

1380年农历正月十一，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宰相制度，并立下祖训，令后世子孙永不得设宰相。然而，朱元璋死后不到30年，明成祖朱棣就把内阁制度发扬光大，以开始代替丞相行使职权。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就要从丞相的职责说起了。丞相是百官之首，地位处在皇帝与百官之间，总揽朝政，平日里处理中央六部事务和以及全国各地上报的公文，可以说日理万机。丞相只对皇帝一人负责，每逢大事，丞相便负责向皇帝汇报，起到了上承下达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丞相的作用其实分担皇帝工作，就像是皇帝的助理和秘书。废除丞相后，朝政大事都需要皇帝一人完成。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有多少臣民，每天发生多少事，政界的、军界的，需要全部报往中央，再由六部呈送给皇帝，所有这些事情都等着朱元璋一一阅读和批复，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史料记载，朱元璋在位的31年时间里从未休息过一天，平均每天要批阅200多份奏疏。即使按每天工作18小时计算，也需要在平均5分钟之内看完一封奏疏，且给出决策和批复意见。在遗诏中，朱元璋自己也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除了吃饭睡觉，没有任何休息和娱乐时间，这皇帝当的得有多累。明朝的后来皇帝使用内阁制来代替宰相制度的原因就在这里。

朱元璋绝对是中国皇帝中的劳模，没几个人能比得过他。可是他的子孙们就没这么勤快了，他们吃不了这个苦。但既然太祖爷明言规定不得设宰相，总不能恢复宰相制，那就等于明目张胆的违背老爷子的意愿。明朝以孝治天下，继任者如果违背先皇的遗愿就是不孝不忠，严重地说会影响自己皇位的合法性。没有谁会去冒这个险。但办法总是有的，那就是用内阁制代替宰相制，实际上换汤不换药。

明代内阁制度的发展

其实内阁制在建文四年，也就是朱元璋死后第4年就出现了，不过那时的内阁仅仅是一个小办事机构，还远远没有宰相那么大的权力。后来的明成祖朱棣屡屡北伐，实在没办法常年呆在京城处理政务，于是将内阁职权扩大，以帮助分担自己的工作量。朱棣时期的内阁就像是幕僚，主要任务是议政和处理文书，决策权仍然由皇帝牢牢掌控。在明成祖的掌控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中央指令在通过十四万公里的驿道和两千处驿站传达到帝国各个角落，国家机器得以有效运转。明成祖执政后期，内阁开始影响六部，并慢慢成长为决策机构。但此时的内阁成员还都只是低品级官员，六部的高官们往往看不上他们，因此内阁的影响力有限。

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杨荣、杨士奇等进入内阁，由于两人都是东宫旧臣，辅佐了朱高炽20余年的太子生涯，所以朱高炽让二人以尚书衔进入内阁处理朝政，自此内阁的影响力才真正形成。可惜明仁宗当了一年皇帝就死了，他的儿子朱瞻基即位，也就是明宣宗。宣宗时期的内阁有三个著名的大臣，也就是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中说的明代最强内阁——“三杨”。“三杨”时期，内阁办事的流程趋于完善，各个机构上报的公文都由通政使司汇总整理，然后呈送给内阁，内阁阅读公文并给出处理意见，再由太监机构司礼监传达给皇帝，最后由皇帝做决策。这一套流程成为明代后来200年的中央办事规则。

景泰年间，六部中权力最大的吏部尚书王文进入内阁，使得内阁权力更大，内阁俨然成为文官首脑机关。到了明宪宗朱见深和明孝宗朱祐樘时期，内阁制度进一步发展，成为文官集团的代表，并开始拥有对抗皇权的实力。正德年间，明武宗玩乐成性，不问政事，朝政在内阁重臣杨廷和等主持下平稳运行，国家未出现大乱。后来的嘉靖皇帝朱厚熜一心当道士求仙，严嵩把持内阁20余年，此时的内阁虽没有宰相之名，但是已经有宰相之实了。

明代内阁制度的顶峰

明代内阁的巅峰要数万历初期的张居正辅政时期。万历皇帝朱翊钧年幼，内阁首辅张居正跟司礼监冯保亲密合作，几乎拥有了皇帝一般的权利。在张居正的励精图治之下，明朝出现了复兴的转机。张居正辅政的十年时间，一切政令都有他一人下达，皇帝成了一个摆设和象征，这倒跟英国首相制度有些像。从这个角度看，张居正这个内阁首辅就像是首相了。

朱元璋和朱棣埋下的祸根

内阁是明朝皇权专制的产物，而内阁弄权、太监擅权又是皇帝惰政的结果。

一、朱元璋怒罢丞相

明初是有丞相的，但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暴发了胡惟庸，明太祖以“谋不轨”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并自此废除丞相，并留下祖训后世子孙也不得设立。这样从秦始有的丞相制度自此灭亡。

《明会典》卷二《皇明祖训》：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皇置丞相，不旋踵则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了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朱元璋提到的罢丞相后设立的五府指五军都督府，是一个军事机构，只负责外出打仗时带兵，至于调兵权则属于兵部，并不在大都督职权范围内，由此则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而失去了调兵权的将军，军权也就大大削弱了；六部就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在罢丞相之前是设有中书省的，中书省有左、右丞相。明朝中书省，为明朝初期的行政中枢。其中丞相为明朝中书省的最高级长官，负责统领六部，直至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之后，明太祖朱元璋罢中书省，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在唐时六部是尚书省下的六个职能部门，在六部之上有总其令的尚书令及左右仆射的，但是现在中书省被废除了，也没有设立尚书令及左右仆射类似的职位，只剩下六部，但六部也没有长官了，没有了头，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个人负责。这样一切政令的总负责就成了皇帝，皇帝的行政权彻底强化。都察院是从唐宋的御史台演化来的，负责监督弹劾的，即承担监察职能。通政司管理章奏，全国中外一切奏章送给皇帝的，都归通政司，这是一个公文出纳的总机关。大理寺负责司法的，主管平反，一切刑法案件最后判决不了的，都要可以到大理寺平反，但管司法的并不是只有这一个机构，刑部、都察院都有部分职能，所以一些特大案件，一般有刑部尚书、都察院、大理寺会审，又称“三法司”会审。这样的一种中央机构设置，可见它们是相互独立的，比如户部是管不了吏部的，相反亦然。这就是有卿而无公，成了一个多头政府，上面总其成的只有皇帝。皇权专制色彩由此可见。

二、罢丞相后的困境

罢丞相，固然是加强了皇权，但是朱元璋并没有理解秦、汉、唐、宋一来一直设置丞相的本意。丞相一职，有两种身份，其一它固然是皇权的分割者，但更重要的它还是皇帝的重要辅助者 。它是百官之长，是政府的领袖，国家事务出了问题不能直接由皇帝负责任，丞相要负责任。现在丞相被废除了，是加强了皇权，但是辅助者也没有了。一切国家重大事务都汇集到了皇帝那里，皇帝事务之繁忙可想而知。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载：

洪武十七年九月，给事中张文辅言：“自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章凡一千一百六十件，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

平均算一下就知道了，朱元璋一日要看145份奏折，对411件事项做出裁决。这可不是看作文批作业呀，老师只写个“阅”画上几个对勾，加上两句评语就可以了。这可是国家大事，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不然也不会上奏中央了。所以非精力过绝人者是不可承担事务之重的。朱元璋是开国皇帝，从小干农活、又在寺庙里挑过水、行过军打过仗，天下是自己打下的，精力能力还可支承。

三、内阁雏形

如此繁忙的政务迫使他也不得不效仿宋朝，在宫殿之内设立大学士于四殿（中极殿即之前华盖殿）、建极殿、文华、武英，两阁，即文渊阁、东阁。让大学士们在这里办公帮助他特侍左右以备顾问，奏章批答，传旨当笔。因为是在大内当差，故名内阁，但是内阁之称直到成祖永乐帝时才开始正式称呼的。从上面设立内阁的初始本意出发，可见内阁的职能就是为天子襄理文墨的顾问，没有什么实权。

四、内阁始成

明成祖朱棣时才正式有了内阁的称谓。他从翰林院的侍讲、侍读、编修、检讨等官中选拔任用，让他们参与机务。内阁大臣中最著名的就是纂修《永乐大典》的解缙。

明成祖也是自己打来的天下（靖难之役，抢了自己侄子的天下），所以他的精力、体力、能力也是非常人可比的，内阁也无从弄权，只有老老实实的当好顾问，侍候笔墨。

五、内阁权势上升

1.其位之尊

内阁的官职是很低的，只是五品官，所以从官制论它不可能弄权也无法和前世的汉、唐、宋的宰相对比的。但是其位是尊的，因为慢慢的内阁大臣的选拔逐渐形成一种潜在的规则，就是让六部中的一些尚书兼职，还有另一个来源就是教过皇帝或太子读书的那些翰林中的经筵讲官，这样慢慢的内阁大学士与皇帝的关系就既尊又亲了。

2.其权渐重

开国之初的皇帝在精力、体力、能力上还能应付繁忙的国事处理，还能每天早、中、晚的出朝与大臣见面共议国事，以下情上达。但是后代皇室子孙这些个都是温室里的花朵，没有经过风吹雨打日晒，深居宫中大院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体力、精力及能力也渐渐不足了。加上继位的皇帝年轻，有很多事务都不懂，不懂就得问内阁大学士，可是问得多了自己也害羞难堪起来，所以慢慢的索性就不和大学士见面了，也就是不去内阁大学士办公的场所了。这样就让内阁把每一事的建议写在一个小纸条上，贴在奏章上，由文书官送至皇帝处，再由皇帝处的太监转于皇帝，然后皇帝再看过斟酌好了，把条子撕下来，自己亲自用红笔批下，这便形成了正式的谕旨了。这里内阁大学士写的这个小条子，我们称为“票拟”权。这个是内阁权势上升的关键所在。我们可以照常规逻辑想一想，既然皇帝因不懂惰政才让内阁写个条子进来，那他就极有可能直接把条子上的建议照样抄下来，这就形成了圣旨。而且实际情况也大体如此（不是绝对的）。但是这里内阁拥有的仍然只是票拟权，说到底皇帝采纳与否，采纳多少，都要以朱批为准。所以阁权最高仅止于票拟。

结合历史事实来讲：

到朱棣的长子朱高炽明仁宗后，阁权渐重，内阁就慢慢有了票拟权。史书记载“至仁宗而后，裁决机宜，悉由票拟”。到英宗时，因其九岁登极，凡事要由太后做主，太后就让内阁议决，自此以后内阁票拟就成了定制了。

到世宗时内阁首辅严嵩把内阁的票拟之权揽于自身，其他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在旁边瞪着眼干看的份，自此以后票拟就成了内阁首辅一个人的事，这样就出现了权臣，明史上除了严嵩还有著名的万历朝首辅张居正。虽然张居正治理能力是一流的，但是毕竟名不正则言不顺，其死后不久即被清算。因为按照法制，内阁的职责只是顾问，不得干预政府的正式机构六部的职权，六部只受皇帝节制，你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私人顾问，干好自己的工作，在皇帝面前从容论思是你的，你不应该凭借这一点来出面干涉部院的事务，这样做是越权了的。这就是法理上的规定。但是你张居正以相体自居，让大臣把奏章一式两份一送内阁，一送六科，这是违规的，是越权的，你的权力不是来自于法制的规定，所以你只是一个权臣，哪怕你的治国理政能再再强，与不免遭到非议。假设张居正在汉、唐、宋任相，那就是一能臣贤相了，可惜生不逢时。

六、宦官专权之由

从秦至清两千多年各朝各代中，数明宦官专权为重。细究其由也与废丞相设内阁有关。

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废除了丞相，另一方面也预防宦官干预朝政。洪武十七年铸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还规定了宦官不能识字。但是后世子孙只遵循了不设丞相的遗训，并没有遵循“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遗训。宦官被授予权力始自明成祖朱棣。宦官通文墨，由自宣宗时设内书堂始。

上文中提到内阁获得了票拟权，但是这个贴着条子的奏章还是要由宦官送至皇帝手中的。皇帝因为不亲自去内阁亲视政务，才让内阁大学士票拟的。同样懒惰怠政的皇帝如果再懒一些，连看一看票拟抄一下的事如果也不愿意做了呢？那就只有让身边的太监代之了。而这就是太监权势上升的关键。

英宗时的王振、武宗时的刘瑾、宪宗时的汪直、神宗时的冯保、天启时的魏忠贤这些都是明朝有名的专权的宦官。

如武宗时的，故意趁武宗沉迷于游戏时，去找皇帝奏事，皇帝厌烦，说什么事都来烦我，自此以后刘瑾逐步专权，阁臣的票拟任由他随意涂改，而后代为批红。可见在明朝实际的相权竟然归了一宦官，或者是君权（即批红权）为宦官所窃。而这一切归根结底探究起来又自太祖废丞相始。自宦官干预政事、识字始。所以来讲，明朝政治之黑暗自太祖与成祖时就埋下了祸根。

自明成祖设东厂让宦官统领之后，宦官权势日渐隆重，逐步侵入军事权、财政权、行政权、司法权。

这种情况之下阁臣中想掌权弄权者不得不攀附结交司礼监太监。明朝政治黑暗可想而知。在黑暗的政治权势下，鼓荡出举世谄媚之风，不愿意与世同流合污的士大夫为了反抗又演化出党祸，东林党即如此。

在东林书院讲学的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及至政治暗无天日，全国正人都卷入党祸，流寇四起，明朝也就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明朝的内阁，清朝的军机处，二者经常被拿来比较，足以可见明朝时期内阁的地位之重。在明代之前的历代官制中都没有内阁，内阁为明朝的首创。其实在朱元璋建国之初，明朝沿袭的是元朝制度，设立了左右丞相以处理政事。但是明太祖朱元璋生性多疑，对左丞相胡惟庸日益擅权的行为也极为不满，因此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后，朱元璋自此废中书省，罢丞相。但是朱元璋毕竟精力有限，为了处理繁杂的日常政务，于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立文渊阁、文华殿等大学士，“侍左右备顾问。”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文渊阁当值，参预机务，这便是内阁的雏形。其后内阁制度逐渐发展，到了明中叶时，内阁大学士手握要权，“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

内阁

可以说，明朝内阁制度的设立是加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内阁的权力不断扩大，自此成为明代的中枢机构，对国家政权的运行产生了重要的政治效能。内阁初设时，皇帝规定入阁的大臣不可侵夺各部的职权，诸司有事直接向皇帝上奏，不经过阁臣。此时大学士的官阶并不高，只是一个正五品，不如一个外省的知府，更不用说六部尚书了。但从明中叶开始，内阁开始承奉旨意，其他朝臣有事禀奏需经阁臣“关白”，内阁的权力已然跃为六部之上，成为实际上的宰相了。内阁地位提高，意味着阁臣的官阶也有提升，到后来只有侍郎、尚书等才能做大学士，三品以下的官员根本没法入阁，而且明朝有着入阁加衔的规定，因此内阁大学士成为当时最高的官位。随着正统、正德年间内阁权力的巩固，内阁阁臣中首辅与其他阁臣的等级差距日益明显，首辅的权力日益扩大，成为内阁的实际负责人。

废除宰相制度的明太祖朱元璋

明朝内阁的权力主要体现在“票拟”和“批红”两方面，“票拟”指的是内阁根据皇帝的旨意起草圣旨，“批红”是皇帝对内阁所拟的圣旨用红笔进行批示，以表示认可。到了后期，内阁便利用这些权力把持朝政，并倾轧其他官员，滋生了明代官场腐败之风。我们都知道明代宦官专权的现象十分普遍，内阁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私通、勾结宦官，并对部院之臣加以严厉打击，“广布腹心于科道”，扶植党羽来加强自身的势力，因此明代党争所以激烈，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内阁的出现。此外，许多朝臣都将内阁大学士定为自己晋身的目标，因此结党营私的情形屡见不鲜，让明代官场更为乌烟瘴气。

建立内阁制度明成祖朱棣

参考文献：

朱子彦：《论明代的内阁与党争》，《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

王广军：《试析明朝内阁制的政治效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秦国经：《明清内阁沿革与职掌》，《历史档案》2009年第1期。

程念祺：《“票拟”与内阁的权力扩张》，《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5期。

回答者：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林小静

内阁相当于是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内阁大学士便是秘书。有明一代，内阁大臣对明朝的政治影响相当之大。探究明朝内阁制度的形成过程，最早可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之位。

丞相胡惟庸谋反失败后，朱元璋决意罢黜丞相之位，规定以后的子子孙孙不得再设丞相一职。丞相一职被废后，原本归其管辖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直接对皇帝负责。由于六部总管全国的政事，每天需批阅的文件数量非常之多。废除丞相后，身为皇帝的朱元璋不得不亲力亲为。据统计，朱元璋平均一天得批阅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多件事情。如此巨大的工作量，长久以往，皇帝定然疲于应付。

于是朱元璋想了一个解决办法。他挑选出一些有文才、能办事的官员帮他批阅奏折。朱元璋遇有不清楚的事情，可随时向他们咨询，听取他们的意见。或者朱元璋需要下旨时，便口授他们写出。

因为这些人的办公地点在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还有文渊阁、东阁两阁。这些殿、阁都在内廷，所以这批人就被称为“内阁大学士”。不过这时的“内阁大学士”更多的是按皇帝的旨意办事，充当的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在皇帝手中，他们未能对时政产生太大的影响。

明成祖时期将朱元璋这一办法制度化了，国家大事都集中到内阁处理。明太祖和明成祖精力过人、勤于政务，内阁大臣权力有限，扮演的是皇帝秘书的角色。到了后来的皇帝懒政的现象非常普遍，所有的政务都交由内阁处理，久而久之，内阁的权力就愈大，官位愈高了。尽管内阁大学士无过去丞相之名，却是事实上的丞相。这一制度影响了明朝的政治走向，甚至清朝都沿用了这一制度。

明代“内阁”的初始状态

成祖以藩王取皇位，用正统观念看，无异于篡夺。为了应付复杂而动荡的政局，在使用高压手段镇压反侧的同时，迅速组成一个可靠而得力的参赞机务的班子就显得尤为迫切了。这实际上是明太祖废中书省后一直遗留下来的老问题。

当时，成祖的“从龙”功臣多出戎伍，不谙文事，以方孝孺为代表的一些有声望的建文朝大臣又拒不合作，新政权在人才方面的匮乏是显而易见的。恰恰在这时，年轻的翰林官解缙、胡广等在成祖进南京时“率先”迎附，表明其政治态度；杨荣更直叩马首，提醒成祖当先谒太祖之陵、后即皇帝之位，以正名分、收人心，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政治眼光。基于这些情况，也为了表示用人不分彼此，成祖即位不到两个月，就先后命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等七人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内阁作为一种建制，开始出现。黄佐《翰林记》对这一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太宗即位，首诏吏部及本部举文学行谊才识之士授职。始闻待诏解缙名，稍亲近之。召对,喜其豪杰敢言，益见信用。建文四年(1402)七月，侍书黄淮改中书舍人，入见。上与语，大奇之。凡侍朝，命与缙立于御榻之左，以备顾问。上以万几丛胜，日御奉天门左室，每夕召语至夜分。上或就寝，赐坐榻前,议论机密，同列不得与闻。是时，吴府审理副杨士奇在翰林充史官，亦有誉望,亲擢为编修。已而改给事中金幼孜、桐城县知县胡俨为检付。寻升缙为侍读，修撰胡靖(即胡广)为侍讲，编修杨子荣为修撰,而改子荣为荣。继又升淮为编修。九月，遂开内阁于东角门内，召七人者谕以委任腹心之意，俾入处其中，专典密务,虽学士王景辈不得与焉。

根据这段记载，内阁的组成是从人员的选拔开始的。最早得到重用的是解缙和黄淮，然后是二杨、二胡及金幼孜。而七人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则在成祖即位后的不到三个月(见下文)，可见其紧迫性。永乐五年(1407)，成祖命吏部：“(胡)广等侍朕日久，继今考满，勿改外任。”当时解缙已经得罪，胡俨出任国子监祭酒，仍在内阁的是胡广及黄淮、杨荣、杨士奇和金幼孜五人。“勿改外任”的意义，既表明内阁为一整体，又保证其成员的相对稳定，同时也意味着内阁开始由临时性建制向永久性机构过渡。

如《明史·职官志》所言，永乐时参预机务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署，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且终永乐之世，品秩未过五品，均挂衔翰林而无公开身份。“内阁”的名称也并不真正具备，成祖每有言及，或称“翰林”，或直呼“解缙等”、“胡广等”。从其性质来说，近于皇帝的顾问和机要秘书。但是，内阁的实际作用却远远超出它的公开地位。永乐初，“凡制诏命令诫敕之文日夥，而礼典庶政之议及事之关机密者咸属焉”；“时几务孔殷，常旦及午，百官奏事退，内阁之臣造前进呈文字，商机密，承顾问，率漏下十数刻始退”。内阁的这些作用对于成祖稳定时局、巩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永乐七年(1409)以后，成祖长期离开南京，经营北京，同时亲自指挥对元朝残余势力的战争，杨荣、胡广、金幼孜扈从北上，参与帷幄。 成祖“军务悉委(杨)荣，昼夜见无时”；“凡宣诏出令，及旗志符验，必得(杨)荣奏乃发”。杨士奇、黄淮辅皇太子监国，亦为仁宗倚为心膂。成祖在说到内阁作用时认为：“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俾益不在尚书下也。”“天下事咸朕与若等同计，非若六卿之分理也。”

洪熙、宣德年间“阁权日重”

永乐时内阁公开地位与实际作用的差异，反映了政治统治的迫切需要和中枢权力结构严重缺陷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促使洪熙、宣德以后内阁地位的迅速提高和内阁制度的逐步形成。

洪熙时，以杨士奇、杨荣为核心的阁臣不仅以顾问的身份与仁宗“同计天下事”，而且在仁宗的授意和指令下开始直接干预六部和都察院事务。宣德时，“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及士奇等亲。自是阁权日重，即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这不仅是因为二杨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治理才干，更主要的是与皇帝关系近密，往往是秉承“上意”来左右朝议。关于安南和战问题的一场争议，尤其能说明这一点。

洪熙元年(1425)十一月，宣宗召杨士奇和杨荣，告以欲弃安南之意，并戒之曰：“卿二人但识朕意，勿言。三二年内，朕必行之。”五个月后，宣宗召二杨及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共议安南事。当宣宗表示准备放弃安南时，蹇、夏立即反对：“太宗皇帝平定此方，用费多矣。今小丑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弃之，岂不上损威望。愿更思之。”宣宗随即征求二杨的意见。二杨早已心领神会，并准备好了历史依据：“陛下此心，固天与祖宗之心。交趾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当时不有其地，而尧舜禹汤文武不失为圣君。太宗初欲立陈氏，所以为圣。汉唐以来，交趾虽尝为郡县，然叛服不常，丧师费财，不可殚记，果尝得其一钱一兵之用乎？陛下天下之父母，何与豺豕辈较得失耶?”可见，宣宗是通过二杨来说自己不便说的话，二杨则是秉承宣宗的意旨来左右朝议，蹇、夏毫无思想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宣德五年(1430)，夏原吉病死，蹇义虽然在公开地位上高于三杨，“然遇事多疑而少断，常持两端，且短于才”，完全不是二杨的对手，阁权开始凌驾于部权之上。正统初，英宗九岁即位，三杨以四朝元老持政柄，举凡任官、选举、漕运、清军、边务诸大政，皆杨士奇等主议，内阁地位空前提高，内阁制度也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内阁名称的公开化、殿阁大学士成为阁臣的专称、文渊阁成为内阁的官署，内阁权力的基本行使方式——票拟也开始出现。

参考文献：

1.《明史》

2. 黄佐：《翰林记》

3. 杨士奇：《御书阁颂有序》、《三朝圣谕录序》

4.《明宣宗实录》

5.《明英宗实录》

明朝内阁制度真正确立是从明成祖朱棣的时候，一直维持到明朝灭亡。明朝内阁是辅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的顾问机构，虽然后来权势日大，但是因为没有决策权不得不受到司礼监太监的压制，内阁辅臣必须与宦官合作才能执掌大政。

明朝建国之初并没有内阁，而是沿袭元朝制度设立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明朝开国功臣李善长、徐达、胡惟庸等人都担任这些职位。但是丞相统领百官、权力过大，影响到了朱元璋的皇权，因此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丞相胡惟庸被诛，丞相职务被彻底废除，皇帝直接掌管六部大权独揽。但是朱元璋毕竟是个人，难以凭自己处理全国政务，仿照宋朝制度设立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文华殿大学士辅助自己处理朝政，这就是内阁的雏形。

明成祖朱棣继位后一直忙着两件大事迁都北京和北伐蒙元残余，因此长年不在南京，为了不耽误政事不得不成立内阁，为了制衡皇帝执掌决策权，内阁执掌议政权，六部分掌行政权。永乐中期以后，内阁职权渐重，兼管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

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内阁开始参与批阅章奏，允许阁臣把批阅建议写在纸上并贴在奏章上，最后呈送给皇帝亲自御批，称之为票拟；明仁宗朱高炽登基后，因为内阁杨士奇、杨荣等人都是东宫的老人，因此加封内阁大臣为大学士，身兼六部官职，内阁权力加重，逐渐受到重视。

1449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俘，宦官、勋贵两大集团受到打击，明代宗朱祁钰是文官集团一手捧起来的，因此内阁权力更大，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嘉靖帝继位后，将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万历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的巅峰，内阁首辅张居正趁着皇帝年幼，拉拢大太监冯保让内阁成为真正的权力中枢，可惜张居正死后，内阁权力又被削弱了。

但是从明宣宗朱瞻基提高内阁职权开始，同时设立内书堂教太监们读书识字，让司礼监成为压制内阁的机构。内阁手下有三法司，司礼监有锦衣卫、东厂；内阁手下有总督、巡抚，司礼监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内廷、外廷相互制约确保了明朝皇帝吃喝玩乐中依然掌控天下。

先说明朝的权力机构吧！

明朝建立之初，几乎还在沿用元朝的制服，中书省掌管六部，直接分皇帝的大权，废掉中书省也许是朱皇帝一直以来最大的梦想。

再看胡惟庸案之后，朱皇帝独揽全国大权，中央权力属于他，地方权力也属于他，可把这位朱皇帝累坏了，一天批阅的公文几乎达到了300多件。

纵容党派之争，他只是在收归地方权利和中央权力等待一个机会。

刘基是什么人，他是美名远扬的刘伯温，一代大才子，他是天生奇才，在他12岁的时候就中了秀才，在他23岁的时候便中了进士，在浙东地区是数一数二的知识分子，这还不重要，重要的是刘基还通天文、历法、军事、治国，几乎无所不通，并且刘基最擅长的是揣测人心，他能知道朱元璋的所思所想，他也能够知难而退，刘伯温的最后结局让很多人唏嘘，但是党派之争自古以来就是历代帝王、历代朝廷混乱的开端。

李善长是什么人，他是中小地主家庭出身，所以他的性格没有那么激进，反而衍生了忠厚老实的性格，但是也暴露出了妒贤嫉能的性格缺陷。

李善长作为明朝文臣中的第一领袖，统领天下百官，他是明朝中书省下辖的第一任右丞相，权力的扩大，也让他滋生了结交党羽的野心。

胡惟庸的出现无疑给了朱元璋最大的理由和借口，撤掉中书省，因为你们权力过大是会造反滴。

党派之争，两大集团几乎覆灭，而胡惟庸案件几乎屠杀了数万人，朱元璋的这场权力大清洗，几乎把开国功臣屠戮了个叮咚响，培养一批新的势力成为了他不二的选择，因为他在为自己的大明王朝着想，他明白自己手下的骄兵悍将，他明白自己手下的权贵子弟，年轻的朱标根本无法驾驭群臣，所以你会发现70多岁的朱元璋病逝的时候，留给太子和皇太孙的大臣们，大多是拼死效忠太子的能臣。

朱元璋作为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他知道如何合理的驾驭群臣，也知道如何合理的让权臣相互抗衡，只是20多年后，他不会想到掀翻他所以地位的居然是自家人，自己的亲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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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内阁制度是怎样形成的？

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所有的权力都及皇帝于一身，利用胡惟庸的专权错误，撤销了几千年的丞相行政制度。开始朱元璋精力旺盛，自己日理万机，能应付。到了朱允炆时，几个大臣鼎力支持，没有显现出皇帝有多累。朱棣靖难成功以后，当了皇帝，能力，精力也能达到，再有太子朱高炽的协助，国家大事也能处理。但以后的皇帝，能力远不如朱元璋，就找了几个大臣组成临时班子，帮助皇帝处理政务，这个班子，就是内阁，没有级别，但权力极大。随着时间发展，皇帝也发现内阁权利过大，影响皇权，就利用太监，权衡利益，结果造成明朝的宦官权利极大，比较有名的有王振，刘锦，魏忠贤等。

明朝的内阁制度，对清朝也有很大影响，并且出现了一大批名留青史的名臣，如杨廷和，徐阶，张居正，等，也出现了严嵩这样鼎鼎有名的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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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朝内阁制度的形成，这其实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大部分的体制是沿袭了元朝，但是也做了一些改变，这种改变事实上不能称之为“改进”，因为改变之后，运转上出现了严重问题，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取消中书省，皇帝直接管理六部。

中国自秦始皇以来，一直都是君相配合的体制，这里面存在君权与相权斗争的弊端，君主若强，丞相就是皇帝的秘书，君主要是弱了，丞相就成了老板了，皇帝反而靠边站。所以，后来，唐宋时期正式形成了宰相分权的办法，朝廷里面凡是参知政事的人员都可以称之为宰相，这样一来，君权得到了加强，而相权削弱了不少。但是，这也存在一定的弊端，那就是宰相之间会相互扯皮、推诿，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行政效率。

元朝是少数民族政权，所以，对中原王朝的管理模式一直比较外行，正因为如此，元朝时期相权反而比较强大，这是朱元璋后来取消中书省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不使权力旁落，朱元璋直接取消了中书省，皇帝直接管理六部，这么一来，所谓的“相”就彻底消失了，皇帝是君相一体。

这种体制刚开始实行的时候，确实体现出了高效的优势，但时间长了，弊端也就凸显了出来：皇帝累成狗。一个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事情，六部都直接呈报皇帝，即使十二个时辰不睡觉，其实也难以支撑这种工作量。朱元璋就差点被累趴下，这是历史史实。后来，朱元璋就想了一招，将一些才华出众，但品级较低的官员组成一个工作组，协助皇帝处理这海量的公文，这就形成了内阁的雏形。内阁形成初期，成员级别并不高，而且权力非常有限，老朱对这种情况非常满意。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朱同志的想法也逐渐被子孙们抛弃，为什么呢？还是那个字：累。干脆让内阁去管理大部分的事情，皇帝只是掌握最终裁决权，这样一来，内阁事实上又回到了中书省类似的地位上了。内阁首辅也不再是那个徒有虚名的秘书，而是变成了事实上的“相”。明朝中期以后，尤其到了嘉靖皇帝时期，由于皇帝长期不理朝政，内阁的权力进一步加大，形成了巨大的文官集团势力，君权再次受到了极大挑战。万历皇帝后来近三十年不上朝，也与体制有关，因为文官集团的势力实在太大，万历皇帝很多时候就直接绕过他们，对他们来一个置之不理。

鄙人不才，以上完全是个人愚见，姑且算是对题目的回答吧，不妥之处，欢迎留言指教、补充，谢绝语言攻击。再次感谢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