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为什么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历史上的汉武帝刘彻若真是独尊儒术，就不可能集全国之财力，武力，将帅之力，灭匈奴，保家境。

儒家思想一直是秦之前的主流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與论由公开转向隐蔽。西汉前期，朝廷承认儒学的正统地位，但指导政治的却是黄老刑名之学，儒生与黄老刑名学者经常发生争论。加之这一时期朝廷与诸王国并立，各学派士人游诸王国求禄，助国王反抗朝廷。汉景帝灭七国后，全国政治统一了。汉武帝继任帝位后，急需实行学术统一。于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应运而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正式形成。

董仲舒是汉景帝时的博士。汉武帝时，他将儒家的“天人合一"说发展成为“天人感应"论，肯定“天"有意志，自然界万物都是“天"有意识安排的，社会上的人事是“上天"意志的体现。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为“君权神授"找到了理论根据，将神权与君权沟通起来。

董仲舒将孔孟的君、臣、父、子的宗法等级观念发展为“三纲"、“五常"的封建教条。“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用以规范封建等级秩序和道德。

公元前134年，他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汉武帝罢黜儒家以外的博士，设立太学和五经博士官。儒家正式列入官学，逐步发展成统治集团的正统思想。

虽然在汉景帝时西汉平定了“七国之乱”，但在汉武帝刘彻十六岁登基时，西汉中央政权仍面临着地方候国的严重威胁。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刘彻先是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削弱王国势力。

通过“推恩令”汉武帝使大王国变成了小王国，小王国又变成了许多互不统属的小小王国。而这个过程中，小王国的诸侯们多还欢天喜地。因为如果没有“推恩令”，嫡长子以外的王子们是没有机会成为诸侯的。

等到王国势力分化削弱到一定程度，汉武帝弄了一个“3.15”打假晚会。前112年，刘彻要祭宗庙，要列侯献酎金助祭，以所献酎金的分量不足或成色不好为由，废列侯106人。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

解决王国问题，使其没有能力谋反或威胁中央是治标，而治本是让人从思想上忠君爱国。儒家的思想中的“忠君爱国”“等级观念”等有利思想的统一。汉武帝又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所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一人们的思想。

1.汉初,特别是吕后专权时期，为使国家休养生息，治理国家以道家思想为指导，主张清静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最好的选择，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繁荣，但随着形势的发展，道家思想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

体现在：边境动荡不安，匈奴人虎视眈眈，时刻威胁着北方边疆，南方因少数民族尚未完全归顺，时常有反叛发生。另：诸侯王势力日益坐大，直接威胁到汉中央，这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吕后，文帝，景帝时代都一直在解决，可惜都没有解决好！显然这两个新出现的问题只用清静无为来解决是没结果的。

2.汉惠帝刘弗陵废除了《挟书律》，唤醒了诸子百家学说，其中以儒、道两家学说影响最大！武帝上位时，儒学已经进入繁荣阶段；雄才大略的武帝顺势而为，推行“举贤良对策”，使儒家思想焕发了新的生机！

3.武帝有政治抱负，急需加强中央集权！董仲舒不失时机地提出“春秋大一统”理念进行唱和，他认为儒家六经之外的学术流派都应当罢黜，从而让人们的思想高统一起来，他又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思想以加强君权，针对道德，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思想，以此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因而汉武帝同意了董仲舒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

汉高祖刘邦做皇帝的时候，曾去孔子的家乡祭祀过孔子，使儒家的学说受到社会更多的重视，但是，当时其他学说也都有不小的影响，与儒学并存于思想文化领城。汉武帝继位的当年，就以对国家统治有妨害为理由，罢免所有研习法家、纵横家学说的“贤良”，由此改变了以往听任各种学派自由争鸣的政策，迈出了统一学术思想的第一步。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贤良”考场上，批评法家思想是使秦朝二世灭亡的主因，宣扬经过改造的儒家理论是夏、商、周几百年统治得以巩固的指导思想，提出应废止其他各家学说，而尊崇儒家学说为唯一指导理论。汉武帝从此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我们说，任何政策的推行都是社会治理的必然需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策略的出台，更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汉武帝刘彻十六岁便登基做了皇上，为巩固皇权，他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建立了中朝，在地方设置刺史；开创察举制选拔人才；颁行了推恩令，解决了王国的势力；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回了中央等。在文化上，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结束了之前秦以来的“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而且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受到了历朝历代的推崇，使在中华传统文化舞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

当然汉武帝并非限制其他各家的发展，只是大力提倡儒家的发展儒法结合，即“儒表法里”。那么，汉武帝当时为什么要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呢？

儒家思想占据主流。汉朝建立后，尤其是汉惠帝废除了《挟书律》后，促使诸子百家学说得到复苏，尤其是曾遭遇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学逐渐抬头并发展壮大，和道家并成为主流思想，吸引了更多的人学习、研究儒学，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学术思潮和学者群体，汉武帝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价值，推行“举贤良对策”，以选拔人才。

权力斗争的需要。汉武帝继位后，朝政还是由当时的窦太后把持，她推崇的是道家学说，所以汉武帝虽然即位，权力却受到限制，要想夺回权力，就要在国家指导思想上占据主导权，推出自己的观点，所以独尊儒术其实也是为了争权夺利。

严峻的社会形势。汉武帝继位后，对外边疆受到少数民族的威胁，在内一是王国势力过大，对中央形成威胁，二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加剧。所以加强中央集权势在必行，而汉初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显然不能满足国家统治的需要，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同时汉武帝是好大喜功之人，注定了他有不平凡的作为，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国力强盛，他也有了对付匈奴的办法，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他需要一个可以加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学说。在这种情况下，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这个提议结合了道家、阴阳五行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符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比如主张儒家六经之外的各家学术，都应当罢黜，以思想的统一来保证国家政治的统一；针对加强君权的需要，提出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宣扬封建专制君主是“天”在人间的代表，为君权独尊披上了神圣的外衣；针对土地兼并现象，利用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以减轻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使土地和劳动力比较稳定地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针对为人处世的标准，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提倡孝道，认为君臣伦理是上天的安排，不可违背，以此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一句话，就是汉武帝认为儒家符合自己的统治需要。但是武帝的崇儒，并不代表他按照儒家的要求治国，只是注重儒术的文饰功能，用司马光的话说武帝“虽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实，慕其华而废其质”。

儒家思想的统一虽然保证了国家的统一，但没有了百家争鸣，也造成思想模式的单一，使中国的人治思想的深入人心，而人治与专制一脉相承，也造成法治观念的先天不足，也让法治思想法治思维时至今日还在艰难推进中。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为了更利于管制和统治，为了"长治久安"。因为儒家更加契合封建制度，符合封建道德的意识形态。

在春秋战国时代是诸子百家。但他已经不适合时代发展。周天子式微。造成大分裂。法家就此崛起推动秦国发展，天下一统。秦国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但立国时间太短。用"法"过度。导致秦国迅速败亡。随后就是老子的清净无为，黄老之术。而汉武帝之所以采取"儒家思想"作为唯一官方思想。就是在于维护国家统一，当时地方宗室王国的权力很强大。向心力不足。外有匈奴。 董仲舒给汉武帝提出天人三策，为汉武帝使用儒家治国提供了理论根据。董仲舒从天人合一的角度解释了国家大一统的必要性，得到了汉武帝的共鸣。而国家大一统，首先是思想要统，唯有思想统一，才能政治统一。只有如此才利于封建制度和统治。于是汉武帝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

汉武帝是个强势皇帝。而儒家思想符合加强皇帝权利，中央集权，可以提高国家实力。积极进取。可以提供汉武帝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匈奴的财力和物质需求。儒家的春秋大义大一统思想，君臣伦理观念与封建制度和道德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与汉武帝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环境任务相适应，适合做统治工具。

应该说，汉武帝采取儒家思想是正确的，只不过是到后期日益僵化，保守。而儒生又读死书。没有继承和发展。到唐宋就已经落后的明清就彻底僵化而导致了他的死亡。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死亡。

汉武帝是历史上雄才大略的皇帝，正是因为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历史上伟大的思想的统一。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被称为汉族的原因。

• 1）儒学大师董仲舒总结的三个理论！

董仲舒是一个儒学大师，一辈子在研究学问和著书讲学，做官的时间非常短。他对《春秋公羊传》有非常深的研究，他的理论基本来自《春秋公羊传》。

《春秋》是孔子编写的春秋时代的一段历史。但由于孔子记述的非常简单，很多人看不懂，因此有三个人对《春秋》分别做了注释，然后形成春秋三传。《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

• 董仲舒研究的就是《春秋谷梁传》。后来他创造性的提出了儒学的三大观点：

第一，君权神授天人感应。

他第一次真正解决了王朝更替的合法性，也解决了推翻那些残暴王朝的合法性。同时警惕正在执政的皇帝小心上天的警示！

第二，大统一理论。

这一句通俗的说就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但无论怎么分，最终会走向统一。大一统理论一问世，统一就成了历代雄才大略的君主的奋斗目标。客观上促进我们一直是个统一国家的原因。

第三，三纲五常理论。

这个理论非常重要，从理论上完成了从个人到集体，从家到国的理论依据。完成了国家基础的三脚架。把个人和国家串联在一起。

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里的纲是指的是表率和领导性。

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这是社会中每个人做人的标准。类似于现在的四有新人、五好少年。就是做人要有爱心、有责任感、懂规矩、有智慧、讲信用！

• 2）汉武帝的慧眼识珠！

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秦始皇靠法家统一了天下。但由于秦朝是靠武力统一天下的，没有统一天下的正义性，所以备受争议。再加上六国残存贵族的推波助澜，大秦帝国在秦始皇死后一夜崩塌。

靠武力统治的天下，一旦武力不行的时候，天下会迅速分崩离析！

刘邦是靠推翻了暴秦统一天下，这在汉朝初年基础性非常强。老百姓刚刚过苦日子过来，还比较认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权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然后就有了七国之乱。

大家都是皇帝的子孙，干嘛只能有你当皇帝。七个国家的子孙都想做皇帝，皇权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虽然最后汉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但人人都可以做皇帝的种子留在了大家心中。

所以到了汉武帝时，这个现象特别严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采用了两个办法：

第一，采用了主父偃的推恩令，把王国变小，没有对抗中央的能力。

推恩令是一个好办法，但推到最后就完全违背了设立王国的初衷，保证王朝的正统地位。一旦没有了王国，那么被外姓篡权的时候谁能拨乱反正。所以推恩令虽好，不是解决王国问题的真正药方。

第二，继承人的正统性，君权神授！

而董仲舒的君权神授才是根本上解决皇权正统性的唯一方案。上天才是人不敢违背和无条件顺从的神灵。如果皇帝是得到了上天的眷顾，是上天安排他做的皇帝，有这样的后台，谁敢反抗？

所以说董仲舒的“君权神授”用最好的方法解决了人人都想做皇帝的问题！这是上天的安排，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特别是老百姓相信这个，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民间关于“王莽赶刘秀”的传说，就因为刘秀是真龙天子，所以王莽杀不死他！

汉武帝一看董仲舒的理论，是万分高兴。这些理论，最好的解决了汉武帝要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大一统”论，和“三纲五常”制，简直就是为汉代大帝国量身定做的。极大的维护了帝国的统一和和谐完整。

里面不单有有对君王的要求，也有对普通人的要求。可以说董仲舒是一个百家争鸣后的集大成者。充分把握住了帝国之道和人性。给汉武帝拿出来一个完美的方案。也开启了王朝更替，大一统的局面。

综上所述：汉武帝选择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时代和历史发展的需要。而董仲舒是一个文化集大成者。他提出的“君权神授，大一统理论，三纲五常”等理论，就像是为汉武帝的大帝国量身定做的。统一了思想，还把帝国的权利构架下探到一家为单位，完成了一个多重的统一。

从此以后这套理论深入人心，成了民族的精神基石，心中的信仰。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国历史上历代皇帝都非常尊崇儒学，除了我们所知道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其他皇帝则是对如数，有着谜一般的迷恋。比如和秦始皇相提并论的汉武帝可以实行霸出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那么汉武帝在登基之后就立刻实行霸出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到底为什么呢？是可以加固统治还是可以统治思想。接着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在当时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促使汉武帝实行这样政策的最主要原因。

首先汉武帝那个时代由于刘邦制定礼仪，促进很多学术思想家的活跃导致在很大一方面儒家，道家两家，受到了很大的压制。其中在政治的统治上，朝堂上主聊的思想就是无为而治，而且思想上主张黄老之学，可以说在汉武帝登基的时候，在思想上已经处于一种欲无求的状态，这样下去可能国家的思想就会被拉低。

这样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汉武帝，急功近利的性格他就想要激发别人对朝堂以及对事物的积极性，所以准备学儒家在春秋时期大一统的治国方略，所以才实行了，我们现在口中所说的霸出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历史也证明这个政策不仅让当时的汉朝有了很强力的发展空间，而且对后市的影响也是10分的巨大，如数也是成为了在那个年代最主流的东西儒学也慢慢的兴起起来。而且学习儒家的学说可以让人变得安定，是谋反之心少有。

这样一个可以帮助统治地位巩固的学术相对来说，让很多的君主都比较喜欢。同时儒家也推崇王道需要以仁义治天下，儒家也是要求施以仁政，这样才可以帮助国家的稳定，而且百姓们也非常遵从儒家的学说这样学习儒家可以不失民心，安顿人心。

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时，董仲舒上书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当时的情况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因此，他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则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武帝）

董仲舒的这个建议，有利于巩固西汉的大一统王朝，也符合时代的需要。为此，汉武帝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升儒家地位的政策，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汉武帝当时为什么要实施该政策？

一，尊儒是时代的需要。

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法家在这一点上虽然和儒家相似，但手段很霸道，法家之政多为苛政、专制、刑治，容易引起人民的不满和社会动荡。

儒家之道为王道，行仁政，用礼制，提倡以德治国。这样的统治，人民能够接受，政权也会相对稳固。

西汉初年,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史载“汉兴, 接秦之蔽,诸侯四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

《史记·曹相国世家》载:?“天下初定,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

正是采取了无为而治，老百姓称赞说:?“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汉文帝“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 耻言人之过失”，长期与民休息,西汉的国力得到了很大发展。

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上者五六百户”,到文景之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 农业、商业也有较大发展。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诸侯国力开始增长,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激化,“七国之乱”就是这种矛盾的产物。

在经济上,地主豪强“乘富贵之资力, 以与民争利于下“,他们“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 博其产业,畜其积委”，致使“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

而不提倡武力的结果是北方的匈奴越来越猖獗,匈奴连年侵犯汉朝边境，给西汉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

虽然西汉初期的皇帝们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这些内忧外患急需统治者找到一种新的统治思想，而儒家恰好适合时代的需要。

二，尊儒是解决社会矛盾的需要。

汉武帝即位时，面临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匈奴威胁着西汉北方边疆，南方少数民族也未完全归顺，诸候王国也在威胁着中央。

随着地主阶级及诸侯国势力的强大，一些官僚、贵族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

这都要求汉武帝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当时占主导的道家思想已不能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三，儒家学说是当时先进的思想代表。

董仲舒结合了道家、阴阳家和法家的思想对儒家进行了改造，以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 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他主张儒家六经之外的各家学术，都应当罢黜，以思想的统一来保证国家政治的统一。针对加强君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宣扬封建专制君主是“天”在人间的代表，为君权披上了合法的、神圣的外衣。

针对土地兼并现象，董仲舒主张限田、薄敛、省役，减轻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使土地和劳动力比较稳定地结合，缓和阶级矛盾。

董仲舒提倡孝道，提出“三纲五常”的思想，认为君臣伦理是上天的安排，不可违背，以此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他将社会关系分成几种:君臣、父子、夫妇、朋友, 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理论发展成“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

（打击匈奴）

正是儒家吸收了百家之长,把儒学与阴阳家、法家、道家的思想相结合, 揭示了“独尊儒术”的秘密是“汉家法度,霸王道杂之”。

四，尊儒也是汉武帝建不世功业的需要

汉武帝时期正是西汉国力强盛之时，汉武帝也是个想有所作为的帝王。而儒家刚好可以为他的有所作为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儒学不是一步登天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的,而是经过不断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的精华，才最终达到满足统治者的需要，成为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的。

儒学也是能够变通的，比如汉武帝要实现封建中央一统,儒家就在《春秋》中发现了大一统; 武帝要确立皇权的绝对地位,抗击匈奴,儒学就从《春秋》中发现了尊王攘夷,复九世之仇这一理论依据。

汉武帝为了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扫除边患，开疆拓土，非常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服务，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思想正符合了汉武帝的需要。

汉武帝的所谓“独尊儒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倡导，他想构建一种统治秩序，那就必须有制度化措施作为保障。汉武帝认为“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所以不管什么学说，只要能为他服务，他就采用。而儒学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罢了。

“独尊儒术”对于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深远。经过一代代帝王的发展，儒学成为封建社会唯一被认可的意识形态，儒学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怎样合理利用儒家思想维护统治，成为后成帝王们的一份试卷，考验着执政者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

在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有如李世民、杨坚这样成绩优秀者，也有无数不及格的帝王，这不是“尊儒”的错，而是学生没有学好的问题。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后汉书》

歪眼小史工作室出品

文：冯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存在争议。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是真的，为了统一思想，搞改革需要；独尊儒术，是儒家给自己贴金的，故意恶心法家、道家学派。

有以下几个原因：

1、在汉武帝之前，汉朝采用黄老之术治国。而黄老之术，主张君主“无为而治”，抓好主要政治纲领，不要过多干涉老百姓。同时，注重休养生息，提倡轻税薄赋，减轻人民负担。这些主张，得到汉高祖刘邦、吕雉、汉文帝、汉景帝的重视，简单地说，汉朝开国坚持"黄老之术”基本国策，100年不动摇，实际上满打满算也就坚持了60年。到了汉武帝这里，国情、民情都开是发生变化，他认为黄老之术不适应当前治国，需要新的政治纲领与治国理论。（很多人误认为，黄老之术就是道家思想，严格地讲它是道家的左派，并不能全部代表道家全部思想。）

2、汉武帝雄才大略，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年青人干劲足，热血沸腾，斗志旺盛。但他知道，要改造汉朝，首先要改造汉朝思想与文化，汉武帝知道政治理论与意识形态很重要，要跟得上时代发展的节奏。汉武帝知道黄老之术，不适合汉朝了，再这样无为而治，还得受匈奴的鸟气。汉武帝政府，迫切需要新的政治理论，及官方主流意识。这个时期，儒士董仲舒的“大一统”政治理论很符合汉武帝的胃口，于是开始磨合。汉武帝需要新的理论，支持他搞改革，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董仲舒，也需要借助汉武帝力量，为儒家注入政治势力，排挤其他学派。儒家，也是在董仲舒的推动下，才从不入流的学派，成为官方主流学派之一，后来成为官方主流文化思想。

3、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是真的，为了统一思想；独尊儒术，是儒家给自己贴金的，故意恶心法家、道家学派。汉武帝，是个明白人，儒家那套理论只是适合作为官方主力意识，天天在大汉新闻联播念念，读给老百姓听很适合，教化老百姓好好做个顺民可以。真要用来治国做实事，还是得靠法家那套理论才有用。所以，汉武帝一直是“外儒内法”，包括后面的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甚至是后面的刘秀等人，都是沿用汉武帝刘彻的治国套路“外儒内法”。

所以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很不要脸，纯粹是自己给自己头上带光环。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岁首，一封将深刻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奏疏呈到了新即位的汉武帝刘彻面前：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汉书·武帝纪》

正是这封奏疏，开启了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先声。因此，对上疏建言的卫绾，明代学者杨慎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绾之相业，他无闻焉。而此一节，加于萧、曹一等矣。《史》称汉帝之美，罢黜百家，绾之功何可少哉？

——转引自《史记会注考证》

杨慎以为，就凭这封“罢黜百家”的奏疏，卫绾对西汉政治乃至中国历史的贡献就要超过萧何、曹参等名相。这个结论，我私意以为下得或许有些草率。倒不是说“罢黜百家”的奏议不够分量，正相反，它给予中国历史的影响，我们无论做怎样的估计都不嫌过分。

但这份奏议始于谁的主张，《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错综复杂，却很有做一番考据与推敲的必要。遽然将“罢黜百家”的“版权”归于卫绾，恐难令人信服。《史记·儒林列传》载：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灾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史记·儒林列传》

作为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王臧接受过严谨而系统的学术训练，是西汉鲁《诗》学派的嫡传嫡子。早在汉景帝时期，王臧就担任过太子少傅，作为东宫属僚而与刘彻结下君臣之缘。虽然后来因为史籍失载的某个原因而被免职，但刘彻刚一嗣位，王臧就上书宫掖，再获恩遇，并于一年之内超迁至郎中令。

至于赵绾，他和王臧同是鲁国申公的弟子，此人能够坐上御史大夫的位置，很可能与王臧的引荐有关。照《史记·儒林列传》所说，王臧、赵绾在朝中占据要职后，儒学对汉武帝的影响力明显增强，这才引发了汉武帝诏举贤良、罢黜百家的后事。

至于罢黜百家的奏疏为什么是以卫绾而非王臧、赵绾的名义提出的，这恐怕不能解释作卫绾与王、赵二人所见略同。因为卫绾从前就是个在戏车上表演杂技的贱役，不学无术，更谈不上对儒学有何洞见。这个人只有一个优点——侍君醇谨、绝而二心。司马迁说：

上立胶东王为太子，召绾，拜为太子太傅。久之，迁为御史大夫。五岁，代桃侯舍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

——《史记·万石张叔列传》

想当年，孝景帝为了给未成年的儿子刘彻遴选得力的股肱，可算费尽了心机。功臣如亚夫，戚属如窦婴，孝景帝对他们都不放心，最终独把这个忠贞不二的卫绾指给儿子，以为将来新朝的辅相之选。此次卫绾上奏，要求罢黜百家，我推测更有可能是出于汉武帝的授意。

换句话说是王臧、赵绾引导汉武帝服膺儒学在先，而后汉武帝遂有了罢黜百家的念头。只不过这个动议由卫绾以宰相之名在朝中正式提出，更能加重其分量而已。罢黜百家之议从酝酿到出台的全过程中，卫绾应该只是充当了一个奉旨或希旨上奏的小角色，至于核心的决策圈子，他恐怕不在其中。

在奏议上署了名的人未必参与了决策，可没署名的人却是幕后真正的操盘手：

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适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太史公的这段记载，乍一看真令人匪夷所思。王臧、赵绾先后上位郎中令和御史大夫，竟然是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暗中推动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在诏举贤良、罢黜百家这件事上，窦婴、田蚡和汉武帝这三位政治立场相去绝缘，政治利益相互冲突的巨头居然鬼使神差地拧成了一股合力，助推王臧、赵绾在前面摧锋陷阵。

照理说，朝中兴起举贤良、黜百家的呼声，最应该感到威胁的人就是魏其侯窦婴。因为他一生中最大的苦手武安侯田蚡之所以这么积极地推动此事，明面儿上是褒扬儒学，私下里却是藉此打压窦婴的势力。

想当初七国之乱的时候，魏其侯窦婴已经升任了大将军，贵盛无二。而那时田蚡还在宫里做着一个不起眼的郎官，日后令他青云直上的太后王氏和汉武帝刘彻也不过是王美人和胶东王而已。在窦婴面前，田蚡跪起逢迎，礼如子侄。这份表面上的恭敬背后，田蚡实则对窦婴的煊赫权势实深深艳羡。

以田蚡的精明，他当然看得清楚，窦婴所以能取得一人之下、傲视百僚的地位，跟他广招门客、遍植私党的游侠作风是分不开的。但彼时的田蚡还不具备效仿窦婴甚至与之竞争的条件，直到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新君刘彻嗣位，田蚡鸡犬升天，局面顿时发生了改观。

如今田蚡是太后同母异父的兄弟，当朝皇上的亲舅舅。新皇帝刚一登基，年号都还没来得及改，就下旨封田蚡为武安侯。与太皇太后窦氏的亲侄儿窦婴相比，田蚡的身份贵重已经不遑多让，这自然极大地刺激了他攀比窦婴的野心。可是抛开外戚的身份不论，单说在朝的政治势力，田蚡此时仍是远远不及窦婴的：

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上议置丞相、太尉。籍福说武安侯曰：“魏其贵久矣，天下士素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魏其。即上以将军为丞相，必让魏其。魏其为丞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风上，于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籍福的话说得明白，田蚡之所以不如窦婴，是因为“天下士素归之”，也就是说窦婴蓄士养客，党羽甚盛。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武帝刘彻下旨拜田蚡为相，他也坐不住这个百僚之长的位置，前任丞相卫绾不就是因为镇不住窦婴才被罢黜的吗？

窦婴出身军职，门下宾客当以功臣武将居多。田蚡要想抗衡窦婴，他又该向哪里扩张自己的势力呢？

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

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史记·儒林列传》

西汉建立后，齐鲁儒学作为天下最有影响力的私家学派之一，虽然早早地进入了汉朝的官僚体系，但一则因为朝政长期被军人政治家所把持，二则因为法家和黄老学派的竞争，儒士在汉武帝上台以前始终没能跻身汉朝的权力核心。儒生们被历任皇帝客客气气地养在博士官，束之高阁，这其实跟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秦朝儒生的境遇没什么两样。

武帝即位之初，朝廷里仍以平定七国之乱的功臣武将话语权最重，而他们的领袖正是魏其侯窦婴。军队最讲究的是资历。田蚡资历太浅，不可能和窦婴在军界展开竞争。那他又想扳倒窦婴取而代之，交结儒生以为奥援就成了一个可能的选项。

想当年七国之乱前，以晁错为首的法家学派当朝主政，窦婴和这帮功臣武将也曾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遭到压制。借着戡乱平叛的机会扳倒了晁错，窦婴才有今时今日的地位。窦婴能做初一，田蚡难道不能做十五吗？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田蚡的真实目的恐怕是要与儒生结盟，挤进汉朝的核心决策层，把窦婴等功臣武将排摈出去，就像当年窦婴逼死晁错的故伎一样。

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魏其诸将相。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对田蚡的这点儿私心，年轻的汉武帝看没看透，《史》、《汉》记载没有答案。但从刘彻个人的角度去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于他有利的。当初父皇刘启还在世的时候就对窦婴的尾大不掉忧心忡忡。虽然孝景帝把卫绾推上了相位，期待他为刘彻擎天保驾，但卫绾势单力薄，难堪重任。

扶植田蚡，让他与窦婴相互牵制，避免朝中权臣独大，刘彻当然乐见其成。所以卫绾上书武帝，请求罢黜百家，我认为很可能就是出自汉武帝本人的授意。汉武帝和田蚡重用儒士，将斗争的矛头齐齐对准窦婴，窦婴不但不予回击，反而和他们一道推动罢黜百家之事，他这又是行的哪步棋呢？

建元元年卫绾进呈汉武帝的那封上疏，我们如果将里边的内容概括为“罢黜百家”，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卫绾的话锋其实主要是指向了法家与纵横家两大学派，至于同属诸子杂学的黄老学派，卫绾没敢在奏章中公开点名。

因为此时实际执掌朝政的太皇太后窦氏正是黄老学派的信徒。投鼠忌器，卫绾乃至汉武帝本人对排摈黄老都有顾忌。可是一山不容二虎。儒士越来越受重用，黄老之学的生存空间仍是无可避免地要被压缩，到了还是招来了窦太后愠怒的目光：

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双方的决裂发生在一年以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御史大夫赵绾的一个提议彻底激怒了引而不发的窦太后：

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赵绾的这封奏疏不禁令我联想到清朝戊戌维新中发生的一桩故事。1898年9月14日，正在积极推进维新变法的光绪皇帝专程到颐和园觐见慈禧太后，要求太后同意他开设懋勤殿，并聘请外国顾问官辅助变法改革。这个提议当场惹得慈禧勃然大怒，她和光绪帝两人为此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此前对光绪的改革，慈禧太后并没有表示出强烈的敌意，为何开设懋勤殿的请求却一下子点燃了她和光绪之间的战火？这其实是因为懋勤殿一旦开设，主持朝政的权力就会极大地向光绪皇帝倾斜，慈禧太后有被架空的风险。在宫廷斗争中浸淫多年的老太后能由着光绪“胡作非为”吗？

没有最高权力的支持，就没有稳固的改革基础。因此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政治改革往往都与权力的争夺与转移相伴而生。

光绪要求开设懋勤殿，是打着改革的名义架空慈禧太后；而赵绾上书，要求百官不再向窦太后（即东宫）奏事，等于明言削夺窦太后的执政权力，被逼到墙角的老太后只能绝地反击，王臧、赵绾乃至背地里地支持他们的田蚡和窦婴于是乎都被老太后一纸诏令逐出了朝堂。

多年以前，梁人高遂曾对窦婴说过：

“能富贵将军者，上也；能亲将军者，太后也”。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窦婴跟着田蚡去趟罢黜百家的这道浑水，结果却彻底撕裂了他与窦太后之间的血缘亲情。从此，罢职的田蚡还能仰仗姐姐王太后的裙带关系继续影响朝政，伺机东山再起。窦婴却永远地淡出了汉朝的权力核心，沦为过气老臣。司马迁在《史记》中批评窦婴说：

魏其诚不知时变。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窦婴从权力巅峰的跌落是如此迅速，的确不能不归咎于他对时局的错误观察。但要说窦婴胡涂到这个地步，甚至连田蚡、赵绾与窦太后谁亲谁疏都拎不清楚，恐怕也不是事实。窦婴的失败说到底是野心太大。

七国之乱前，窦太后曾有意立少子刘武作孝景帝的嗣君，结果被窦婴搅黄了。窦太后一怒之下削去了窦婴的门籍，把他踢出窦家。直到七国之乱爆发，太后和窦婴为叛乱的险恶形势所迫，才终于冰释前嫌。

把自己的全副身家寄托在喜怒无常的婶娘身上，对窦婴来说其实也不那么保险。到建元元年，窦婴既然已经成功地坐上了丞相的宝座，他也就有了摆脱太后、自立门户的资本。

参与推动罢黜百家之事，一面可以避免儒生这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被武安侯田蚡尽数争取过去，另一方面又可以借机向窦太后夺权。这看起来应该是个一石二鸟的计划。

只可惜，这个计划所甘冒的风险太大，窦婴孤注一掷，孰料输得最惨，被迫黯然下野。而在他下野4年后，年迈的窦太后也驾鹤西归。于是，那一张原本坐着四个人的赌局，便只剩下田蚡和汉武帝二人对赌了。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王先谦《汉书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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