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和《史记》谁的可信度高？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史书，由于它记载的内容过于“劲爆”，颠覆了人们对历史固有的印象，而被封禁1000多年，最后竟逐渐失传。
这本史书，就是《竹书纪年》。
它就像一枚重磅炮弹一样，轰塌了儒家文人心目中的“明君与圣贤”。千百年来，关于《竹书纪年》的讨论经久不衰，它到底是一部怎么样的史书？为什么至今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它与史学经典《史记》相比，到底哪个更靠谱？
我们先来讲一下，《竹书纪年》的传奇发现经历。
一个盗墓贼的新发现
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北方的汲郡，有一个叫不准（fo biao）的盗墓贼挖开了郊区的一座古墓。
很明显，这里已经被无数摸金校尉们光顾过了，地上到处散落着没用的竹片，值钱的金银珠宝都已经被盗走一空了，为了给自己壮胆，不准拿起地上的一个竹片，把它点燃，又继续向深处走去。
天亮以后，当地的村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盗洞，赶紧报告了官府。
在官府来之前，当地有大胆的村民已经悄悄地溜了进入，可惜，里面啥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只有一地的竹片，可能这玩意儿也不值钱，所以被盗墓贼们给扔到了地上。
官府的人过来以后，知道古墓中也没啥值钱东西了，也就草草的走了一个流程，准备打道回府，就在这时，有人发现，这地上的竹子上写有文字，弄不好就是古代记事的竹简。
要不说“没文化真可怕”呢，这些竹简的价值，那可比金银大多了，只是这时盗墓贼们不识货，随手扔在了地上。
经过一番整理后，居然整整装了10大车的竹简，全部运到了衙门里。
当时司马炎已经建立晋国15年了，又刚刚消灭了东吴，天下一统，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他听说从古墓里发现了竹简，连忙组织朝廷里的史官们进行翻译和破解。
经过史官们的研究，这些竹简终于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
这些竹简全部来自战国时期的魏国，而墓的主人身份也不简单，他是魏国第四任君主魏襄王。
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都不一样，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统一了文字，因此，要想破解这些竹简中记载的内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经过史官们的多年研究，终于从里面整理出来了75篇古文献，合计超过了10万字。其中有《易经》、《国语》、《琐语》、《大历》、《纪年》等等。这些古籍都已经失传多年。
其中，最珍贵的就是《纪年》十三篇，这是魏国史官所写，内容按照年代记录，是当时最为权威，最为标准的官方正史。
因为它是记录在竹子上的，后人就称呼它为《竹书纪年》。
它从上古时期的黄帝开始记录，一直写到春秋战国时期，一共记录了89位帝王，跨越了1847年的历史，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史学材料。
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了在思想上控制天下的百姓，他把除了秦国以外的各国史书全部都给烧掉了，而《竹书纪年》因为被魏襄王带到了陵墓里，因此躲过了秦始皇的一把大火。
也因为它是秦国以外，唯一保存下来他国史书，而显得弥足珍贵。
但是，就是这样一部珍贵的史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统治者的封禁，被列为“异端邪说”，甚至到了唐末宋初的时候，竟然失传了。
到了明朝时期，这本书居然又神奇的在民间出现了，不过，据后人考证，这是明朝人伪造的，我们把它称为《今本 竹书纪年》。
清朝时期，历史学家朱右曾提出了一个想法，《竹书纪年》既然从西晋时期就已经发现，那么必定有不少的文人在写书的时候进行了引用，我们何不从这些文章中一一的寻找，也许能还原一部分内容。
于是，从朱右曾开始，经历王国维，范祥雍等多位史学家的接力研究，终于从浩瀚的文章中提取了一部分的《竹书纪年》的内容，最终编辑成书，我们把它称为《古本 竹书纪年》。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只是当年的一部分只言片语，大量的内容还是失传了。
《竹书纪年》的颠覆性记载
即便是这些“只言片语”，也足以震撼了史学界，那么，它到底记载了什么样的内容，被列为千古禁书，被历代文人视为“异端邪说”。
从总体上来说，《竹书纪年》的记载和《史记》是保持一致的，但是，仍然有一些内容，不但与史记记载的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
其一：关于尧舜禅让的真相
根据《史记》的记载，尧舜禹三代相互禅让，成就了一段上古佳话，是后世千百代人奉为理想社会的楷模，是无数帝王学习的榜样。
但是，《竹书纪年》里的记载，却让人大跌眼镜。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想见也。
看见没，一场典型的“宫廷政变”。
尧老了，控制能力不行了，于是舜发动政变，囚禁了尧，夺取了他的地位，并且把尧的儿子“丹朱”也给囚禁了起来，并且不允许他和尧见面。
三观是不是碎了一地，这怎么可能？
其实在另外两本古籍中，也透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只不过我们并没有留意，如果结合《竹书纪年》的说法，那就很耐人寻味了。
《韩非子 说疑》中记载：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按照韩非子的说法，舜，禹，商，周，是个开国君主，都是以臣子的身份造反成功，建立了新的王朝，没有什么圣人，都是一样的手段。
在《山海经 海内西经》中记载：
帝丹朱葬于苍梧山之阴。
注意，这里称呼的是“帝”丹朱，也就意味着尧已经把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但是又被舜给夺了去。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解释了《史记》中关于舜的身世的一些疑惑。
根据史记的记载，舜是黄帝的八世孙，但是，到了舜这一代已经沦为平民，在普通人家长大，而尧却是黄帝的四世孙，俩人差了足足四辈。到了禹的时代，禹反而也是皇帝的四世孙。
这一点，曾经困惑了很多人。
如果舜真的是政变的发动者，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舜根本就不是黄帝的后人，只是在政变成功后为自己找了一个祖宗，为了混淆视听，他只能找一个比较远的亲戚。而禹，又成功的从舜手中夺回帝位，延续了黄帝一脉。
其二：后羿夺位
在神话故事中，有一个后羿射日的故事，在《竹书纪年》中真的有一个叫“后羿”的人，不过他不是射日，而是夺位。
禹将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之后，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就建立起来了，不过，他可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而是命运多舛。
启的儿子太康继位后，整日沉迷于酒色，于是，东夷部落的有穷氏首领后羿，就带领着军队攻打过去，夺取了王位，史称“太康失国”。
但是，后羿并没有自己当王，而是培植了一个傀儡“仲康”。后羿年老以后，被部落内部的人给杀掉了，后来，仲康的孙子少康发愤图强，又重新夺回了王位，史称“少康复国”。
这件事，在史记中没有记载。
其三：伊尹夺权
伊尹，被称为是中华第一帝师，他是商朝开国国君汤的老师。
汤建立商朝后，拜伊尹为国相。商汤去世后，伊尹又辅佐了外丙，仲壬，太甲三代商王，可谓是“四朝元老”。
根据史记的记载，太甲继位后，不遵守祖训，任性妄为，不把伊尹放在眼里，为了教育太甲，伊尹把他关到了“桐宫”，让他面壁思过。几年后，太甲终于改过自新，伊尹亲自把他迎接回来，继续让他做商王。
伊尹，也因此被歌颂为千古第一“贤相”。
可是，《竹书纪年》却给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真相。
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
这也是一场“宫廷政变”，大臣流放了国王，自己当了国王，7年后，太甲终于从流放地逃了出来，杀进皇宫，杀了仇人。
其四：共和执政
周厉王时代，因为种种暴政，引发了“国人暴动”，大家赶走了周厉王。但是，国不可一日无主，当时周厉王的太子还小，于是，周公和召公两个人联合执政。
14年后，周厉王的太子长大了，周公和召公共同辅佐他继位，是为周宣王。这段时间，被称为“共和执政”。
这段历史，在《史记》中有记载，对周公和召公俩人也是多加赞美，可是，《竹书纪年》又给出了另外一个版本。
周朝有一个诸侯国叫“共国”，是一个“伯”爵，君主的名字叫“和”，他趁着周朝大乱，夺取了大权，这段历史，被称为是“共和”执政。
所谓的“共和”，其实是“共国的和”。
其五：二王并立
西周末年，周幽王宠信褒姒，废了公子宜臼，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周幽王开了废嫡立庶的先例，也为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宜臼的姥爷可不是一般人，他是申国国君，为了给外孙出气，他联合犬戎攻入镐京，本来想教训一下周幽王，没想到事情搞大了，犬戎直接杀了周幽王，并在镐京内大肆掠夺。
申侯赶紧向各个诸侯国报信，卫国，秦国，晋国，郑国四国出兵赶走了犬戎。但是，在立谁为新王的问题上，却产生了不同意见。
以虢国为首的周朝大批贵族，都支持立周幽王的弟弟姬余臣为新王，因为宜臼已经被废，从理论上讲，他已经没有继位的资格了。
以申国为首的人坚定的支持宜臼继位，持有这个意见的，还有郑国，秦国，晋国。
于是，在西周的历史上变出现了两个王，分别是周平王姬宜臼和周携王姬余臣，史称“二王并立”。
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整整持续了21年，直到晋国出手杀了周携王，才结束了这种局面。
周平王为什么要东迁，绝不仅仅是因为镐京变成了废墟那么简单，如果仅仅是宫殿被毁，重建就是了，周平王东迁，根本原因就是他在镐京待不下去，他的王位不被承认。
于是，公元前771年，在郑国，秦国，卫国的护送下，周平王迁都洛阳，东周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
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那么也许就可以解开我们对《左传》和《春秋》的一个大疑问了。
我们知道，《左传》是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写，很多人想当然的就以为，这个时间就是周平王东迁的时间，也就是春秋开始的时间。
但是，周幽王被杀的时候是鲁孝公在位，之后又经历了鲁惠公在位的46年，而这46年在鲁国的历史上被一笔带过，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作为礼仪大国鲁国，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这4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猜测，鲁孝公和鲁惠公一定是支持周携王的，因为鲁国最注重宗法和礼法，他们是绝对不会支持一个废太子继位的。
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周携王被晋国杀掉，并公开支持周平王，周平王成了大周朝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于是，鲁国删掉了支持周携王的那段历史，直接从鲁隐公元年开始纪年。
它和《史记》哪个更靠谱
《竹书纪年》，因为成书于战国时代，而且，是唯一没有经历“秦火”，而得以保存下来的他国史书，因此，许多人都认为，他的权威性要远远大于《史记》。
而且，我们要注意的是，《竹书纪年》是正儿八经的“官方史书”，司马迁写史记所参考的《春秋》、《左传》、《国语》等书并不是官方史书，中间不免掺杂有个人的见解。而且，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这些书都被项羽烧完了，是司马迁又从民间搜集出来的，难免会有不全。
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那可都是硬骨头，历史是什么样，我就记录什么样，你让我修改历史，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是砍头，我也不会改，国君也拿史官没办法。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晋国时期的一个例子。
晋国大臣赵盾在桃园向晋灵公谏言，结果晋灵公不听，反而要杀赵盾，赵盾只好逃了出去，半路上碰到弟弟赵穿，赵穿说：“你先不要走，等我的消息”。
赵穿把晋灵公给杀了以后，又迎接赵盾回来主持大局，结果，史官在写史书的时候，写上“赵盾弑君”。赵盾赶紧解释，是我弟弟杀的，不是我杀的，史官说：“你是晋国大臣，国君被杀，你不去捉拿凶手，就是同谋，说你弑君一点也没错”。
赵盾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史官就这样记入史册。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竹书纪年》显然是要比《史记》更权威的。但是，他的权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当年西晋的那帮史官，是非常靠谱的，完全的还原了《纪年》十三篇的本意。
这句话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竹书纪年》也有可能被人为改动过。
我们知道，《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发现于西晋，中间隔着几百年的历史，而且，《竹书纪年》所用的文字，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的文字，西晋这帮老学究们，能不能准确的翻译，还值得商榷。
我们仔细观察上面说说的五大劲爆内容，总结下来一个核心词就是“夺权”，五个内容，全部都是围绕“夺权”展开的。
我们再回想一下西晋的历史，司马炎也是靠着夺取了曹魏的大权，才建立了西晋，那么，司马炎有没有可能篡改了古籍的内容，故意放大了古代的夺权故事，来向天下人证明，夺权，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古代先贤们都干过这样的事情，以此来粉饰他西晋政权的合法性。
探究历史的真相，我们不能仅仅凭借一两本史书，毕竟，史书是由胜利者来书写，只有配合大量的出土文物，相互印证，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更加全面，更加客观的历史。
谢谢邀请。
《竹书纪年》的横空出世，彻底颠覆了儒家所推崇的明君帝舜和忠臣伊尹的形象，那么，《史记》真的欺骗了我们吗？
01 《竹书》的来源
《竹书纪年》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一个盗墓贼在偷盗汲郡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一座战国墓时，无意中找到了许多竹简，扔得满地都是。
村民发现后，报告官府，这才出土了大批古书，《竹书纪年》便是其中之一。后来经过分析，才知道它为春秋晋国史官和战国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02 《竹书》的内容和版本
《竹书纪年》内容非常简单，与《史记》无法相比，而且大部分内容相同。但是，就是这本简史却震撼了世人的心。
《竹书》的一些内容彻底颠覆了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形象，如舜囚尧、启杀益，伊尹放逐商王太甲等等。
可是《竹书》又分古本和今本两种，而上面的很多毁三观的真相有可能出自后人之手。
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出土的古本总共十三篇，按年编次，包括夏、商、周三代，然后是晋国、魏国。平王东迁后以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以魏国纪年，到魏襄王20年为止。
03 《竹书》为何在宋代亡佚？
《竹书》后来在宋代亡佚，因为那时儒学为正统国学。《竹书》被视为异端邪说，必然要被毁掉。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 为什么会如此？
1）国君禅让
儒家所称颂的禅让是礼治的典范，在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竹书》却直接将它全面推翻，指出根本没有禅让，而是抢夺。这段记录当然来自《竹书》今本，因为《竹书》古本从夏朝开始。
2）忠臣辅政
商朝的开国功臣伊尹，在儒家古籍里作为忠臣的表率，匡正幼主。因为太甲不守王道，被伊尹关在桐宫，后改邪归正，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
而《竹书》的记载却截然相反，伊尹放逐太甲自立，太甲两年后从桐宫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却不计前嫌宽宏大量地对待伊尹的两个儿子。
一个是忠臣匡扶国君；一个是佞臣篡位，国君忍辱负重，夺回宝座，却善待其后人。两种不同的说法让世人大跌眼镜。
孰真孰假？真的无法辨认。
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说法的背后，是对儒道所推崇的仁政和礼治的挑战。无论是今本对禅让的颠覆，还是古本对伊尹忠臣形象的摧毁，将帝舜和伊尹一君一臣的儒家典范人物彻底否定。
而《竹书》想传达的是儒家那样的仁政根本不存在，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一种手段罢了。
04 就这两件事，我对《竹书》还是存疑的。
1）禅让的记载来自《竹书》今本，后人为何要伪造这段文字？
首先，如此而为是为了和夏代的伊尹相呼应吗？为了告诉世人，既没有那么心胸宽广的仁君，更没有那么忠心的贤臣。
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於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於此矣。’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於法？
其次，五帝以身作则，常常身先士卒，他们废了那么大心思夺来的帝位，就为了去带头吃苦吗？这点我始终不敢苟同。
2）如果伊尹非贤臣，儒家完全可以以周公为忠臣的典范人物，将伊尹从儒家书籍中抹掉即可，何必大费周章给他人留下把柄？
而《竹书》关于周公的记载与其他儒家经典如出一辙，儒家为何要冒这个险？
另外，我发现《史记》有许多记载与《左传》有明显的出入，但却与《竹书》却意外吻合。所以，我个人认为司马迁可能看过或者参考过这些国家的史书，他根据手上的史料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即《史记》中的描述。可惜，后人意外获得了那段资料，便如获至宝，宣告天下，将其观点全部否认。
结语：
《竹书》和《史记》对了解先秦的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于对儒家所推崇的仁政礼治的态度。
《竹书》颠覆了明君舜禹和忠臣伊尹的典范形象，动摇了儒家伦理道德体系。
但是，我想问的是，为何《今本》要通过造假来否定禅让制度？为何儒家不以《竹书》认同的周公作为忠臣的楷模，而偏偏要费尽心思去包装一个“篡权”的伊尹？
参考资料：《史记》、《竹书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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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我更相信《竹书纪年》。但对于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而论。
《史记》一直被作为正史，其历史定位毋庸怀疑，但具体到一个具体的历史史料，就不可能绝对是真实的。
《竹书纪年》面世之后，所记载的许多史料与《史记》是很符合的。有力的佐证了《史记》的可信度。但也有一些史料与《史记》不同，而且截然相反。
对于这些不同的地方，大多数内容，我的观点认为《竹书纪年》更可信一些，但不是绝对的，有些地方则不如《史记》可信。
现存的《竹书纪年》有两个版本，分“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6年），有较为完整的体例。《竹书纪年》在宋代曾经亡佚过，这绝非偶然。
一般的推论，年代久远，无规整是一种自然状态，规整反倒是不自然；如果起事年代与终止年代有一处不同更符合自然状态，同时不符就显得不自然。
儒学一向被看作是国学，《竹书纪年》那些与《史记》不符的地方，彻底颠覆了思想学术界，被宋代崇尚儒学的理学家们看作是异端邪说，并不奇怪，无端消亡也就是自然地事。
等到“今本”再度面世的时候，就面目全非。其中的猫腻不言自明，这个就不去细说了。“今本”作为参考是可以的，就不以此说事了。
只说一点，“今本”与《史记》不同的地方，我宁愿相信《史记》。
就依照“古本”说一下与《史记》的不同之处。
“古本“《竹书纪年》共有十三篇（有说是十二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从时间节点上看，这正是中国断代史最珍贵的史料。是目前为止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
大家清楚，孔子编纂春秋，已经对上古史料进行了一次清洗，始皇的焚书坑儒，又把六国的史料全部销毁，致使今天看到的史料，都是已经经过洗白、过滤、筛选。
《竹书》没有经过孔子的修订，也就躲过了秦火这一劫。
因此，《竹书纪年》这些原汁原味的史料更值得采信。但不可就此说《史记》所采用的的史料就是造假，起码是不全面、完整。
具体看一下，二者不同之处的历史记载。
尧舜禹禅让这是在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的理念，是儒家一直推崇的理想。
但《竹书纪年》在《五帝纪》中记载：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放，流放)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联想到，圣人周公旦流放成王的事，何其相似者也。
再联想一下历代历史上的老年政治，很多的帝王，在主政前期都是很有作为，但到了晚年荒淫无道，特别是在继承人问题上犯浑。
由此可知，《竹书纪年》更符合一般的历史规律。
相信《竹书》的记载，但并不能否定尧舜的伟大，圣人也是人，也会犯错。
同样的道理，孔子也会犯错。他也会说假话，把那些他不想看到的东西删除，也是很可能的。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诗经》流传到孔子的时候，本来还有三千多首，孔子做了大量的删减，仅仅保留了305篇。恐怕孔子删除的不仅仅是不符合韵律的那部分吧。
由此推论，孔子对留世的史料，做过手脚也不足为奇。
类似的情况，“太康失国”，“周幽王之后两王并立”等等，这是完全可能的事。
就因为不符合推崇仁德，教化社会的需要，做一些必要的修改，这是不是很可能的事哪？
从后世几千年的历史来看，这些记载更符合一般的历史规律。
像这些史实，我更相信《竹书纪年》。
再如《竹书纪年》中《周纪》记载的“共和行政”，与《史记》不同。
按照史记的记载，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而《周纪》则说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诸侯国共国伯，名字叫和，摄行君位。这是不是更符合“共和行政”的说法哪？
把周公、召公共同执政，称作“共和行政”，今天看来是很穿越，但《史记》记载的，也差不了多少年间。
但我还是相信《竹书纪年》。
《殷纪》记载的第一贤相伊尹的形象与《史记》相差很大，记载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杀害。幼主被大臣欺压流放，这似乎是更符合历史真相。
但对不同地区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译，发现整个商代伊尹都是师权的象征，地位尊崇，而且有伊尹放逐与迎回太甲的记载。
对于伊尹的史料，我更相信《史记》。这可以参考周公流放成王的故事。
对于历史史料的采信，忌讳的是孤证，也就是避免自说自话，没有佐证就不能绝对认可一种说法。但随着考古的发掘，很多历史秘密将会揭开，拭目以待，但愿不会太久。
历史的真相大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况且上古史料不多，誰也说不清楚孰是孰非，窃以为史记的可信度高些，因为作者是世袭史官，他是根据当时大量的史料和民间传说加以筛选甄别而写成的，不要因巜竹书纪年》的出现而否定其价值，竹书来源复杂，出于何人之手，无从追踪，权作野史看待，我们要相信国家朝廷编纂的正史，如果这样怀疑这怀疑那就乱套了，西方国家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的历史，上千年的历史我们只能信其有！
《竹书纪年》：书名。《晋书》.《束晳传》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中有《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相传为战国.魏之史书。因其为竹简，后人名为《竹书纪年》。
此书宋时佚，今本二卷，系后人辑集，有题为南朝.梁沈约注。
清朱有曾有《汲冢纪年存真》，近人王国维先生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史记》：汉司马迁著，一百三十篇。原名《太史公书》。自《隋书》.《经籍志》标立史部，以《史记》居首，遂成定名。
记事起自黄帝，止于汉武，首尾共约三千年。採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体裁，是我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
《史记》取材丰富，保存了古代至汉武时止的较为系统的珍贵资料。其文字语言生动，形象鲜明，在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据《汉书》.《司马迁传》说，原书有十篇“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说，亡失的十篇为：《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自者传》、《三王世家》、《亀策列传》、《傅靳列传》。
汉元帝、成帝间，博士褚少孙补写各篇。后人为本书注释的主要有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真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至北宋时，开始把三家注散列在正文下，合为一篇。
《史记》，通行的有殿本、百衲本，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出版了校点本。
综上所述，一为相传战国时魏之史书的《竹书纪年》，虽有记述相传禹所建立的朝代至宫涅（周幽王）死之骊山下等内容，但不详尽，亦有突出述魏事之嫌；另为记事从中华“人文初祖”轩辕到前汉一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极盛时期的武帝，上下三千年历史变革之丰富题材的《史记》。
要问二书，谁的“可信度”高？
盗发古塚者，竹书数十车。简长虽二尺，皮节皆如新。
古书纪传体，经籍榜标立。首尾三千载，《史记》耀史迁。
《竹书纪年》和《史记》最大的区别，是《竹书纪年》把中国古代从三皇五帝到魏襄王时期的历史，写成一部战争史、杀戮史。包括尧舜禹的部落首领的帝位更迭，都说成是杀戮的结果。尧、舜老了以后，都被更加年轻力壮的舜、禹驱逐乃至杀戮。夏朝及商朝初年，都是一种强权杀戮的结果。伊尹这样贤明的宰相是没有的，西周初年“共和行政”这样的事情也是没有的。总之，《竹书纪年》，完全是按照丛林法则在记载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是强者战胜弱者，都是适者生存，不适者遭淘汰。
《史记》的记载，当然也有杀戮，也有适者生存，也在讲丛林法则。但是，《史记》讲到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也是有很多温暖的美好的瞬间的。比如尧舜禹时期，并不是一种丛林法则，而是禅让制。尧、舜在年老了以后，就把帝位传给更加年轻力壮的舜、禹。伊尹不是一个杀戮者，不是一个权臣，而是一个贤明的宰相。周朝初年的时候，为了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出现过周公召公共同辅政这样一种民主与共和的形式。
（周公辅政）
那么，《竹书纪年》和《史记》相比，所记载的历史，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呢？
关于这一点，不少人认为，《竹书纪年》所记载的，比《史记》真实。原因在于：一是《竹书纪年》出现得比《史记》出现得早。《竹书纪年》记载的历史，没有经过焚书坑儒以及秦末战火，因此能够保持历史的原貌。《史记》是在经历了焚书坑儒和秦末战火的，因此史料的来源相当有限。就准确性来说，《竹书纪年》的准确性，显然比《史记》更高。二是《竹书纪年》讲到的丛林法则，似乎更符合人类历史的真实情况。比如“尧舜禅让”这件事，就显得很突兀。“尧舜禅让”之前，是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是按照丛林法则进行部落首领的更替的。“尧舜禅让”之后的夏朝，又是按照丛林法则来争夺权力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在尧舜时期，会出现禅让的现象呢？
所以，这些人得出结论，《竹书纪年》记载的内容，比《史记》记载的内容更真实一些。
（尧舜禅让）
不过，我认为，虽然上面讲的话有一定道理，但其实也经不住推敲。为什么说经不住推敲呢？
比如第一点，认为《竹书纪年》比《史记》出现的年代更早一点，就会更真实，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无论是《竹书纪年》，还是《史记》，他们所记载的尧舜时期，夏朝、商朝、周朝的初年，其实离记载这两本历史，都已经过了几百年、上千年，乃至几千年。这么漫长的历史，尤其是早期没有文字记载，因而只能凭借人们的一种口口相传。既然是口口相传，其真实性怎么能够得到保障呢？如果说《史记》出现在秦末战火之后。但实际上《史记》和《竹书纪年》的内容，绝大多数是相同的，只有非常少的部分不一样。这说明，实际上《史记》在记载的时候，其实是有详细史料的。否则的话，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
再比如第二点，其实也说不过去。“尧舜禅让”是出现在一个特殊时期，由于物质财物不丰富，同时部落受到非常多的威胁。因此，如果不找一个强有力的部落首领，部落是绝对不能生存下来的。因此，从保护部落出发，“尧舜禅让”才不得不出现。而当物质财富丰富起来，出现了奴隶及奴隶主贵族以后，就不需要“禅让”的方式，杀伐争斗就开始了。
（战国纷争）
那么，说了半天，《史记》和《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内容，哪个更真实呢？
我认为，其实两者都差不多，可以说都是真实的。为什么说都是真实的呢？因为当时很多内容都是口口相传下来的，在传的过程中，传话人总会根据自己身处的语境进行不同的记载。
比如《竹书纪年》所处的语境，是在战乱最厉害的战国时期。这样一个时期，肯定主题就是适者生存。谁要是拳头更硬，谁就能活下来。因此，在这样的语境下，口口相传的内容，就肯定都是丛林法则。但是《史记》所处的语境不一样。那是一个大一统的时代，因此，那时候需要特别讲究辞让。所以“尧舜禅让”这样的表达，才会在口口相传中出现。因此，记载历史的司马迁，才会记成那个样子。
我想，这就是这两本书出现的真实情况吧。
（参考资料：《史记》《竹书纪年》等）
谢谢悟空小秘书的邀请~
首先，先介绍一下两本书的基本情况。
《史记》就不用多说了，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竹书记年》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记载自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在晋武帝太康二年，不准（音Fǒu Biāo）的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比当时通用的文字还要古的战国文字，或说"蝌蚪文"，或说"古文"，或说"小篆"，不一而足）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又称"汲冢纪年"）。
《竹书记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即晋人荀勗﹑和峤考订释义的"初释本" ，卫恒、束皙考正整理的"考正本"。至宋明时期的"今本"和清代的"古本"，在初释本、考正本也渐渐散佚后，今本被清儒斥为伪书。现今较为精准的是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由于《竹书记年》记载先秦时期的历史，与传统正史记载多有不同，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相类，所以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在古代经史之上。但由于其所记载的内容冲破了儒家古代历史体系，完整本又在在宋代进一步亡失，导致后代的疑古派和古史辨派怀疑其真实性，更有甚者甚至怀疑《竹书》为伪书。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纪年》亡失原因："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
其次，根据考古发现和科学解释，似乎《竹书纪年》比《史记》可信度高。
1、关于商代：《殷本纪》说商代三十一王，而《纪年》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殷墟甲骨文证明商代确系二十九王；《殷本纪》认为中宗是太戊，而《纪年》以为中宗为祖乙，与殷墟甲骨文发现的“中宗祖乙” 的称谓却完全相合；《殷本纪》以为盘庚自河北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至帝乙时才迁都今之殷墟，而《纪年》以为自盘庚到帝辛均居殷，“更不徙都”。殷墟甲骨文证明武丁、祖庚、祖甲、禀辛、康丁等确在殷墟，并不在河南的所谓汤之故居；又如《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无“王亥”之名，而《纪年》载：“殷王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对此，王国维说：“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却非虚构。”
2、关于战国年代的记载：《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桓公午的在位年数，《史记》的《六国年表》和《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而《纪年》作十八年，《陈侯午敦》的铭文记载陈侯午十四年的事，郭沫若曾据此断言：“有本铭之‘十又四年’，足证《纪年》为是，而《史记》实非。”
诸如此类，《纪年》还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但经过出土文物的核实后比较接近史实。
再次《竹书纪年》与《史记》记载迥异之处，乃至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史学观，长久被儒家学派斥为异端邪说，导致《纪年》长久不为世人所知，逐至遗失，需要后世的史学家费大力气去考证才得以略窥全貌。
目前双方的主要冲突表现在“禅让制”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远古尧舜盛世上：
1、尧是禅让，还是舜夺尧位。《纪年》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 三条记载，脉络非常清晰。《韩非子·说疑》更是一言以蔽之："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2、益和启谁夺王位。传统儒家的孟子说法是禹禅让给益，启不服气，益控制不了局面就避位，启当权建立夏。《纪年》说“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后，“益干启位，启杀之。” 真相是禹没有正式的传位给益，夏部落中作为禹助手和东夷部势力代表的益自立并打算逮捕启，启发动支党和益对战。启益战争几乎是朱舜战争的翻版，区别是最后由于禹的声望取得的支持，39岁正值盛年的启战而胜之，杀死益称王。
3、伊尹辅佐大甲，还是自立为王。《纪年》载“伊尹夺大甲王位，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不过，《纪年》关于伊尹与大甲关系的记载，令人生疑。如果伊尹夺位，流放大甲，大甲潜出后又杀了伊尹，那么，根据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记载，历代商王皆隆重祭祀伊尹就说不通了。若是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压，似乎更符合历史的真相。当然，究竟如何，还要加以考究。
……
最后，综上所述，从总体看，《纪年》在某些方面的历史记载，比《史记》可信度高。一来春秋笔法误人，儒家所谓"为圣者讳"，"为尊者讳"，"一字褒贬"等等手法为后世史学家所法，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些史学家橡皮泥式的笔法中变得面目全非；二来《史记》的成书时代较晚，虽然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精神不下于古史官，但限于材料来源和个人价值偏好，追述先秦历史必会有失实之处。
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中写道：在人类的政治史上，如此美好的“禅让”不能不让人醉心。特别在奉行家天下的古代中国，此种政权更迭的模式更具有道德上的魅力。历代儒生对此津津乐道，原因也就在于试图以此模式规范王朝政治，并以尧、舜、禹的人格引导君王们厉行德治。
事实上，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竹书纪年》更加贴近人性，人类绝对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由血腥走向儒雅，所以在先秦时代，黑暗，血腥，刀光剑影之间的残酷斗争，你死我活的以命相博，才应该是主旋律。
参考资料：《史记》、《竹书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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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题主所问，自《竹书纪年》面世以来，就成功的掀起了疑古、反古的不良风气，进而使“历史虚无主义”大昌其道，以至于洋洋五千年文明史，竟然无一处没有勾心斗角，无一处不是阴谋诡计。那么这本掀起惊天骇浪的《竹书纪年》，他的可信度又有多少呢？
一：被盗墓贼发现的《竹书纪年》
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盗墓贼不准(fǒu biāo)挖了战国时期魏襄王的陵寝（也有人说是魏安釐王之墓），并从中带出数十车的竹简。数十日后，被盗掘一空的大墓终于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于是在晋武帝的诏命之下，集合了当时天下最著名的饱学之士的专家团队对至今尚留存于墓中的竹简进行抢救性发掘，并将其编辑成册，取名为《汲冢古书》，或者也叫《竹书纪年》。
而因为《竹书》中所记载的内容过于惊世骇俗，且其成书时间又远远早于《史记》。所以，自其问世以来，就不断有名师大将据此来与《史记》中所记载的历史进行相互印证，更有甚者则索性弃《史记》如敝屣，借题发挥的来抨击儒家精神和传统史实。
二：确有其书却不曾流传后世的《竹书纪年》
或许是由于两晋时代太过纷乱的缘故，亦或者是此书所载实在太过惊世骇俗之故，向有存书藏书之癖的中国古人却没能将这样一部奇书保存下来并传之后世。所以，目前我们所接触到的所谓的《竹书》记载，大抵不过后人将散见于当时之人的笔记或者杂说之中的零星记录汇编而成的作品。
就此而言，目前我们所见之记载其确实如此与否亦无法得到确切的考证与认定。换言之，被穿的沸沸扬扬的《竹书纪年》，究其实质而言其真伪尚且还是有待于考证的。诸如：
“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话说倘若伊尹放逐太甲而自立之事果然是真的话，那么复辟之后的太甲又怎么还会重用伊尹的两个儿子，甚至于伊氏家族在整个殷商时代都具有极崇高的政治地位，就此而言，这实在与人情不符。但如果就《史记》所载来看，却又能为伊氏家族在殷商的发展提高完美的解释。
三：《竹书纪年》很可能是两晋人创作的以古讽今之书
一如吕思勉先生所言，魏晋时期，篡窃频仍而社会动荡，家国貌似安定，实则弑杀之事不鲜于春秋战国之乱世。但既行此悖逆害德之事，而又多假托儒家仁义之说。所以当时之人，往往嫉恨两汉儒家之拘泥迂阔，在此生死不可逆测，丧乱时时而在的生活中，于是兴起了非尧舜而薄汤武的谈论，而又适逢“汲冢得书”之事，于是遂假借之以见意也。
换言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到了汉元帝时期，儒家学说正式登堂入室成为当时天下的显学，而在汉光武帝因为“谶纬玄异”之说登龙之后，儒家学说因此而勃然大兴，沛然莫之能扼。但随着世道陵夷，乱世渐临，当年赫赫皇皇的堂堂儒学终究与事无补。再加之动乱纷呈，性命不永的态势已成而人力莫能挽回，因发乎内心的无力而产生的对儒家学说的厌恶感油然而生。于是在人们极力避免儒家“入世”之说的渐染而极力追求现世享乐的同时，对于儒家学说的排抵与污蔑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而归根结底的讲，这也不过是“儒道之辩”的升级版而已。
四：所谓“孤证从无”，所以《史记》更真实
相比于《史记》的有据可查，《竹书纪年》的记载不免有些黯然失色，即便他的内容足够劲爆，甚至于更合情合理，但从来治史者，想必都知道“孤证从无”的原则，据此而言，我个人始终认为，《史记》的记载更为真实。
更何况，即便《竹书纪年》的内容也曾确实发生过，但本着“文以载道”的原则，想必于那渺茫不可知的“真相”，我也宁愿选择通过《史记》这一看起来更加亲切的“事实”来向后世之人传递更多的“真、善、美。”因为在我看来，人类社会所需要的并不是那阴暗、凶狠的残忍，而是人人认同并为之遵守的道德。而这一点，却是《竹书纪年》所望尘莫及的。
我是狐笔春秋，欢迎大家批评指教，谢谢
谢邀
这个问题有点问得过于简单了，《竹书纪年》虽然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而《史记》是西汉时期的作品，但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说因为前者年代更早所以更可信这样的结论。
就整个历史呈现和描述而言，《史记》不仅无疑更完整宏大，而且脉络清晰，其所依据的史料记载今天的学者也大多能进行研究考释——比如《五帝本纪》很大部分是来自于战国时期的史料《世本》。
而《竹书纪年》其用帝王编年的方式所记载的很多内容，究竟源自和依据那些史料，我们今天还不可得而知。其记载也确实和《史记》有很多区别，比如关于尧禅让舜的记载，《竹书纪年》就写成了舜囚禁尧。哪个更可信，这个留给历史学家做进一步考证。
但历史的可信与否，有时候不是简单的事实还原——实际上也几乎不可能还原，而是找出一种历史脉络。比如《史记》为何要美化尧舜，我们今天可以找出脉络，是和儒家对典籍的重新整理和再阐释有很大关系了，而且这种美化也确实影响了中国其后数千年的文化思想和历史发展，那你能简单地说这种尧禅让舜的记载不可信没意义吗？
况且，今天我们看到的《竹书纪年》已经经历过佚散，而后又在宋朝重新收集整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综上，今天的历史学已经不是简单的去对比哪个更事实——这个实际上也很难简单对比，而是更多地关注这个史料为何这样记载，以及其有怎样的价值和影响。《竹书纪年》是很有研究和参考价值的史料，但是《史记》。。。其价值和影响，我想我几乎不用多说了——甚至我都找不到言语形容了。
回答完毕，
一点个人愚见，权作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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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本书现如今是大家对于历史争论的重心！讲道理，我觉得史记更为可信，这里我就先摆明自己的态度！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大致分析一下这两本书成书的年代！
首先第一个《竹书纪年》！这本书事实上它是古人在战国墓里面发掘出来的股本由于记载在竹简上面，所以叫做《竹书纪年》！这个发出的时间大约是在近朝时期，而它所成书的年代是在春秋和战国时期，由晋国和魏国的部分史官记录出来的。但总体量而言，史记的世界观更为庞大，而且记载更为详述，而《竹书纪年》更多的只是一些单纯的描述，且内容多为重复！
为什么《竹书纪年》会比史记在某些人心里面影响会更大，甚至于更偏向于这个说法呢？原因呢无非有以下几条，首先第一条大家心里都懂，就是所谓的求异，想要博取众人目光，因此挑选了一本跟过去的说法不一样的东西。毕竟说相同的东西，他说不过别人只能够选择不同的东西，或者说是完全颠覆三观的东西来说儿，这个《竹书纪年》就是这么一个好东西，反正对于他来讲就是这种说法！
第二点是《竹书纪年》里面关于人性的光明一面根本就没有过多描述，或者是人们更多描述的是人性的黑暗面，比如说尧舜之间的单让他说成是假的，说这两者之间简直就是仇敌一样，互相囚禁，还有就是涉及到一些忠诚，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忠诚，而是被人给驱逐了，然后又被人给推翻了，总之就是历史是怎么说的，他们就反着来说！这样的说法更加贴近于某些人的黑暗面，所以有些人就拿这东西出来说事儿！
第三点就是这本书所谓的成书的年代要比史记要早！所以大家就觉得这本书可能更加真实一点儿！
在我看来，这些说法都可以不当真！
首先直击一个最要紧的问题，成书的年代是史记的成书年代早呢还是这个《竹书纪年》成书的年代早呢？
毫无疑问，肯定是史记的成书年代要早有人会说了，这《竹书纪年》是魏国和晋国春秋时期两个国家编著的书，这不比司马迁早吧，可问题就是是谁整理了这些书？是谁把这些东西编纂成一本史书啊，不是魏国和晋国的那些史官，(今日头条漩涡鸣人YY首发于石塘网)是晋朝时期的人，别把晋国和晋朝两个朝代混为一谈！就丹书一个成熟的年代，到底是谁更早这东西，历史这个东西纯粹就是后人编纂和整理的，谁整理的时间比较早，谁就是成书的时间比较早！
第二点，我们看看这本书成书的年代，或者说它所记录的事情所处的年代。本身就是一个混乱黑暗的时代，晋朝，除了晋文公以外，我们得知道进朝真正的第一桶金是某位国君在春秋早期灭了55个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君这样的一个国家，分为你认为他的记录事情的时候，会拿什么样的事情去记录呢？至于说魏国，那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之下成书，他不会说平心静气地去写历史！这些史官记录的这些历史也完全是从其他地方听说过来的。他们只会挑自己喜欢听的，想要听的！
而至于说整理这本书成书的年代，那是晋朝，这个朝代也是一个黑暗和压抑的时代，就这俩时代你要能写出一本好书了，就这俩地方你要能写出一本好书了，那简直就是比登天还难！
而且我们必须得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如何去判断某件事情是谣言很简单，谣言的本质是什么，来自于信息的不对等！如何才能防止信息的不对的，就必须得把它放入一个大环境之中，如果在大环境的环境之下，能够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试炼。那这样的历史就成为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因为他能够承前启后，能够有一段完整的事件给他联系起来。否则大家看电影前后不着调，这道电影好看吗也不好看，这个电影成功不成功，让电影能算是电影吗？根本就不能算是电影！
《竹书纪年》它记载了这个历史，你把它放入历史之中能经得起推敲吗？根本就经不起任何推敲！它的历史是突兀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历史的时候，虽然感觉可能是真的，但一旦把他放入大历史环境之中，根本就不可能是正的，用他们这段历史简直就是历史前后拖档！就这样一个史书能证明什么能说明什么！什么都说明不了这样的历史根本就是留着其他国家其他文明来嘲笑你们的！
而且有些人就拿所谓的儒家历史来黑化粉饰这些圣人明君作为借口，但说实话，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个政策也只是在某些人那里推行。而到了三国时期，我们会发现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他也不是单纯的就尊崇腐儒，圣贤，更多的人家追求实干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但是集合了百家的长处！否则你以为那个征服匈奴的皇帝是个傻子吧！
所以说《竹书纪年》根本就经不起任何推销，这段记载我一看我就得把它扔垃圾桶里，什么玩意儿，这记得都是！更何况现如今的《竹书纪年》分为两部，一部是股本，那是古人自己整理说的另外一部是今本，那是后人自己杜撰编纂起来的！
晋武帝司马炎元年，在汲郡（今河南汲县）发生了一起盗墓事件，盗的是魏安厘王墓。盗墓贼将墓中金银铜灯值钱的宝贝盗掘一空，留下了一些竹简等不值钱的东西，盗墓贼临走时还很不厚道的放了一把火，好在这把火并没有将墓中剩余物烧尽。汲郡的官员在其中找到了一批竹简。这批竹简在当时被称作是“汲冢书”。
《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就包含其中。《竹书纪年》流传到宋代时曾一度失传。所以，目前流传了2种《竹书纪年》，一种是后人“复原版”，还有一种是明代纯“伪作”。
《竹书纪年》之所以引起广泛的重视，主要是因为它从五帝时期开始记录，包含了珍贵的夏、商、周的史料。并且它的成书年代比司马迁的《史记》要早。《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的魏国史书，其性质及史学价值应该与《春秋》、《左传》类似。很多学者利用《竹书纪年》对《史记》的战国及以前的部分进行校订。由此也可见，《竹书纪年》的可信度应该是更高一点。
《纪年》不但有夏代的总年数，还有商代和西周的总年数。比较热的一个话题是：到底是尧禅位，还是舜夺位？
在《竹书纪年》中有“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并且还有，启夺益王位的故事：“益干启位，启杀之” 。
这与《史记》中所描述的美好的“禅让制”可不同。就这一点而言，究竟《竹书纪年》和《史记》哪个更可靠？我认为是《史记》美化了这一过程。
很多史料可从侧面证明“禅让”这一过程并不完全是顺顺利利的。尧应该是有意“选贤”的。1993年出土的战国时代《郭店楚墓竹简》中有“古者尧之与舜也，闻舜孝，知其能养天下之老也……尧禅天下而授之。”
但是，尧的儿子丹朱很可能曾经继承过帝位。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有虞氏舜取代了丹朱成为了最高首领。《山海经·海内南经》中也有“帝丹朱”的字眼。正因为过程是曲折的，所以才会在同一时代有两种不同的解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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