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来看，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是否正确？

先说今天的北京，它雄居华北，北联东北、内蒙、南抚华东、中原，东西眺望东海昆仑，成为伟大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国界，北京已成为中国在世界的代名词。

可历史上的北京，远没有这样辉煌，它只是中国北方的边陲一隅。秦代时称蓟县，西晋时属于幽州；南北朝时被北魏鲜卑控制，五代十国时期连同燕云十六州，落入辽国契丹之手。至北宋，北京已有约500年不在汉族中央朝廷控制之下。接下来近250年中，北京仍由外族统治，虽金元先后在此建都，但难称正统。

再回到正题，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华北成为明朝的核心统治地域，汉族政权对其的控制达前所未有的程度。没人，从南方大举北迁人口入华北定居；没粮，从江南大规模漕运；为防止北方边患，屯重兵围剿北元，派重臣镇守辽东；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逐渐北移，北方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北京从历史上的边陲一隅，成为了中国的重心。从今天的现实意义看，朱棣的做法十分正确。

有学者认为，朱棣既然开创了郑和大航海，就应该保留首都南京，中国要成为海洋国家，南京的经济实力和区域位置比北京更有利。但这是马后炮。中国励志走向海洋，今天才刚有悟性并开始迈步。不要责难中国古人农耕意识的狭隘境界。

有人认为；南京比邻富庶江南，作为首都合理。北京相对贫瘠，迁都北京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这是一种短视。当时南方用经济支援北方，如同今天东部扶持西部，是全国一盘棋。今天国家为何还在不断加大对新疆西藏的经济投入？这可不单是算经济账的问题，为的是让新疆西藏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密不可分，这是巩固国体的大事。当年朱棣大举建设华北，与此异曲同工。

还有人单纯从军事地图上作业，认为；南京地形易守难攻，还有长江阻隔北方外敌入侵；北京地形有隐忧，一旦北夷越过八达岭长城，华北平原无险可守，北京缺少战略防御纵深，无缓冲回旋余地，后来清军占领北京灭明朝可证明朱棣迁都的重大失误性。这是一种误解，只要国家实力弱，首都在哪里也会是不安全的，北宋南宋的灭亡可例证。即使就事说事，明朝北京的失手也不是因为没有地利被外敌攻破，而是源于国家内部出了问题（农民起义自掘国家坟墓、吴三桂打开山海关叛变投敌）。

有人说朱棣由于以“清君侧”名义发起“靖难”之战，非法篡夺了皇位。因为心虚南京这块是非之地，才急冲冲将首都迁往他当燕王的封地北京，纯属一种“自私”行为。这只是一种臆想猜度，贬低朱棣的政治智慧和宏图大略才能。

朱棣一生用四件大事确定了他作为伟大帝王的历史地位，这就是；首开中国大航海；迁都北京；编制“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突破长城篱笆，北剿外敌奋斗终生。其中，迁都北京对今天中国的意义重大，是朱棣、乃至是整个明王朝最大的历史功绩。

在明朝永乐皇帝朱棣之前，汉人的统一政权的从来没有定在比西安更北的城市，更没有定都北京过。

唐末以来，中原人民南迁的速度加剧，先进生产技术、先进文化不断向南传播，国家经济中心南移已无法避免，但政治中心开始北漂，明朝建国开始，更是这样的形势。自从五代十国的后晋皇帝石敬将瑭幽云十六州割让给辽，辽朝的实力更加强大，辽朝统治者于公元938年定北京为陪都，北方尤其是北京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政治军事地位越来越高。金朝灭辽以后，也定都过北京，北京在全国的影响力进一步得到上升，可以说，这个时候北京周边已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枢纽之地，谁控制北京及其周边地区，谁就占有绝对优势。

北宋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锋了三百多年，从中更可以看出北京的重要地位明确显露出来。有宋一代，未能真正统治过北京，没有对幽云十六州一带进行过全面实际的控制，为此被动了三百多年。元朝迁都北京后，确立在全国的统治，北京开始作为中国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在全国人的心里的分量越来越大。

到明太祖建立明朝，将元朝势力驱逐出幽云十六州后，表面上看，国家经济中心在东南，控制住东南，就有人财物的保障，但是，战马在北方，战略要地在长城一线，尤其是山海关到大同一线，也就是幽云十六州一带。

1368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后，随着统一步伐加快推进，控制的疆域越来越大，迁都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熟读中国历史的明太祖朱元璋也知道南京并非久留之地，迁都是不可避免的，迁都之事很早就提上朱元璋的议事日程。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江左开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图治，广一视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为南、北京。"大梁即开封。出于战略考虑，朱元璋提出设南、北两个都城。但最后没有付诸实施。自秦开始，中国历朝的首都，大都建在北方。宋朝之前，西安、洛阳、开封是三个主要定都的城市，西安作为都城的时间最长。南方如南京、杭州、扬州等城市也曾经是都城。但在南方建都的王朝，都是短命。

朱元璋主要考虑过5个备选地点：西安、洛阳、开封、凤阳、北京。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但地势并无优势，也缺乏历史积淀，被否；朱元璋曾经到过北京，实地了解过情况，北京的寒风最终也让朱元璋望而却步，在朱元璋看来，北京不过是胡人乘运而兴之地，不是定都理想之地；开封作为北宋旧都，已破败，且无险可守，北宋的前车之鉴不远，被否；洛阳作为古都已是成年旧事，战略位置不够重要，被否；朱元璋最理想的定都之地是西安，朱元璋认为“天下山川惟秦地号为险固”。

基于这样的考虑，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安排太子朱标实地考察西安，但太子朱标不幸于洪武二十五年去世，朱元璋伤心的嚎啕大哭，元气大伤。这个时候，朱元璋已到了暮年，明明知道迁都很重要，但主要精力已经转移到考虑皇位继承人问题，培养新接班人问题，已无精力再考虑迁都之事，只好对大臣们说，国运的好坏长远听天有命，将迁都之事留给下一代解决。

再聪明的人也会犯糊涂，再精明的人也会有疏漏，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一上任不干正事，考虑迁都的伟大事业，却在黄子澄、齐泰等书生的蛊惑下，把目光对向叔叔们，开始削藩，在连续削夺5位藩王（皆是建文帝朱允炆亲叔叔）后，朱元璋的四儿子燕王朱棣打出“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奉天靖难”，与朝廷兵戎相对。朱棣以一介藩王之力，靠800名亲兵起家，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夺取了侄子朱允炆的皇位。实践再一次证明，南京乃胭脂之地，不可为都。后人猜测，若是在明太祖朱元璋手上完成迁都北京哪怕是无险可守的开封，朱棣几乎无胜利的可能。

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与父亲明太祖朱元璋想的一样，南京非都城之地，即着手迁都事宜。但与朱元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朱棣这个人做事的风格比较坚决，迁都目的地也很明确，只有方案一北京，没有方案二。

后世对朱棣迁都北京褒贬不一。贬的人认为，朱棣以后的明朝的一切灾难，包括土木堡之变、崇祯亡国、满清入关等等，都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埋下的祸根。迁都北京，使得首都距离游牧民族太近，缺乏必要的战略缓冲，形成天子守国门的态势，一旦游牧民族大兵突袭，毫无缓冲之地，连必要的的准备时间都没有，北京到八达岭长城仅仅40多公里，游牧民族的骑兵一旦突破长城边界，1个小时就可以杀到北京城下，太危险了。蒙古族的也先、俺答汗，满清的皇太极、多尔衮，来北京就像去丈母娘家一样。

这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全然。我们要换位思考一下，作为首都的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游牧民族居然能来去自由，多次杀到北京城下；如果北京是不作为首都的北平，那北平恐怕早就成了别人的大都了？明英宗正统年间1449年，土木堡之变发生，北平估计就被也先占领了，一旦北京被少数民族占领，华北平原必受到巨大威胁，明朝怕是难免又成了宋朝，宋朝的故事将重新上演。

话说回来，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给后世的明朝确实造成不小麻烦，朱棣去世后，北京就没有像模像样安定稳定过，先是处于蒙古人的巨大军事压力之下，蒙古人经常在北京周边晃悠，在明英宗、明世宗时期还杀到北京城下；后又处于女真人的威胁下。这种情况，朱棣或许没有料到，以为后世子孙都能像他自己一样，“六师屡出，漠北尘清”；但笔者认为，朱棣熟读历史、身经百战，对形势的把握、对未来的分析应该是比较全面的，是综合考虑的，定都北京的确冒险，天子自己冒险，难能可贵，但确有必要。

很多人认为，朱棣迁都的原因主要就是两个原因：一是夺了侄子的皇位，怕躺在南京明孝陵里面的皇考明太祖朱元璋怪罪，心里有阴影，不想呆在南京；二是北京乃是燕王封地，朱棣起家的龙兴之地，所以要迁都回北京。

笔者认为，朱棣迁都北京或许有以上考虑，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经过辽、金、元数代的经营，北京在国人心中的地位已经上升；北方少数民族自身也在发展，不断向汉人学习，文化水平越来越高，组织能力越来越强，一不留神就能与汉人争天下，已不是吴下阿蒙，北京成为汉人与少数民族争夺的焦点。背靠燕山、南望华北平原的北京成了汉人抵御少数民族的桥头堡。汉人得之，则国家统一；失之，则偏安南方或不保。朱元璋虽然没有迁都，但对防范北方游牧民族是下了功夫的，朱元璋分封了9个儿子，带兵镇守在东北、北方、西北等战略要地。朱棣没有那么多儿子可以镇守北方，就算有那么多儿子，也不能再让他们掌握太多部队，否则靖难之役会随时重演。

蒙古人也好，女真人也好，都尝到过控制北京后的甜头后，重新占领北京是梦寐以求的事。元顺帝被徐达逼得退出北京后，先后多次发兵企图重新占领北京，但都被明太祖朱元璋挫败。

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想把都城从开封迁到西安或洛阳，他的弟弟赵光义坚决反对，认为国家定都在哪个地方，并不重要，王朝的命运“在德不在险”，实践证明，赵匡胤的判断是正确的，赵光义的认识是肤浅的，古人说，尽人事、听天命。当年朱元璋想迁都的时候，也有大臣反对，重复赵光义的老话。在德不在险，说得好听，但不中用。

迁都多难啊？历史上完成迁都的案例并不多，东周迁都洛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案例不多，这两个案例是将都城迁移到比较温暖的地方，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朱棣迁都是把都城从富饶、温暖的南京迁到寒风凛冽的北京，现在想想都觉得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有时你觉得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别人在弹指一挥间就解决了。朱棣比较轻松地做到了迁都，他怎么做到的？一是朱棣一开始就态度坚决，旗帜鲜明，上台第二年就改北平为北京，没有给人讨价还价的余地，从未发出错误信号。不断有臣子上疏反对，反对的人在朱棣这里只有两个下场：从朝廷消失或死亡。二是在南京保留一套完整的中央机构，有六部、有督察院等等，采取“南北两京”制度，所以明朝有“两京十二部”之说。朱棣的意思是，愿意跟去北京的，我欢迎；实在不愿意去北京的，那就留在南京吧，不强迫大家。但大家都知道，后来真正的权力中心在北京，南京的一套机构主要负责南直隶的一些事情，管了16个府，权力小得多，平时大多没有什么事。

一手硬一手软，朱棣算是比较轻松地完成了迁都大计，这是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千年大计。迁都北京，加速了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联系，对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南侵取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北京成为大明朝的定海神针。

以朱棣的领导才能和治国成绩足为千古一帝。《明史》是清朝修定的，只是对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后屠杀建文帝旧臣的倒行逆施予以否定。其他很多都是赞美之词，有一句总结性的话：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远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这些都是好话，不是一般的好话，出自清朝之手，太不容易了了。笔者也相信是真的，没有这些卓越的能力和品质，干不成靖难和迁都这么大的事情。朱棣去世后，他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打算将都城迁回南京，不过来不及办就驾崩了，在位只有11个月，朱棣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也打算迁都回南京，结果没想到只会活了37岁就驾崩了，来不及。幸好这两个哥们短命，不然把都城迁回南京，朱棣的一番辛苦就要白白浪费了。朱瞻基9岁的儿子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再也没有提这个事，后来明英宗自己还御驾亲征，被蒙古人俘虏，大臣们又提出迁回南京，被于谦果断否决。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将北平改名为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明朝中央政府正式迁都北京。自此，一直到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500年来，北京一直都是中国的首都。1949年10月1，新中国成立，北京又成为伟大祖国的首都，现在是，未来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还会是，未来会是多久，我想是一万年。

从历史上看，北京真的风水好，历朝历代，日出日落，你方唱罢我登场，北京总能得以保全，没有发生屠城的惨事。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朱元璋、李自成、多尔衮、国民党、日本人、解放军。不像南京，南京真不能作为都城。

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变推翻建文帝之后，便开始筹划迁都北京的事宜。从迁都的目的来看，主要来说是为更好的跟北元相抗衡，毕竟南京距离边境太远了。只有将国都迁到北京，才能更有效的对抗北元残余势力。

从迁都的目的上来看，君主卫戍国门对于明朝的国防建设肯定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北京作为边境上的城市，从地理上比起身居江南的南京更靠近北元。迁都北京，就意味着一旦北元势力南侵，作为皇帝能够更快的掌握军情，快速的指挥朝廷的军队加以抵抗。在信息传播缓慢的古代，作为最高统治者如果能够更快的针对战场情况作出反应，就意味着战争取胜的机率更大。

此外每个国家的首都都盘踞着大量军队，保护皇帝。明朝将首都迁到边境城市北京，也就意味着边境上盘踞着大量的军队，这些军队同时震慑住北元政权，使得北元政权不敢轻易南侵。从结果上来看，正是因为明朝的迁都才使得北元政权在之后的几百年里没能再崛起大规模南侵中原。

但是等到明后期，迁都北京的弊端就日益凸显。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建都》篇中指出建都北京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一是由于北京是边防重地，作为首都导致“上下精神弊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不能有效地治理天下；二是北京作为首都需要大量的粮食以及财政的转运，造成了“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造成了较大的经济问题；三是流寇兵临北京时，由于“孤悬绝北，音尘不贯”，导致崇祯帝“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

其中前面两个更多的是从政治、经济来考虑。但是第三点确实是北京作为首都的军事缺陷，地处边境，一旦国力衰弱的时候，很容易被敌人攻破。

明朝迁都北京，君主卫戍国门在明朝前期国力强盛的时候利大于弊，等到中后期国力衰退之际却是弊大于利。

政治经济角度论，明朝迁都北京是否正确。

虽有事后诸葛亮嫌疑，但是在我看来明朝迁都北京是不完全正确的事情。

北京：别称帝都，身处华北腹地，下通天津勾连大海，上接东北，左通内蒙，南下以定华北中原地区，地理位置可谓优越，再加上是现在的中国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房价过十万的超级大城市，今日之北京看着是如此高大上。

可是历史上的北京真相如何？

先秦时期，北京并不属于中原文明核心区域，最先控制北京地区的是西周燕国，当时称燕都（史书记载，公元前1122年，武王灭商，封燕召公。燕都因古时为燕国都城而得名。）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吞并燕国在今北京地区设置蓟县，之后汉隋秦时期都是边陲重地，北宋时期，因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三州地区给契丹，北京地区被异族控制达近300年之久。

布衣皇帝朱元璋南京称帝后，派徐达北伐收复燕云，北京回到中华怀抱。后续北京被封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封地。

朱元璋去世，建文帝朱允炆继承皇位，开始剥藩，因此朱棣反叛，靖难之役，皇位更迭，朱棣继承大统，称永乐帝。

下面回到正题。

朱元璋当时定都南京，实是无奈之举，他最想做首都的，是他家乡临濠就是安徽凤阳。最后因群臣反对，特别是刘伯温反对而没成功。

注意反对者的名字，刘伯温！

如果说每个时代总有超越时代眼光的杰出人才，那么在明初这个年代必定非刘伯温莫属，首先刘伯温是朱元璋手下“浙东集团” 的代言人。而“浙东集团”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是不同于“淮西集团”武将集团的一群人，是一个以文人为首的派系。由文官集团，浙东地区就能看出他们是居住于江浙（今江苏浙江）的人。

我们都知道宋元时代始，中国沿海贸易就已非常发达，宋元时，泉州扬州就已是万国泊港繁荣码头，出身江浙地区刘伯温知道海洋贸易于国家繁荣必要联系。也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明白世界最终出路是像海洋要财富人之一。再加上他的士大夫阶层背景，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意见是整个“浙东集团” 地主阶层集体诉求。

仅此一条就可以说明定都南京重要性，那就是，有利中原文明从传统陆路文明转为海洋文明，不至于悖世界潮流而动，最后落后挨打。

同样雄才大略朱元璋，在考虑很多因素之后，最终被刘伯温说服定都南京。除了南京风水中所谓的“金陵帝王之气”外，经济国家政策的考虑也肯定有。在决定定都南京之后，朱元璋也没有忘记北方防务，安排徐达北伐后，由徐达二次镇守北京，并迁徒百姓充实北京人口，设置卫所屯田实边，修筑城墙巩固防线，安抚朵颜三卫。由此以上将北方防务梳理井井有条。

在完成这一切之后，调回徐达，安排第四子朱棣任燕王，守卫北方边疆。

由朱元璋一系列动作可以看出，定都南京应天府，表明朱元璋心中全国的经济中心是江浙地区，不断加强北方防务，整合军事力量表明，全国防位中心北京及周边地区。

定都江浙，加强对经济中心控制。古话说："江浙半天下” “太湖熟天下足”

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稳固，立足于财帛富庶之地，手里有钱心里不慌才是正道。

最后明朝为何灭亡，不就是因为穷死的吗？

这一点朱元璋没看见，可是刘伯温看见啦，也用自己指引，让朱元璋也看见，如果明朝照此方略走，立足于财帛富庶之地，不断发展经济生产，用南方财富补北方边疆防务。如此才是万全之策。

这里肯定有人会说，你这是超越时代眼光看问题，可是刘伯温和朱元璋不也是超越时代的人吗？看看后世明朝的悲催现实，江南如此富庶，可是税收却难上加难，不仅收税难，运输也难，天高皇帝远，贪污也严重，再加上各地官员火耗充公，往往收100两银子到北京就只剩下30-40两。如此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以上所述，我分析朱元璋为何定都南京，那朱棣为何定都北京，继续看。

其实朱棣迁都北京原因不外如下几条：

第一：北京是其封国，他的根据地，在哪里他安心。（心理层面）

第二：北京地处边疆，边防要务非比寻常，授予将领军权可解决问题，但是会有不稳定因素发生，兵变叛乱几率增加。与国家安稳不利，不能授权只能自己上。（稳定考虑）

第三：传递的陆权思维影响，千年以来中国外患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主，海洋地区从没有大威胁出现，仅仅小日本有一次小打小闹事情发生。（传统思维限制）

第四：南方富庶，北方残破，为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牺牲自己。（全国政局层面）

以上所有考虑都没问题：北方自五胡乱华后经济生产发展就没有恢复到唐汉时期水平，缺人，缺钱，缺粮，什么都缺，于是都要南方输送。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北方经济生产有所恢复，人口增加，区域发展不平衡状态有所缓解，北部边防局势日趋稳定。

以上都是积极作用。

但是迁都和不迁都，这样事情难道都不做？也许迁都后做的力度更大，可有没有想过其实浪费更大。坐拥富庶之地掌控经济重心，加强富裕地区统治，创造更多财富反哺北方，会不会更好？

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时刻都在军事威胁之下，所谓天子守国门，在我看来就是绝对错误的事情。没有战略缓冲的国防战略，就像只穿底裤的人一样，一被扒光就原形毕露。

明朝的历史也一次又一次证明这一点，土木堡之变，嘉靖时候蒙古兵临北京城，再到最后的满清数次扣边，那一次不是危机四伏。

一个时时刻刻都在关心安全问题的政治中心，又那有心思好好治理国家？

以上差不多说完啦，最后总结就是：

朱元璋和刘伯温用他们超越时代的眼光，确定啦明朝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人肯定会说，朱元璋不是闭关锁国吗？其实那是不明白明朝所谓闭关锁国的真相，那是国家掌控海外贸易的方式而已，之后历朝历代都在闭关锁国，也都在进行海外贸易。只是在文官集为代表的海商垄断国家外贸之后经济危机才愈演愈烈。大明1566中，关于国家主导官商配合进行海外丝绸贸易真实演绎。

朱棣迁都，对明朝也有很多好处，北方开发，恢复生产，军事安全局面稳定，都是好处，但是他最大问题就是让中国失去海洋世界，这是一件影响非常非常深远的事情，现在中国还深受其害。

看看我们明朝祖先曾经走过的路线，如果我们坐拥江南，开发海洋，最后又如何会被世界潮流越抛越远？

明成祖迁都北京是历史性错误，虽然此举对于防御匈奴具有积极意义。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写到：“明朝于1421年决定迁都，放弃了因有长江之利而对航海开放的南京，为应付满族和蒙古入侵边界而定鼎北京；作为一个经济世界，庞大的中国无可挽回地实现了中心的转移。在某种意义上，它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北京扎根在陆地的中心，是个沉闷、闭塞和十分内向的城市。不论这一选择出于有意或者无意，它肯定具有决定性作用。正是这个时候，中国在争夺世界权杖的比赛中输了一局。‘’迁都后，北京海量的粮食消费，都需要南方供给，每年耗费大量的财力。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初显，工业文明曙光初现，世界发生重大变化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没有强大的经济和先进的科技，也就没有强大的军事，国家必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之所以是历史性错误，还在于封闭的环境，屏蔽了国家决策层的视野，加剧了思想僵化，阻得了中国与世界的经贸、科技、文化的联系，不利于发展开放经济，使中国开始落伍。

毫无疑问，朱棣迁都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但是卫所制度的崩坏使得迁都北京虎头蛇尾！

什么意思呢？

1421年，朱棣宣布迁都北京，南京成为明朝的陪都，标志着明朝的政治中心正式北移。在当时的条件下，迁都北京有至少三个好处：

一是政治中心更靠近北方，有利于对蒙古侵扰迅速做出反击，有利于维护明朝北疆安全；

二是离开南京，回到驻地的老巢北京，有利于朱棣巩固自身统治；

三是将南京的地主阶级调离他们的活动区域，有利于加强皇权专制！

所以，从维护明朝的统治出发，迁都北京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非常有必要的！

后世的很多人谈起迁都北京，都会随口一句“天子守国门”。这句话有几分道理，但是在朱棣时代，“天子守国门”并不适合，因为此时的北京，距离明朝北疆，还有数百里的距离，根本就不是国门！
那么为什么后期会出现“天子守国门”，北京成为抗敌第一线了呢？

这就要从“靖难之役”说起了。

1398年，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靖难之役，开始了长达4年的内战。

朱元璋时期，朱棣坐镇北平，是抵御蒙古的重要力量。然而靖难之役爆发后，朱棣南下，北方边境空虚，蒙古趁机反扑，明朝的北方形势开始不利！

不仅如此，朱棣起兵时，为了增加力量，还绑架了宁王，夺取了其手中的朵颜三卫，朵颜三卫是由投降的蒙古人组成的，战斗力强悍。

靖难之役爆发后，整个北方防线出现巨大缺口。

靖难之役后，朱棣遵守先前对朵颜三卫的承诺，将蒙古高原东部地区赐封给朵颜三卫，看似给明朝增加了一道保险，实则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朱棣继位后，针对北方边境屡屡被鞑靼和瓦剌蚕食的现实，5次出证漠北，对鞑靼和瓦剌进行沉重打击，蒙古势力被进一步削弱。

此时的朵颜三卫非常听话，只是他们上书朱棣，要求明朝设在长城以北的开平卫撤销，因为开平卫的存在，朵颜三卫的牧场被分割开来，无法形成一个整体。

开平卫在今天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及多伦县附近的上都城，从明朝长城向北延伸数百里，是在1368年李文忠、常遇春攻下开平后，朱元璋在此设立的一个卫所。

和开平卫一道的，还有大宁卫（驻内蒙古宁城县西）、东胜卫（驻内蒙古托克托县）和兴和所（驻河北张北县）等军事驻屯机构。1387年朱元璋设大宁都司，1388年改称北平行都司，治所在大宁卫，辖境北至今西辽河、西拉木伦河、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查干诺尔一线。

朱棣登位后，大宁都司移治保定府（今河北保定市），原辖地被朵颜三卫接收。东胜左右卫也分别迁到了今河北的卢龙和遵化。这导致开平卫和兴和所成了孤悬的据点，1422年，兴和所被蒙古阿鲁台袭陷，不得不迁治宣府（河北宣化县）。1430年，明宣宗将开平卫移治独石堡（河北赤城县北独石口）。

至此，北京、河北、山西境内的明朝北界全面南退到长城一线。北京成为真正的“国门”！

明朝的北部防线南退后，北京的周边形势骤然恶化，朱棣设想的以政治中心北上达到抵御蒙古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将历朝皇帝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所以，迁都北京对于明朝统治有利，对于明朝皇帝而言则十分不利！

不过，从长远来开，特别是清朝以后来看，北京所在的位置，东北连接东北、向南俯瞰华北平原和华中南、向西覆盖西北地区，向北则遥望蒙古高原，是真正的帝国中心，清朝也是在北京为都城的基础上，彻底解决了游牧民族问题，抵御了沙俄，巩固了自身的统治！

到20世纪，北京作为靠近苏联的桥头堡，一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迁都北京从长远来看是正确的选择！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

从长远来看：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举有利有弊且利大于弊，就当时而言无疑是极其正确的决定

事实上迁都一事早在朱元璋时期就已在考虑了：当初元末群雄并起之时朱元璋从自己的老家淮西一步步发展壮大，南京附近的州县是其取天下的基本盘，因此在当时以此地作为挥师北伐的后方基地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当公元1368年徐达奉朱元璋之命驱逐了元顺帝后南京就不再适合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都城了——在此之前南京还从没成为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国都，定都于此的都是偏安江南的短命王朝。如果明朝选择定都于此其实是对北方边防极其不利的。朱元璋看到了这点，因此他很早就考虑迁都，不过在他的备选名单中并不包括北京——这是因为北京在此之前由辽、金、元三个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统治了四百余年，在朱元璋及其政治班底看来：这是一块高度胡化的土地。朱元璋理想中的都城是长安、洛阳，因为他也希望将自己的大明王朝建设成比肩汉唐的盛世。然而时代不同了——当他派人实地考察了长安、洛阳的情况后发现：在经过一次次的战乱后残破的长安、洛阳已不再适合作为一个大国的都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朱元璋留在了南京，但这终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朱元璋死后皇位由太子朱标的嫡长子、朱元璋的皇长孙朱允炆继承。朱允炆刚一登基就意识到：自己那帮年富力强又手握一方军政大权的皇叔们压根就没瞧得上自己，于是他和自己的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秘密商议削藩，这就加深了以朱允炆为核心的明朝中央朝廷同地方藩王之间的矛盾。1402年燕王朱棣取得靖难之役的胜利，成为大明皇朝的新皇帝。北京（当时的北平府）作为朱棣的起家之地而经营多年，朱棣继位后一直有心迁都于此。同时北平地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过渡地带一直是明朝的边防重镇，朱棣担心若定都南京会使后世子孙沉迷于江南的繁华富庶而忘却北方的边防安全，从而不利于明朝的整体国防建设。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就下诏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1406年）北京方面的臣僚开始奉旨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正式营建北京宫殿。永乐九年朱棣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修会通河。永乐十三年（1415年）五月平江伯陈瑄等开凿淮安附近之清江浦，使久废的运河重新畅通。永乐十九年（1421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二月北京郊庙宫殿完成。次年正月朱棣在北京御奉天殿，朝百官，大祀南郊，至此明朝完成了迁都北京的全部工作。朱棣在北京营建了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北京故宫（当时称紫禁城），与此同时还修建了天坛、太庙等如今的北京地标性建筑。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明朝始终将都城定在南京，那就意味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将完全集中在以南京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北方的国防体系和经济水平将始终处于一种相对凋敝的状态，这显然是不利于一个帝国的长治久安的。然而凡事有利就有弊——迁都北京也不是没弊端：由于北京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界带，这意味着此后的明朝皇帝和众臣将直接置身于同北方游牧民族战斗的最前线，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天子守国门”——这样做的积极意义在于：使明朝君臣始终保持一种忧患意识，对北部边防不敢有丝毫懈怠；这样做同样也有负面影响：一旦战局失利意味着明朝的统治中枢缺乏足够的战略纵深重新调兵布阵。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俘虏，随后瓦剌大军立即南下突破长城防线，直逼北京城下，幸有于谦解围才免于一劫。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带兵突破古北口包围北京。后金兴起后也曾数次兵反京畿重地。

对此朱棣当年也预留了后路——迁都北京后南京保留了一整套中央政府的官僚体系：从六部、都察院到内廷的太监体系一应俱全。这意味着一旦敌军势力强大到必须迁都抗敌时明朝中央政府可以随时迁回南京，而南京所在的江南地区是当时天下最为繁华富庶的地区，这意味着以江南的粮草赋税供养南京这个留守都城完全不是问题。事实上不只是南京，都城北京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主要也是由江南地区供应。故而明朝人自己曾总结道：拱卫京师有两大生命线是绝不能动摇的——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城防线和江南粮草赋税北运的漕运线。

我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常常有一内一外两大安全隐患，内是农民起义，外是北方游牧民族。这两大隐患不能及时消除，往往会导致改朝换代甚至亡国灭族。

对于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一旦强大了，就会往南进攻，进行肆无忌惮的劫掠，甚至还有的入主中原，占了汉家地盘，夺了汉家皇位，比如蒙古族南下在中国建立了元朝，女真族入关在中国建立了清朝。

因此，古代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往往会在北方边疆集中很多兵力，以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南窜。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北方的赵国，燕国，西北的秦国，都曾经修建城墙，以抵御他们，赵国的李牧，带领十多万大军驻扎在赵国北方边境十多年，以至于他无暇顾及南边秦国对赵国的进攻。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派大将蒙恬带领几十万大军和民夫苍头，集中力量将原来北方各国的城墙连接起来，修成了万里长城，这几十万大军民夫和这座城墙的作用，都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

不但如此，秦始皇还派人修建了很多条直道和赤道，用现在的话说，那都是秦朝的高速公路，我们都知道，北方游牧民族由于战马精良，最擅长长途奔袭作战，到了南边，抢劫一气以后，迅速撤回，秦始皇的这些直道和赤道就是为此而准备的，一旦北方将有战事，秦朝可以迅速通过直道和赤道将兵力集结到北方边疆和长城城墙上。

然而，两千年来的事实证明，长城并不能完全有效的阻隔北方游牧民族的突袭。不说匈奴对强大汉朝的进攻，不说突厥对强大唐朝的进攻，单说晋朝末年的五胡十六国，大部分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东晋偏安东南，最后倚仗的也只有长江天险了——北方游牧民族不善水战而已！

说了那么多，后代的中国封建帝王总结出一个经验，要对抗强大的游牧民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强国强兵，这是汉武帝和唐太宗留下的经验。有了这个基本战略，然后才能谈具体的战术。

长城太长，再多的兵也守不过来，只能定点守卫，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明朝就在北方建立了很多要塞，这些要塞主要是北方边疆大城市，比如大同，以大城市为主要要塞，再前突一部分，建立一些小要塞，起到警戒作用，小要塞被蒙古各族攻破以后，还有大要塞可以坚守。

由于朱元璋的多疑，这些大要塞不敢都交给手下的功臣良将，他便将自己有能力的儿子们封了王，让他们驻扎在离这些要塞不远的地方，比如燕王朱棣驻扎在北平，附近还有热河的宁王和辽东的辽王，至于西北则有秦王等。

在此之前，长期驻扎北平的则是大将军徐达。

朱元璋和朱棣都知道，蒙古人虽然被暂时打跑了，他们早晚会再回来，南京是首都，离北方太远，如果不对北方采取更好的防御战术，迟早要被北方异族再打回来。

因此，朱元璋洪武年间，他就有了往北方迁都的打算，这件事，他交给了儿子懿文太子去办，懿文太子曾经带人考察了好几个地方，比如西安，开封，洛阳，北平，最后他觉得西安和开封可以二选一作为迁都的目的地。然而，这件事还没有定下来，他就病死了。迁都的事只好暂时搁下了。

建文帝继位以后，忙着削藩，而且此时北方蒙古各部被徐达等人打垮，还没有恢复元气，迁都的事就没怎么提。

到了靖难之役以后，朱棣做了皇帝，天下承平，内部没什么事，经过几十年，蒙古各部逐渐恢复元气，外患的威胁日益逼近，明成祖才考虑起迁都。

朱棣迁都，原因肇始并非一端，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的确是大，不得不考虑在北方集中重兵，成祖时期，除了九边要塞的边军，明朝在北京附近最高曾长期驻扎着八十万大军。另一方面，北平本是朱棣龙兴之地，他在此地有深厚根基，当皇帝以后，为了北方的防御，仍常常在北平办公，久而久之，明朝的整治重心由南京就转移到了北平。

如果从大一统王朝的角度考虑，明成祖的迁都，不但意义重大，而且势在必行。纵观中国两千年大一统王朝，没有哪个是在南方定都的，在南方定都的，反而都是偏安东南的半个朝廷，比如东晋和南宋，原因就是北方守不住，不得已才屏障长江天险。

定都北方的最大意义就是将军事重心北移，从而有效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如果北方都城集结了全国主力军队都守不住，那么只有两个结果，一是偏安东南，二是亡国。

我们从地理上看，定都南京，其实并不是很好的选择，沿长城一线都是山脉丘陵，是防御北方的第一道地理防御线，从长城往南的中原地带就是平原了，一旦北方异族攻破长城一线，策马南攻，则如履平地，会迅速打到长江边上，当年金国灭北宋就是如此。此时只剩下一条长江了，如果游牧民族又攻破长江上游的四川，或者荆襄，则偏安小朝廷也是坐不稳的。

与其留着这么大的安全隐患，不如早做打算，在战术上采取主动防御的措施，坚守长城一线的第一道防御。

当年土木之变以后，蒙古瓦剌部攻到北京城下，有人提议迁都，放弃北平，立刻被于谦驳回，于谦甚至上书郕王，也就是景帝，有再敢提议迁都的，立刻斩首。于谦清楚的意识到，一旦放弃北平，等于就放弃了整个长江以北。

可见，成祖迁都北平，加强北方的防御，是多么的意义重大。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从短期上看是正确的，从长远上看是错误的。

1.朱棣为什么要迁都？那要看当时明朝的敌人了。即便在朱元璋时代，把北元赶回了老家。当时，蒙古仍然是大明的头号强敌。从洪武一直到万历年间，出现了努尔哈赤的后金，才改变了大明王朝的战略方针。不再是以北京、大同为主的防线，而是以山海关、辽东为战略要地。所以，朱棣有必要亲自镇压北方，正是所谓的“天子守国门”。当然，明朝初期百年充分说明了战略是对的。

2.还有一个说法，是朱棣的根据地就在北京，南方的人心不稳，并不是很支持他，毕竟他的皇位得来不正。他个人不适合南方气候，再加上他是武将出身，南方的安逸享受不了。可以说，他迁都不乏带有个人的偏见。可笑的是，他的儿子一心想要把都城迁回南京，要不是死的早，也许明朝的历史也改写了。从这一点上来说，是不正确的。

3.明朝的两大都城保卫战，充分说明了北京不适合作首都。一次是土木堡之变后，也先挥军进攻北京，要不是于谦统帅明军死战，明朝就可能提前灭亡了。第二次是皇太极绕过宁锦防线，直接进攻北京，要不是袁崇焕等各路援军及时赶到，明朝将再次提前灭亡。看一下北京地图就知道，北京离内蒙古和东北是有多近了吧？蒙古、女真的铁骑两天之内就能杀到北京城下，而且，北京现在的郊区延庆那时还是边塞之城。一个都城，没有天险，如此靠近边关，尤其是强大的敌人，已经不占据地缘优势了。

4.北京作为大明王朝的首都，庞大的人口、庞大的帝国部门开支，需要源源不断的粮食和物资，即使有大运河南北通航，其运输代价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拿南京和北京相比，完全吊打北京。南京有长江天险，前面还有黄河、淮河两道防线，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南京地处江浙富庶地带，经济发达，文化昌盛，海运也是杠杠的。完全符合那个时代帝国中心的标准，反而北京是边城。李自成攻破北京、清军入关，为什么南明政权会很快地被灭，因为北京作为200多年首都，政治人心都在北方，南方长期不受重视，人心不稳，将帅不和，都是深层原因。

这里有个潜台词，就是明成祖迁都北京是个错误。 这么说却是有其道理——从明朝的财政角度看，毫无疑问，大明朝的帝都北京是个疯狂开动的碎钞机，因为北京远离当时的经济中心江南地区，所有的财富都必须从江南往北京运，从这个角度看，建都北京确实不是什么好主意。

但是，从明初的角度看，大明朝要是想活下去，就非建都北京不可。 原因就是江南的军事力量太薄弱，而北方的军事威胁又太大。

帝都紫禁城

明太祖洪武一朝的规划基本上就是想仿照周汉时期的制度， 也就是“天下遐迩一体，率宾归王”的五服制度：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孔：“五服，侯﹑甸﹑绥﹑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为方五千里。”

也就是说中央直辖之地都是一水儿的编户齐民，边塞上有着世袭的藩王(方伯)和指挥使(诸侯)们来守卫边疆。这种社会政策在建文朝给出了答案：京畿的编户齐民全是没有抵抗能力的顺民；而边疆地区武将们隐然形成了一种封建制度。

位于北京大明朝很快就成了大元朝的“继承人”，以至于蒙古人都亲切的管明成祖叫“太宗汗”。

更糟糕的是那些指挥使家族和部曲们在大明朝开国打天下时基本都是投降、收编过来的蒙古色目骑士和各种邪教组织、黑社会团伙。这些人战斗力极强，忠诚度极差。随后就出现跟着明成祖南下的靖难之役。靖难军满打满算超不过四万，手中就三个府，最终竟然打垮了至少有三十万的中央军。可见当时江南地区的战斗力之差。

而当时北方的情况是——洪武朝，大兴安岭以东的蒙古诸部处相继内附，做了大明的雇佣兵。于是明太祖便设置大宁都司营州诸卫，并令宁献王统领诸卫。洪武二十二年（1389AD），设置朵颜、泰宁和福余三卫指挥使司，后来，朵颜卫实力壮大，为三卫之首。因此三卫一般统称朵颜三卫。明成祖在发动“靖难之役”前，借助朵颜三卫的支持，降服了宁献王，之后征调了以兀良哈部落为主三千精兵，作为其“靖难军”的骨干。永乐元年，宁献王被改封到江西，将大宁地区的驻牧权给予朵颜三卫。但从此后，朵颜三卫处于明朝与鞑靼之间，时叛时服。

靠着蒙古色目鞑官的支持、利用蒙古雇佣兵篡位的明成祖甚至北方蒙古势力的强悍，迁都北京，不仅仅是重新建构忽必烈时代的尝试，也可以防止再有人和他一样，利用蒙古军事力量再次打进中原。北京不仅在蒙古高原的南北，也处在奴儿干都司和兀良哈三卫的腹地，建都于此可以时刻监视利用手下的鞑官着北境，远比南京安全的多。

大明朝和朝鲜王朝在实际上都接受了很多“内亚”的审美。比如男子挂耳坠。

明宣宗

很多事都有其脉络。唐王朝前后几代的努力，终于不再受制于关陇具集团和门阀士族。从这开始，宇文，孤独，等很明显的是关陇集团的姓氏不再出现了 从此退出历史舞台。盛唐在这一时刻才开始迸发，进而到玄宗时就是开元盛世。

但这一背后也有深刻的问题。唐朝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在支持下建立的，虽然受制于关陇集团，但毕竟有一个中间的管理阶层，这么大统一的大帝国。皇权是无法直接管理的，总要需要一个中间的阶层，隋唐以后有了科举制度以后，官僚体系都是出自科举。这一制度保障了帝国的稳定，虽有文官党争，但再没有造反的文官。

但在军事上依然存在威胁皇权的力量，这是唐朝在这一问题上的无奈。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是脱胎于北魏六镇有游牧民族部落性质的军民合一的集团，其实军事聚性质的门阀士族。唐初虽不敢铲除，但也是有目的利用扩边，以建功立业等方式引导，将这些军事力量消耗在西域，并同时将这些人派往边境守边，以防在关内威胁军权。

但这些人毕竟是五胡十六国、北魏等一路厮杀来的，非常有战斗力，初唐扩边一下下制服了突厥，收复了西域。打出唐朝西域一片天，也打出唐朝的军威。这一盛况唐边塞诗有所体现，现在读来依然有一种豪迈的一往无前的英雄史诗。

但唯独在征高句丽一事如隋一样不顺利，直到高宗朝才算征服，这已经到了公元668年这已经是开国已经50年了。这前前后后的来龙去脉的事，显示出到玄宗时，唐朝已经到了繁花似锦的地步。玄宗时继承武后朝留下的政治遗产，门阀士族，关陇集团已经退出，科举考试已被世人接收，一切都看似正确。但由这些措施实行背后一系列问题已经顺着他本来足迹依然走着。这就是河北六镇。

中国从魏晋南北朝就开始显现出政治中心逐步东移，北移的趋势，直到最后定都北京。河北六镇就是其中关键，北魏诸多将相出自这六镇就说明问题。唐朝为防止军事贵族集团威胁，采取了外重内轻的做法，同时也有防卫边境 威慑草原的作用。初唐时，这些边境将领和北魏时还是一样，入则为相，出则为将，并且从北魏开始的习惯，任用胡人也是习惯。玄宗朝时李林甫为防止边将入相夺权，堵塞了边将入相的路。看似李林甫奸人小人，其实背后未免不是玄宗防止武将再次形成军事集团的考虑。但这一来未免边将长期守于边境，形成私人势力。这一连串的事情就导致了后来河北和大同北方六镇的做大。但边境又不能不守，人少还不行。频繁调将也不利于打仗，后世宋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措施防止了武将做法，但也阉割了军事力量。所以六镇之祸迟早会出，唐初的军事布局就已经显现出来。

往远里说，北魏就是毁于六镇之祸，这就是唐安史之乱的预演。

对付这一困境，从后世经验看，明朝的天子守国门就是这一系列问题发展到最后的办法。北京从元明清就是国都的道理就在这里。但有唐一朝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北京也就幽州，当时还没有足够经济条件来做都城。而且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幽州燕山一代，还是汉化最不充分的地方。河北三镇并不是什么城市 就是军事要塞，仅用于防范外族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