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为何要迁都洛阳？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元姓的主要原因是北魏的发展需要，文治需要，统一需要。下面讲一下个人理解。

1.发展需要

当时北魏的平城位置相对靠北，风沙雨雪的天气较多，自然环境恶劣。北魏早期，社会经济相对薄弱，总人口不是太多，平城做为都城还可以应付，粮食供应也比较充足。

但是随着北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到孝文帝时期，平城的人口越来越多，粮食供应不足问题就凸显出来，外地运粮成本又高。

而洛阳的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有一片不小的冲积平原，可以养活大量的人口。迁都洛阳可满足北魏发展需要。

2.文治需要

正如孝文帝所说“徙居平城，这里是用武之地，不能实行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实在难啊！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平城是用武之地而无法文治，孝文帝迁都洛阳，改元姓是文治需要。

文治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综合实力的体现。在当时南北朝群雄纷争的时代，文治的国家就拥有更强的实力，就可以取得最终胜利。

当时文治基础最好的地方应该在洛阳，洛阳曾作为东周、东汉、曹魏、西晋等王朝的国都，是儒学文化的中心。

对于北魏而言，虽然用武力统一了北方，但统治上野蛮乏力，所谓“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孝文帝急需吸纳先进汉文化进行国家有效治理。因此，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并改元姓以示文治决心。

3.统一需要

孝文帝雄才伟略，其志在统一天下，迁都洛阳是统一天下的需要。

平城位置偏北，对抗北方柔然还凑合，但要以平城做为平定南方的据点，显然不行。平城距离南方过于遥远，孝文帝显然无法坐镇平城去指挥平定南方，统一天下。

洛阳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等的国都，位置重要，北魏迁都洛阳后，有利于北魏的统一天下战略。因为讨伐南齐时，北魏可以从洛阳出兵，向西直取关中，向南直取荆州，向东渡淮河直取南齐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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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政权的鲜卑族拓跋部原来活动于今东北大兴安岭一带，后来逐渐向西南迁移。当时的拓跋部，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后势力渐强，至386年，拓跋珪在盛乐(内蒙和林格一尔)建魏，史称北魏。随着力量的增强，他们陆续征服了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于399年迁都平城(山西大同)，成为北方的强大势力。

大漠南北诸州郡原来都是魏国的根基，居住的都是汉士族和汉民，北魏统治者意识到，依靠偏远的平城作为都城和不多的鲜卑人想控制全国，己很困难。必须都城南迁，变鲜卑俗为华风，实行与汉族同化，才能适应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需要。于是，魏孝文帝不顾群臣反对，决议迁都洛阳。

公元494年，魏孝文帝首先作通极力反对迁都的拓跋澄的思想工作，说：我们鲜卑人起自北方，徙居平城，这是用武的地方，不能作文治的中心。我想以用兵为名，率众迁都中原。拓跋澄被提醒，全力赞助迁都大计。魏孝文帝统兵南伐，到了洛阳，在众人感到进退两难之机，他顺利完成了迁都洛阳计划。

孝文帝南迁前后，先后下令禁断鲜卑风俗、服制和语言，禁止同姓婚配。士民一律改穿汉服，朝廷上改用汉语，鲜卑复姓改为音近的汉姓。皇族拓跋氏改姓元姓，其他一百多姓亦改姓汉姓。这些改革，促进了民族融合，体现了历史发展规律。

题主好！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是受其祖母影响而展开的，他三岁失母(按鲜卑'子贵母死’制度，三岁立太子时母被赐死)，五岁登基。大政由其祖母冯太后垂帘，冯是(汉人出身)一位有魄力，有胆识，有谋略的女强人。她将汉族先进的东西吸收进拓拔部政权中，使北魏很快民富国强、林立于其他少数民族之上，成为北方地区的霸主。孝文帝自幼受祖母耳濡目染，从小对汉文化和汉族历史情有独钟。他不但精通儒家经义、史传百家而才藻富瞻，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增长了实际才干，为以后改革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冯太后画像

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病故，孝文帝年满二十三岁开始亲政。他继承太后遗志，重用汉族土人，全盘推行汉化，其中迁都洛阳就是他革俗汉化的重要一个环节。洛阳为六朝故都，人杰地灵，是汉文化发祥地和会萃地，有深厚文化底蕴。地处中原腹部，地理位置犹为重要，孝文帝全面汉化，志在统一大业，所以选洛阳为京畿之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也是迁都的直接原因。

孝文帝拓跋宏

北魏原都城在平城，就是现在在的山西大同，那儿地处西北边陲，地寒阴冷，六月飞雪，风沙弥漫。偏北的地理位置更不利于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资治通鉴.齐纪》记载："(永明十一年，493年)，魏主(指孝文帝拓跋宏)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恐群臣不从，乃议大举伐齐，欲以胁众。“这是迁都的间接原因，而他推行的汉化改革，吸收中原汉族文化，旨在完成统一大业的宏伟构想是他迁都洛阳的根本原因，由此可以看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其实质是鲜卑政权的一次全面汉化改革运动。

北魏政权

迁都不是"牧歌式的西进运动“，常说故土难离，特别是对于那些马背上的民族，过惯了居无定所，散漫自由的游牧生活。一旦让他安定下来，过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农耕生活，无疑是涅槃重生，阻力巨大。却没有难倒睿智的拓跋宏，他进行了周密部署和巧妙按排，以南下"伐齐“为借口，于太和十七年八月(493年)辞别冯太后永固陵，率领文武百官，军队百余万出平城南伐。一路秋毫无犯，九月抵达洛阳，按军不动。时值深秋，天公作美，阴雨连绵不停，鲜卑贵族心系北还，无意伐齐。孝文帝乘机对大家说："…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土，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何如？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当时虽有人不愿内迁，但惧怕南下伐齐，只好应诺了，南迁大事迎刃而解。

孝文帝力排众议(剧照)

定都洛阳后，孝文帝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大到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小至民俗，婚姻，姓名等，例如：他将鲜卑拓跋氏改为汉族姓氏元姓。《说文解字》元，始也，从一从兀。元的本义是人头，始是引申义。《左传》"狄人归其元“是指狄人归还了(先轸)的人头。孝文帝将元作为自已的姓氏，有元首的意思，也有开始的意思，可谓良苦用心，意味深长。

《说文解字.元》

北魏孝文帝改革，促进了鲜卑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缓解了民族隔阂，史称“孝文中兴“。还有一点需要指出：这种民族融合，使汉民族血液兼有游牧民族威猛尚武的精神，一改儒家萎靡颓废面貌，重新换发新的光彩。这在历史长河中特别重要，使华夏文明延续和传承有了新的动为，如大唐李氏和隋朝杨氏都是民族融合后裔，兼有勇猛和怀柔的特征，开创了几代伟业，为历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唐太宗李世民画像

部分图源来自网络，不便当刪。

北魏汉化的巅峰，始于孝文帝迁都洛阳。

但，盛极则衰。

恰恰是迁都洛阳之后，北魏开始走向崩溃边缘。

孝文帝之前，北魏一直在进行汉化，并不是到了孝文帝才开始汉化。

所谓汉化，实际是胡人部落形态演化到汉人王朝形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部落到王朝，是政治改革；游牧到农耕，是经济改革；野蛮到文明，是文化改革。而核心是政治改革。

汉化或汉化改革，是胡人内迁以来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从五胡乱华之时就开始了，甚至可能还要更早。

五胡乱华，胡人雄主辈出。但每一个胡人雄主身边的身边，几乎都站着一个汉人士大夫。

前赵刘渊，尊师大儒崔游；后赵石勒，礼敬谋主张宾；前秦苻坚，以寒士王猛为心腹。甚至，就连最后一个崛起的大夏赫连勃勃，也有一个王买德为他出谋划策。

为什么胡人雄主的标配都是汉人谋士？

这其实就是胡人在汉化。

上马打天下，却总归要下马治天下。

下马治天下，实际是组织政权的工作。而组织政权的工作，就是政治层面的汉化，即如何采取中原王朝的形式管理国家、治理百姓。这件事最重要，但胡人干不了，所以只能依靠汉人精英。甚至，即便是马上打天下，也要了然山川形胜、懂得纵横捭阖。这时候，还要依靠汉人精英。

慕容鲜卑先后建立了五燕政权，即前燕、后燕国、南燕、西燕和北燕。那慕容鲜卑依靠了哪个汉人谋主？慕容鲜卑缺乏定国级的汉人谋主。但，这不是因为慕容鲜卑不需要，而是因为慕容鲜卑的汉化程度最深。这一系鲜卑人自己就能搞定组织政权的工作。

拓跋鲜卑最为野蛮，汉化程度也最低。但，拓跋鲜卑的汉化最为生猛。

名士崔浩，先后辅佐了北魏三代国主。组织政权、组织战争，甚至编写国史的意识形态工作，全由崔浩打理。

汉武帝“杀母立子”，是为了防止外戚干政的一时之举。而拓跋鲜卑则创制了“子贵杀母”的皇位继承制度，即“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汉武帝只是一时做法，而拓跋鲜卑则玩成了类世制度。

而最厉害的手段，是“离散部落”。拓跋珪将草原诸部落统统打碎，甚至包括自己嫡系的拓跋鲜卑，也照样打碎。打碎之后，再做重新编派为八部，由八部大人负责统领。

虽然成也部落制，但拓跋鲜卑竟能一手毁了部落制。这种做法，比刮骨疗毒可狠多了，相当于自我肢解后再自我重组。所以说，拓跋鲜卑虽然汉化较晚，却汉化得最为生猛。

但，这种汉化主要集中在政治层面，即部落制向王朝制演化。而所谓的王朝制，实际是百代皆行的秦政制，干脆点儿说就是中央集权。

部落制，是分权的；王朝制，是集权的。所以，胡人王朝的政治演化之路，就是从分权走向集权。

集权的标配，是官僚制。

于是，北魏汉化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移风易俗，而是如何建立官僚制。建立官僚制这件事，不是从孝文帝开始的，而是从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开始的。

北魏也有官员。但官员主要是拥有军队和军功的部落长。部落兵和部落长，不用北魏朝廷发工资。他们自己出去抢劫就行。但是，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就不能再抢劫了。因为你无论抢谁，都是在抢自己人。

于是，一众部落军事贵族们，开始贪污受贿了。贪污的收入，成了官员的主要劳动所得和生活来源。如果贪污的效率太低，那就继续抢劫。

一靠贪污、二靠抢劫，这是北魏官员的生活方式。所以，北魏官员，主要是地方官员，仍停留在部落政治的层面。自家部落才是人，而汉人和中原天下只能算牧场和牛羊。

为什么要禁止抢劫、为什么要禁止贪污？

这跟为什么要走向统一是一个道理，人类总是倾向于交易成本最低的交往方式。天天靠抢劫、贪污为生，这种方式看着爽，而实际上，交易成本特别高。所以，一直这么玩，拓跋鲜卑早晚会把自己玩死。

于是，奇女子冯太后出手了。

冯太后是北魏第五位皇帝、文成帝拓跋濬的妻子。但文成帝拓跋濬死得早。所以，年纪轻轻的冯太后就与新继位的小皇帝，遭遇了主少国疑的窘境。这时候，彪悍的鲜卑贵族将军们肯定不听话。

但是，没想到，冯太后比这伙鲜卑贵族们还彪悍，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些人全都干掉了。但等小皇帝长大了，小皇帝献文帝也不听话了。于是，冯太后再出手，又把小皇帝也干掉了。

这之后，皇位传到了冯太后的孙子拓跋宏，也就是孝文帝手中。但是，孝文帝还是个孩子，所以冯太后只能二度临朝。

自公元465年寡居称制到公元490年去世，冯太后成为北魏朝堂的事实主宰。所以，北魏汉化改革，长期由冯太后主导。所谓孝文帝改革，在公元490年以前，实际是冯太后改革；在公元490年以后，直到公元499年孝文帝去世，才算孝文帝改革。

在政治层面，汉化就是集权，而集权就是要健全官僚制。但北魏官僚竟长期以抢劫和贪污为生。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北魏官僚的生活方式，然后改变北魏官僚系统的政治生态。

于是，公元484年，冯太后仿效魏晋旧制，下达了“班俸禄”诏书，规定在户调之外，每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用以给付官员俸禄，即“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民事，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

以前官僚们靠贪污和抢劫为生，但现在不用去抢了，因为国家给你们发工资了。如果以后再去贪污、再去抢劫，那就不是不发工资的问题，而是要你命，“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给官员发工资这件事，非常重要。

第一层回路是国家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然后百姓向国家交纳税赋。这一层回路，连部落制的草原政权都能做到。但是，王朝制的中原政权，还需要完成第二层回路。即：国家通过官员向百姓收税，然后再用收上来的税养活官员和养活政府。

这是王朝制或集权制的关键一环。而这一环还有扩展效应。那就是为了给官员发工资，国家就必须关心和组织社会生产。

于是，公元485年，均田令随即推出。国家为民制产。百姓拿着国家提供的土地资本去创造物质财富。而国家的税赋，也就有了直接可见的合法性依据。

五胡乱华，实际是草原部落制对中原豪族制的沉重打击。在这场较量中，中原的豪族制一败涂地。所以，北魏也要面临豪族问题。豪族垄断了地方的经济生产和社会治理，国家根本无法集中资源提供公共服务。这种局面下，什么均田令、班俸禄，甚至官僚制，全都没有用武之地。

于是，公元486年，三长制取代了宗主督护制。北魏建立了五家一邻、五邻一里、五里一党的基层架构。邻、里、党各设一长，故称三长制。三长制的意义，一是瓦解和取代了宗主督护制；二是将官僚制可以贯彻到最底层。

回过头来，我们重新梳理一下班俸禄、均田令以及三长制，就会认识到历史有时候就是押着同样的韵脚。

班俸禄完善了官僚制，而其本质则是中央集权加郡县制。这是始皇帝创立的制度，彻底的秦政秦制。秦政秦制一立，部落制想不瓦解都不行。在农耕的中原，这套算法的优势无可比拟。

均田令，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土地私有。与始皇帝的“使黔首自实田”，其实是一回事。始皇帝时代，你家有多少田就向政府汇报有多少田，然后国家承认你的所有权，并以此为基础向你征税。而均田令，则是国家租给你多少田，然后承认你的使用权，并以此为基础向你征税。

三长制，更是如此。与秦汉的乡亭里制放在一起，你根本看不出什么区别。北魏的邻、里、党，与秦汉的乡、亭、里，仅是名称不同、颗粒度不同。认识起于分类、管理起于认识；分类了才能认识、认识了才能管理。三长制实际是对基层社会的重新分类和重新认识。完成了分类与认识之后，官僚制才能对接基层社会。到这个时候，政府才能收税，而集权也才能落地。

所以，北魏汉化，完全可以看做是对秦政制的复古。这套集权制度，被汉末以来的豪族形态瓦解后，又被北魏给恢复了。

在冯太后期间，北魏的汉化改革一直在走收益递增的曲线。

班俸禄、均田令、三长制以及更早的离散部落等，这些汉化改革一直给北魏带来统治收益。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国家有钱、国政稳定、国力上升，不仅能养官理政，还能扩军备战。

但改革也是有成本的。

最直接的成本，就是调整内部结构所耗费的大量资源。压制鲜卑军事贵族，需要花钱；赎买部族武装，也需要要花钱；完善官僚制和基层治理，还需要花钱。

如果汉化改革的收益一直能高于汉化改革的成本，即收益大于成本，那就是收益递增。换个烧脑一点儿的说法就是：如果每落地一项汉化改革的新增收益都大于新增成本，即新增收益大于新增成本，那就是边际收益递增。

而冯太后时期的汉化改革，就是这种趋势。

但是，边际收益在经历增长之后，一定会调头向下。因为新增收益不会永远高于新增成本。这就是边际收益递减定律。

当二者相等的时候，就达到了边际均衡点。北魏的汉化改革将在这个时候取得最大收益。而在这之后，继续投入成本进行汉化改革，就是收益小于成本，汉化改革将会得不偿失。

而这个边际均衡点，就是孝文帝迁都洛阳。

对于这个过程，我们无法量化到某个数值。因为所谓的成本和收益都不可能量化到具体数字和某个单位。那么，我们怎么判断这个边际均衡点？

好处找不到、坏处看得见，就是判断的依据。

迁都洛阳能够带来三个收益：一是便于统治北方中原；二是便于统一南方；三是便于巩固皇权。

但问题是统一南方只是迁都洛阳的幌子。目的是迁都洛阳，手段是以统一南方为幌子。不说统一南方，鲜卑贵族们死活不答应离开平城、迁都洛阳。所以，孝文帝没想统一南方，而只想迁都。而鲜卑军事贵族们更没想统一南方。甚至，这时候，不是他们没想，而是实力不允许。

当初，崔浩之所以反对北魏从平城迁都河北，主要基于三点理由：一是距离产生美，东州之人不了解北魏实力，所以才会臣服北魏的统治，如果了解了，那就不是臣服而是造反；二是拓跋鲜卑太野蛮，举部迁到东州之地，就是去扰民添乱，所以不如呆在山西，虽然挨饿但还能吃到河北的租子；三是草原柔然虎视眈眈，一旦离开故地，云州和平城肯定控制不住。

这三点理由，前两点都被消灭了。但第三点一直是问题。那就是迁都洛阳之后怎么继续控制山西故地。最后，出问题的，恰恰是这个地方。

历经冯太后改革，北魏的官僚制已经初步形成。而且，孝文帝正是正当年富力强。所以，孝文帝的统治威信，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唯一让他不爽的，就是鲜卑贵族跟他的关系，太过平等。这伙人都是北魏的创始股东，所以难免各种不服。皇帝英明，那大家就真听话；皇帝任性，那大家不惯着。

既然是这样，那迁都洛阳到底还有什么好处？

就北魏而言，迁都洛阳的汉化改革，已经得不偿失，即好处找不到。而坏处却看得见，一是山西必然难以控制；二是孝文帝与鲜卑贵族的关系必然出现裂痕。

所以，这时候的新增收益已经不足以抵消新增成本。边际收益只能调头下降，开始出现边际收益递减。

虽然边际收益下降了，但北魏的国力还在上升。这就好比踩刹车减速了，但汽车仍会往前走，而不会向后走。只有边际收益持续下降，导致总收益也下降的时候，北魏才真正遭遇问题。

而孝文帝接下来的改革操作，则是一个不断拉低边际收益、不断抬高边际成本的过程。这些操作，从汉化的情怀来看，非常好；但从改革的效益来看，却非常不好。

以前的汉化改革，是触及筋骨。而迁都洛阳之后的汉化改革，则是触及灵魂。

首先是改衣服，原来胡服不让穿了，一律改穿汉服；其次是改语言，原来的鲜卑话不让说了，必须说汉语；第三是改姓氏，把鲜卑姓氏统统改为汉人姓氏，所以孝文帝拓跋宏，也称元宏，因为拓跋改姓元了。

同时，孝文帝还引了汉人的门阀制度，鼓动鲜卑贵族与汉人豪族联姻。这一点最要命。因为汉人的门阀制度恰是五胡乱华的重要原因。中原的汉人不是打不过胡人，而是豪族形态的汉人打不过部落形态的胡人。如果孝文帝恢复了汉人的豪族形态，那西晋怎么死，北魏也怎么死。

改衣服、改语言、改姓氏，甚至还要与汉人联姻改血统，当然还要改文化，也就是移风易俗，孝文帝改革比商鞅变法还要深刻。商鞅变法是利用人性，而孝文帝改革则是反人性。所以，不知道的话，你都会认为孝文帝是派到拓跋鲜卑的卧底。他是有多恨自己和自己的部族，才会做出这种程度的改革？

因此，迁都洛阳之后的汉化成本，一定会非常高。那会高到什么程度？

首先是太子不满意了，非要拉着一批鲜卑豪贵跑回平城。一旦太子跑回平城，那北魏就会出现两个中央、两个朝廷。而鲜卑贵族一定会支持太子而反对孝文帝。所以，孝文帝果断出手，亲自平叛。老子干服了儿子，随即就把太子给废了，还打了一百多棍。但是，还不放心，最后直接把废太子赐死了。

孝文帝不缺乏能力，更不缺决心。为了汉化，他连亲儿子都能干掉。这个操作已经超过秦孝公。于是，不满意的鲜卑贵族，在孝文帝面前只能忍辱求存。后来，孝文帝直接告诉这伙人：大家死了也没必要迁回故地安葬了，洛阳就是咱的家，死了就葬在洛阳。孝文帝汉化，不止是改活人，而是连死人也一起改。

公元494年到495年间，孝文帝终于实现了迁都洛阳。随即，就开始了对南朝的统一战争。但是，一交手才发现自己没有从前那么强，而南朝也不是以为的那么弱。甚至，南朝齐还搞了防守出击。

公元499年，在迁都洛阳4年后，孝文帝一命呜呼。孝文帝活着的时候，能够镇住鲜卑贵族。孝文帝死后，鲜卑贵族肯定要反复。

但是，孝文帝的雷霆举措在他死后仍然余威犹在。又是迁都洛阳、又是移风易俗、又是杀子立威、又是不换思想就换人，这套流程走完，直接干废了鲜卑贵族。关键是洛阳的确比平城好。这里的生活富足完全不是平城故地所能比的。所以，孝文帝死后，北魏也没有重新迁回平城。

那么，没有重新迁回平城是因为鲜卑贵族集体转性了吗？他们都被孝文帝的英明决策给说服了？

套用普朗克的一句名言，“新科学事实之所以胜出，并不是因为反对者都被说服了，而是因为反对者最终都死了……然后熟悉这个事实的新一代人长大了”。

所以，最大的可能不是反对派被说服了，而是要么被干死、要么被下课。而干死和下课，都意味着北魏自己消灭了自己的反对派。这就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的汉化成本。这个成本已经高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了。

在五胡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之所以胡人雄主辈出，不是因为胡人基因变异了，而是因为胡人的部落制完胜中原的豪族制，是部落制撑起了胡人雄主。北魏统一中原，实际是拓跋鲜卑的部落兵成为北方最强，造就了北魏的历代雄主。而北魏历代雄主的支柱力量，就是鲜卑八部的胡人部落兵。你孝文帝把部落兵的领导层全给干掉了，那北魏还怎么继续强？

所以，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的汉化改革，不止是刮骨疗毒、也不止是伤筋动骨、更不止是自我肢解和改造灵魂，而是自废武功。

孝文帝改革的影响，就是开始把北魏拉向崩溃的边缘。

此后，豪门出身的汉人士大夫崛起于北魏朝堂，甚至开始打压排挤鲜卑的军事贵族和武人士兵。公元519年，大臣张彝父子主张“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这就等同在制度安排上清洗掉鲜卑军人。鲜卑士兵群情激愤，追到尚书台骂街，“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最后，尚书郎张始均，被鲜卑大兵活活烧死。

最要命的还是山西故地的六镇军人。这伙人曾经是国之肺腑，却在20多年后混得连饭都吃不上。公元523年，六镇起义爆发，北魏正式跌落悬崖。北魏不仅失去了鲜卑军人的支持，而且还与鲜卑军人互为仇雠，甚至花钱请柔然出兵平灭六镇军人。

而此时的北魏军事实力，更是如同弱鸡一般，早已没了当初横扫天下的豪迈。公元528年，山西北秀容的契胡部首领尔朱荣，成为北魏的董卓，带兵冲到洛阳、制造了河阴之变。而公元529年则更是神奇，南朝梁的陈庆之仅率七千士兵就杀到了洛阳，要给北魏改朝换代。

为什么北魏迁都洛阳后会变弱、会崩溃？

一是节奏的问题。在胡汉还没有完全融合的大背景下，孝文帝实施了加速汉化的改革。这实际就是在制造矛盾，比如北魏大兵围攻尚书台事件。

二是支柱的问题。北魏支柱是拓跋鲜卑的部落兵。失去这伙人的支持，北魏别说与南朝竞争，就是自立北方都是问题。

三是边际的问题。汉化是方向，也是趋势，而且还是正确的方向和必然的趋势。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如何平衡的问题。

四是选择的问题。汉化不是豪族制，而是集权制。豪族制的汉人打不过部落制的胡人。但是，冯太后改革复古了集权制，而孝文帝改革却是在重复豪族制。

既然如此，孝文帝为什么还要迁都洛阳？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汉化和汉化改革，就是北魏要造的桥和船。北魏的目的是国力强盛。但是，孝文帝把这个手段和目的给搞反了。为了汉化，当然是迁都洛阳。但为了国力，迁都洛阳则要慢慢来，移风易俗的汉化改革更要慢慢来。如果迁都能解决所有问题，那北魏名臣崔浩就不会阻止迁都了。

那孝文帝是愚蠢吗？看不到成本巨大、后患无穷吗？

这实际就是一种内卷。北魏在统一北方和扫荡柔然后，已经所向披靡。所以，之后的汉化改革才会如此顺畅。

冯太后改革时期，几乎一年一个政策。改革当趁好时光没，北魏恰在好时光。正是因为好时光上一路顺风，所以北魏朝堂积攒了太多的过剩精力。于是，接下来的操作就不是向外进取，因为外部无对手；而是向内演化，因为内部有情怀。这时候，内卷就出现了。

内卷的一个特点就是脱离实际的精益求精。改服装、改语言、改血统以及各种移风易俗，本可以慢慢来，而孝文帝却拿出巨大的精力和成本生硬推进。

而不断的精益求精，一定会走向内卷的极端，即把手段当成了目的。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也随处可见。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权力最大的不是生产、销售和研发部门，往往是人事和考核部门。企业是如此，其他大的官僚化组织更是如此。久而久之，大家统统忘记了目的是什么。甚至，把手段当做了目的，然后拼命地造船、造豪华大游轮，拼命地造桥、造九孔赵州桥。而等船也造了、桥也造了，大家却忘记了过河。

对于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来说，都城的设置都是“国之大事”，必然要慎之又慎。鲜卑拓跋政权曾先后在三个城市建都，孝文帝时将都城从平城迁往了洛阳。北魏孝文帝迁都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北魏的政治目标从四处扩张转为了加强统治，相比来说，洛阳要比平城具有统治优势。

北魏皇族改姓也是北魏加强统治的一个措施，在封建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任何一个外来民族想要在中原地区形成长久的统治，就必须汉化，北周、北齐和清朝都是如此。

在《资治通鉴》中记载，当时魏孝文帝下诏“魏之先出于黄帝，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源也。”而“元”代表的就是万物之源，由此可见，“元”这个姓氏并不是随便选择的，而是孝文帝为了彰显统治正统性，特意选择的一个姓氏。

一、政治原因

（一） 政治发展的需要

可以说拓跋鲜卑政权的发展壮大与多次南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孝文帝之前北魏就已经多次迁都了，之前的东木根山和盛乐都处于塞外的草原游牧生产区，随着都城的南迁，拓跋一族的势力也渐渐南迁，迁都平城后，拓跋一族的势力已经进入到长城内侧的农耕地区了。由此可见迁都洛阳并不是北魏孝文帝的一时兴起，而是北魏政权发展壮大的一个必要选择。

定都平城是北魏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但是到了孝文帝时这一发展时期早已过去。气候恶劣，不利于农牧生产的平城已经不适合作为都城了。在《魏书》中记载，魏太祖时期，曾多次发生旱涝灾害，有很多流民迁入于平城，但是因为交通不便，所以平城的经济发展程度极其有限，无法尽快解决流民问题。

相比于平城来说，洛阳这座城市更适合作为一个国家的都城。洛阳居于天下之中，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曾多次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除了陆地交通以外，洛阳的水路交通也十分便利。这一优越的交通因素，能够让中央的命令很快的下发到地方，同时也能够及时收到地方情报，便于各地来朝贡。在《魏书》中曾记载“洛阳九鼎旧所。”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洛阳这个城市曾被视为王权的象征。

迁都是北魏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选择。即使都城不是洛阳，也断然不会再是平城。平城是一个很好的军事之地，但并不适合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这样看来，平城自然会被倡导文治的孝文帝所摒弃。

（二） 缓和民族矛盾的要求

北魏在建立初期只是一个发展落后的小部落，在进入中原的过程中，统治者吸取了汉族地主的建议，融合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生活方式逐渐汉化，但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依然属于奴隶社会。北魏的南下伴随着长期大规模的民族征战，很多北魏贵族自视甚高，看不起其他民族的人们，在面对其他民族反抗时，北魏贵族常常会对他们进行野蛮的屠杀。

在战争时，北魏贵族这些汉族以及其他各民族的人充当前锋步兵，让他们冲锋陷阵。鲜卑骑兵骑马在后，任由战马践踏这些前锋骑兵。

在统治集团内部，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之间的矛盾也极大，因为民族差异，鲜卑贵族对汉族地主存在很大的戒心，于是便在朝堂中处处压制汉族地主的势力。虽然汉族地主已经被纳入统治集团了，但他们几乎没有实权。

这些汉族地主在成长过程中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也并不十分认可鲜卑贵族的正统地位。所以这两个政治派别之间经常会发生矛盾，鲜卑贵族常常会因为意见不统一对汉族地主大肆屠杀。

除了社会上层内部的矛盾以外，统治集团与社会底层之间的矛盾也极其尖锐。北魏时期，因为长期的征战，国库并不宽裕，因此官吏并没有固定的薪水，只能靠战利品来作为额外奖励，在逐渐统一之后，连战利品都没有了，官吏为了维持自己奢侈的生活，开始了对底层百姓的大事残酷搜刮。

并且，政府也会经常向百姓们征收额外的绢、帛、粮食，在沉重的赋税压迫下，百姓们不堪其扰，纷纷起义，据统计从北魏统一到孝文帝改革之前的50多年里，北魏就爆发了80多次的农民起义运动。

在封建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任何一个政权被推翻，都与其内部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激化有关，这次改革之所以如此的义无反顾，主要还是因为此时国家内部的矛盾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北魏皇室的统治。所以不得不通过迁都，改姓等方式来获得汉族百姓的认可，以此来牢固统治基础。

二、经济原因

在鲜卑政权早期，百姓们过着畜牧迁移涉猎为生的生活。在东汉初年，整个鲜卑部落南迁到了阴山，河套一带，逐渐接触到农业经济，但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仍然是狩猎业。

据史料记载，北魏道武帝至北魏献文帝的90多年间，统治者曾带兵狩猎67次，由此可见鲜卑统治者对于狩猎这一生产传统的重视。这一传统造就了鲜卑人勇猛不羁的民族性格。

到了北魏孝文帝时期，这一经济生产传统出现了很大改变，孝文帝在位的29年中从未带兵出去狩猎过，之后的几位帝王也很少出去狩猎。由此可见狩猎业在整个北魏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已经下降了。这和孝文帝迁都洛阳，改姓为元，推广汉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但是，孝文帝改革的确促进了整个北魏的经济发展，增加了财政收入，促进了人口增长。这对于整个北魏王朝的发展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文化原因

（一）文化发展的需要

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中，曾多次成为王朝的政治、经济发展中心的洛阳文化底蕴也极其深厚，虽然在战乱年代时遭受过破坏，但像过去的太学遗址以及《经学石经》仍然残存，其中就有著名的《三字石经》。

据《魏书》记载，太和十七年九月，孝文帝巡幸洛阳，看到这些太学典籍被破坏时曾十分感慨说“荒毁至此，永伤朕怀”。之后他又先后巡查了洛桥，太学以及石经。

对于寻求汉化的孝文帝来说，选择洛阳作为都城，无疑表明了自己恢复儒学，重振洛阳的决心，这有利于北魏朝廷笼络天下读书人。改变过去人们对于拓跋皇室“重武功，轻文教”的印象。

（二）民族大融合趋势的出现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动荡时期，北方地区战火纷飞，因此人口流动现象十分严重，出现了多民族人民混合居住的趋势，这为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了解提供了机会。在共同抵抗鲜卑贵族的过程中，各民族人民沆瀣一气。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分土定居”发展农业的措施，这使过去以畜牧业为生的少数民族改变了过去的生产方式，转而从事农业。

在北魏初期设置了太学，北魏朝廷重用诗人，这些政策得到了汉族地主的支持，缓和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孝文帝改革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得到了汉族人民的支持，加速了封建化进程，有效地巩固了统治。

总结：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姓位为“元”是为了巩固统治，争取汉族人民支持。不过从客观上来说，他的这些措施的确促进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加强了民族融合，推动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其实从北魏六镇叛变，就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汉化改革。

北魏是游牧民族鲜卑人建立国家，最初还是奴隶制度，以部落为单位。

这些部落的鲜卑人一般不从事具体的劳动生产，而是职业军人，只是负责打仗。

就像战国时代的日本武士一样，他们是特殊阶层，崇尚武力，地位崇高，享有特权。

但这些人严格来说，根本就是世袭军阀，又以血统为单位，对于国家有着极大的危害。

而六镇叛变就是很好的例子，人家部落拥兵自重，说叛乱就叛乱。最终，北魏调动军马又联合柔然，花费巨大精力才打垮他们，招降了20万人。

但这20万人随后又和北方汉人灾民合伙叛乱，发展到几十万之众，引起整个北方连锁叛乱，每一个省都有叛乱。

北魏大将尔朱荣调动四路大军36万人，反复围剿才消灭叛乱，但北魏元气大伤。

同时尔朱荣掌握了国家大部分兵权，随后干脆篡位杀死胡太后。

而孝文帝汉化的重要环节，就是重文轻武，以文官来管理国家，避免以往鲜卑部落拥兵自重的叛乱。

另外，以往鲜卑人的制度有些颇为可笑部分。

比如，最初官俸制度沿用“掠夺制”，官员俸禄乃从战争中掠夺他人财物。

所以北魏必须不断作战，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随着战争减少，官员的收入巨减，开始闹事和贪污，搞得国家管理制度乌烟瘴气。

孝文帝仿效汉人的班禄制，官员每季定时发薪，才缓解了这个问题。

北魏以往是抢田制度，也就是部落为单位强占中原的土地，抢的多算你有本事。而这些部落的鲜卑人多不种地，将土地租给汉人和其他民族，依靠收租为生。而底层农民等于受到国家和贵族双重剥削，叫苦不迭。

同时，一些部落将大量土地用来放牧，导致很多农民没有田地，陷入绝境。

孝文帝采用均田制，按照人口直接授给田地，平均土地和牲畜，使平民百姓安居乐业。

部落制度曾经是奴隶制度，部落贵族都有不少奴隶，和主动归附为奴以免除税收的农民。

由此北魏财政困难，收不上税。

孝文帝使用了“三长制”，也就是户籍制度和保甲制度。这就废除了以往的贵族奴隶制度，便于国家收税。

其实说来说去，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改革，改鲜卑姓为汉姓，自己也改姓“元”，就造就了北魏后来的强大。

六朝的北魏原来是拓跋大鲜卑山（大兴安岭地区）下的游牧民族，西晋灭亡后，匈奴族、鲜卑族、氐族、羌族等少数民族越过长城南下中原。383年著名的淝水之战后，前秦在北方的统治塌了！原来被前秦灭掉的拓跋族首领什翼健的代政权于386年重新崛起，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398年定都平城(山西大同）。在北魏共149年的历史中，发生的最大事情就是冯太后和魏孝文帝的有关封建化和汉化的改革。这场改革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涉及的领域很广，主要是四个方面的改革，本回答重点谈其中的“迁?都?洛阳”的?改革。?

?阶级矛盾的解决办法是一一调和

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规模的确堪称“空前绝后”！它与阿房宫、驰道、兵马俑一样，千古不朽！但是，勿需讳言，许多长城外的少数民族越过长城，或者掠夺抢刧而去，或者到了中原就“乐不思蜀”，再也不願回到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老家去了，甚至就地立国。

历史上著名的“五胡十六国”，可能是中国历史的黑暗时期，痛苦年代，不过，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这段历史既有民族间的矛盾和战争，也有和平共处一面。总的来说，“融合发展是它的主流趋势。

应该看到，少数民族是作出了贡献的，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鲜卑族拓跋部。这个部族在进入中原前，社会的基本状况处于奴建制阶段。

依靠中原地区的混乱和战争，他们那种野蛮的作战方式战胜了前秦朝，本民族的奴隶制惯性，不但依然如故，而且甚于以前，他们把战争中的俘虏赏赐给将士、官吏们作为奴隶，上层贵族以征服者身份对中原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

广大中原地区的人民也不是一群待宰的羔羊，逆来顺受不是战斗民族的风格，广大农民连续不断的起义反抗，利用熟悉环境的有利条件，抄起傢伙、併肩子血战。而且也引起汉族地主阶级的不滿，于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北魏统治者终于意识到了，如果不迅速解决这些矛盾，北魏的统治就无法维持，就无法在中原存在下去，甚至淹没在中原的漫天黄沙中。

另一方面，已经进入比较高的经济社会的中原人民，不可能开历史倒车回到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奴隶社会。

于是拓跋族的统治者明智的通过自身的调节和坚强有力的改革来缓和矛盾，加强统治。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是冯太后和孝文皇帝有关封建化和汉化的改革。

?到洛阳去

北魏的第一项改革涉及到官员的吏治，推行所谓的“班祿”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反腐倡廉”。

第二就是加强抑制地主豪强、贵族对民户的管理，釆用汉族传统的“什伍”组织，实行所谓的“三长”制，类似于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

第三就是实行“均田制”，这是改革的重中之重。简单点说就是，分田到具体情况人，妇女是男人的一半土地，牛也随田分到农户，最多不超过四头。人死后田地归还国家，同时颁布了相应的租调制。

笫四项改革措施就是迁都到洛阳。公元490年，高举改革大旗的冯太后去世，魏孝文帝继续努力下去，首先，他按照儒家的丧葬礼仪守孝服丧，而且是一副痛不欲生、生无可恋的样子，一些贵族劝他：“我们是马背上的民族，还是按照我们老祖宗的老规矩办事吧。”

孝文皇帝认为，正因为老祖宗是在马背上南征北战，“重武略，不重文教，只识弯弓射大雕！”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心态，要改武为文，继承冯太后遗志，继续改革和汉化的工作。

五年后的公元495年，北魏从平城(山西大同）迁都到洛阳（河南），这项措施标志着改革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既然是改革，当然有反对，首先是贵族的不满。但是，迁都洛阳是北魏的封建政治经济深入发展的需要，因为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地理位置优越，发展空间广阔，便于号令天下。

结束语

孝文皇帝为了迁都洛阳计划的实行，不惜杀了进行武装反叛的贵族，甚至包括太子也被赐死，足见魏孝文皇帝的改革决心。由于西晋灭亡而荒废了170多年的洛阳又重显生机，又一次成为当时中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感谢邀请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一是为了改革能顺利进行，平城地处北疆，也是鲜卑族盘根错节之地，不利改革的发展，二是平城地势狭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出现了粮食短缺，而洛阳处于平原，是天然粮仓 因而迁都洛阳。

而孝文帝将皇族鲜卑姓拓跋改为元姓，其实就是表明自己改革的决心。以此震慑不愿汉化的鲜卑上层贵族。

北魏孝文帝太和改革

孝文帝 元宏 公元467年～公元499年，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少数民族改革家，政治家，即位之后，整顿吏治， 、迁都洛阳，实行三长制和均田制，，全面改革鲜卑旧俗，并严厉镇压反对改革的守旧贵族，促进了北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发展，史称“太和改革”。

总结

北魏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促进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大一统，为隋唐盛世的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文帝的汉化改革使鲜卑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大大的发展，缓解了民族隔阂。

首先要从北魏的形式说起。北魏自从太武帝死后，由于鲜卑贵族和大商人的压迫，不断引起北方人民的反抗。北魏渐渐地衰落下来。所以魏孝文帝即位亲政后，就决定改革。

一.对内改革措施

魏孝文帝在国内规定了官员的俸禄，严厉惩办官员贪污。对百姓实行“均田制”，把荒地分配给农民，鼓励垦荒。另外还分给桑地。然后农民向官府交租服役。这样一来，开垦的田地多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稳定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增加了。

二.借口南伐迁都

魏孝文帝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他认为要巩固北魏的统治，一定要吸收中原先进的文化，改掉北魏一些落后的风俗。所以他决定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但是他怕大臣们反对，所以以征讨南齐为借口，带领文武百官30多万人，从平城出发，浩浩荡荡南下。走到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下了一个多月，道路泥泞，行军困难。魏孝文帝下令继续行军。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于是趁着这场大雨纷纷阻拦。孝文帝严肃的说：“我们这次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人笑话？如果不能前进，也应该迁都到这里。”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大家明白，自己都被皇帝给算计了。但事已至此，虽然文武百官不赞成迁都，但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

三.改革风俗

有一次魏孝文帝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他说：“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咸阳王拓跋禧说：“当然是移风易俗好。”接着孝文帝就宣布要进行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说汉语、改汉姓、和汉族通婚。30岁以下的朝廷官员一律改说汉语，否则降职或撤职。把鲜卑的复姓改为汉族的单姓，，如北魏皇室本来姓拓跋，从那时开始改姓“元”（就是第一的意思），独孤改姓刘等等。要求官民改穿汉人的服装，并鼓励鲜卑族和汉族的士族通婚。

魏孝文帝大张旗鼓的改革了鲜卑族的旧的风俗，消除了民族间的差别，缓和了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融合，加速了北魏的发展。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

北魏孝文帝元宏（467年—499年），北魏的第七任皇帝。原姓拓跋，后改姓元，名宏，鲜卑人。北魏皇兴三年（469年）六月，不满两周岁的拓跋宏被立为太子，由祖母冯太后抚养。皇兴五年（471年）八月，年仅5岁的他继皇帝位，由冯太后临朝称制。冯太后将一应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她也在因忤逆而“禅位”的献文帝身上汲取教训，将年幼的孝文帝按照她心中想象的模式加以引导、塑造和培养。

拓跋宏的血管里流着的虽然是鲜卑族拓跋氏的血液，但他从小受到的却是汉文化的熏陶与教育，围绕在他身边的大臣也是一批具有极高文化修养的汉族士大夫。他自幼爱好读书，手不释卷，天分极高。《魏书·高祖纪》说他“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冯太后还亲自创作《劝诫歌》、《皇诰》等文章督促他阅读、背诵，将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等封建道德思想传授给拓跋宏，并用自己的言行感染、影响他。比如冯太后生活节俭，“不好华饰”，对待下人比较宽慈，拓跋宏也依样仿行。儿时的生活积淀在拓跋宏内心深处，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此后，拓跋宏一辈子爱好诗文，并创作了大量的诗赋文章（约40卷）；他为政勤奋，励精图治，个人生活相当节俭；他提倡封建伦理道德，讲究孝悌、仁义、忠信，不仅身体力行，也要求臣民如此。这些，都是他日后推行全盘汉化政策的内在基础与指导思想。冯太后一方面继续培养教育年幼的皇帝；另一方面对北魏进行了许多改革，如推行均田制、新租调制、三长制等，促进了鲜卑族的汉化，加速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这些深深地影响着年幼的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正月，孝文帝开始处理国事。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开始亲政。孝文帝亲政之后，则是将冯太后的改革推向了另一个高潮——全面汉化，并且谋划迁都中原，更好地控制全国。从冯太后到孝文帝，他们在太和年间的这一系列改革被统称为“太和改制”，也称“孝文帝改革”。

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皇太后去世，孝文帝拓跋宏亲政，那年他二十四岁。对于这个年纪还轻，但已在祖母身边实习了十九年的皇帝而言，自己终于能实际掌控政治权力，大展鸿图的机会来了。当时他所面对的环境是：

第一，北魏到孝文帝时，南方国境在淮河一线，长城以南约占全国疆域的一半，而且农业发达，人口密集，成为帝国的重要部分。从山西北部的首都平城发号施令，统治这片以汉人为主的土地，虽然并非不可能，但终究有其不便。

过去建都平城在战略上的理由，是此地接近草原，以此为基地，随时可以抵御新兴草原民族的侵扰。拓跋部南下时，原居住地空虚，后起的柔然部趁机填补其空缺，转趋强大。同属鲜卑族的柔然在北魏建国时强盛，屡次威胁北魏的北方边疆，北魏不得不将军事与政治中心放在平城，随时出兵对付。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北魏屡次击败柔然，到孝文帝时，柔然已经不构成严重问题。北方边疆大致平定后，北魏对外战争的焦点改为南方边疆，国家的重心也变成长城以地区，平城的战略地位大不如前，其不便之处则渐渐显著。这种状况必须因应。

第二，北魏南方的国界已经拓展到淮河岸边，深入南方后，战场的地理环境是江河纵横，城池林立，北魏面对南朝的战争型态，变成不再是大草原上两军以骑兵对决，而是攻城与守城之争。这种战争型态旷日持久，攻方必须不断投入粮食、武器与补充兵源，守方则城内坚守待援，后方另派军队解围，以求内外夹击致胜，故不论攻守，都是后勤基地与战场间的距离越短越有利。

北魏的主要粮食产地与人口密集区在今日的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到河南北部一带，可以就近向南支援淮河战场；然而北魏的首都在山西北部的平城，距离淮河前线遥远，战场情势随时可能改变，指挥官与第一线之间、前线指挥官与中央领袖之间的联系沟通甚为重要，在当时讯息传递仍然很原始的状况下，中央与前线沟通所需的时间越短越有利。交通不便，讯息传递需时甚长，皇帝如果希望迅速掌握战争状况，随时适切调动后勤支援，只有御驾亲征，太武帝拓跋焘就是如此。所以北魏假使只想与南朝隔著淮河并立，则建都平城尚可，要是想消灭南朝，统一天下，则应该将后勤基地与决策中心合而为一，作战效率必然大增。这点必须考虑。

第三，孝文帝时首都平城仍是政治中心，有大量非生产人口聚集，如皇家成员、宫女、宦官、贵族、官员及其家属、驻防军队等。

平城附近气候寒冷，平地不多，农业生产条件并不好，还常发生自然灾害，无法充分供应首都粮食与日用品的需求，只有从山东至河南的产地向北输送，其运输成本很高。尤其在与南朝作战时，军情紧急之下，首都的供应也不能停止，变成必须同时向南、向北两线输送，会造成运输成本大增，运输工具与人力调度困难。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第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征势如破竹，却在长江边自动北返，表示单凭鲜卑族的骑兵，并不足以消灭南朝，一统天下。那么，联合其他胡族共同出征如何？前秦苻坚曾尝试组成五胡联军攻打东晋，结果非但失败，其他四胡的军队趁机调转枪口，还成为他的掘墓人。

由此看来，若欲做整个中国的主人，只有使用汉人的方法，才能征服汉人的土地，更深远、更全面的汉化遂成为必须。然而平城接近塞外，作为北魏这个鲜卑国家的首都，城内及周遭住有大批鲜卑贵族，对于过去北魏政府提拔汉官、推展汉化的政策，许多鲜卑人早就不以为然，深恐因此失掉权势地位，常伺机反扑，崔浩之死就是他们反扑的结果。全面汉化的做法必然损及鲜卑贵族的自尊心与既得利益，在平城那个鲜卑保守气氛浓厚的地方进行，不但反对者众，事倍功半，困难无比，甚至保守派还可能谋划出弑君的阴谋。北魏历史中不乏弑君的先例，有心人再干一次，也不是不可思议。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

分析至此，一个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迁都。

北魏孝文帝在太和十七年（493年）七月启动迁都洛阳计划，这并非明白发布诏书，公开办理，而是在精心布置下，运用政治权谋的秘密运作。

孝文帝先下令建造黄河浮桥、立太子、戒严，做足亲征南方的姿态，然后在平城召集群臣，义正词严地宣布讨伐南齐，亲自率领三十多万大军南下。

出发时有臣下建议皇上携带一些宫女同行，孝文帝下诏说战争期间不近女色，公开严词拒绝，这等于宣布皇帝本人把所有女眷留在首都，全体将士当然要比照办理，间接表示大家仍然在平城安家落户，用以隐藏迁都的企图。

大军南下，渡过黄河，抵达洛阳。此时恰逢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行军困难，孝武帝仍然披甲戴盔，骑马出营，摆出继续亲征的架式。群臣拦住马，叩头请求不要再进兵，孝武帝才停止南征。

这是不是另一场安排好的政治秀不得而知，但如此一来，这次浩浩荡荡的南征变成一场仗也没打，孝文帝宣布解严，筑坛禀告祖宗决定迁都，这才将此行真正的目的曝光。

此后孝文帝巡视黄河以南地区，转到邺城，在此地新建的行宫中举行太和十八年（494年）元旦大典，显然在评估究竟要选择洛阳或邺城做新首都，闰二月才回到平城。

在旧都他先召见留守群臣，说明迁都的计划，又到西北边区巡视一圈，抚慰守边将士，安定边区人心，再回到平城后，于十月份正式下令迁都洛阳。总计迁都的布署与实行费时将近一年半，从孝文帝如此苦心孤诣地规划与按部就班地执行，可见这是多么重大的事。

对于孝文帝、鲜卑族与北魏政权来说，定都洛阳是冒著极大危险的举动。

由于在当时的北魏帝国中，鲜卑族仅占人口的少数，拓跋氏更是鲜卑族中的少数，这样少数的统治者在深入汉人地区的洛阳建都，距离塞外草原非常遥远，一旦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人集体造反，在洛阳的鲜卑人将被层层包围，绝无逃出的可能。

五胡十六国时期，350年发生的冉闵屠胡事件使邺城的胡人遭集体屠灭，距离当时并不遥远，胡人都该记忆犹存。太平天国革命时，1853年攻下南京，天王洪秀全下令悬赏杀满人，果然南京城的满人无路可逃，很快全部被杀光，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国历史上北魏以后的金、元、清三个外来民族朝代有两项共同的特色，一是至少统治黄河流域，即半个传统中国领域，这与北魏相同；二是只要没有来自更北方的威胁，就始终都建都于北京，只有金朝末年在蒙古威胁下才迁都汴梁，建都北京却与北魏孝文帝的做法背道而驰。

北魏以后，金、元、清三个不同时代的外来民族在中原建立王朝时竟有不约而同的定都北京，实际上基于一个共同的原因：在中原地区相对于汉人，本族人口处于绝对少数，因此统治中原必须做最坏的准备。北京距离长城很近，万一汉人全面反叛，实在无法抵挡时，皇帝、皇家与重要族人可以迅速撤退到塞外，徐图再起，不致淹没在汉人的大海里，全体死无葬身之地。这种沿用几百年的政策在元代末年实际发生作用。当一三六八年朱元璋派遣的两路北伐大军势如破竹，即将抵达元的首都大都（今北京）时，元朝在中国的最后一任皇帝顺帝率领后妃、家属与蒙古贵族打开大都的北门，及时逃到内蒙古。至此明朝虽然推翻蒙古统治，但并未消灭蒙古人，随后双方以长城为界，塞外的蒙古人仍然能够与明朝持续对抗两百年以上。

北魏建国之初，在长城以南只拥有山西北部，地盘不大，没有上述的顾虑，建都平城是自然之举。到孝文帝时北魏已经拥有黄河流域数十年，但仍未迁都，也未始没有上述的考量。

所以北魏孝文帝迁都深入汉人地区，可说是在进行一场政治豪赌，押上的赌注是北魏的国运、鲜卑的族运和他自己的性命，赌这样做能迅速将北魏转变成中原国家，取得中国的正统地位，进而消灭南朝，统一天下。这场自断退路的豪赌等于自废压箱底武功，显然只可以赢，不可以输。迁都洛阳后，北魏中央政府已深入汉人地区，失去一旦汉人全面反叛，可随时撤往塞外的弹性。在这种前提下，必须追求于最短时间内取信于汉人，让中原地区的汉人很快认同这批南迁的鲜卑人，以求从此泯灭族群界线，双方水乳交融，合作建立新魏国，其做法就是汉化，而且必然是激烈的极端汉化、迅速汉化。

总之，孝文帝既然必须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鲜卑旧风俗、旧习惯，将鲜卑人改造成汉人，以求尽快融入汉族，则汉化势必走向极端，采取无条件、无退路的孤注一掷全盘汉化政策。

无条件引进文化并全面采用的事例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十分罕见，通常一个政府决定引进外来文化，大多不会抛弃本身文化。

十九世纪后期全世界非西方地区都面临排山倒海而来的西方势力，许多国家、民族被迫採取学习西方的政策，但大致都不愿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于是产生文化妥协现象。这种文化妥协的表现，在中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思想，旧道德」等，在日本是「和魂洋才」、「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裡兼该」等，在奥图曼土耳其、印度、泰国等地也出现过类似状况。所以北魏孝文帝的汉化做法，是历史上极其特殊的案例。

孝文帝决定将北魏置之死地而后生，迁都南方后，还必须选择新首都地点。以当时的情况看，从历史声望、地理环境、城市规模、人口数量及组成、经济条件、军事条件等因素考量，候选地不出邺城、洛阳二处。

邺城（今河南临漳）位居河南北部，黄河北岸的支流漳水边，附近是大平原，农产丰富，漳水可通航，交通便利，自三国时期起就是华北重要城市，五胡十六国时的后赵、冉魏、前燕都曾建都于此，在南北朝时期，许多北方汉人世家大族也聚居于此。

洛阳则位居黄河南岸的支流洛水穿过的洛阳盆地中，腹地较小，经济条件逊于邺城，但历史声望高超，是西周陪都、东周、东汉、西晋首都，做为中国政治中心之一已有千年。

也就因为如此，洛阳地区战争频繁，屡次遭受兵火的破坏，当时人口反而不多，世家大族也少。

依此分析，邺城在经济、人口等方面领先，面对南北战争也比较安全；洛阳则在历史声望上是不二之选，却因位居黄河南岸，暴露在南朝攻击范围内，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却不可以守的位置，兵法上真正的「死地」。北魏孝文帝以前，洛阳曾在356年东晋桓温北伐、416年刘裕北伐、430年南朝宋文帝北伐时三次被南方攻下，孝文帝以后，528-529年也曾被南梁的北伐军占领过。孝文帝应该不会不明白洛阳军事地理位置的特性。仍然选择在洛阳建都，代表他确实胸怀大志，要做全中国的领袖，在处理国家大政上凡事敢作敢当，充满积极主动精神，在制定国家战略上放弃防御思考，选择背水建都，自居死地，采取全面攻势政策。

自从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以来，世家大族不分南北，大致倾向以保持本家族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地位为考量重点，并不乐见南北双方的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北魏孝文帝追求统一必定导致积极南伐，这从他不选择比较安全，也是世族根据地的邺城建都可以看出，这样一来，其实并不符合北方世族的家族利益。所以《魏书》记载孝文帝巡视邺城时，当地汉人世族对迁都洛阳都不赞成，迫使孝文帝在493～494年间四度前往邺城与他们沟通，他们的态度仍未改变。

这应该也是孝文帝最后舍弃邺城，选择洛阳的原因之一，毕竟任何政治领袖都不希望首都的地方精英处处跟自己过不去。

迁都后没几年，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初一日，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时年三十三岁。继任皇帝宣武帝也英年早逝，于是冒出个想要学习冯太后的胡太后，但胡太后没有冯太后的才能，一通乱搞，于是六镇官兵发生暴动，北魏王朝也就很快土崩瓦解。有人认为孝文帝的汉化是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只学到了汉人的繁缛礼仪与腐朽的因子，丢掉了拓跋部勇武质朴之长，他的改革不仅没有起到振兴北魏之效，反而导致了民族的柔弱与国家的衰亡。

事实的真相是，即使没有孝文帝的改革，拓跋部也已经或正在失去祖辈的勇武与刚健。而北魏的衰亡也并非全由拓跋宏所为。如果没有当初的迁都洛阳，加强南部势力，也许南齐早就北伐成功，收复了中原失土也未可知。要说拓跋宏改革的失误，恐怕主要还在于忽略了代北边境之地。迁都洛阳后，政治军事重心南移，孝文帝的改革主要在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流域进行，对过去的发迹之地——以平城为中心的代北地区，也许是经济条件的制约，也许是因为鞭长莫及，也许是想集中精力对付南朝，反正是没有顾及。南部全盘汉化，而北部则保持着强烈的鲜卑化倾向，鲜卑语、鲜卑服……鲜卑习俗依然如故，而门阀世族制又将代北边镇的贵族排斥在外，使他们变为处于底层的庶姓，导致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时间一长，北魏就慢慢地分裂为以洛阳为中心和以平城为中心的两大集团，结果导致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内乱，加速了北魏的灭亡。

而北魏迅速衰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孝文帝后继无人。中国封建统治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治，兴衰得失，往往与当权者密不可分。明君使得国力强盛，而昏君、暴君、庸君则导致国势衰弱，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一条铁定的规律。孝文帝死后，继任者或是平庸无能，或是昏聩暴虐，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很快就将一个好端端的北魏给彻底葬送了。

民族间的融合与同化，是人类整体的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由此而言，孝文帝拓跋宏在1500多年前严厉推行的全盘汉化政策，正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与发展趋势的伟大改革。撇开道德层面的善恶判断与功利性的成败得失不论，至少他那认同先进文化的自觉之举也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可贵的榜样。

北魏自道武帝始，都城一直是平城（山西大同）。作为北方游牧民族，鲜卑将都城定在塞北之地，无可厚非。但是随着北魏王朝逐鹿中原，这就要面临着一个汉化的问题。即便是不汉化，那也应该为统治农耕民族制定一些新的政策。

这就是放在北魏统治者上面的一道难题，平城此地气候干燥，无霜期短，粮食种类单调且土地含沙量太大，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平城的粮食供应就会出现非常大的困难。

另外，在孝文帝即位之初，北方柔然重新崛起。一直对北魏政权构成非常大的威胁。同时，孝文帝考虑到要进一步逐鹿中原，在多种方面的刺激之下，孝文帝决定迁都。

当然，都城的选址问题，也有不同意见。一为洛阳，二为邺城。孝文帝先是看重了邺城，因为这里地理位置和水利交通相比于前者都更加的便利。因此孝文帝在南巡途中就在邺城修建宫殿。但是，不久之后，孝文帝便改变了主意，他还是决定将北魏的都城放到洛阳。

因为，洛阳有邺城所不能够比拟的文化优势。洛阳是东汉、魏和西晋三大王朝的都城，最正宗的中原文化和最重要的官僚集团都在于此。孝文帝迁都的一大目的则是要移风易俗，因此来讲，洛阳要更方便于孝文帝愿望的达成。

尽管孝文帝迁都一事受到了诸多北魏实力派大臣的干预，但是在孝文帝坚决迁都的意志之下，北魏终于定都洛阳。

定都之后，孝文帝便进行了其非常著名的汉化改革。其中一点，便是将自己的姓氏改为了“元”，与之相匹配的政策则是确定了汉族世家大族的地位，同时规定这些汉姓和鲜卑姓氏地位相同，在任官职上拥有同样的地位。

之所以为此，其目的有二。一者，孝文帝要弥合汉族与鲜卑族之间的矛盾。其二，孝文帝要真正的做到民族融合且不失贵族的身份。因为孝文帝不光要求世家大族与鲜卑族在地位上平等，还希望能够进行通婚，融合。

无疑，孝文帝的这一系列政策推动了鲜卑族与汉文化的融合，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向着统一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