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民国是什么样的场景？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大家要明白一个概念，民国其实始终是在分裂和战乱中，同新中国建立以后长达70年的和平时期，是完全不同的。

甚至可以说，民国和新中国所处的时代，压根就不是一回事。

由于满清腐败无能，到1911年垮台时，中国已经一塌糊涂，沦为东亚病夫。

当时国家不但经济崩溃，国内到处都是洋人的租界、驻军。

而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国家就是分裂的。

中国南北是对立的，边境的省份是军阀割据。

后来虽然依靠孙中山高风亮节实现了国家形式上统一，但随后就陷入长达20年的激烈内战中。

中国的内战持续到1937年随着西安事变的解决，全国范围的内战才停止。

更夸张的是，即便南京国民政府的全盛时期，也只能控制约三分之二个中国。

中国的东北、台湾被日寇占领，华北、西北、南方一些省份都是独立的，由军阀控制。

一个战乱又分裂的国家，你能要求太多吗？

不过，即便是战乱时期，却有一定的好处。

一是军阀忙于厮杀，放宽了对思想的控制，二是中国存在大量的租界，军阀无法管辖到租界。

由此，民国出现了很多思想上的开放时期。

就比如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那个时期建立的。

当时很多地方可以公开出售马列著作，这在后来是不可想象的。

而鲁迅这种明显左翼的作家，可以常年写文章，甚至可以写出友邦惊诧论这种。

这在后来也是不可想象的。

同时，民国时期随着思想启蒙运动，民众开始逐步觉醒。

清末，几千个英国士兵可以从广东一直杀到天津，强迫满清屈服签订条约。

一二万八国联军能够杀入北京，迫使满清屈膝投降。

当时满清的国力其实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鸦片战争时期仍然有大笔财富。

就GDP来说，满清也是世界强国。

然而，在抗战时期，中国除了人口以外，各方面都落后于日本。

就是依靠思想的启蒙，团结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苦战14年打败了强敌。

另外，中华民国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孙中山先生对于国家制度的规划，军政、宪政和民主政治。

可以这么说，孙中山这套制度规划的很好，事实证明也是很成功的。

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饥荒遍地，人不如狗，用来形容民国，毫不过份。仅举2个例子可以看出，1938年，蒋介石掘黄河抵挡日军，淹死民众几十万，几百万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1942年，中原大饥荒，饿死民众上百万，饥民啃树皮，树叶，甚至是食人肉而生存，以至于蒋介石看了美国记者照片，禁不住浑身发抖。贾亦斌，蒋经国亲信，国民党囯防部少将，菜叶子下饭，勉强吃个饱，基层军官想吃上饱饭都是奢望。至于士兵，更是饥饿无比。才有众多国民党士兵向解放军投降。上海冬天，一晚上冻死流浪儿童800人。国民党币制崩溃，法币贬值上万倍，一麻袋纸币，只能换几斤米，国统区民众生不如死。即使是囯民党高官，不靠贪污，想过上富裕生活，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千方百计贪污，敲诈勒索，喝兵血，己成为了国民党内高官的常态。如此民国，如此国民党，不亡岂有天理。

民国是少数人的“盛世”，是大多数人的灾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黑暗不堪的时期。

真实的民国是什么样的场景？

真实的民国是一个极其混乱的年代，是生灵涂炭的年代，是民不聊生的年代，是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

盗匪四起，军阀混战、天下大乱

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在努力。旧体制虽然已经终结，但只是形式上的终结，专制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民主理念没有还没有深入人心为大众接受。

最关键的是，旧的权威已经不复存在，新的威权还没有建立。所以民国时的情形，就是《红灯记》里李奶奶所说的，“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京剧《沙家浜》里胡传魁的话更为形象：“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

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民国前期国家处于无“君”状态，或者说不是无君，而是有“君”，但是没有权威；因此，民国时期尤其是民国初期，国家处于失控状态。

于是民国时期，土匪横行，军阀遍地。

军阀是成气候的土匪，土匪是萌芽中的土匪。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说，那是“兵匪一家”。根本分不清哪是土匪，哪是军阀。

不客气地说，军阀是大土匪，土匪是小军阀。

比如东北王张作霖，原本就是土匪，杀人杀多了就成为军阀，被诏安，成为有了杀人执照的土匪。张作霖只是土匪的一个缩影，很多军阀都是做土匪起家，杀人如麻，打家劫舍没有底线。

除了张作霖这个大土匪，东北土匪多如牛毛，最多时一千多股，吉林农安县，土匪最多时就有346股。

如果说东北是土匪窝的话，四川就是军阀窝，四川的土匪茁壮成长，早就成为气候。

张作霖靠卖国，依仗着日本人，清除异己、一家独大；四川没有什么可以出卖，所以军阀在最初实力不相上下。四川军阀有四大派系，八大巨头。

山东是梁山好汉的故乡，土匪势力也非常嚣张，民国十年至二十四年，山东境内107个县，有土匪活动的达到85个，其中势力较大的土匪，超过370股。

1923年5月，山东巨匪孙美瑶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将列车上包括许多外国人在内的200多名乘客劫持，并且跟北洋政府讨价还价。

一个月后北洋政府竟然做出让步，在答应了土匪条件后，人质才被释放。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更是嚣张无比，不但杀了很多政要，还图谋刺杀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跟上海黑帮杜月笙叫板。最猖狂的是，此人还敢暗杀民国元首蒋介石，让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由此可见，民国乱到了什么地步。

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军阀多、土匪多那就是恶狼多，老虎多。一山不容二虎，军阀土匪之间打个不停。以四川为例，从1912年到1933年，四川共发生大小军阀混战四百七十多次，造成的伤亡不计其数，死的都是老百姓。

土匪军阀祸害百姓，烧杀抢掠，老百姓深受其害。

老百姓最怕抓壮丁，因为土匪军阀混战，当炮灰的是老百姓。

战乱频仍，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只能背井离乡，社会就没有办法发展。战争带来社会动荡，生产力被破坏，百姓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物价飞涨。广东有个典型的故事，一个人在饭店里吃饭，第一碗是2万元，等他吃第二碗的时候，老板说价格涨到2.5万元了。毫不夸张地说，民国时的百姓，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思想自由，大师辈出

　民国初期，局势动荡，政府对社会控制不力，国内舆论环境相对自由，西方思想如鱼得水，各种思潮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1915年，中国知识界掀起了新文化运动，运动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人发起，目的是提倡民主科学，“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进行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掀起了反封建，反对歧视女性的妇女解放运动。各地女性纷纷追求自由，穿“摩登”服装，唱歌跳舞，追求女性社会地位、男女平等和真正爱情，希望婚姻自主。

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各地出现离婚潮，逃婚潮，私奔潮。

　　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旧称“德先生”与“赛先生”）。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民国初期宽松的环境，形成了适宜的土壤，造就了一批很有成就的大师。如作家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矛盾、老舍等等；教育家陈寅恪、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竺可桢、梅贻琦、张伯苓、马相伯、蔡元培；画家有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国学大师胡适、季羡林等。

不过抗战胜利之后，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巩固，舆论环境遭到破坏，国民党统治区的不同声音受到压制，社会开始倒退。

中国有句老话，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民国是个动乱的年代，是个乱世，不是百姓之福，也不是国家之福。

真实的民国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不堪回首。

首先写一段我的祖父的亲身经历吧。

我的祖父，在解放前是河南开封郊区（曾属开封县管辖）一普通贫苦农民，以下文字摘自他虚岁八十时（2009年左右）写下的第一人称自述，主要讲了他早年遭遇灾荒，为日本人服劳役以及两次被抓兵又两次逃跑的经历。

叙述文字十分口语化，无甚文采可言，但贵在真实，且颇具代表性，应该是符合题主要求的。我隐去先辈的名字，贴出与大家分享，感受一下“真实的民国”：

1.贫困的家庭

祖父性陈，兄弟四个，他是老三，因贫困，十二岁就给牛保家当长工，成年后给地主当佃户。先后两个奶奶早早去世，我都无从见过。父亲陈XX，十几岁就给地主种地，推独轮车贩卖柴火，因身小力薄，出汗过多，晚上睡到外边伤风着凉得了风湿病，在壮年时期就失去劳动能力，四十岁就去世了。母亲是农家妇女，八十岁去世。

2.少年失学

在家庭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让我八至十岁上了三年私塾。读过《百家姓》、《三字经》、《杂家本》、《千字文》、《中庸》、《大学》、《上论语》、《下论语》、《上孟》、《下孟》，所谓的四书已经读完，念到五经时，因父亲病重而失学。

3.过早的参加体力劳动

十二岁就割草抬柴，十三岁学会犁地，十四岁当年大旱，从村里担水到二里外地里抗旱栽红薯。冬季，天不明就背着粪箩头在村周围拾粪。常言说，“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由于种的瓜上粪多，大的长到二十多斤。另外因家庭花钱困难，我十四岁就用肩膀担着柴火到开封市卖，冬天五点钟起床，到八、九点钟才能卖掉，肩膀压的红肿，肚子饿的疼痛。卖的钱舍不得多花，吃饭时，买碗丸子汤，泡个干窝窝。卖柴回家后还得到地里干活，夏天下午干活回来还得给牲口换淘草水，铡草，九点钟才能吃晚饭，每天劳动十二个钟头还多。

4.灾荒年吃糠咽菜的生活

在日本统治时期的四二年，春、夏天旱少雨，秋蝗虫遍地。当时抗旱地里没有井，又没有电和机器，大户人家用缸放大车上往地里拉水，穷户人家无车，用桶往地里担水种红芋。秋季又遭蝗灾，当时蝗虫能飞的，一时能遮住太阳，能爬的遍地都是。他们经过长叶的高粱、谷子、稷子，把穗全部吃光，秋季光剩点长圆叶的花生、豆类、瓜类不吃，还能让人糊口不至于饿死。

那时的地主、富农、恶霸不但有吃的，并趁此机会放高利贷剥削穷人。我记得借大苏村的高利贷，离麦收只有两个月，借一斗粗粮，还两斗细粮。又一年离麦熟只剩一个月，全家断粮，把仅有的一头牲口卖掉，而后当出五亩地才买回牲口，否则就无法种地。由于地少又欠收，粮食不够吃，把花生皮碾成粉末掺面蒸馍吃，吃多了解不下大便。我上过十多丈高的榆树上捋榆叶掺面煮汤吃，我揭过榆树皮晒干舂成面，擀面条吃。由于劳动过度，营养不足，面黄肌瘦，我十六岁才长一米四高，真做到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5.为日本人当劳役，挨日本人打的经历

（1）蒋介石不顾人民的死活，为了挡住日本人向西进攻，竟然扒开黄河，淹几十个县，死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流离失所。从郑州花园口冲出的主河，名为现在的贾鲁河，贾鲁河又在现在的西姜砦乡、郭厂村西边决口冲出条河，名为郭河。日本当时的政府怕河水往东漫，决定打个河堤挡水。于是全县都派民工去打堤，有钱户出钱，无钱户出人。当时家里没钱，父亲犯病不能去，我仅十三岁就得跟大人一样抬土打堤，吃的是黑馍，喝的是白开水，根本没有什么菜，累的每天早晨起床全身筋骨疼痛难忍，还得继续去抬土。

（2）十四岁又被派到郭厂西边堵郭河口工程，每天抬土都得跑着走，走得慢，日本监工就用棍打，真正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了。

（3）1943年日本为了打郑州、洛阳，决定从开封到中牟修条土马路，甲长派我跟大人一起去修路，说是五天时间，不起火，自带干粮。我带一布兜窝窝头，扛着铁锹，带着薄被子，到现在的杏花营镇枣林村住下，晚上十多个人住一个小厨屋，下边铺的是茅草，挤的连身都翻不成，吃饭是开水泡凉馍，吃罢碗里多深的沙土。

（4）1944年，日本宪兵队到我村，他们问我保长在哪里，我答不知道，于是就用柳棍往我身上打。

6.两次被国民党抓兵的经过

1948年开封市第一次解放后，解放军有意往杞县、睢县退，国民党的新五军在后边追，路过我村时，抓走我大爷的一头牛拉车，非让我跟着不行。车走到李楼村边，见一名当小官的，因路上多沙，自行车不能骑，我灵机一动说我给你推吧，他说可以。俺两个走着，见路边有个苇子坑，我说你走吧，我在这里等车，他说中。他走后我就从苇子坑里跑回了家。可是俺大爷舍不得他的牲口，又跟着去了，结果在睢杞战役中被打死，我幸免遇难。

1948年秋季，国民党的68师从万隆抢粮回来，路过我村，又把我抓走。首先到开封市鹁鸽市街新兵营训练八天，接着分到正规部队，计划开到淮海战场。当时住在如今的开封府公园前，那里原来有个小岛，修的营房，营房周围院墙很高，墙上还有三道铁丝网。我心里想跑，到厕所解手观察，厕所东南角有堆垃圾，还有几块砖。到凌晨四点左右，我给把门的报告说去解手，到了厕所先往垃圾堆上填了几块砖，然后抓住铁丝网上的木桩翻墙跑出营房院，穿过中山路到青龙背街，藏在厕所里，快天明时出宋门回家。这次若跑不出，参加淮海战役也是九死一生。

下面来看看大环境，是不是像民国吹向往的那样！

1.客观地说，国民党是一个很小资的政党。

小资的特征就是：有一定文化底子，思想偏浪漫主义、理想主义，骨子里还有些清高。

再加一条就是：不屑于、不耐烦——或者不擅长做具体实际的事情。

国民党行政财经高官大多是文化修养很高的旧式文人，或者旅游留美的海归高材生；仰慕西方的新式思想事物，尤其对欧美的民主体制和经济学说迷之信服；看不起地里刨食的农民，坚信治国是政治家精英的事，泥腿子安心种地就是了——后来就是这帮泥腿子把他们赶到岛上去的。

如果只有以上的毛病，其实还有的救，关键国民党最后一条犯得特别严重：不擅长做实事。

当年清室倒台，老袁窃据神器，国父不得已让贤。在最初阶段两人还是想精诚合作的。所以在北京会面时中山先生提出：十年内我修建20万英里铁路，阁下练出百万精兵，何愁中国不强。

老袁正愁革命党不安分出来搞事情，闻言大喜，表示在财政方面全力支持。

至于铁路修建的规划，据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回忆：孙拿着画笔，在地图上将中国的各个省区勾连到一块，形成了密集贯通的蜘蛛网，然后兴奋地表示向他介绍自己的计划，十年内将这些铁路网全部完成（直到2000年中国的偏远省份还没有完全通铁路）。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袁孙闹翻，老袁追查账务，发现铁路一里未见，公帑却花费了百万。当然并非中山先生贪污，这些钱大都花到考察规划上面了。

不管怎么说，孙的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弱点是很突出的，他革命一生却屡遭失败也与此息息相关。

后世国民党的不幸在于，国父性格坚韧，百折不挠的优点他们没学到，却把缺点学了个十足十，甚至发扬光大。

于是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执政能力极其低下，对社会管控极其有限的民国。

尤其412之后，老蒋杀敌三万，自损三十万（不全是杀掉的，国民党员因为恐惧清洗而退党失联的占了很大比例），党的基层组织损失殆尽，以后再没机会和能力恢复过来。

所以出现了抗战时八路军在敌后打游击如鱼得水，根据地建了一个又一个，国民党作为正规军却如水獭上岸，疲软无力，没几个能坚持到一年以上的。

所以我们看到土匪横行地方，乡贤侵吞民膏，大片的土地被扔掉无人愿种，因为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往往刚收割就被土匪劫掠，或者被乡贤用各种手段敲骨吸髓仅剩残渣。农民明明交出了堪比身家性命的粮食，最终到政府手里的却少得可怜。

所以在地方出现灾荒时，政府不管不问，任凭饥民嗷嗷饿死，横尸遍野，野狗红着眼吃人吃得膘肥体壮。说国民党故意想饿死自己的百姓确实有点冤枉他们，但他们明知自己的职责所在，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与一毛不拔的地主豪强却无能为力。

2.政府职能的缺失，并不一定在大灾大荒方面体现出来。

它对那个年代的人生活，有着无处不在的极端负面影响。

我小时候在农村老家，村西头是一个本家的叔辈亲戚。他们有兄弟两人，共同点是性格都有点软弱怕事，受了委屈也不敢轻易反抗。

后来听到自家长辈聊天，说到对门两兄弟的性格，我的伯父叹口气说，都是当年被欺负怕了。

两兄弟的爷爷，解放前的时候家里种着一片瓜地，在一个夏天瓜快成熟的时候守在地里看瓜。没一会来了本村的几个地痞。看见瓜地想找乐子，跑进去对着瓜穰乱踩一气。不是为了吃瓜，就是无聊了想欺负人。

辛苦几个月的瓜地被人这么糟践，他当然心疼，跑过去大声阻拦。地痞们正愁没事干，一看这个家伙居然敢对他们大声吆喝，转身上去一顿毒打，揪着头发用棍子往头上使劲抡。打到最后，这个爷爷（当时正壮年）已经满头满脸的血，几个地痞提出来，让他跪倒地上磕头道歉，这事就算了。

也许是过度的欺辱激发了他的血性，被地痞强摁着跪在地上，这个爷爷还在含糊不清地怒骂，兽性大发的地痞们开始第二轮毒打，最后看着没气了，把人往地里一丢走了。

家里人来了以后，看到一大片瓜地七零八落，带血的瓜叶中间躺着他青紫肿胀血肉模糊的尸体。

然后上告县政府，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派了宪兵队前来抓捕凶手。打死人的几个畜生闻风逃跑，宪兵队转了一圈，留下一句“行凶者已外逃，缉拿无着”的话，就轻松地回去了。

一个月后，几个地痞回到家，重新开始了游手好闲欺负村民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在这之后，两兄弟的父亲变得极其胆小，用村里人的话说，几十年没见他和人大声吵过架。

后来解放了，但这件惨案的余波一直影响着他们的子孙后代。

这就是民国时期普通百姓的生活，不用军阀巨匪洗劫，不用土豪劣绅压榨，几个地痞流氓就能把你往死里欺压，是真正的往死里欺压。

而且死了白死。

3.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里面写过一句话：造反是一件代价很高、风险很大的事情，当年的朱元璋家人全部饿死，自己沦落到拉棍要饭，简直是天生的造反苗子，在造反前还是犹豫再三，慎之又慎（大意如此）。

这是大部分中国老百姓的真实写照。他们的底线比较低，有口饭吃不至于饿死就行；

但同时中国老百姓的底线守得很牢——如果官府和乡绅老爷们连最后的活路也不给我们留，我们不会选择自挂东南枝乖乖去死，而是会振臂一呼，应者影从，用改朝换代让统治阶级明白什么叫水能覆舟！

这也是为什么国民党的在412杀得血流成河，后来还乡团的铡刀铡得人头滚滚，残酷的围剿清共整的白骨露於野十室九空，仍然有数不清的百姓不要命地去参加红军、八路军。

其实国人并不仇富，底层百姓对富人穷人大多有一种认命般的自我安慰。

朱门酒肉臭，百姓不一定会打土豪均田地；路有冻死骨，人民一定会揭竿而起！

民国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几十个大师在书斋学府里吟风弄月，几千个达官贵人在十里洋场秦淮河畔醉生梦死，几万个乡绅财主在深宅大院的高墙上欣赏自家的阡陌连田；

背后是近四万万瘦骨嶙峋的农民睁着冒绿光的眼睛，埋葬好家人的尸体，准备用内心的滔天怒火将上层的宫殿烧成灰炭！

近代中国人民最大的不幸，是他们在北洋军阀的残酷统治中努力迎来一丝光明，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侥幸生还，却发现无论是新来的北伐军，还是后来还都南京的“中央”，又重新将他们打入绝望的深渊！

民国，贫富差距很大，有破衣烂衫的穷人，也有锦衣玉食的富人，富的富可敌国，穷的饿死街头，差距就这么大。有资本家，还有大地主，掌握着财富资源，能不富吗？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就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穷人没有发财的机会，只能给富人打工，挣点血汗钱，这还算是有一技之长的，一点本事没有的，穷的揭不开锅，只能外出乞讨，一旦要不到饭，那就只能饿死。而且据说，国民政府非常腐败，贪污腐败很严重。而共产党，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所以是清正廉洁的政党，而且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