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年的叫魂案，一个小小的谣言为何会动摇诺大的大清国？

感谢官方邀请。

对于这个问题我将从案件的起源和政治方面进行解说。

一、叫魂案的起因

1768年初的时候，浙江德清县东面城墙坍塌。县令叫石匠吴东明带领他的群对进行修缮。开工之后发现大米不够，作为工头的吴东明就回家购买大米。他刚回家就有一个叫做沈士良的人来找他帮忙。

沈士良的2个侄子对他不好经常虐待他，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听说如果石匠在干活的时候将别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然后贴在木桩顶部，然后铁锤击打木桩会有神秘的力量诅咒被写下名字的人，被诅咒的人不是死去就是生病，这种做法民间叫做“叫魂”。

沈士良想请吴东明帮他诅咒他的两个侄子。吴东明听了后大惊失色，虽然他不会这种法术，但是他听说过这个法术，但是如果自己和这样的法术扯上关系到时自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所以他将沈士良交给的官府。

虽然最后吴东明和叫魂没有关系，但是他最不希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百姓纷纷传言说德清县修桥的石匠有人从事叫魂勾当。而且各种叫魂版本开始流传。谣言的流传严重到什么地步呢？

当时有一位德清县的人离开家乡去杭州发展，就因为他的户籍就被认为他是从事叫魂的，被人送到了保正家里，后来严刑拷打屈打成招说自己是叫魂的。还被逼编造自己害死了2个孩子，后来被移交县衙审理的时候才发现他的供词前后不搭，后来县官给他洗清嫌疑。之后吴东明的副手以及一些人不断的被卷入叫魂事件，后来虽然被证实了这些都是捕风捉影的事。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大众的恐慌心理，百姓的社会安全感几乎殆尽了。

通过不断的演化，故事开始变得有独立性，叫魂的方法越来越详细，好像说的真的似的。叫魂的作用演化成可以利用叫魂谋取利益报复自己的仇人。而叫魂要用到对方的实物，提到最多的就是被叫魂者的辫子。

叫魂的事件越来越变得不可控，而且在这事件中辫子是反复被提及的东西，辫子这东西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他那根敏感的政治神经被勾动了。

二、辫子引起政治敏感

当叫魂的谣言开始不断传播的时候整个社会开始不安起来，因为叫魂直接可以取走人命。社会的不安引起了乾隆的注意，更让乾隆放心不下是害怕这谣言之后是否有主谋想利用这一事件进行造反，特别是辫子的事情。

因为满人刚入侵中原之时，为了强制汉人在政治上的归顺。当时颁发了有关削发、衣冠与女子禁止缠足等相关法令，尤其是削发最被统治者看重。他们要求汉人像满人一样前额剃光，后面蓄发。这是汉人臣服的标志。

削发令刚开始的时候引起了汉人的强烈的反抗。辫子的问题成为了汉人誓死抵抗的有力的民族武器，为此满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段回忆距离乾隆时代已经是很久了，但是乾隆很害怕有人想借用叫魂中辫子的问题勾起那段悲惨的回忆。

但是这样的想法又不能名正言顺地公开讲，所以一开始辫子的问题官府和乾隆也只是当做一般的案件进行审理，但是随着剪辫子的案件在全国开始蔓延的时候。乾隆再也按捺不住了。

山东有很多从事剪辫子的案犯，其中有2个乞丐的供词让官府已经开始害怕了。2个乞丐交代他们用迷药洒在被害人的脸上，趁他们昏迷的时候剪掉他们的辫子。目的是供做法之用。

听说精通法术的人可以利用辫子直接去人性命和钱财，浙江和安徽就各有一名僧人会这样的法术，而且已经开始招收徒弟，势力越来越大了。

富尼汉像乾隆报告说妖术的源头虽然一个在浙江一个在安徽但是很可能是同一根源，他们手下去各个地方剪辫子可能并不是单单为了钱财，肯定还有其他目的。乾隆很赞同富尼汉的说法，于是下令各地官府立刻捉拿妖术主犯。

命令一发各地都抓了很多犯人，但是大术士仍旧逍遥法外。审理之后乾隆很失望这些人要么被官府屈打成招要么就是遭人陷害，要么就是愚昧无知才从事剪辫活动。真正的和谋反相关的主谋一个都没有。

到了10月底，历时三个月的除妖行动已经让所有官员疲惫，乾隆也是一样。虽然乾隆勒令各地不允许懈怠但是大家心理都很怀疑是否可以抓到主犯。看出皇帝心思的军机大臣建议停止这场闹剧，但是为给皇帝一个台阶下就把没有抓到主犯的原因归结到各地官员玩忽职守上。到了11月初，朝廷叫停了除妖运动但是仍旧要求各省官员保持高度警惕。

到此为止整个叫魂事件告一段落，其实这场闹剧是谣言引起社会骚动，但是有人利用骚动做一些不法之事谋取利益，但是大众的不安心理和乾隆的政治敏感引起了蝴蝶效应才引发了这个社会的动荡。

这件事发生在1768年，这时正是康乾盛世的时代。最初的“叫魂案”起源于富庶的江南，然后迅速蔓延过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此案席卷大半个中国，震动了清廷，乾隆下旨各地官员必须严惩凶手。

那么，这到底是一件什么案子，居然惊动了皇帝？事情是这样的：江西德清县，一夜之间，风传有人把仇家的姓名八字写在纸上，然后踩在鞋里，经过九九八十一后，埋在地下，仇人必死无疑。

更有甚者，让手巧的缝制一个布偶，然后写上仇人的名字，把布偶钉在墙上，用64根大钢针，扎在布偶身上。

还有的说，一些流浪汉偷剪别人的发梢或衣角，然后藏在家里，烧香拜佛，天天诅咒。

这些传言，引起了乡民的恐慌，于是，人们相互揭发和猜忌，纷纷把怀疑对象或被扭送官府、或被殴打至死。

叫魂的恐慌，像石头一样压在人们心头，好比你不知道敌人从哪个方向杀过来，就仿佛有人用枪瞄准了你的脑袋，随时要你的命。

叫魂之势像燎原之火惊动了乾隆皇帝，他一口咬定妖术背后存在政治风险，从上到下掀起了一股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乾隆对叫魂案的重视，无疑来自他的猜疑，因为大清得到的江山就不是正大光明来的，外族夺了汉人的江山。

大清本来对汉人就有一种天生的警觉，始终对汉人是既用又防。乾隆也知道，剃发易服这些政治高压，无疑是对汉人的侮辱和伤害。加之民间反清复明的活动此起彼伏，这更加使乾隆怀疑背后一定有黑手操纵。

皇帝打个喷嚏，下边的官吏都要感冒。3个月来，上至军机大臣，下到七品芝麻官的县令，都迅速行动起来了。

当这些官员折腾的精疲力尽的时候，该抓的也抓了，该打的也打了。可以说不折不扣的对妖术进行了清剿。

当这些人盘点下成绩时，沮丧地发现，最后只剩下一些稀里糊涂的的伪证，没有头绪的琐屑细节，以及许多不明不白毙命的囚犯。

官员们开始怀疑妖党是否存在，最后，朝廷刑部终于弄明白了，叫魂案不过是潜藏在百姓心内的幽灵和恐惧。是对朝廷长期政治高压下的幻觉，是人人自危的具体表现。

当这震动朝廷的叫魂案真相大白的时候，乾隆皇帝如释重负，长长出了一口气，终于叫停了这一切。

（撰文：秉烛读春秋，欢迎点评加关注）

发生在1768年的叫魂一案确实引起了清廷高层的极大关注，但是题目谈动摇了诺大的大清国，这个说法则无疑偏颇和失真了。

乾隆是个心思缜密却又对权力敏感的皇帝。通过叫魂案，乾隆皇帝有三大认识：

其一是摸清了帝国的廷寄与信息传递渠道的真正效率；其二是再次了解到各地官员的因循守旧且欺上隐瞒策略；其三是唤起了对于以“割辫子”为核心的政治象征的开国往事。

对叫魂的恐惧是从最富庶的江南开始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以谣言的形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老百姓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

剪发辫更是禁忌，“留发不留头”，往往与造反和反清复明相联系。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搜捕。

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合法的和尚、道士、游民、乞丐以及走方郎中群体倒了大霉。本来无关的人员，却无辜被纳入到这场抓捕“叫魂者”的运动之中。

令乾隆皇帝震怒的是，当事情传到他耳朵里，问题已经由普通的谣言变成政治事件了，而地方官竟然虚瞒不报，还互相搪塞；

有叫魂事件和谣传发生的各地官员起初并没有当回事——这种民间禁忌本不足为怪。但当皇帝下令急报时，他们才意识到（或者说被迫把事情放大化）要追查到底，以至于在方法上株连广泛。对于大清普通民众来说，谣言四起的叫魂案则意味着恐慌与未知。

实际上，1768年春天是事情的萌发期，只有少数人涉及其中；到了夏天那一段，事情有点复杂；到了秋天，乾隆皇帝发现了事情的扩大化事态，在军机大臣刘罗锅之父刘统勋赴承德做例行工作汇报之后，事情就全部结束了。

朝廷与地方在这个事件中热闹了。官权和皇权几经博弈后，朝廷付出了几条无辜草民的性命和丢掉了几个乌纱帽后，从各地方发押解到北京和承德的身躯残破的叫魂案疑犯和人证们经军机处各位军机反复折腾，终于在保护了皇权的威严，又成功隐匿了关于清朝政府的异族统治对辫子所代表的权威和服从可靠性的焦虑，本来莫须有的案情终于被乾隆大皇帝重重举起后轻轻放下，他的批示中也承认又要严加搜查又要避免伤及无辜这种矛盾的要求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故而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的笔下，叫魂恐惧只是一场所谓盛世之下，底层劳动人民的恐慌和清廷统治者之间的博弈，从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的表象之下，看到的传统官僚体制对皇权的制衡和维护，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甚至清代中期人口剧增之下贫民阶层大量增加，游民危机即将到来的前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可否认，乾隆此种小题大作以及彼时官僚体制的层层因循且不灵活，整体效率低下而追求媚上，不讲事实，则映射出清朝这个大帝国即将走上没落的悲催道路。

其实清朝有两次“叫魂案”，一次是1768年，也就是乾隆三十三年。第二次是在1876年，也就是光绪二年。

下面，咱们细致说说这复杂的1768年“叫魂案”到底怎么回事。

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浙江德清县。

德清县城在一月份的时候，一座石桥坍塌了。所以这一天，一个名叫吴东明的石匠，正在修复石桥。在当地民间，传言石匠有一种本事，就是“叫魂”。把活人的名字写在纸片上，然后石匠把纸片垫在木桩底部，大锤不停的敲打，就会损耗这个人的精气。

这一天，有个农夫名叫沈士良，因为他的侄子虐待他。所以沈士良找到吴东明，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施法叫魂。吴石匠知道这事情不能干，不仅违法，而且容易惹麻烦。所以，石匠就把这事情报告了官府，沈士良被抓了去，打了二十五大板。

到了四月初，德清县的慈相寺香火冷落，但是县城附近的观音庙却非常火爆，老百姓都愿意去那里拜佛。慈相寺的和尚心里不舒服，开始散播谣言，说吴石匠修的那座桥，之前还有其他石匠争这个活干，但是，最后都没抢到。于是这些石匠嫉恨吴石匠，于是在吴石匠经常路过的观音庙做了法，只要去观音庙的人，都会遭到毒害！

谣言的力量是巨大的，很快就传得到处都是。

4月3日，一个名叫计兆美的人因为家庭琐事离家出走，一路乞讨来到了杭州。本来就有谣言，再加上计兆美口音不同，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计兆美一说自己是德清人，大家更恐慌了，怕他是叫魂的人。然后，官府一用刑，计兆美受不了，就谎称自己是来叫魂的。

到了4月8日，浙江的萧山县，几个和尚被怀疑是叫魂的，抓到了官府。

5月3日，江苏苏州，三个乞丐，被怀疑剪人辫子叫魂，也被抓了起来。（后被释放）

此后，这类事件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本来是和石匠有关的。现在谣言四起，主要目标反而集中在了和尚和乞丐身上。并且，从石匠做法叫魂，发展到了剪人衣角或者剪人辫子叫魂。

谣言很快传到了各地，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9月7日，乾隆给七省督抚发上谕，把剪辫子妖术和剃发联系到一起。实际上，乾隆把一个谣言放大成了叛乱。

此后，各地都在抓捕嫌犯，审问妖党。但是，从地方到京城，都没有发现实质性的证据。各地官员看到乾隆如此重视，都如临大敌，纷纷上报“妖党”的线索。当然，这些线索不是捕风捉影，就是屈打成招。

但是，随着军机处对押进京城的所有嫌疑犯一一审理，发现所谓的妖术和妖党，基本上都没有根据，也就是说，风风火火轰轰烈烈闹腾了这么久，其实只是谣言。

当然，乾隆知道审理结果之后，停止了对妖党的清剿，把黑锅推给下属，是他们办事不利。总之，这个事情就这么基本结束了。

乾隆怕不怕妖术？其实不怕，他怕的谣言传播的太快，怕的是事情无法控制，从谣言变成民变，变成大规模的造反。

所以，当他知道妖术和剪辫子有关的时候，就立马想到了“剃发令”。都说康乾盛世，盛世之下，怎么会有大规模的民变和造反？

所以乾隆心里是明白的，当时不仅是老百姓的愚昧和迷信，更关键的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根本达不到“盛世”的标准，大街上还是一群一群的乞丐呢！就连苏州这样的富庶的江南地区尚且这样，更可况其他地方？

乾隆知道这些，所以很怕谣言造成的叛乱，所以要捕风捉影的缉拿“乱党”。

光绪二年的叫魂案，是发生在南京。

起因也是修石桥，传言石匠剪人辫子，可以搜集人的魂魄稳住桥梁。

总之，谣言一样迅速发展开来，重点也放在了“剪辫子”上。一时间，从民间到报纸，都有了纸人剪辫子，妖风剪辫子的传说。

人心惶惶，官府四处查办。

发展到后来，民间把剪辫子的主谋指向了外国教会和传教士。以至于在当年7月份，皖南建平、宣城、宁国、广德地区，发生民众烧毁教堂，打死传教士的事情。

后来官府深入调查，发现此事是有人故意煽动。根据调查，所有证据都指向了白莲教。他们利用清末时局混乱，精密策划，四处行动，制造了这次叫魂事件。

当然，白莲教的这个计划最终被清廷捣毁，剪辫子叫魂事件也真相大白。

不过，谣言的威力如此之大，确实让人心惊肉跳！大家说是不是？

1768年的乾隆时期，一个普通的叫魂事件引发了一轮巨大的危机，乾隆皇帝得知之后，亲自做了批示，命令各级政府官员严查此事，随后整个大清朝开始动员起来，彻查“叫魂案”。

事件经过

浙江省德清县有一个叫做沈士良的农夫，因为受到了侄子的打骂，所以怀恨在心，便想利用“叫魂”术让两个侄子吃点苦头，所以把两个侄子的名字写在了小纸条上，希望修理河道的石匠吴东明把纸条压在木桩之下，这样就可以达成目的。

没想到吴东明没有同意这件事，反而把沈士良转送给了官府。因此这件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

人们纷纷开始议论“叫魂”事件。在议论的过程中，偏偏又赶上了两个游方的和尚，在杭州的一户人家看到两个可爱的小孩子，便随口问了问两个小孩子的姓名，于是被家里人看到之后，毒打了一顿之后，转送了官府。结果两个和尚因为交不起“孝敬钱”，被屈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来“叫魂”的。

所谓流言猛如虎，这种事情一旦流传开来，便如黄河决堤一样，根本无法控制。首先是江浙一带人对于“叫魂”深信不疑，然后“叫魂术”像瘟疫一样蔓延全国。

而且在流传中也出现了很多版本。有的说，问了名字就能对别人叫魂，有的说剪下别人衣角更厉害。最严重的就是说剪下别人的辫子必能致人于死地。

于是很多关系敌对的人开始互相攀咬对方剪掉了自己的辫子，甚至真的有人剪掉了别人的头发。这种事件一时间层出不穷，整个大清朝上下恐怖气氛弥漫。

最终这件事引起了乾隆重视，下令各级政府，务必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乾隆重视

这件事看似是一件普通的叫魂案，但是“剪辫子”一事彻底激怒了乾隆。

乾隆本身是满族人员，当初满清入关之时，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统，所以下令汉人剃发，留下了辫子。为此曾经还在反抗最激烈的江浙地区展开了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大屠杀，而现在有人开始剪下辫子。

这件事触动了乾隆敏感的神经，于是乾隆也不管这件事是不是真叫魂，只是担心汉人及相关“妖党” ，是不是想要借这个机会来威胁自己对汉人的统治，所以下达了严格的命令，务必严肃彻查此事。

乾隆态度也使得各级官员不敢怠慢，开始了“严肃彻查”此事。然而政府的加入，没有使得整个事件好转，反而加剧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各级官员为了“政绩”开始屈打成招，结果扭送上级后开始翻供，让事件更加复杂化。

最后有人查出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才算是告一段落。

恐慌原因

叫魂案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归结其原因有三点。

第一；当时人口普遍贫困，吃饭都成问题，根本无法接受教育，导致了全国各地大部分都是文盲，根本无法区别事件真假，所以普遍相信一些虚假的传说，因此流言风起，三人成虎，酿成了巨大的恐慌。

第二；满清统治阶级对于汉族人员的不信任，乾隆无法分辨事件真伪，在他的认知中，他认为是有人故意散布谣言，然后从中取利，甚至是阴谋推翻满清的统治。

第三；事出突然，没有好的对策。乾隆在匆忙之中下令，要求迅速差清此事。所以最终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生。使得政府介入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情况态势。

清朝的很多案件，往往会跟政治扯上关系，最后演变成政治事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个原因是统治者过于敏感。过犹不及，没事变成有事、小事变成大事。另一个原因是皇权与官僚集团博弈。不是实事求是地办案子，而是拿案子说事、搞斗争。

雍正末年、乾隆初年的曾静案，肯定与政治有关。但完全可以认为是一个乡野老秀才的精神梦魇。然而，满清非要上纲上线，又是杀人又是诛心，整出了一个《大义觉迷录》，连宫廷秘闻都抖搂出来了。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叫魂案，也是如此。

但是，更邪乎，生生搞成一场自上而下的大运动。上面一吹风，下面就燎原，老百姓自己就跟自己打起来了。官僚系统更是来了一场大洗牌。凡是皇帝看不顺眼的官员，必须收拾掉。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自证成。

首先，发生了一起或几起奇葩案件。其次，案件被统治者，特别是被最高皇权，进行政治解读了。第三，皇帝诏命切峻、官僚唯命是听，郡县逼迫、必搞事情，州司严刑、必成大案。最后，就是政治化定性、政治化操作，形成了政治化的结果。

这事的开端不好讲。因为是牵连了十多个省、并联了很多起案件，所以到底从哪开始的，谁也说不清楚。甚至，掌握信息霸权的乾隆皇帝，也说不清楚。

还是先从浙江的一起案件说起吧，然后逐渐扩展，把这起事件的全貌串联起来。

公元1767年，浙江省德清县的东门城桥，坍塌了。这座桥建于南宋年间，所以这时候也该塌了。随后，就招标修桥，隔壁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最后中标了这个工程。

公元1768年，吴东明带着弟子开始修桥。干了两个月后，吴东明发现没粮食了。于是，他就返回仁和县老家采购粮食。回到老家的时候，有个叫沈士良托人找他帮忙。

沈士良长期被自己的两个侄子欺负。但是，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过。于是，就想起了叫魂的方法。把写有活人名字的纸符粘在木桩顶端，锤子砸桩的时候，就相当于敲打活人的灵魂。敲多了，那个人的魂魄就会被震散。

所以，沈士良就托吴东明把写有自己两个侄子的纸符贴在桥桩上。但是，吴东明良心不坏，认为沈士良这么干太缺德。同时，自己也听说过叫魂的方法，担心牵涉其中。当时，告密之风盛行，还有文字狱。所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于是，吴东明就把这件事报给了保正，然后一起把这个沈士良扭送到了县衙。知县也没当什么大事来处理，只是把沈士良打了板子、戴枷示众，然后了事。

但是，石匠吴东明会叫魂的谣言却不胫而走了。当然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这个背后推手，有两个：

一个是民间的。德清县慈恩寺要跟临近的观音堂争香火。于是，庙里的和尚策划谣言说，观音堂的风水已经被叫魂的石匠给破坏了，那里不灵了，大家都来我们慈恩寺烧香吧。

一个是官方的。主要是这个官方推手，太彪悍。代表皇帝意志的军机处，给浙江省发来了廷寄。廷寄上说，你们浙江人修桥还修出妖怪来了？听说还割人头发、盗人衣襟垫在桥桩上，整什么厌胜之法。你们给我好好查，查出来必须重办。本来是写个人名的纸符，现在变成了割辫子。

闻浙江一带传言起建桥座，因而偷割发髲衣襟等物，搘垫桥桩，以为厌胜之用者。字寄浙江、山东各督抚，饬属密行体察，如果有此等情事，即行严拏，重治其罪。

文书是六月十二日，发出去的。随后，山东省就有了动作。为啥山东会有动作？因为这封廷寄也抄送给了其他督抚，即“字寄浙江、山东各督抚”。

六月十六日，山东巡抚富尼汉，上报说本省发现了两起割辫案，分别是蔡廷章案和靳贯子案。但这两个人都是小喽啰，真正的妖人，一个是浙江的吴元和尚、一个是安徽的玉石和尚。

六月二十三日，直隶总督方观承也报告说，在与山东交界的景州也发现有两人被割了发辫。

弄个纸符、写个名字，然后搞搞诅咒，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你要是割人发辫，就一定是大事。因为满清有剃发令，但凡涉及到头发，一定要敏感。

而指向的地点，还是江浙地区。这地方从来都是反清的大本营。大清建国的时候，江南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就没少搞事情。

事件敏感、地点敏感，关键是时间也敏感。因为大清正在跟缅甸打仗，而且打得特别胶着。所以，这一切必须跟政治扯上关系。这就是政治定性了。

而最倒霉的就是浙江省。首先是浙江知情不报，朝廷的廷寄来了，浙江还没啥动作；其次是山东等地案件的幕后黑手，全都奔着浙江来了。

为啥都奔着浙江来了？

没有那么多坏人要害浙江，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吏都想甩锅。皇帝说有割辫叫魂案，那就一定有；皇帝说要严查，那我们一定，而且必须查出来；但是元凶不在我们这儿，都在浙江呢、让浙江继续查。

既然要甩锅，所以倒霉的也不止浙江。

地方督抚的始作俑者，应该是最讲政治的山东省，皇帝说有、肯定有，于是圣旨没到就整出了两起案子。

其中蔡廷章案，乞丐蔡廷章先是供出了教自己法术的师父，叫通元和尚；严刑之后又供出了通元和尚的师父，叫吴元和尚，老巢在浙江省。而且，这个吴元和尚还纠结了十几个人，准备造反。

靳贯子案，这个靳贯子也是一个乞丐，也是先供出了自己的师父，叫张四儒，是个算命先生；师父之上还有师父，叫玉石和尚，老巢在安徽宿州。这是两江总督的辖区了。

但是，山东人民最讲政治，随后又整出了一个韩沛显案。

官府的套路如出一辙，就是穷追猛打，一定要打出幕后黑手和老巢根据地。这肯定能打出来。于是，韩沛显供出了自己师父，叫法孔和尚；师父之上还有师父，叫明远和尚；师父肯定有老巢，老巢在江苏海州。这也是两江总督的辖区。

所以，跟浙江一起倒霉的，还有两江总督。

一时间整出这么多妖僧和妖僧的根据地，还要割辫子、搞造反。这就不可能是刑事案件了，而只能是政治案件。

本来都是山东的案子，怎么都跑到南方了？

山东巡抚富尼汉一定要迎合上意，一定要讲政治。但，迎合上意、讲政治，也要有限度。反正我查了，查的结果跟皇帝想的一样，他们肯定要造反。这就是讲政治。但我们山东人民是被蛊惑的、我们山东人民不造反，造反的祸首和老巢全在两江和浙江。这就是有限度。

你山东富尼汉，各种讲政治、各种受表扬，但是把锅全甩给了南方。南方官员也要甩锅。两江总督管着今天的安徽、江西和江苏。宿州的玉石和尚和海州的明远和尚都在自家的两江辖区。

所以，两江总督必须甩锅。两江总督高晋立即上报说：“嗣据长洲等县报称，讹言起自杭州，本境并无被割发辫者”。他直接甩给了浙江。

但乾隆不干了。因为这个锅甩得太生硬、太违和。一起没查出来，怎么就甩到浙江了？于是，严令两江总督认真查，不好好查就要干你：

未必！今自江南蔓延山东、直隶，即京城亦有被割之人，何江南反言无耶？足见尔江南吏治不堪，惟事化有为无之陋习，甚可痛恨。此奏大不是，欺罔之甚矣！

两江总督不讲政治，还情有可原。因为人家关系够硬、政治资源够厚。

两江总督高晋的叔叔高斌是朝中大学士，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了乾隆，做了皇贵妃。这是乾隆后宫的二把手。

所以，两江总督高晋算是乾隆的大舅子。办事拖沓就拖沓了，但浙江也拖沓，也是一起不报。于是，乾隆怒了：

直隶及京城俱经捕犯破案，而江浙等省转未曾缉获一二，亦未见据实奏闻？及经朕降旨查询，又阅多时，迄今犹未覆奏。苟非该督抚等于地方事务，漫不经心，置若罔闻？

山东闻令风动，甚至不令自行，直隶和京城也有了动作，咋了？你们江浙地区一起案子也没有，等我查问了，还是没有。你们到底干没干活？

对于浙江，乾隆更是愤怒。

六月十二日，就发了通知。但到了七月，浙江还没有动静。关键是军机大臣的廷寄已经明白告诉浙江了：那个石桥案，你们不说，我也知道，给我详查。皇帝让军机处给浙江发了条短信，但浙江隔了二十多天居然不回。军机处不好使，那乾隆就直接发上谕：

地方有此等奸徒，本不待朕传旨询问，方行办及。此案实始于浙省，其姑息因循之习，几于牢不可破。著即将从前因何不行具奏，及现在如何设法缉捕，一一详悉迅速奏闻。毋得仍前延缓，自干咎戾！

这种案子，就是从你们浙江起的。山东说祸首在浙江，两江不怎么干活但也说了祸首在浙江。而且，石桥案就出在你们浙江。所以，“此案实始于浙省”。皇帝直接给定性了，浙江是祸首。

到这时候，两江和浙江再要实事求是地查案子，那这两个地方的官员就别想干了。所以，山东咋干，这两个地方只能咋干。

两江赶紧雷动：你不是说有个叫张四儒的吗？可以有，宿州衙门把一个叫张四的犯人拿办了，就是这个张四、他就是张四儒。浙江也不是善茬：你不是说有个吴元和尚吗？可以有，把什么悟源和尚、悟圆和尚全给抓了。

同时，两江总督高晋也不知道从哪得来的消息，他竟然举报了浙江的两个案子。一个是石桥案；一个是四和尚案。

石桥案已经说了，肯定是沾边了，但没有割辫子，只是写了字符。而四和尚案连边儿都不沾。

在浙江萧山县，有四个和尚路上遇到一个小孩儿，觉得挺可爱，就逗孩子玩儿，说小孩儿将来肯定能当官。这时候，孩子的母亲出现了，以为这四个和尚是妖人在施法，于是揪着不放。事也凑巧，正赶上一个姓蔡的捕快路过。于是，蔡捕快立即把四个和尚抓了。蔡捕快本想从四个和尚身上敲诈点儿钱财，然后赶跑了事。但是，这四个和尚认死理，非要见官。到了衙门，知县老爷明察秋毫，一看就知道蔡捕快搞敲诈，然后把他打了一顿、枷号三日。这事就算完了。但现在肯定不能完了。

所以说，最倒霉的就是浙江，先被山东打小报告，后被两江打小报告。

皇帝就快骂人了。所以，官僚系统不敢再懈怠了，大家开足马力死命干。

官僚系统，一直有个懒病。时间长了，上下官僚们一定会各种敷衍塞责。简单说就是：拿着民脂民膏，却不干活。古代是如此，现代也是如此。但是，理性地看，这不是什么坏事。真正的坏事，是官僚系统开启彪悍模式。特别是在没事的时候，这个系统一旦马力全开，那就是两个字：折腾；四个字：往死折腾。

权力是必要的恶。此时，这个恶被释放出来了。几个月的时间里，从山东、江苏、浙江蔓延到直隶、京师、、湖北、湖南，甚至连热河和山西也没放过，各省汇报的案件雪片般地飞到了北京。皇帝说有，肯定有；皇帝说查，肯定查。这种案子，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大清官员只要想搞，就能搞出来。

但是，折腾的始作俑者肯定是乾隆。乾隆也比这些官员生猛得多。

乾隆直接定性：必须把割辫案跟剃发问题联系起来。这就是上纲上线。

同时，乾隆还搞起了专案制。

京师朝廷，由大学士刘统勋和吏部尚书托恩多、户部侍郎英廉负责，“经朕责成专办”；地方政府，严令督抚大员确定责任人，专人负责。

这是什么？大清朝开启了举国专案模式。

甚至，连秘密警察都用上了，“或改装易服，带同干役，参差行走”。乾隆皇帝严令苏州织造萨载在江南地区好好查。这个苏州织造，就是大清皇帝设在江南的秘密情报机构。

然后，老百姓呢？老百姓也没闲着。官府下了令，那就闻风而动，各种趁火打劫。最后，肯定是借着叫魂案，各种公报私仇。我说你是妖人，你就是妖人，然后往死里整。

但是，到了九、十月份，叫魂案却收尾了。乾隆皇帝下达诏命：

可见各该省隐瞒于前，复又塞责于后，而实在首恶，究属未得，徒使差役四出，滋扰闾阎，于政体殊未允协。此案现在竟可毋庸查办。

原因是大清官员中有明白人，一个是刘统勋、一个是傅恒。这两个人从最初就知道叫魂案完全是一场扯淡。但皇帝非要查，他俩也拦不住。拦不住，却也不能由着皇帝任性。

于是，这两个大学士要求各省把案件卷宗和人犯全送到京师会审。简单说，你们审了不算，必须得由朝廷审。朝廷一审，立即水落石出。什么人犯啊、妖人啊，大多都是乞丐、游僧、无赖和流浪汉，也全是屈打成招。

到这个时候，乾隆即便是个瞎子，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再加上这个两个大臣百般劝说，刘统勋是眼前红人，傅恒是自己的小舅子，乾隆也就赶紧适可而止了。

但是，政治案件就必须政治收场。什么叫政治？政治关注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统治。而统治是要靠官僚来实现的。所以，乾隆趁机对官僚集团搞了一次清洗：

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前江苏巡抚彰宝、安徽巡抚冯钤、浙江巡抚熊学鹏、山西巡抚永德等人，交部严处；山东巡抚富尼汉，干得最卖力，另外还有一个湖北程焘，分别以布政使降补；特别是那个浙江省，“所有江浙承办缉犯旋告旋释之州县等官，均着交与该督抚逐一查明，请旨革职”。

转过年来，又发生了一起“政治”性案件，乾隆再次处理了一大批官员。总计六十八个知县、二十二个知府、十四个道台、三十二个按察使、二十九个布政使、二十六个巡抚以及十四个总督，全被处理了。

今天回看，公元1768年的这场叫魂案，为什么演变成了一场大运动？

一个根子上的原因：满清统治者的不自信。

代表最高皇权的，有乾隆皇帝、有满清八旗贵族。这伙人一直没变的心态是：抢了汉人的江山。所以，危机意识特别重。为啥大清没出昏君？跟满清统治者的基因和传统，没啥关系。原因是这伙人不敢懈怠。你从乾隆的各种批示就能看出来，满满的都是不敢信任和不敢懈怠，危机意识特别重。明朝皇帝还能放心让东厂或锦衣卫负责情报工作，而大清则是皇帝直接兼任情报部长。为什么乾隆知道那么多事情？因为他就是大清帝国的首席情报大臣。

于是，行为逻辑必然事事连政治。事情到了皇帝那里，皇帝必须这么解读。

一个权力上的原因：皇权与官僚系统的博弈。

朱元璋废了宰相之后，就没有什么皇权和相权之争了。但问题更严重，演变成了最高皇权与整个官僚系统之争了。以前皇帝不开心了，那就换宰相，换一个不行、那就换两个，宰相多了、那就集体换。皇帝无论怎么折腾，也就折腾几个重臣。换完宰相之后，其他的洗牌工作交给宰相去干。朝堂也会出现血洗，但都是宰相操刀。然而，明清皇帝要洗牌，就要自己上；要换大臣，就要成批得换。而清朝统治者更为敏感，皇帝跟官僚系统的斗争只能更激烈。

于是，很多时候不是在就事论事地处理案件，而是拿案件说事。

一个社会上的原因：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

什么叫熟人社会？宗族乡村就是。什么是陌生人社会？市场城市就是。宋朝做到了陌生人社会的和睦相处，手段是开明专制。苏轼在科举答卷中都要分裂国家了，他弟弟苏辙更彪悍，抨击时弊都要骂皇帝了。然后呢？然后苏轼破纪录被取为第三等，苏辙紧跟其后。这就是开明，但也是自信。而清朝做不到这种自信，所以政治上没法开明。

然而，到乾隆的时候，大清的人口却由1.5亿干到了3亿。这个规模必然导致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切换。陌生人社会一定要遭遇就业的问题。因为宋朝足够开明，社会也足够活力，人际交互足够充分，所以就业能解决。而满清却无法解决。

乾隆时期的《吴县志》记载：地无不耕之土、水无不网之波，山无不采之木石，而终不足以供人之用。整个社会已经陷入了集体贫困。这是为什么？

不要管它是马尔萨斯陷阱还是社会的整体内卷化。简单说就是人际交互不够，社会活力释放不出来，经济无法实现质的超越。于是，这个陌生人社会建立不起来。

陌生人社会，一个物质上的问题是解决就业；一个精神上的问题是解决互信。北宋解决了，大清却无法解决。大量闲散的劳动力无法就业，就当了游僧、无赖、乞丐和流浪汉。这种情况下，社会互信还怎么建立？整个叫魂案中，被法办和处理的，大多是散于社会上的乞丐、流浪汉。这种人最弱，也最不稳定，更无法让安分良民放心，所以第一个成为牺牲品。

于是，社会不互信导致人际关系紧张，整个社会的神经都是绷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