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总督权力如此大，为什么不像唐朝节度使那样那么容易犯上作乱呢？
比起唐代的节度使来，同样领兵驻守一方，看上去“位列封疆”的清朝总督们，权力其实小得多。
有多小？那就要比比唐代时动不动闹大动静的节度使们。盛唐年间的唐朝节度使，何止是手握重兵的一方统帅？更是获赐“双旌双节”，也就是军事指挥可以专断专行，地方民事财政更是一把抓，连防区内的大小官员，也多是节度使一手任命。辖区大小城镇堡垒，从士兵到官员百姓，全都要对节度使服服帖帖，几乎是指哪打哪。甚至安史之乱爆发前，好些节度使更手握数镇大权，等于几十万强兵在手。作乱？也就是下个决心的事。
以这个意义说，唐朝一直到天宝年间，才爆发了安禄山挑起的“安史之乱”，除了说明节度使制度够坑，也足以说明安禄山外的大唐节度使们，忠诚度不是一般的高。
有了“节度使制度”这个坑爹教训后，唐朝以后的各王朝，自然就长多了心眼。对于肩负领兵大权的要害职务，更是挖空心思设置“防火墙”，必须要把将帅作乱的风险降到最低。放在清代的总督身上，看似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大权，当然也被百般限制。
清代的总督，承袭自明朝的制度，全名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权力也看上去很大，号称可以“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也就是军事民事吏治都归总督管。而且大多数的总督，都是一口气要管两三个省。理论上说，这些总督大人，很有机会成为权倾一方的土霸王。不过，这也只是理论上。
首先一条限制清代总督权限的事实，就是官员人事任命大权。比起唐朝节度使们可以随时撤换任命治下官员的轻松模样，比如安禄山撤换任命两千五百多军官的“快速办公”场面，清朝总督们若想这么“轻松”，基本就是嫌命长：总督麾下的各级将领官员，基本都是中央任命，总督自己任命的官员，也必须报兵部备案。如果说唐代的节度使与部将，是百分百的“老板员工”关系，那么清代总督与部下，却是实实在在的“上下级同僚”。
既然关系不同，大家都是在为朝廷工作，总督想要犯上作乱，基本就是分分钟变光杆司令。
而更重要的不同，就是指挥权限。唐代的节度使们，都是权镇一方的统兵大将，又有绝对独立的指挥权，几万几十万大军在他们手里，就常像使唤自己胳膊一般。清代的总督呢？名义上麾下的人马不少，但总督直接指挥的，只有三个营左右的“督标”，人数不过四五千人。而且就这么点人马，调动也必须经过朝廷同意，否则必然论罪。
至于总督辖区内的其他军队，照老百姓的话说，则是“各有各的娘家”。像漕运巡盐这类部队，都有各地的衙门管着，全都不是总督直属。绿营部队更是归当地提督节制，平日里总督更管不着，只有在遇到战事时，经过朝廷委派，才归总督调度。另外精锐的八旗军队，是由清王朝直接委派的“八旗将军”管辖，甚至从品级说，八旗将军“会同奏事时列衔在总督前”，比总督的级别还要高。
这也就是说，倘若真有哪个清代总督，横下一条心要造反，那么他能调动的，最多就是四五千“督标”，而且很可能还没打出什么名堂，就被闻讯赶来的八旗绿营等各路部队剿灭。
而且总督之下又有巡抚，巡抚的品级比总督低，却不是总督的下属，而且也掌握一定地方军政权力，还有自己直接指挥的部队“巡标”。两者互相牵制，分散了总督的权力。好些地方的总督，比如闵浙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更是要和当地巡抚在同一个府邸办公，互掐互撕都是常见事，甚至经常掐到皇帝面前。就算哪位总督心怀造反大梦，放在这闹心工作环境里，天天被巡抚瞪圆了眼睛盯着，日久天长也闹没。
▲湖广总督张之洞
至于造反必须的财政大权，唐朝节度使们那富得流油的腰包，对于清代总督们来说，更是痴人说梦。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清代总督除了完成朝廷赋税任务外，基本没什么截留钱粮的权限。招兵买马之类的“烧钱”大事，基本是有心无力。
所以说，哪怕有为大清朝统帅千军万马作战的机会，清王朝的总督们，也都是打完了赶快收工。“图谋不轨”这类评书里常有的事情，在清代的总督权限制度下，总督们真心不敢想。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清朝有8大总督，分别是直隶、两江、四川、闽浙、云贵、湖广、两广和陕甘。光绪三十二年，又增设了东三省总督。
总督的本身职务是“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办理的差事是“总督**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是从一品的中央文职官员，派遣地方办事的。总督的职责是“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少则管理一省，多则管理三省。
以两江总督为例，一般为从一品品级，驻守南京，总管江苏（含上海）、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在南京和两江总督搭班子的有江苏左布政使（又称“江宁布政使”），是从二品文官，协助两江总督管理南京和江苏苏北地区的民政、财政事务。
在江苏的苏州，还有一位江苏巡抚，职务全称是“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苏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理河道屯田”，是正二品的中央文官，带领江苏右布政使、江苏按察使治理江苏苏南和上海地区。巡抚虽然品级比总督低，但是并不是总督的下属。如果总督、巡抚互相掐架，闹到皇帝那里，也往往各打五十大板。康熙年间，两江总督噶礼与江苏巡抚张伯行互参，双双被革职。
总督直接能指挥的部队叫“督标”，分为三个营，总人数也就在四五千人上下。在南京城里，管理满洲部队的是从一品江宁将军，全称镇守江宁等处地方将军，为清代统领江南驻防八旗军兵的最高统帅。江宁将军级别和两江总督一样，实权不如两江总督，但是在政府礼宾排名中，“会同奏事时列衔在总督前”。江苏驻防的八旗兵，两江总督是调动不了的。
此外，在淮安市清江浦区，还驻防着一位南河总督，负责大运河的河务，也掌握部分军队，叫做河标，也不受两江总督管理。至于管理汉人绿营兵马的，在江苏分为江南提督、江北提督，都是从一品武官，品级和总督一样，但受总督节制。不过总督要调动绿营兵，也需要中央兵部同意，实际操作起来也困难。
另外，在苏州还有个苏州织造，南京还有个江宁织造，扬州还有个巡盐御史，都是四品五品的官员，级别不高，个个都是皇帝的亲信，办差的同时，还负责监视地方官。因此，弱势一点的两江总督，号令都出不了南京城。
两江总督好歹还是一个人在南京，其他的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同住福州府，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同住武昌府，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同住广州府，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同住云南府，权力交叉重叠，权责难分，矛盾更多，总督的权利更加受到影响。
至于唐代的节度使，受命时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五代时期，节度使的权势达到了极点，皇帝的拥立与罢黜都取决于节度使，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开国君主均为节度使。这是清朝总督没有办法比得上的。
清朝的总督，统管数省的军事、民事，是真正的封疆大吏。
尤其是到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总督的实际权力进一步扩大。
可是，有清一代，总督们虽有过“东南互保”之类的“抗旨之举”，但总体上对朝廷都是毕恭毕敬的，始终没有像唐后期的节度使一样“悖逆作乱”。
这是为什么呢？
清代是一个276年的朝代，其中又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前后差异极大。
因此，咱们还得分时期来聊这个问题。
清代前期的总督：没有成为军阀的物质基础
1、成为军阀的物质基础。
一个地方官员会不会成为军阀，主要看三点。
兵是谁的兵？将是谁的将？钱是谁的钱？
一般来说，如果“兵为将有”、“财务独立”，那就具备了成为一方军阀的物质基础。
所以，防止“兵为将有”、控制财权，是历代统治者防止地方“尾大不掉”的基本方法。
2、唐朝节度使的物质基础。
唐朝其实也是一样的。
唐初时，实行“府兵制”。
“寓农于兵，兵农合一”，府兵们轮流上番。
遇有战事时，朝廷任命的大将统兵出。战事结束，兵归诸卫，将则归朝。
因此，士兵除了上番时间外，大部分时间是在务农。除了立功受勋外，他们生活的质量主要由务农的守成决定。他们与将领之间的关系十分松散。
然而，随着均田制瓦解，府兵制也瓦解了，代之以募兵制。
士兵们都是由将领选拔的职业兵。他们由招募的将领长期统领，其生计、荣辱完全取决于将领，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
如此，唐朝已是“兵为将有”。
同时，唐玄宗等人为了便利边疆战争，让节度使兼管起其余内的民政、财政。
如此，唐朝的节度使，实际上已经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行政区域了！
如此，节度使的区域内，士兵们吃节度使的粮，当节度使的兵。
节度使由此完全具备了成为一方军阀的物质基础。
3、清代前期总督的物质基础。
相比之下，清代前期的总督，说起来“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各种权力一把抓，但其实只是替皇帝打杂的。
清朝前期的兵，分为八旗、绿营。
八旗自成系统。在京者由亲王统领，在地方者由都统统领。他们不但不归总督们管，连兵部也管不着他们。
而且，他们还驻防于战略要点，监视绿营。
总督虽然节制辖区内的绿营，但实际上，军事行动，要经兵部审核后才能行动。
所以，他们除了对直接统辖的亲兵（督标，多者四五营，少者两三营）外，对其他军队只是有监督之权而已。
至于钱嘛，也是由户部把控。
总督的财权，其实主要就是协助户部办差。
至于兵嘛，绿营是世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代吃朝廷的粮，当朝廷的兵。
就连“继丁”，也就是军士死亡、逃亡后，由何人接替其额，都要由兵部移文！
至于将嘛，各级文武官吏，也由兵部、吏部相关部门统一办理。
因此，清代前期，与唐朝前期一样，兵是朝廷的兵，将是朝廷的将，钱是朝廷的钱，总督只是帮朝廷监督、执行的。
他们完全不具备成为军阀的物质条件！
清代后期（大致为1860-1900）：权力扩张，但不至为乱
唐朝的府兵制瓦解后，逐渐形成节度使“尾大不掉”的局面。
同样，清代八旗、绿营不堪用以后，总督的权力也扩张起来。
然而，清代的总督，仍然与唐朝的节度使不同。
1、扩张权力。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八旗、绿营等“经制兵”不堪一击，朝廷被迫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招募勇丁，镇压起义。
曾国藩、李鸿章募兵时，一级将领选择下一级将领，最后一直选择到士兵。成军后，湘军、淮军有自己的制度，将领几乎拥有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
因此，彼此之间关系紧密，是真正的“兵为将有”。
而且，由于朝廷没有足够的财政力量养湘军、淮军，湘军、淮军，通过“厘金”等方式自己解决军饷等问题，也具备一定财务独立。
尤其是：1861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大清对绿营彻底绝望，任命曾国藩节制四省（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军务，并逐渐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成为督抚，使湘淮系的实力大增。
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尾大不掉”的实力。
然而，他们与唐朝节度使毕竟不同。
2、与节度使不同之处。
（1）、士兵的利益。
士兵愿不愿意跟随你对抗朝廷，还得看符合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其实，唐宪宗时期，也曾经打服了藩镇，并重新调整了节度使人选。
然而，藩镇内的兵将自己组织起来，驱逐，甚至杀掉朝廷新派的节度使，继续为乱。
这是因为：唐朝虽击败了藩镇，却无法找到保障士兵利益的办法。
唐朝的藩镇兵，都是职业兵，他们完全靠从军为职业，以打仗为生，没有土地。
如果不裁兵，这些藩镇只是换了个节度使，照样具备抗拒朝廷的条件。
可是，一旦要裁撤，又没有土地可以分配给人家，无法解决人家的就业问题。
所以，士兵们只有回到藩镇割据，抗拒朝廷的老路上来。
而曾国藩的问题恰恰相反，他的兵实在没有必要再打仗了。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破九江、安庆、天京等处时，无不获取了大量的财宝，各个都发家致富了。
就算跟着造反，建立新朝，将士们又能有更好的生活吗？
所以，大家想的是富贵还乡，过好日子了，不愿意再拼命了。
曾国藩说湘军“暮气沉沉”，就是此意。
裁吧！裁了大家都高兴。
（2）、军队文化。
其实，在黄巢起义之前，唐朝绝大多数节度使都是比较安分的，闹腾得比较凶的是“河朔三镇”。
“河朔三镇”，就是安史之乱的残余。
由于大唐天子畏惧郭子仪、李光弼等平反将领也“尾大不掉”，不愿再坚持彻底镇压，采纳了仆固怀恩的建议，接受了这些叛军的投降。
另一方面，朝廷的宦官还杀害了一些平叛有功的节度使。
所以，对河朔三镇的节度使、叛兵叛将来说，就算老老实实服从朝廷，也难免遇害，唯有保证具备反抗朝廷的能力，才能保障他们的安全！
所以，田承嗣公开给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立庙，宣扬造反文化。
相比之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与之就完全相反了。
湘军、淮军，是靠镇压造反起家的。
他们在建军时，就以封建道统、忠义思想为建军的文化基础。
既然如此，他们又怎么能“话锋一转”，说造反就造反呢？
（3）、将领的个人追求。
河朔三镇等节度使，都是武人出身，甚至有丰富的造反经历。
“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是他们的信条。
相比之下，湘、淮系的总督、巡抚们，多是文人出身，是“经世派”。
对他们来说，出将入相，“修身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人生追求。
所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虽然他们没有河朔藩镇那么“自在”，但在更大的舞台上，对历史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
（4）、朝廷的驾驭之术。
不得不说，慈禧在平衡内部上，比唐朝中后期的天子要老辣。
首先，是“久任”问题。
一开始，“不久任”，是唐朝对节度使任命的一个基本原则。
但是，唐玄宗时期，出于各种考虑。逐渐让一些人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担任节度使。
如此，节度使自然就形成了自己的势力。甚至于，最后形成父死子继的世袭传承。
然而，慈禧时期，对“久任”的防范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
当时的总督、巡抚，平均任期不足两年，有的甚至还没到任就被调整了···
因此，尽管许多湘、淮人物地位高、权力大，但始终难以形成自己的地方势力。
其次，是对实权人物的驾驭。
安史之乱后，唐天子一面对平叛有功的将帅防备，甚至迫害，一面却对跋扈的河朔三镇安抚、妥协。
正如田承嗣所说：朝廷用人，只问势，不论理！
如此，与其毕恭毕敬，为宦官所迫害，为何不与朝廷“论势”呢？
相比之下，慈禧对平衡的把握则老道不少。
一开始，曾国藩力强，李鸿章气候未成，她采取“扶淮制湘”、“李左相制”。
如此，原本与曾国藩关系复杂的李鸿章、左宗棠自成一派，分化了曾国藩的权力。
此外，湘、淮各重要人物被分派各地为督抚。
表面上湘淮人物占了一半的督抚之位，实际上，只是笼统的属于一个派系，彼此事实上分化。
同时，又“易勇为兵”，试图以练习湘军、淮军的办法改造经制兵。
步骤清晰，环环相扣，虽然未完全实现，但基本上维系了平衡，控制了局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南互保”中，虽然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合不奉诏，但他们在事后都被调离了原岗位。
也就是说：他们的影响力足够大，但不足以形成足够的地方力量。
最后十年（1901-1911）：内外皆轻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朝廷进行最后的挣扎，推出新政。
在新政中，总督、巡抚的权力再次被收回。
1、军权。
大清在最后十几年，进行军事改革，操练新军。
1903年，朝廷统一新军营制，设立练兵处，统一管理各地新军。
此后，各地新军的编制、训练、赏罚、将领升迁、人才选拔、军饷筹集、军协制作等，全由练兵处掌握。
总督、巡抚，只能“协力襄助”。
此后，又设立了陆军部，进一步加强了军事集权。
2、其他权力。
此外，财政权、司法权等，也悉数被收归中央。
3、内外皆轻。
新政，将总督、巡抚的权力收走了。
然而，朝廷也没有人有足够的才能真的把握住兵权（有能力的铁良等人也被满清贵族的内部斗争所排挤）。
结果，清廷无法掌控局势，军权落入了革命党和北洋、南洋军人之手。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辛亥革命时，南方各总督除了少许巡防队外，几乎无兵可用。
除了地方比较偏，革命力量不强的陕甘地区外，其他地区的总督几乎没有应对之力。
大清灭亡后，民国初年，真的陷入军阀割据后，那些总督们早已经出局。
总的来说，无论唐、清，在其初期，都有一套运转良好的制度，可以维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保持集权。
不同之处在于：又经历了一千多年发展后，清朝的集权比唐朝更为稳固、成熟。
在旧有制度运转不灵后，唐朝统治者缺乏足够的应对经验。
而清朝则拥有更好的弹性。
“以文制武”的统治原则、“理学”的忠君思想、更稳妥的驾驭之术，都使清在面临旧体制失效时，表现出更好的弹性。
然而，封建集权虽然不断成熟，但封建集权本身已经为历史所淘汰。
最后，当清政府企图再次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时，不但削弱了总督们，也使自己被削弱了。
内外皆轻，封建专制的时代就此结束了。
清朝总督和唐朝节度使相比，虽然都是封疆大吏，但两者“含金量”却有着天壤之别。唐朝节度使是真正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土皇帝”，而清朝总督则更像处处受人节制的“小媳妇”。根本没有起兵造反的主客观条件，这主要源于清朝统治者的成功分权制度。
唐朝“节度使”是为了巩固边防管理而设置的职位，节度使不仅可以直接调动辖区内所有部队，无需向中央缴纳赋税，且具有绝对的人事任免权。这样节度使就完全掌握了一个地区的军权、财权、人权，最终拥兵自重形成藩镇割据，唐朝也因此走向灭亡。
清朝总督从官阶来说，一般是正二品，加兵部尚书衔者为从一品，另大学士衔者为正一品。具体职责为：“掌总治军民，统辖文武，考核官吏，修饬封疆”。——《清朝通典》。按此解释，总督掌管着几个省份的军政大权，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但在实际管理中对总督的制约却无处不在。
总督无权调动驻地部队
想要造反就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但清朝总督能够直接调动的部队为“督标”，相当于三四个营的建制，也就二千人左右。
全省最大的军事力量“绿营兵”，却归提督管制。因此，提督才是一个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总督虽然名义上是提督的上级，但要调动各省绿营兵，一般只有发生战争或突发情况时，由皇帝亲自下旨由总督临时节制各地兵马，否则地方完全有权拒绝出兵，甚至上奏弹劾总督越权。
除了绿营兵外，在地方还有一支独特的武装势力—八旗武装。清朝入关后，20万八旗部队（相当于今天的野战军），分布驻扎在全国各个大中城市，比如西安将军、广州将军等，和总督府为同一所在地。八旗将军均从八旗中的“上三旗”选拔，绝对效忠皇帝一人，所辖八旗部队也不受地方节制，属于独立编制。
因此，地方总督凭借手里的二千人马造反，在毫无人数优势的情况下，结果只会分分钟被当地八旗、绿营武装消灭。
总督和巡抚经常上演“龙虎斗”
清朝总督名义上是几个省份的最高行政长官，但相对更侧重于军务，而每个省又有自己的“一把手”，即“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长，职能更偏向民政。其职责为：“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察群吏之治，会总督以诏废置；三年大比献贤能之书则监临之，其武科则主考试”——《清朝通典》。
巡抚在职级上是从二品，比总督低半格，但两人不是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巡抚见了总督要先行礼，总督也必须要回礼。二人同堂时巡抚有专门座位，无需和其他官员一同站立。
在任免权上，二者都属于中央任命，总督对巡抚只能参奏，巡抚对总督只能弹劾，不可以相互任免。
总督权力名义上虽然比巡抚大，但因为职责不清，两者难免会出现争权夺利的情况。如果总督驻地和某省巡抚的驻地在同一城市，那就更热闹了。总督和巡抚同驻一城在全国有四例，分别是：福州，驻有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武昌，驻有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昆明，驻有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广州，驻有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
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总督虽然官阶稍高，但毕竟在巡抚治理的屋檐下，遇到能力更高、性格强势的巡抚，总督的政令也会大打折扣、无法推行，甚至被巡抚架空。
面对两者的勾心斗角，朝廷出于维护地方权力平衡的目的，一般也只是各打五十大板，充当和事佬，并不会偏向总督一方。正是有了巡抚无处不在的制约，让总督很难有精力制造大动作。
总督没有独立财权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想要造反就要有“粮饷”，没有钱粮就无法招兵买马，购置武器装备，难以形成规模。
总督们管辖两三个省，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尤其是两江、湖广总督治下又是富庶的江南区域，但清朝制度规定，地方税赋大部分要上缴国库，留给总督手里的机动经费基本所剩无几，还要养活府里的兵丁差役，哪里还有钱去筹建军队。
此外，驻扎在地方的绿营军虽然名义上掌管在总督手中，但士兵的粮饷发放，也都是归中央兵部管理，士兵们的工资、福利吃的都是皇粮，效忠的自然就是皇上。总督充其量就是高级CEO，说到底也是给皇家打工的。
无处不在的告密制度
虽说总督的权利很大，却也受到了层层监控。清朝为了防止官员叛变，在地方和中央专门设置了监察司，主要职责就是负责监察文武百官，一旦官员有什么异动的话，监察司的人就会上报给朝廷。
到了雍正时期，发明了“密折专报”制度，允许和鼓励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直接向皇帝递密折。这样，包括巡抚、提督、府台、道台等低于总督职位的官员，可以随时专报皇帝，相当于在总督身边安插了无数眼线，自然不敢轻举妄动。
结语
清朝对于总督等封疆大吏的权利约束可谓环环相扣、相互制衡，既保证了地方行政稳定也维护了中央的绝对权威。但随着八旗、绿营逐渐腐化，直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汉族督抚借机强势崛起，他们作为总督在地方一手抓军权、一手抓财权，成了地方的绝对权威，而中央皇权却逐渐衰落。
清朝末期，慈溪下令各地勤王对八国联军宣战，东南几个地方总督联合起来拒不奉召，即著名的“东南互保”，强势如慈禧对这些封疆大吏也无可奈何。后来，作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更是成了清朝的掘墓人。
清朝的总督权力确实很大，举个栗子，从两江总督的官衔全称我们就能很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两江总督全称是：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操江、统辖南河事务。总督本身是正二品，但是，清朝的总督一般都会被授予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均为从一品），更重要的总督职位前会加太子太保、头品顶戴、某殿阁大学士等头衔以及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之体制尊崇，地位高迈。
可以说，地方行政权、司法权、军权、财政权都集中在总督身上，所谓封疆大吏，不是盖的。
但是，清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非常成熟和完善，制衡地方官员的方法早已趋于化境——行政权方面，巡抚（抚台，有的省份没有）主管一省军政、民政；布政使（藩台）主管一省的财赋及人事，和总督之间形成分权；司法权有按察使（臬台）来分权；财政权一方面有藩台掣肘，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大部分都要交给中央政府再由朝廷拨款拨粮。
军权方面，总督有调兵权，并拥有节制提督和正二品总兵等地方武官的权力，但是却不能节制中下层军官，而另一方面提督虽然本身受总督节制，可是却可以节制总兵以下的中下级军官。而如上述总督、提督都有不同层级的调兵权，但却都没有没有统兵权，中下层军官可以统领自己管辖内的部队，但同时中下层军官本身又没有调兵权——制衡之巧妙，可见一斑。
仍然用前面的栗子，两江总督只能调动江苏（含今上海市）、安徽和江西三省的绿营军队，而不能调动八旗军队，尽管两江总督的衙署本身就是在南京，但他根本无法调动驻扎在南京的八旗。
由此可见，清朝的总督虽然权力很大，但和唐朝的节度使相比，完全没有割据称雄进而犯上作乱的条件——即使在晚清督抚权力急剧膨胀的情况下，即使出现东南互保这样的情势，想要造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清朝的总督权力再大也只是1个“官员”，唐朝的节度使却是1个“土皇帝”，谁容易犯上作乱很明显。
我们先来看清朝总督。清朝是中国封建专制的顶峰时期，对臣下防范的制度设计也达到最完善，像总督这样的大官（管辖着一省或两三省的军事、行政）非皇帝亲信不可。换言之，无论是皇帝亲擢，还是廷臣会审，或者吏部简选，总督的最终任命权掌握在皇帝手里。
这样产生的总督，很大概率上会保持忠诚度，忠心耿耿履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的职责。并且，皇帝会通过各种手段监视总督，奏本、密折等信息载体会不断送到皇帝桌前。
忠诚的总督自然不会叛乱，那么心生异念的总督，会不会犯上作乱呢？
清朝的皇权早就给他套上“狗圈”，总督想开始咬人，那是不可能的。要想造反，最基本的三个条件要具备，一要有调动人马的“管人权”，二要有大量金钱的“管财权”，三要有调动物资的“管物权”。
清朝的总督承袭自明朝，全名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很有点高大上的味道。实际上，总督手下的各级官员，他基本没办法任命，几乎全是朝廷空降的，自己任命官员必须报兵部备案。另外，财、物的掌控也不给力，每次朝廷收割地方赋税，总督手里就没什么油水。
虽然总督手里没有人、财、物，但是很多人说总督还是有法子的，毕竟他麾下有一支部队，难道临时起事不可以吗？
先不说这帮吃着皇粮的部队肯不肯就范，就算他们愿意跟着总督造反，那又会怎么样呢？按道理说，总督要调动手里的部队，要经过朝廷的许可。这个难点我们直接忽略，且当这群大兵很冲动，直接跟着总督闹事……
总督的辖区还有不少其他军队，他们并不受总督的调遣，绿营部队归提督管、八旗兵归朝廷将军管、漕运巡盐归当地衙门管……能耐最大的总督，充其量最多调动近5000督标，刚开始动手就会被闻讯赶来的各路军马剿灭。
有人说，清朝的总督是“提线木偶”，话有些粗糙但道理很正。总督面上像地方诸侯，可以节制提督、总兵等高级军官，但只有调兵权，没有什么统兵权限。而真正的统兵权在中下级军官，当然他们没有调兵权，这样就形成上下制约的平衡。
另外，总督在1个地方也不会呆太久，朝廷过几年就会将他调离，防止他在地方形成势力。只有在战争时期，总督才能获得特权，给钱、给人、给物。典型如曾国藩打太平天国，朝廷给他很大的权限，而周边防范他的军事力量也一直存在。
一旦天平天国覆灭，曾国藩的湘军就马上被解散，决不留下后患。只是到后来，朝廷统治摇摇欲坠，不得不下放权力到地方，总督的权力才变得大起来。狗圈一松，不良后果就出来：1900年慈禧西逃，列强与南方各省达成“东南互保”协议，演变为总督直接对抗朝廷。
我们追溯到唐朝的节度使，那可是掌握实权的大佬形象，他们可以随时撤换手下官员。安史之乱爆发前，安禄山超速批量撤汉人官吏，一道命令数千军官被番将代替。
唐朝的节度使，原本也受到朝廷的监视，他们只管理地方军事，士兵由地方招募、粮饷出自中央。后来，随着大唐帝国的领土扩张，皇帝有效控制每一块国土的能力在减弱，尤其是边地发生重大军事冲突时，远在长安城的朝廷难以短时间内调集资源支持。
于是，边地的节度使逐渐获得授权，掌控地方的人、财、物以应对外患。这样做的效果很明显，大唐的边防能力明显提升，节度使常常不会麻烦中央。但是，恶果也很突出，节度使拥兵自重，逐渐成为朝廷的威胁。
安史之乱沉重打击大唐帝国，各地节度使在平叛过程中乘机崛起，他们甚至能决定下任节度使的人选，有时是亲儿子、有时是部将……
个别节度使不满意皇帝，还会领兵作乱，搞得朝廷也是头疼不已。不过，朝廷也没有办法，没有实力消灭各地割据的节度使，只能维持“天下共主”的地位。公元907年，身兼宣武军节度使、蔡州节度使、河中节度使的朱温，用武力废掉唐哀宗李柷，篡唐建立“后梁”。
因此，跟唐朝跋扈的节度使相比，清朝的总督还是很乖的，总体上没出什么大的乱子……
清朝总督和唐朝的节度使，不是一回事。按照权力的大小来看，清朝总督可以完爆唐朝节度使。因为清朝总督只有八个，而唐朝节度使有四十多个。清朝每一个总督的辖区都比唐朝节度使管辖的地盘要大的多。并且唐朝节度使也是朝廷命官，也需要中央的任命才能上任，不是所谓的独立小王国，也要受到唐朝皇帝的节制。
但是，绝对权力相对教小的唐朝节度使屡屡犯上作乱，而权力更大的清朝总督却很罕见的有犯上之举。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造成的。
第一、身份不一样
首先要明确一点，不管是清朝的总督，还是唐朝的节度使，他们都是手握重权，并在朝廷中拥有相当影响力的地方大员。但是总督和节度使在本质上有一个区别——清朝总督是文官，唐朝节度使是武官。
唐朝的藩镇并不是行政区划，因此唐朝的节度使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是一种军职。虽然后来唐朝皇帝给了节度使很多权力，让他们成为权重一方的大员，藩镇也几乎变成了行政区。但是藩镇不是行政区，节度使是武官的身份也并没有改变。
试想一下，当某个武将全盘控制政府后，这个武将操控的政府，是不是就是军政府？而武将本人，是不是就是军阀？
事实上，唐朝藩镇确实就是如此。当时节度使麾下的藩镇官员，不论文武官员，都归于节度使一人指挥。整个藩镇犹如一个小型国家，有自己独立的各级衙门。而节度使就是这个小国家的王，他们只需要向皇帝本人负责即可。就像当年的周朝一样。
相比于唐朝藩镇，清朝总督就是标准的文官身份了。他们虽然位高权重，但他们本身只是整个政府架构中的一个环节。比如说，总督的下属官员都由朝廷任命，虽然可以互相弹劾，但总督不能自己随意任免属官。
也就是说，清朝各级官员都向皇帝负责。总督只不过是站的离皇帝近一点而已。
因此，清朝总督和唐朝节度使的第一个区别便是二者在身份上的不同。唐朝节度使已经是军阀了，他们总揽军政大权，在后期还有世袭的权力，而清朝总督虽然位高权重，但本质上仍然是朝廷任命的官员。要受到朝廷的制约，无有颠覆之能力。
第二、专制程度不一样
有清一代，官员都是奴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权臣。真正强势和权力者乃皇帝，再大的官员也都是皇帝的奴才，都不能违背皇帝的个人意思。这种皇帝为大，臣子为奴的思维，可谓是祸害了中华整整三百年。
就拿年羹尧来说，他手握四省之实权，麾下数十万兵马，并且他还是大将军兼总督。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雍正帝让他去死，只是一句话的事。年羹尧根本没有反抗的胆量。
再比如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他也是手握四省二十万兵马的总督，连慈禧太后都忌惮他三分。结果在晚清极度衰微之时，曾国藩也没有敢反的勇气。最后还因为替清政府背锅，死的是遗臭万年。
还比如袁世凯，庚子国难后，袁世凯是当时唯一一个手握北洋七万精锐之师的人。面对一个垂垂老矣的慈禧，以及一个乳臭未干的摄政王载沣。袁世凯都没有敢反，而是一句话就被开缺回籍。虽说袁世凯后来还是推翻了清朝，但若没有革命党的推波助澜，袁世凯还敢下手？这个很难说。
从年羹尧、曾国藩、袁世凯这三个人就可以看出：清朝的君主专制集权已经强大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程度。明朝皇帝也集权，但好歹还有人掣肘。而清朝皇帝，连掣肘他们的人都不存了。大臣到了清朝，在他们的身上看不到任何的亮点，除了奴性还是奴性。（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袁世凯才会想当皇帝）
相比于清朝的奴才思维，唐代还不存在这个问题。唐朝的皇帝，其实更像是班长，大臣们是班干部，皇帝与大臣共治天下。班长如果干的不好，班干部可以把他搞下去。像曾国藩或是袁世凯这种情况在唐朝，不造反都是一件稀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