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与张居正的区别是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乍一看严嵩和张居正没啥本质区别，例如：都是权臣、都是在大明朝一言九鼎，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贪污工作张居正也没少干、任人唯亲的事这两位都没少干、这两个人都没有得到善终等等。

可是这两个人在历史上的评价却截然不同：严嵩是一无是处的奸臣、权臣而已；张居正却号称是大明朝第一首辅、大明朝第一能臣，甚至有人说：如果没有张居正为大明朝延寿的话，大明朝早就一命呜呼了。

其实看一个大臣到底是：能臣还是奸臣、到底对社会有没有用，不要看他说了什么、也不要看他做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带来了什么。

举个最简单直接的例子：海瑞是一个清官、是一个好官，然而却是一个没啥大用处的官。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海瑞这个人是用来敬仰和膜拜的、是用来当做榜样使用的；可是实际使用价值却没有多少。海瑞说到底是太在乎流程的正义性了，而不会带来任何的实际收益。

一个人要看其出发点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对社会有益处，而不是看其过程的正义性。当然这是在古代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才产生的问题，现代社会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法制社会里面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

再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要想干成一件事，用规定和制度去办往往不会成功，可是请客吃饭外加送礼就会事半功倍的。

我们要看的不是有没有送礼、有没有请客吃饭的问题，我们要看的是到底办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只要这件事是好事、是对社会有益处的事，其实请客吃饭和送点礼也无所谓，起码事情是办了一件好事。

我们一起来分析两个问题：一是，严嵩和张居正到底干了点什么呢？二是，严嵩和张居正的本质区别又在哪里呢?

严嵩干的是大家都在干的事，张居正干了一件大家都不敢干的事情

严嵩其实没啥好说的了，历史上这样的人物特别多。他们的心中只有自己、只有自己手上的权力，谁要是威胁到他们享受人生、享受权力，严嵩一定会和谁血战到底的。

严嵩小时候是一个标准的“神童”：九岁入县学，十岁过县试，十九岁中举，二十五岁时，严嵩终于完成父亲的心愿，当上了官了。

大家不要忘了，著名的范进先生一直到50多岁才中举的，而且还激动地疯狂了，由此可见严嵩读书是多么的厉害了。

不过严嵩的起步虽然很早，可是也不算太顺利，一直都在基层干活没有进入权力核心机构——内阁。大明朝大家都知道：内阁才是核心权力系统，内阁首辅相当于半个皇帝了。

1536年这一年是严嵩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严嵩已经56岁了。在这一年里严嵩进京朝觐考察，因为表现优秀被嘉靖帝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正部级管理干部）。这样一来严嵩就成了朝廷的高级干部了，不过还是没有进入权力核心内阁。

1542年内阁首辅夏言因为性格问题：顶撞嘉庆外加坚持原则，被革职闲住了。此时已经60多岁的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达到了权力巅峰。

我们一起来看看：严嵩达到权力巅峰以后都干了点什么呢？

第一条：迎合，不顾一切地迎合嘉靖的喜好

嘉靖帝大家都知道的，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炼丹、吃丹、幻想着飞身和长生不老。严嵩对于嘉靖帝的这个爱好可谓是积极迎合，例如：帮助嘉靖修各种道观、写清辞（主要是严世蕃代笔）等等。

举个例子：嘉靖帝赏给了严嵩一顶特殊的帽子——香叶冠，这玩意应该是修仙的必备品了。嘉靖同时也赏给了别的大臣，可是人家只是敷衍一下嘉靖而已。可是严嵩连上朝都带着这个玩意，可谓是迎合到了极致。

总之一句话，严嵩迎合嘉靖到了极点，具体可参照和珅对于乾隆的表现。其实我认为迎合也没有问题毕竟大家都要生活，领导还是很重要的。最关键的是：严嵩在权力的使用方面出了问题。

第二条：大肆陷害忠良，铲除异己、打击报复，严重破坏官场生态

奸臣严嵩怂恿嘉靖皇帝罢黜夏言（当时首辅）。夏言被免职后，奸臣严嵩本着斩草除根的态度继续整夏言的黑材料，终因嘉靖皇帝的一时糊涂导致夏言被处死。被奸臣严嵩陷害过或借他人之手报复过的官员不计其数，比较出名的有：曾铣（兵部侍郎）、 仇鸾（甘肃军区司令）、大明第一硬汉杨继胜兵部武选司员外郎等等。

奸臣严嵩为了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本着非我族内其心必异的态度，残害的官员不计其数。

第三条：大肆买官卖官、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及各种交易

奸臣严嵩本着赚钱第一的态度从事为当官事业，对其权力的使用肆意妄为，加上嘉靖皇帝的疏忽大意，导致整个大明官场变成了奸臣严嵩谋取利益的平台。

严嵩本人私生活极不检点，在明知自己年老体弱不适合从事某种活动的情况下仍然娶多房侍妾，严重不顾别人的幸福生活。

对严嵩行为进行概括的话就是：拿着公家的权力干着自己的事情，权力在其手上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享受人生以及赚钱、打击异己才是生活的真谛。

一个人想得到权力是正常的，可是最重要的是看其得到权力后干了什么，他是拿着权力恣意妄为还是拿着权力干着对国、对民有意义的事情。

再来简单的说一下张居正干了点什么：

其实张居正在过程上与严嵩没有本质区别。张居正也贪污、张居正也打击异己、张居正也霸权，甚至连万历皇帝的权都被张居正给霸走了。

张居正也是会享受生活的，例如：出门坐的轿子据说用几十个人抬着，里面还有厕所；当然老婆也没有少娶等等。

看似一样，但是本质却不一样。按照现在的流行语言来说的话就是：张居正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为国为民的初心。张居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最高理想：富国强兵、利民而已。

张居正干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改革，史称“万历中兴”。张居正的改革主要涉及到了三个方面：

一是，对所有的官员进行绩效考核：考成法。说白了就是：用考核的手段来进行吏治整顿。

二是，张居正在对待边患问题上进行两手准备：不断地加强边境的防御和军事设施的建设；另外就是进行有效的谈判。这就方法就是典型的谈、打两手都要来，军事和外交一起运作。张居正当首辅的二十多年里面，边境没有发生大的战事基本稳定。

三是，一条鞭法。他开始丈量天下的土地，核查出豪强们隐瞒 的土地。主要目的很简单：找出瞒报的税收来增加国家的收入，他这叫做：劫富济贫法。

张居正的这些措施极大的增强了大明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可谓是实实在在地办了一件好事情。不过最终因为权力的分配问题以及对待万历的态度问题，张居正在死了以后被万历彻底地清算了一把。

看了这两位的工作内容大家有什么感受呢？我想说的是，严嵩干什么事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张居正干的有些事是为了这个国家。

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分析一下：严嵩和张居正的本质区别吧：

其实这两位的本质区别只有一条：出发点不同而已，也就是初心不一样以及有没有坚持初心的问题。

社会上有很多人，他们一开始想着也是为国为民、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可是在经历各种挫折、失败以及飞黄腾达以后，他们变了、他们失去了自我。他们也许变成了金钱的奴隶、也许变成了权力的奴隶。

这样的人其实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用处不大，他们掌握了资源以后、掌握了权力以后往往只干一件事情：不顾一切地保住到手的权力和财富，然后扫除一切威胁他们权力的人、最后想着是如何永远的把权力保持下去。这样的人爬得越高对国家伤害越大。

严嵩就是这样的人，他发奋读书、小心做官、积极迎合嘉靖帝，核心目的只有一个：爬上权力的巅峰。可是到了权力的巅峰以后严嵩就迷失了自我，也许他以前是一个好官、一个有理想和抱负的人，也是想着为国为民做点事情的。

可是严嵩最后变了、他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忘记了自己为官的目的，变成了权力的奴隶、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甚至是冷血的权力机器而已。

我们反观一下张居正就会发现，前面的路他和严嵩是一样的。张居正也是为了权力、也是有了权力以后开始享受人生、也是毫不犹豫地铲除异己的。

可是张居正把这些事情干完以后、到达权力巅峰以后，他与严嵩最大的区别就是：张居正没有忘记来时的理想和抱负、没有忘记初心；张居正得到权力的目的不单单是享受人生和保住权力；张居正还干活、还没有忘记自己那颗为国为民的初心。

以上就是严嵩和张居正的本质区别：严嵩是得到权力以后开始迷失自我，成为了权力的奴隶；张居正得到权力以后开始改革、开始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进行不懈的努力。

最后我想说，人与人最大的区别：不是得到权力过程的区别，因为一个法制不健全的社会里，不用手段、不去迎合是不行的。好人与坏人、权臣和能臣最大的区别就是：看他得到权力以后，用这个权力去干了什么——是一味地为自己谋财、谋利还是为了这个国家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严嵩和张居正的区别根本在于：严嵩被主流定位为奸臣，张居正被定位为能臣。总体上说，二人有如下区别。

（1）严嵩是在嘉靖皇帝掌握全局情况下，在满足皇帝需求下的一种“注定变化”，他本质上是代嘉靖受过。

《明史》中，严嵩和胡惟庸等列入《奸臣》录。其入阁廿载，首辅达十五载。然而，从严嵩倒台开始到明亡，严嵩一直被当做奸臣对待。因此，恐怕也就没人说《明史》黑明朝了。可以说，严嵩的恶证主要是：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 。

其实，这些指控只要是干事儿的权高位重者都可以被指责。就以“窃弄威柄”为例。在明朝，没有后宫专权、没有外戚专政、没有权臣当道（张居正应该是最近似的）、没有宦官专权（皇帝消灭宦官都非常容易），也就是说，皇权“无时无刻”不再掌握着朝堂的一举一动。对于这一点，明朝人对此其实非常清楚：

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嘉靖）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

李维桢（1547-1626，编纂过《穆宗实录》礼部尚书）：斋居数十年，图廽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 。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通过这点我们可知，嘉靖朝的各种问题的根结不再臣而在于君。嘉靖做皇帝期间，从北边的蒙古、到南边的交趾、东南的倭寇齐发，各种问题频发，许多都是自身问题导致。而严嵩在许多问题上都不同意嘉靖的做法，例如对“禁海”问题。倭寇问题从元朝就有，但为什么嘉靖时期突然严重化了？嘉靖难辞其咎。

那么，在这样的皇帝下做首辅能怎样？只能是满足嘉靖前提下去做官。你说贪腐？徐阶比他贪的并不少；比如害人，徐阶陷害高拱、胡宗宪等人也不比严嵩仁慈且厚道；比如谄媚嘉靖写青词，问题的关键是哪位大臣不写呀。写得好就是谄媚吗？

皇帝是不在乎你贪的，在乎的是贪的时候你给皇帝留多少、干了多少事儿、闯没闯祸等。因此，我对严嵩的态度就是：能臣一位，奸臣一个。

（2）张居正则是在万历弱小下，在满足社会变革需求下的“功高震主”，他本质上是“皇权无情”的表现。

相对来说，张居正评价就很容易了：孤儿寡母下，拜朱棣、朱瞻基等祖先所创立的内阁制和厂卫制度，以及朱元璋所确立的“儒家治国”的方略，张居正只能与太监冯保合作为万历“勤奋”打工。

但因为能力强、有魄力，工作成绩非常优秀。因此，严嵩有的那些问题他其实也有。但因为任职首辅十年、病逝也早（57岁可不大），所以，相对问题就轻了许多。人们的评价就相对客观，例如王锡爵就在万历清算张居正时表示反对。

王锡爵就认为人已经死了，有多大的矛盾、多大的恨呀，该放下了。

又给次辅余有丁写信，希望不要“墙倒众人推”，应该实事求是地去评价张居正，并警告一些人“以势交者必以势败”——不要人家受宠的时候就讨好，倒台了就破鼓万人锤。太不厚道。

由此可见，在当时、后世人们对张居正还是有一定同情的。《明史》给予张居正的评价我觉得比较贴切：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

谢谢受邀回答石塘网！

张居正，严嵩都是朝廷大员，担任过要职。

张居正担任过“内阁首辅”，宰相级别，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甚至皇上也要“惧”怕他三分。任内进行变法，即所谓的“一条辫法”，他的变法历史上号称与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齐名，历史上也算留下过一段深深“刻痕”的能人。

严嵩似乎是“官位”没有做过张居正，且后世历来评价负面，评论多以“奸”字当头；政绩上严嵩似乎也没有留下什么“遗产”，仅属玩弄权谋之辈。而后人对张居正的的评价是有誉有毁、誉毁参半。

至于说严嵩与张居正的区别，主要在于：张居正做过“惊天动地”之变法，时至今日后世仍在评论（前几年还专门拍了张居正电视连续剧）；而严嵩严大人，除了留下“骂”名外，未见留下什么值得后人“讨论”的东西。

张居正、严嵩在那时候都属“晚节不保”，但区别在于：

张居正身前荣耀，隆重葬礼过后，才被开棺辱尸，殃及家人；但随后朝廷又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谥号！

而严嵩则是晚景凄惨、忧忧而终；且至今也未得见有“平反”一说，算是盖棺定论的！

（本人因与张姓沾亲带故，评论尽量保证客观、公正）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设立丞相，但是后来由于胡惟庸案的爆发，为了加强皇权而废除了丞相。

建文四年的时候，设置内阁，形成新的权力中枢，起初内阁大学士只是顾问的身份，并没有参与权力分配当中，到后来随着明朝各种奇葩皇帝的出现，皇帝荒于政事，只得依靠内阁来运行国家机器。

要说明朝在位时间长，还比较惰政的两位皇帝，一个是嘉靖皇帝，一个是万历皇帝，这爷孙俩，一个在位四十五年，一个在位四十八年，加在一起将近百年了，然而有趣的是，这爷孙俩都是几十年不上朝的主。

皇帝不上朝或者无法处理政务，内阁的作用就凸显了出现，嘉靖朝凸显出权臣严嵩，万历朝出现了权臣张居正，两个人作为大明王朝最出名首辅，是有着很多相同点的，两者都是权臣，又都做了很多事情。

要说区别的话，应该是，严嵩遇到了不靠谱的嘉靖，张居正遇到了年幼的万历。

严嵩：嘉靖皇帝的一块抹布，用脏了就得扔

严嵩虽然出身寒门，但是从小就聪明，尤其擅长音乐和对联，从宋代之后，科举取士制度的逐渐成熟，也为一些底层的读书人提供了机会，严嵩通过自己的才华以及努力，在科举考试中以进士二甲第二，庶吉士入翰林院。

在为官前期。严嵩广泛好评，但是在刘瑾执政时排斥南方官员，江西官僚纷纷辞官，严嵩旋丁忧归里，在其家乡钤山之麓建钤山堂隐居读书八年。

一直到正德十一年，才还朝复官，一直到嘉靖即位，严嵩被升为南京翰林院侍读，四年后升国子监祭酒回到北京。

在这段时间，严嵩逐渐不再批评朝政，自认为“工资不够养家，学问也没有成就”，开始追求功名利禄。后受到嘉靖倚重，成为他的心腹，在经历多次政治斗争后，严嵩最终成为首辅，宰执天下。

受以前文学艺术的影响，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藩的口碑极差，在人们的印象中，严嵩是一个贪得无厌、陷害忠良的人呢，单论他们所为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能够下狱杀头乃至于灭门的重罪，他们心里也很清楚自己所犯的罪恶，当然也就惶惶不可终日，当然也就必然绞尽脑汁妄图谋求一个既能作威作福又能明哲保身的万全之道。

尤其是在结党营私这条路上，严嵩更是为人所诟病，实际上明朝党争并非一天两天，嘉靖更是擅长平衡权臣，扶持一派打倒一派，这样才能使得帝王的权力最大化。

在《明史》中评价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倒是比较符合人们的价值观念，但是这并不是完全的严嵩，严嵩其实还算是一个干臣，只不过嘉靖多年不上朝，很多锅都被严嵩背了。

总体上来说，严嵩并非没有能力，只不过他没有遇到一个好的皇帝，严嵩于嘉靖，其实就像一块抹布，帮助嘉庆擦拭一切肮脏的东西，当然，难逃最后抛弃的命运。

张居正：做一名优秀的帝王师究竟有多难

张居正，1572年47岁的张居正，名正言顺成为内阁首辅，开启了被称为明王朝暮色中最后耀眼光辉的十年。

张居正从小也是个天才，可他的家境并不好，尽管13岁就中了秀才，但他的官路却十分坎坷。经过十几年的残酷斗争，前赴后继陪葬了那么多官僚之后，张居正终于爬到了这个位置。

张居正上台之后就要改革，而且他认为只要目的达到了，多卑劣，多肮脏，他都不在乎。

即使为国家做了那么多的事情，百姓也未必爱戴他，在一条鞭法中，老百姓也深受其苦。

其实，就连他的学生，万历皇帝也不理解张居正，张居正能够做出如此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万历皇帝年幼，张居正又是打着帝王师的旗号主持朝政。

然而当张居正去世后，就遭遇各种各样的“鞭尸”，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符合传统儒家道德标准的人，很多贪官有的特征他都有。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的出现，让明朝推迟四十年灭亡，中兴了一个王朝，但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清官。

为了站到权力核心，他可以和李太后暧昧，可以和太监称兄道弟，可以被人骂，可以被人误解，他都无所谓。

张居正结局很惨，被抄家，子孙后代被流放的流放，饿死的饿死，自己也差点被拖出来鞭尸。所谓的改革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被长久的采用。

可以说，严嵩与张居正在共同点上更多一点，在区别上还真就不多，假如两个人互换一下，还真就分不出谁是谁！

这个问题挺有深度的，虽然后世对于两人的评价大相径庭，但是两位处于同一时代的内阁首辅确实有着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权势滔天、党同伐异，骄奢淫逸，结局都没有善终，不过如果从他们的出发点来观察就可以清晰的看出两人之间的区别，且容笔者细细道来！

严嵩

严嵩是嘉靖帝时期的内阁首辅，是嘉靖皇帝最为宠信之人，但请大家注意，严嵩只是嘉靖宠信的人，他所有的权势都掌握在皇帝的手里面，嘉靖是大明朝最会御下的皇帝，所以能够在几十年不上朝的情况下依然牢牢把持朝局，这一点虽然他的孙子万历也学的不错，但是对比修仙的爷爷还是差了几分，因此严嵩内阁首辅的位置看似高高在上，但是并不牢靠，嘉靖一句话就可以把他打落凡尘。所以严嵩必须要站在皇帝的一边，他所有的行动必须要符合皇帝的意志，其实说的难听点严嵩只是嘉靖的奴仆，是要按照主子的眼神行事的，他忠于的始终是嘉靖帝一个人！

张居正

张居正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师从徐介，是万历的帝师，也是万历朝的内阁首辅，在官阶方面虽然和严嵩没有大的区别，但是因为万历登上皇位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在亲政之前所有的权利其实都是掌握在张居正、李皇后和冯宝的手里的，即便万历亲政之后，张居正依然是以帝师的身份出现在皇上的面前，乃至最后世人只知有张太岳而不知有皇帝的程度，可见张居正权势之大。好在张居正一心只为大明社稷着想，本人并无丝毫不臣之心，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振兴大明，虽然改革的过程中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打压排挤，他却始终无怨无悔，终于在任期内实行了一条鞭的政策，让大明在万历年间出现中兴的局面。

由于两个人的出发点不同，最后的结局也各不相同，虽然最终都遭到了当权者的反攻倒算，但是历史给了两个人最为公平的评价，严嵩的结党营私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没有为大明朝做出一个内阁首辅应该做出的贡献，而张居正尽管也被列入权臣的行列，但是他一心为国为民，即便有些手段看起来并不是十分光彩，但最终依然被视为是一位鞠躬尽瘁的治世能臣，这就是两个人最大的区别！

最近，刚好准备写一篇有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方面的文章。为此，收集了一些资料，其中有一个人的观点，非常适合来回答这个问题，分享给题主和读者。

清人何曰愈在《存诚斋文集》卷二《张居正论》中这样论述权臣和重臣：

苏子由（即苏辙）谓天下有权臣、重臣，论之当矣。盖二者心迹迥殊而行常相似。以一身系天下安危，凡有利于国家者，独断独行，威震其主，虽万口腾谤而不顾者，重臣也……。以喜怒为威福，以从违为爱憎，独断独行，威震其主，虽万口腾谤而不顾者，权臣也……。重臣以天下为己任，其志在于利国，祸福生死不与焉；权臣视天下为奇货，其志在于遂私，祸福死生亦不与焉。故二者行常相似而心迹迥殊。

严嵩与张居正的相同点

严嵩与张居正的相同点，确实是同为明朝首辅，同样是权臣，同样是贪腐，同样党同伐异，同样维持了当时的政治秩序，也同样被否定了功绩。

当然，比较而言，张居正的权要远大于严嵩，张居正真正是“摄天下”，而严嵩之上还有历史上以权谋、聪明闻名的嘉靖皇帝；张居正的贪要远少于严嵩，毕竟张居正目的明确，贪腐只是顺带的；至于功绩被否定，则差异巨大，严嵩的所谓功绩几乎是被一棍子打死，而张居正去世后虽然遭到政治清算，但功绩还是被承认的，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更是受到了后人的高度称赞。

严嵩与张居正的不同点

何曰愈的论点“盖二者心迹迥殊而行常相似”，确实说到了点子上，严嵩与张居正的最大不同点正是“心迹迥殊”。所谓 “心迹迥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格局不同，目的不同，目标不同。严嵩是为私，张居正则是为公。

张居正的改革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固邦安民，为此不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在《张文忠公全集·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中，张居正借用郑子产的话表明心迹）。最为可贵的是，张居正顶住了压力，使尽了手段，不顾生死，不计毁誉，成就了利在当代、影响后世的“万历新政”。

与他同时代的海瑞，认为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其实不然，以张居正的智谋和眼光，并不是“拙于谋身”，而是明白不惜身方可谋国罢了。只是没有预料到的是，他没有享受到商鞅人亡政续的待遇，而是人亡政息。明朝覆亡前，尚书李日宣不得不感叹张居正“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小结：张居正应当是重臣而不是权臣，即使是权臣，亦是忠臣、能臣，而严嵩则是权臣，也是奸臣、佞臣。“二者行常相似而心迹迥殊”，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后世评价差别巨大的根本原因。

附何曰愈简介

何曰愈（1793—1872年），字云陔（一作云畡），号退庵，广东香山人。生于乾隆五十八年，卒于同治十一年，享年八十岁。道光初，官四川会理知州。此归，适洪杨军入川，为当道陈机宜，不能用。乃退居灌县，莳花种竹自娱，后归，卒于家。子璟，官至闽浙总督。曰愈著有《存诚斋文集》十四卷，《余甘轩诗集》十二卷，《退庵诗话》十六卷，《清史稿列传》传于世。

何曰愈治边治夷很有经验，可惜洪杨之乱时，数陈机宜，而不能用。

严嵩和张居正有共同点，都是权臣，都勾结内监，都贪污腐败。

严嵩和张居正有不同点，严嵩是奸臣，馋臣，逢君之恶，结党营私，恩将仇报。张居正是能臣，是干吏，实心用事，为国为民。

严嵩怎么做奸臣逢君之恶的呢？

嘉靖帝喜欢钱财，大兴土木，严嵩父子就曲意逢迎，帮嘉靖帝搜刮民财。嘉靖帝喜欢修道求仙，严嵩就拼尽全力，绞尽脑汁，帮嘉靖帝写青词，是有名的青词宰相。作为内阁首辅，实际上的宰相，他不劝谏嘉靖帝用心国事，反而助长他大兴土木，求仙求道。这不是奸臣什么是奸臣？

严嵩是怎么做小人恩将仇报的呢？

夏言做内阁首辅的时候，把严嵩提拔到内阁做次辅，结果严嵩几次三番要整死夏言。他在嘉靖帝那里说夏言的坏话，老泪纵横，装作夏言欺负死他了，他受尽委屈了。结果夏言被嘉靖下令致仕。

后来夏言又回来了，又做了首辅，严嵩退居次辅，严嵩想，不弄死夏言，自己首辅就做不稳当。于是就趁着陕西三边总制曾銑上疏要收复关外失地的机会，在嘉靖面前构陷夏言跟曾銑内外勾结，要造反。最后夏言终于被杀。恩将仇报的小人，就是严嵩这种人。

反观张居正，对于提拔过自己的徐阶，至少没有落井下石。

对于为国家干实事，张居正更是超过严嵩百倍。东南抗倭，除了胡宗宪，剩下的戚继光，俞大猷，谭纶等等，可都不是严党的人。

北边的俺答，在严嵩主政内阁期间，屡次进犯劫掠边关内地，甚至打到了北京城。而严嵩却没办法有效解决，还想议和。徐阶高拱一上台，重用王崇古、谭纶等人，北边基本没有了大威胁。到张居正时，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人，边关更是安宁了几十年。

张居正主持明朝内阁的时候，积极改革，整顿吏治，创制考成法，一条鞭法，对国民，经济，朝廷，税收，都有一定的好处。严嵩当首辅时又干了些啥啊？作恶多端，陷害忠良，逢君之恶。大奸臣一个。

当然，严嵩张居正他们的的同点就不用多说了，勾结内监，擅权，贪污，腐败。

严嵩与张居正其实有很多共同点，两人都担任过内阁首辅，在他们权倾朝野时，个人作风却都为人诟病。话虽如此，民间对严嵩和张居正的评价，却是两极分化。前者是奸臣的代名词，遗臭万年；后者则是褒过于贬，为救时名相，流芳百世。不过他们二人的区别也是有不少的。

一、媚君与辅君，人臣之得失

严嵩与张居正，一个是一代奸相，一个是改革名臣，很多人将其中原因归结于他们自身的性格问题，这固然有一方面；但最重要的是，二人所处的时代，有着明显的不同。

君君臣臣，君若不君，臣必不臣也。严嵩担任内阁首辅时，皇帝还是嘉靖帝，这位鼎鼎大名的“修道”皇帝，一向以刚愎自用、独断专行闻名，与“好闻圣意”又善“拍马屁”的严嵩，可谓一拍即合。

按史料记载，严嵩少时是颇为出名的神童，在初入官场时，也曾有自己的坚持和操守，是个还算正直的读书人。只可惜，严嵩却迟迟无法出头；而真正让他博得嘉靖青睐的，竟然只是一篇青词。

所谓青词，为斋醮仪式中献给天神所用，嘉靖帝沉迷修道，对青词内容无比重视。在当时，唯有严嵩所作的青词，能让他感到满意。于是，严嵩很快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尝到了甜头的严嵩彻底明白了“为官之道”，他一边大肆收受贿赂，一边将其中珍宝尽数献给嘉靖；一边又不遗余力地“拍马屁”，嘉靖帝沉迷修道，他便在此事上大做文章，花费无数心力为嘉靖帝网罗各类方士和修道奇方。此过程中所耗之钱财、人力、物力，已经达到颇为恐怖的数字。

与严嵩的献媚邀宠不同，张居正能步入内阁首辅，多是凭借自身才干。在世宗、穆宗相继薨逝后，年仅十岁的明神宗继位。这一年，高拱退位，张居正接任内阁首辅之位。

面对各种加官进爵，张居正“固辞不受”，还一心一意辅佐起小皇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万历新政”，便从此开始了。

二、弱国与强国，朝政之得失

在个人能力上，严嵩未必输给张居正，但在不同的朝政环境下，两人进位内阁首辅的办法，却是截然不同。严嵩靠溜须拍马，张居正却是真的有才干，并能将其付诸实践。

可以说，严嵩执政，是平白损耗国力，而张居正执政期间，大明国力反而有中兴气象。二人政绩，天差地别，较为突出的当为吏治。严嵩为“相”时，则“政以贿成,，官以赂授”，一个六品通判，花五百两银子就能买到，令多少立志报国的读书人心灰意冷。

反观张居正，在万历元年（1573年）时就推行了“考成法”，以考试的方式对内阁乃至六科官员进行考核、评判。达者为先，次者落选，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很快就提高了不止一层，从而彻底改变了过去“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现象。

为何同为首辅，张居正与严嵩会相差这么多？这还要回到开头提到的“朝政环境”。张居正掌权时，是小皇帝的老师，与太后李氏以及“大伴”冯保都交情甚笃，在最高统治阶层的支持下，张居正的政令总能有条不紊地实施下去。

政通人和，上下一心。尤其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推行，更是让国家财政一改往日倾颓之风，短短数年间，便国库充盈，以致“太仓积粟可供十年之用、太仆积金多达四百余万”。

反观严嵩，却只会“收礼”与“献媚”，不问朝政措施。在他眼中，嘉靖帝的个人喜好才是第一，至于国家强弱、政令法度，都要为其让路。因此，严嵩生错了地方，倘若他少时入宫，成为嘉靖帝的“大伴”，必然会是个贴心总管。可惜他却生于官场，在其位不谋其政，导致国家一片萧条，民怨沸腾。

三、掠民与富民，民意的诉求

好钢用在刀刃上。张居正执政期间，重视民生，从不铺张浪费。抛开其个人作风不谈，张居正力主节省“一切无益之费”，将钱都花在民生乃至边关防务上。著名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就是在张居正的支持下，才屡屡击败来犯敌军，扬大明国威于海内外。

国家富足，百姓看在眼里；国家强盛，百姓感同身受，他们以自身角度出发，便会认为张居正之所作为，利国利民，值得交口称赞。相反的是，严嵩虽权倾朝野，却经常欺上瞒下，利用世宗喜恶来铲除异己。朝中以忠直闻名的沈鍊、杨继盛等人，皆因与严嵩政见不合，而惨遭其毒手。

沈、杨以及其他忠臣，在民间风评较好，听闻他们遇害，百姓感同身受。当时又逢天灾人祸，朝廷不派人赈灾也就罢了，反而加大赋税徭役。百姓不明就里，也不敢痛骂皇帝，只好便将所有错误抛在严嵩身上，对其无比痛恨。

民意何等可怕？张居正与严嵩一忠一奸的历史形象，与他们在民间的风评，有着莫大关系。这种思想倾向，曾一度影响到史书的编撰。

四、奸臣与忠臣，正史的判定

是以，史家对张居正和严嵩的判定，也截然不同。张居正实为中兴之相，为“万历新政”鞠躬尽瘁，赢得后人诸多好评。崇祯帝甚至直言：“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梁启超更是将张居正推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

反观严嵩，被批为“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后来，他还被收入《明史·奸臣列传》中，成为有明一代“六大奸臣”之一。而民间谈及这位奸相时，也多将其代入为“蔡京”“秦桧”这样祸国殃民的大恶人。

在民间风评以及史家“盖棺定论”般的总结下，张居正与严嵩这一忠一奸，可谓形成了强烈反差。也正因如此，他们二人也经常被后人拿来对比，以警醒世人。

参考资料：《明史》《明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