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弹尽粮绝时，为什么感觉西方大多会投降，东方大多同归于尽？

以前我也不明白，后来读了史书，看到那两段悲壮的传奇，我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汉唐军魂已经被刻进了我们民族的基因。

第一段：十三将士归玉门。

自从王莽篡汉后，中原爆发了光武帝刘秀复辟汉室的战争，无暇顾及西域，匈奴以及西域各国蠢蠢欲动，西域逐渐失去控制。

到了汉明帝末期，东汉国力得到恢复，于公元74年，重新设立西域都护，任命耿恭和关宠为戊已校尉。

匈奴眼见汉朝重新掌控西域，十分不爽，于公元75年，派兵2万进攻西域。

此时汉朝在西域的驻地，分别由耿恭率军驻扎金蒲城，关宠驻军柳中城，两个地方各自只有数百人的驻军。

加在一起最多也就一千多人，他们将独自面对匈奴和车师联军数万人的进攻。

耿恭在击退匈奴第一次进攻后，带着部队转移到物资更充足一些的疏勒城据守。

在匈奴大军几度围攻下，他们几乎弹尽粮绝。

城里的饮用水、物资、食物全都短缺，他们最后不得不将马粪榨干了喝马粪汁，把铠甲、弓弩煮了吃上面的皮革。

就这样，在匈奴的连番进攻下，他们坚守了一年，匈奴派人劝降，耿恭干脆直接杀了匈奴使者，以示决不投降的决心。

汉章帝登基后，才发现西域驻军被围困很久了，于是派出7000人的援兵赶往救援。

汉军援兵先到达关宠所在的柳中城，大败匈奴、车师联军，斩首3800级，俘获物资无数。

随后分兵2000赶往疏勒城救援耿恭，当援兵到来时，城中仅剩26人，他们已经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骨瘦如柴。

在回撤玉门关途中，还要继续与追兵交战，要面对恶劣的天气和自然环境。

最终安全抵达玉门关的，只剩下13人！

玉门关守将见到这些英勇无畏的将士，决定亲自上书朝廷，为他们请功，他的那封奏疏上有这么一段话：

恭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前后杀伤丑虏数百千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恭之节义，古今未有。宜蒙显爵，以厉将帅。

这里面的那句话：不为大汉耻！这五个大字就是这些将士们的精神力量。

后来，写《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这样写道：

余初读苏武传，感其茹毛穷海，不为大汉羞。后览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觉涕之无从。嗟哉，义重于生，以至是乎！

不为大汉羞、不为大汉耻！这些文字，就是当时的汉帝国精神，是信仰。

汉朝最伟大的地方不是打败了匈奴，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军事、经济文化等活动以及对国民的教育，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带来了民众在国家意识上的觉醒。

汉帝国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国家责任感。

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为国效力是责任，为国捐躯是光荣，投降敌军、背弃祖国是耻辱，这是汉朝的主流价值观。

而耿恭以及所率领的汉军将士死守不降的事迹，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不放弃、不抛弃精神，以投降为耻，以战死为荣，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军魂。

这段传奇彪炳史册，然而700年后，历史再次重演，不幸的是，700年后的唐帝国再无力派出一兵一卒救援。

第二段：郭昕孤军守卫大唐西域42载。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为了平乱，先后抽调了安西、北廷都护、河西的兵力，导致西域空虚。

为了稳定这些地方，在郭子仪的建议下，唐朝于766年派出郭子仪的侄子郭昕前往巡抚河西、安西等地。

但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内部又发生了多起叛乱，还一度被吐蕃国攻陷长安，无暇顾及西域。

吐蕃正好处于国力上升期，趁机攻陷河西走廊，断绝了中原和西域的联系，唐朝一度认为西域已经沦陷。

但事实上，郭昕联合了北廷都护、沙陀、回鹘部落，一直在抵抗吐蕃国进攻，他们一直不断派人前往长安报信，但都有去无回。

直到781年，安西、北廷驻军绕过河西，改道由北方草原经过回鹘境内，辗转千里，才到达长安，上报朝廷。

唐德宗这才发现，原来西域还在自己手里，大为感动，当场嘉奖了郭昕等人。

封郭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观察使，李元忠封为北廷大都护，安西四镇将士一律破格提拔升7级。

此时，他们已经在西域独自坚守了十几年，这些嘉奖，对他们的现实意义却不大！

因为他们最需要的是，大唐能够派出援兵，甚至派兵收复河西走廊，打通西域和中原的联系，不然西域将一直孤军奋战。

可此时的唐帝国，早已病入膏肓，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时有叛乱发生，国库空虚，根本没有能力派出一兵一卒给他们支援。

在这样的环境下，郭昕与李元忠一起又坚守了几年，一直到786年，李元忠去世后，形势突变。

吐蕃先攻破沙陀、回鹘部落，再攻占北廷都护府，安西军直接陷入完全的孤立无援境地。

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在坚守，郭昕发动军民，大力搞生产，发展经济，铸造钱币，尽力自给物资。

到了789年，有一名叫悟空的高僧回国，途经安西都护府，他挨个去拜访了安西四镇的节度使，最后发现四个地方的节度使都在坐镇各自的驻地。

这一刻，安西四镇依然在大唐手中，郭昕和他的安西军在此已经坚守23年。

790年，安西四镇之一的于阗城陷落，但安西四镇最后的沦陷时间，在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有学者推测是在808年，安西四镇全境沦陷。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最后一刻，吐蕃大军攻入城池的那一刻。

白发苍苍的郭昕带着一群衣着破烂不堪，食不果腹而瘦骨嶙峋的白发兵，发起了最后的冲锋，直到全体战死的悲壮场面！

按照808年，安西四镇沦陷来算，郭昕在这里以一地之力，孤军坚守了42年，北廷、沙陀、回鹘部落沦陷后，以完全的孤军坚守了19年。

虽然，史书上没有像汉朝的耿恭那样有精彩的评述，但一首流传的诗可以传达他们的精神。

满城尽白发，死不丢陌刀，独抗五十载，怎敢忘大唐？

这诗是谁写的，我实在没找到出处，但可视作对唐帝国军队精神的一种概括。

如果一定要找到东西方军队在弹尽粮绝时，为何东方大多选择同归于尽的原因，我觉得这两段传奇历史能说明一切。

汉唐时代的那种义重于生，不为大汉羞、不为大汉耻的精神已经刻进了这个民族的基因。

汉唐军魂今犹在！这就是原因。

有网友问：战场上弹尽粮绝时，为何西方大多会投降，东方大多同归于尽？其实这个说法，首先是不正确的。在西方也有很多打到最后时刻的部队。在东方也有还没有打光弹药，就举手投降的战例。

这就好像英国历史学家艾伯特.西顿所说的那样：大俄罗斯人的明显特点是顽固、狡猾、精力充沛。他们所在地区气候恶劣，土地贫瘠，再加上亚洲人的入侵和鞑靼人的统治，可能还大量混入了芬兰人的血统，所有这些，使这个民族具有自己的特点。大俄罗斯人确实勇敢，不屈不挠，他们通常都很爱国，深深热爱自己的家乡。

所有俄国人都难以揣测，脾气容易产生急剧变化。这种性格反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方式上。有时部队非常顽强地进行殊死的战斗，有时则自暴自弃，溜之大吉。

大俄罗斯人比其他东欧和西欧的斯拉夫民族(波兰人除外)都更有天赋的军人性格。很难说他们比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强，或者比芬兰人、芬兰血统瑞典人和德国人劣。这种估计完全基于单个人的特性，而没有考虑领导、训练和装备的作用。

也没有考虑对苏联军人家庭成员生命的严重威胁，更没有考虑督战队手枪所产生的作用。这些督战队的手枪可以确保士兵从麻木不仁和低沉的情绪中苏醒过来，并注入惊人的活力和战斗力。

能不能战斗到最后时刻，完全要看，控制力，组织力，信仰，鼓动能力，还有对家人安全的威胁程度，与是西方军队，还是东方军队无关。比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在所有战场，基本上都是一触即溃，英军的伤亡基本都在二位数以下。

但是在镇江，英军投入了整个第一次鸦片战争最大兵力，7000人，但是却遭到了整个鸦片战争最顽强的抵抗和最大伤亡损失。1700名八旗军与7000英军血战，并且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唯一敢于与英军白刃战的部队，此战，英国伤亡172人，等于整个鸦片战争其他战场，比如虎门，广州，定海，厦门和吴淞等战斗，英军伤亡的总和。

这是因为，这些八旗军的家人就在城内，他们必须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战斗到最后一刻。在抗战当中的衡阳会战，第10军的4个师，可以战斗到只剩下1.3万重伤员，做到了打到最后一个人。

是因为，第10军的控制力和组织力超强，所有军官都是有战斗经验，并且坚信抗战胜利的黄埔学生，大部分士兵都是有战场经验的老兵。而且军纪非常严酷，这些就是，第10军可以在衡阳大战日军47天，抗战其他很多防御战，守军却快速崩溃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整体确实是如此，但也总有例外。比如东方的印度、泰国，一般不都太会选择同归于尽；还有二战时期的欧洲，一些被“深度洗脑”了的纳粹忠实信徒，无论军民，都打了鸡血一般的誓言坚持死战，号称“要么胜利，要么灭亡”。

不过，对于投降的认知，东西方文化圈之间，曾经一度还是存在着明显差异的。

在东方文化中，像咱们中国，素来把“马革裹尸”看作军人的崇高信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军的人一种光荣归宿。而投降行为，则属于辱没祖宗的巨大耻辱；

古代和近代日本，更是把类似理念进行了“极端化”的发挥。到了二战时期，在军国主义思想的忽悠下，几乎全体军民都以“玉碎”为荣，日本的官方和民间也通过各种形式，无孔不入的对这种行为进行大肆褒奖和鼓励——以自己的血肉之群进行“万岁冲锋”后，本人的排位放入靖国神社，才算得上活出了最高境界。

还有虽然长着一副西洋人面孔，但骨子里“很东方”的苏联/俄罗斯人，也极度鄙视“投降行为”，甚至在某些特定时代，还出台过一些异常严苛的法令。

比如，卫国战争初期，鉴于被动挨打的苏军大规模成建制投降的不利局面，1941年8月颁布的第270号命令。

这项命令的主要议题是——任何开小差或是向敌军投降的官兵，都被视为叛国罪。

命令还很具体的指出——

陷入敌人包围的各单位和部队应义无反顾地战斗到底，用生命保护自己的装备

这句，很典型的东方传统思维，东西比人命值钱。

......如果被敌人包围，那么每个军人都要战斗到底......如果官兵不组织积极的抵抗，而是选择投降，那么可以从空中或地面采取任何手段除掉他们。

同时，向敌人投降的官兵家属将被剥夺所享受的国家公民权利。

整个命令用斯大林他老人家自己的话，可以总结为——“我们苏维埃只有烈士，没有俘虏和逃兵”。

这么看，除了历来提倡忠君、服从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连俄罗斯人也是这么个选择倾向，而且在一些极端情形下，做的还更为决绝。

要说纯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似乎并不能解释全部。

客观看，中苏日韩的政体，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一直属于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历史上经历过很长时间的集权政治统治岁月。

在这种统治模式下，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就是重整体利益，相对轻视个体存在。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人们总会被从小教育，要为了大我牺牲小我；为了大家只能牺牲小家的，这才是最高尚的选择，否则就成了叛徒、罪人。

再看西方。比如，美国就是个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在他们看来，国家的存在，政府的运行，首要考虑的，就是要保障每个公民本身的利益和安全。只有将个体生命和个人幸福视为优先价值的国家和政府，它的人民才会有觉悟去捍卫它，才会真心为国而战。因而，在小我和大我上，他们更倾向于“小我”。

在这种价值观和民族意识进而也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军事文化。因此，在西方，士兵失去作战能力之后投降，保全生命，并不会认为有损军人的荣誉。

所以，我们看到，西方军事活动中，在弹尽援绝、受伤等情况下，他们一般不怎么“硬撑着”，而是从容的选择投降，回国以后通常也不会被为难，甚至还能享受到一定的待遇。

当年的日本投降仪式上，美军就专门邀请了几名经历过“ 巴丹死亡行军”的战俘参加，他们与那些在正面战场上对敌战斗的官兵们，一同被视为了国家英雄。

美军的军事手册中规定，以下三种情况可以选择投：1.弹尽粮绝；2.孤立无援；3.伤亡率60%以上。当然，这都是基本条件，具体还得视情况而定。

甚至在不同的时期，美军官方还很贴心的给他们准备了“求救书”（又被咱们戏称为“投降书”）。

比如下图，是越战中，美国大兵的“投降书”。用了简体汉字加汉语拼音——“我是美国公民，我不会说中国话，我不幸要请你帮助我找到粮食、住所和保护，请你同我到能够给我安全和想法让我回去美国的人那里，美国政府一定大大酬谢你们。”

这话说的倒挺实在，但是语病太多。

还有伊战版本的，内容差不多，也就是求保护，给吃喝，然后带到安全地带跟自己人汇合，有“好处”回报等等。但加了一句，“要凭此号码及我的名字，领取丰厚的奖赏”。

其实，说了这么多，都主要都集中在了文化理念和社会形态方面，但还有一点，也不可忽略，那就是，近现代战场上各国军队的行为取向，往往跟其工业化程度和国防能力有关。

当年的西方的工业能力具有明显优势，战斗力的组成方面，军备和物资补给占了很大比例。那么，火力和物资耗尽之时，战斗力就会骤降，可以被视为丧失抵抗能力了；

比如美国大兵打仗，向来被总结成“火力至上”——炮火能解决的地方绝不派活人去拼命。地面部队扛不住了，就会立刻招呼空中火力支援。为了消灭一个堡垒，可以把山头炸平，不太计较成本。

（二战中，美国新生产的运输车辆整装待发）

而当年的中国工业一穷二白，战斗力主要靠咬着牙拼人命。也就说，人力占战斗力的比重大，所以，得是打到命快要没有了，战斗力才算消耗殆尽。

类似的像工业基础薄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被封锁禁运的军国主义日本；还有开战初期，大片工业基地被德军闪电般占领的苏联，都属于物资短缺，甚至一度“装备补给”比人命还要“宝贵”的典型。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近现代西方对于投降行为很宽容，而东方看起来却异常严苛。

不过，发展到当代，随着中俄等国工业基础的崛起和壮大，还有“重视个体生命”相关理念的普及，这种东西方对待投降行为的差异，貌似已经不算特别鲜明了。

目前，无论东西什么文化圈里，对于“有反抗能力却选择投降”的行为，仍然保持着一致的鄙视，而对于“失去进一步抵抗的可能，继而选择投降”的行为，大多还是表示了认可和宽容态度的。

这个问题其实蛮难说的。因为没有标准答案，所有的答案都是回答者个人的意见。所以就会有可能造成争论或争吵。

但是我觉得只要是本着讲道理那么争论也没什么。我就说一说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这个问题问的不是很明确问题中东西方的范围。传统来说，欧美国家应该属于西方。但是属于欧洲的俄罗斯人也有与敌人血战到底的传统。而地处亚洲的印度人，历史上却很少有跟对手死磕的事例。以至于最终的独立也是由所谓的和平手段达成的，看起来更像是占领者的一种恩赐。所以我斗胆帮提问者界定一下，所谓的东西方具体就是东亚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部分国家和西欧及北美部分国家的差别。

我觉得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主要还是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具体来说，东方人的由儒家文化居于中心思想的价值体系使东方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往往会做出决绝的选择。儒家亚圣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就是这种文化取向的最佳注脚。也因此在传统上东方人是耻于投降的，对于偷生的人也评价极低，以至于对于偏安的朝廷也是多有微词。

而西方由于长期没有礼义廉耻这样的观念，而且西方长期以来经济水平较差造成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交易，像西方战争中凡是投降的骑士们对于对方来说都是一笔财富，因为战败的一方是需要出大量金钱来赎买这些人的。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战争更像是一种投机生意，赢了就会有一笔横财，输了也不会有性命之忧不过是一次生意失败。因此当然不用性命相博。而所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则完全不用考虑。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如果是涉及到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时西方人也能拼死一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骑士间的决斗文化。

简言之，我认为造成这样差异的最主要原因是东方人重义，西方人重利。价值取向不同而已。

“一个要人民为她去死的国家，还是早一点灭亡的好！”

这是2005年8月15号，日本NHK在东京街头采访日本年轻人对“终战纪念日”的想法时，一个日本年轻人所说的话！

这话有毛病吗？

人类文明的进步程度，必然改变人们的传统认知，如果站在“人权与主权”基础上来理解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捆绑关系，这话没问题，因为: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所有国民安全，我会为你而活，而不会为你去死！

这么说又不对了！因为这明显不符合“爱国主义”的奉献精神，并且又会陷入“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激烈思辩，

领地意识促进了国家的形成，而人类从骨子里就存在的侵略基因，军队的应运而生就成了必然，这种基本框架对东西方来说都一样，

但古代东方由于地理条件的优势，小农经济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小农经济的基本条件就是土地，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为了保住赖以生存的土地，原始的抗争意识就存在于每个人的骨髓深处，

但最渴望拥有土地的并不是人民而是统治阶级，如果想让统治基础更加地坚实与持久，开疆拓土就成了必然，为了让民众心甘情愿地为其服务，统治者不惜将先贤们优秀的思想成果，经过“特殊处理与加工”，用科举制和八股文对民众进行强化训练，将“家”与“国”的概念统一起来加以灌输，牢牢把控了民众对国家的基本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忠君思想，自然是最高尚的道德境界，“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豪迈，就成了古代军人的最高荣誉！

古代欧洲大陆也是纷争不断，所不同的是，由于欧洲险峻的山脉结构，严寒的气候与海洋环境，决定了古代欧洲人不可能拥有自给自足的原始生存模式，要想活着，就必须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由此催生了海盗文化的盛行，而“强盗逻辑”的基本特征，往往只注重对资源的掠夺，反而忽略了土地的重要性，领地意识也仅限于城邦的层面，战争形式更多的是攻城与守城，大规模的正面对冲实际上并不多，伤亡也并不大，众所周知，人口是构成国家的基础，而城邦国恰恰匮乏的就是人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城邦领主往往不敢拿有限的人口去对赌城邦的命运，

“欧洲理性哲学”启蒙思想的诞生，让欧洲人重新思考了人民，国家，政府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并赋予了其新的国家概念，从中世纪以后，“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就被深入到了战争的实践当中，用爱因斯坦的名言来解释，也许就是: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了国家而生存！

任何一场战争，都需要一套高尚的理论来支撑战士的战斗精神，不管是冷兵器时代的封建道德，还是高科技时代的人文思想，东方战场都习惯于用“家国情怀”来鼓舞斗志，保国就是保家的紧迫感，强化了战士的拼命精神，西方通常则用采用“正义公理与未来”的宏大理想来激励战士，但乌托邦式的理想并不能克服人类对死亡与生俱来的恐惧，投降就成了最自然不过的事了！

所不同的是，东方认为所有的“贪生怕死”都应该被鄙视，但西方人认为“因为力竭而投降”，并不是耻辱！这也是东方战场上王铭章将军整团的殉国，而欧洲战场上如保卢斯将军整师的投降，，，

但是在战争的实践过程中，不管是东方的“以身殉国”，还是西方的“力竭投降”，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没有哪条真理是颠覆不破的，在一战和二战中，几乎所有的参战国军队，都有“死守阵地”与“弃城而逃”的现象发生，

实际上，自从二战结束之后，所有的战争都从“领地意识”降级也“资源掠夺”，战争的目的不同，烈度也随之下降，全球文明的升级和军事科技的提高，让东西方的战争理念也更加接近，应对战争的态度也更加趋于理性，军队的职业化和对武器装备的信赖，都让每个军事大国更加注重对战士生命的保护！国际规则的完善，给每个国家提供了更多解决争端的方法，战争就成了最后的备选，从根本上避免了战士不必要的流血牺牲，这种良性态势如果能够继续保持，也许就能真正实现老子的训诫:“兵者，凶器也，非圣贤不得已而用之！”

首先我想说的是：不能一概而论，这个问题很复杂。实事求是地说：东方人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也并不是都选择同归于尽、西方人也并不是都会投降的。

我再想告诉大家一点：任何国家都是不太允许士兵乱投降的，当然也是分情况的。大家天天讲美军一打不过就选择投降，其实也是不准确的，美军选择投降也是有条件的、有规定的——必须要符合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投降。

基辅战役苏军被俘66万人以上

我们先来看几个数据：二战是最近爆发的最大的一次战争了，那么各个参战大国的投降士兵情况如何呢？

二战期间苏联士兵大概最少有400万以上选择了投降，例如：一场基辅战役，德国就俘虏了66万苏联士兵；

美军的投降人数少一点，大概有21万左右。当然了由于美国人参战晚、火力和后勤补给强，外加上主要打的是海战，所以投降人数相对较少；

日军的投降人数也不是很少，大概有100万左右。不过大部分投降的都是在二战末期了，苏联攻打关东军的时候一次性就俘虏了60多万的日军。

二战德国的战俘到后期的时候呈现出了指数级的上涨，一共达到了500万人以上了；我们这边就没啥好说的了，估计最少有200万人直接选择当了伪军了。

其实通过以上的数字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每个国家都有选择投降的士兵，并不能就此断定——东方人打仗就一定会抵抗到底、西方人打仗就会选择投降的。

一个国家的士兵到底在战场上是选择战斗到底还是选择半路投降，其中的因素有很多、也很复杂。如何选择主要包括：思想的问题、双方实力对比的问题、现实生存压力的问题、外加上投降以后的待遇问题、另外就是上级的选择也很重要。

很多时候并不是单个士兵选择投降了，而是成建制的投降。这也就是说：上级选择投降了，作为士兵只是服从命令而已。

可是有一个问题是不可否认的：东方和西方在士兵投降上的思路或者说是态度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东方国家一般都要求士兵血战到底、只有这样才是最光荣的，投降以后往往面临的就是鄙视或者严重的惩罚了。

可是很多西方国家往往是允许士兵投降的，甚至还做出了哪些情况可以投降的详细规定。最重要的是：往往士兵投降以后并不会遭到打击和惩罚，有时候投降的也成了所谓的“英雄”。

二战中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人和日本人就是选择了两个极端了。

二战时候的日本，如果抛开末期那是得到命令投降的士兵以外，其实日军的投降人数是非常少的。一般情况下，日军在弹尽粮绝或者抵抗无望的情况下，会有两个选择——一是，自杀；二是，找对手同归于尽，例如：硫磺岛战役、冲绳战役日军宁愿选择跳崖也不投降。

那么日军为什么不选择投降而要誓死抵抗呢？其实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日本当时的宣传做得不错，士兵们满脑子里都是为国家生存而战，为天皇死去是光荣的。说白了就是：日军普通士兵脑子里面都是要同归于尽、绝不投降的想法。

二是，日本当时对投降者的惩罚还是非常严厉的，除了法律规定的惩罚以外就是舆论和家庭的惩罚了。

一个日本士兵如果投降了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例如：回来要受到惩处、家里人也要遭殃、妻子甚至都会选择自杀等等。当时整个日本国内的氛围是坚决不允许士兵投降的。

说白了就是：日军之所以在二战中大多数士兵选择同归于尽或者自杀的方式，是思想的问题和惩罚力度的问题造成的。

反观美国人在二战中对于投降的态度就和日本截然不同了。首先美军是允许投降的，只要达到了一定的条件就可以投降，例如：弹尽粮绝了、被敌人完全包围，抵抗已经毫无意义了、自己一方的伤亡达到了70%以上等等。

有了这种规定以后，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即使士兵选择投降了也不会遭到惩处和舆论的攻击。

温莱特参加二战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有些人投降以后居然还成了正面的榜样了，例如：菲律宾战役的时候，温莱特将军就是投降之人，可是后来不仅参加了日本的投降仪式、麦克阿瑟还把签署日本投降书的笔送给了他。

美国人认为：温莱特已经尽力了，选择投降还保护了美军士兵的生命，所以要予以表扬和鼓励。

那么为什么东西方对士兵选择投降这个事情的态度差距如此之大呢？其实原因很简单：

原因一：文化不同、历史背景不同造成的

东方国家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面，搞的都是皇权模式。这一套模式为了稳定、为了皇权的传承，都讲究一个忠字。其实这很好理解的，如果人人都胡思乱想、人人都不忠于皇帝的话，皇帝的存在性还如何维持下去。

不得不说的是：近代是西方打开了东方国家的大门，例如：鸦片战争、黑船事件等等。对于东方国家来说，这是一种被迫的改变，而不是一种主动的变化。这样一来，思想内核并没有产生变化，往往这种思想内核放在战场上的表现就是：一定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了。

原因二：生产力的差距也是个大问题

实话实说，近代以来西方的科技实力、生产能力曾经长期领先东方的。战争的胜负最后是由综合实力决定的，人和武器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在武器并不占优势或者是占劣势的情况下，往往士兵的勇敢程度或者说决心就是一个重要因素了。最简单的例子：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的军事装备、后勤补给都是处于劣势的，如果不强调单兵勇气和决心的话，这仗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总之一句话，东西方对于士兵投降的态度不同，主要还是历史原因以及现实的考虑造成的。

最后分析一个问题：到底哪种方式更好呢？其实这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有时候靠强调大无畏的精神还是无法制止士兵投降的情况；有时候不强调这种精神，士兵也会血战到底的。

其实决定一场战争中士兵的战斗意志力到底如何，根本的办法还是要让士兵知道为何而战的问题。为什么很多反侵略战争中，士兵就能发挥强大的战斗意志力呢？

原因就是：士兵们认为自己血战下去保卫的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家园、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侵略者们是来夺走自己一切的敌人。

我个人感觉：如果一味地靠宣传和鼓动，甚至是督战队的办法往往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这种办法也许暂时效果很好，可是当士兵明白过来之后，往往会快速地失去战斗力的。

士兵们往往只有清楚的知道为何而战、知道自己在保卫什么、知道战争的最终目的以后，才能义无反顾的去不畏生死的战斗的。

不过随着战争形式的变化、思想境界的变化，我认为：未来的战争中，对待士兵的投降行为也许会越来越宽容的。

如果一个士兵无缘无故的、只为贪生怕死就选择投降，当然会受到鄙视和惩罚的；可是如果在抵抗之下毫无意义，抵抗下去只能造成更大的伤亡而并不能改变什么的时候，我相信投降之后会得到宽容的。

另外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士兵的作战意志力只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个要素而已。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还需要：武器装备的实力、后勤补给的能力、生产能力、科技能力等等。

有时候一味地靠士兵勇敢不怕死是并不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的，例如：太平洋战争中的日军就是典型的例子。

最后我想说，未来的世界战争中，强调人性、强调科技实力才是主流。有时候一味地强调单兵的作战意志力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了，例如：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方面根本就没有派地面部队参战、实力也是处于碾压状态，那么南联盟的士兵们再勇敢又能怎么样呢？

这是由东西方军事文化差异造成的，东方军事文化重义而轻利，西方则重利而轻义。

首先，就国家层面而言。东方国度对待战争的根本看法，侧重于战争的正义性与否，不仅力求做到国家师出有名，而且军队也往往以正义之师的形象示人。古代东方军队每临出征之前，都要举行祭祀和占卜仪式，其目的无非是以宗教神秘色彩来强化自己替天行道的正义性。相反，西方国家则从不在道义问题上作过多纠缠，他们历来信奉“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其次，就个人层面而言。东方国家要求军人不仅要胸怀民族大义，更要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古往今来，那些在战争中战败阵亡的军人，一律都被尊崇为英雄，却从不追究其是否存在指挥失当、盲目硬拼等过错；相反，对那些被俘或投降的军人，则一律被指责为背信弃义的变节者，根本不考虑其在战场上的真实处境。与东方国家相比，西方军队更加尊重军人的个体利益，军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契约精神：军人既依法享有保卫祖国的权利和义务，在战斗失败、保卫祖国的权利和义务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军人也有权选择是否向敌方投降。

做为一名战士保卫祖国是天职！当兵就意味着当祖国一声招唤随时为祖国献身！战争是残酷的惨烈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商量的余地！弹尽粮绝不屈不挠，赵尚志做到了！八女做到了！五壮士做到了！与其苟且偷生招人唾骂不如誓死如归流芳千古？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不邀自来，这个问题有问题。东方与西方在战争中无差别，強国侵略他国时，在弹尽粮绝可以投降，被侵略的国家就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按这问题的问法、世界上就没有美国这个国家，当时英国侵略美国时，华盛顿也被围困处在弹尽粮绝，华盛顿为什么不投降。事物都要一分为二看，在国家存亡面前都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侵略他国时投降对国家无害，所以就要保命投降。

西方人选择战场上投降，而东方人选择同归于尽，这与双方遇到的敌人性质以及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有很大的不同所导致的，与国民素质没什么关系。我们可以对此进行以下分析：

1、敌人的性质

在过去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里，由于各个王国的王族之间相互通婚，因此各国之间的君主，基本上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血缘关系。

维多利亚女王

比方说在一战时期，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是表兄弟，他们都来自于同一个祖母，那就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是在这些亲戚们之间的战争。

那么在这种局面之下，这些国家的军队在交战时的状态，和中国春秋时期各诸侯王之间的战争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战之以礼，点到为止。只要承认战败，就什么都好商量，对决不会出现某一个国王彻底占领别国，将其君主斩杀殆尽的情况出现。

但是这种情况在东方则很少出现，比如在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的战争，都是属于异族入侵的战争，像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像抗日战争等等。

当这种情况出现之后，中国人面临的都是有可能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指望打败投降，签一个条约之后，就继续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这种情况，绝不可能会在中国出现。

所以在东方战争中，中国人面对的都是要么赢、要么死的局面，如果不奋力拼搏，和敌人同归于尽的话，那么在历史书中，早就没有了中国的踪影了。

2、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

今天的我们看到西方，有着众多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在文化思想以及宗教思想上，实际上都是出于一个体系之中的，那就是他们都被笼罩在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之下。

这就导致了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或多或少的都会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因此被笼罩在同一个主的光辉下的各国军队，还会像和异族作战一样打生打死么？

绝对不会，因为这都是自己人啊，战争的胜负只是和君主有关系，打完战之后士兵们还是该干嘛干吗，这在西方几千年的战争里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但是深受东方儒家文化思想熏陶的亚洲国家，对于战争的理解则截然不同。因为东方的儒家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忠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种类似的忠君思想，在中华大地上流传了几千年，“君忧臣劳，君辱臣死”这种话也不是随便说说的。

因此在古代亚洲国家，为了君王的决定，臣下们在相互作战时同归于尽，则变成了一种美谈。哪怕到了二战之后，日本战败之后，大量的日本士兵因为觉得自己没有为君主尽到义务，而深感愧疚，最后大量出现剖腹自杀的事件。

正是由于不同的国家关系，以及不同的思想体系，导致了西方与东方在战争观念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理念。

这并不是说东西方的战争，那个更人道那个更残忍。因为战争都是残忍的，西方人在对异族征战的时候，也同样将敌人亡族灭种，比如在殖民美洲的时候，就将近亿的印第安人几乎杀绝种，甚至公开收购印第安人的头皮，残忍无比。而东方人在国内的内战时，也同样不会滥加杀戮。只不过是因为面对的敌人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