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中国政权不下乡？

大家都知道一个词——七品芝麻官。那是说一个人官职很小的意思。“七品芝麻官”有多大呢？知县，县太爷，也就是现在的县长。说到县委书记县长，大家都知道，那可不是一个小官，在一个县里有巨大的权力。而古代却认为这是“芝麻官”，所以我们常常百思不得其解。

（七品芝麻官）

根本原因，是对古代的基层政治不太了解。古代的官员，最基层的，最小的，还就是县长。县府里面，当然还有其他公务人员，但他们只能叫吏，不能叫官。官和吏的区别在于，官是通过科举考试，被朝廷分封的。吏没有经过科举考试，只是到官府里面去寻饭吃的。而且在整个县府里，人数不会很多，也不像现在那样，有庞大的部门机构。县以下，就再也没有正式的机构了。

那么，为什么在古代，县就是最小的政府机构，县长就是最小的官呢？

首先，古代用不了那么多公务人员。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从事的是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上，可以说，政府公务人员基本上帮不了什么忙。唯一能帮忙的，可能就是组织进行水利设施建设。但这也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搞的。政府对老百姓，更多的是劳役，是收税。而这个，其实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少作为，反而对农民有好处。文景之治，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盛世？就是政府什么也不做，少折腾，所以老百姓反而富足安定了。

（汉文帝开创了文景之治）

其次，古代养不起那么多公务人员。古代农业生产水平比较低，出产不丰富，公务人员多了，就没钱拿来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古代农民的负担其实很重的。因为除了需要养官员外，还要养贵族。天下的土地，很多都是被赐封给了贵族的。还有，古代的打仗任务重。在冷兵器时代，拼的就是人数。而中国古代边境形势又非常复杂，打仗非常多。所以农民还需要承担粮草的重任。除此外，农民还经常被派去给皇帝，给王公大臣修房子，修娱乐设施，供他们吃喝玩乐。

农民既然有这么重的负担，官员如果再多，农民就简直没办法再活下去了。

既然古代的官员只到县一级，而乡下却总会有很多扯皮纠纷，这些扯皮纠纷，怎么解决呢？

其实靠的不是别的，而是乡村士绅。

乡村士绅就是地方上德高望重的长辈，有一定知识文化的知识分子，或者是退休在家的官员。是他们承担着地方调解，和地方治理的作用。

（乡村士绅们）

那么，乡村士绅是依靠什么来调解呢？

一是威望。威望来源于他们是长辈，还来源于他们办事公道，更来源于，他们掌握知识文化。古代的人，受教育很少，有知识文化的人，他们说的话总是被大家膜拜，所以由他们来调解，大家都会执行。

二是礼制。中国古代，从西周开始就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礼教。汉代礼教在独尊儒术的情况下，更是完全成型。这是深入到老百姓心中的。所以这个礼制，也就相当于乡村的法律。大家都会按照这个行事。

古代的这种乡村礼制，包括人治方式，有禁锢人权的地方，但其实还是一种很好的办法。我们现在弘扬传统文化，重要的就应该把这样的东西挖掘出来，形成一套更好的社会规范，实现社会和谐。

学界确实有“皇权不下县”一说。我们看传统社会，并没有一个类似于村镇政府的治理中心。地方的治理权力分散在多个中心，比如承担村社救济功能的有社仓，沟通国家权力的有保甲、里甲等权力经纪，维持乡土秩序的是士绅、宗族、乡约及礼俗，提供纠纷仲裁的有文会、族长、耆老等，村庄大事还有公议大会。

在社会基层治理中，乡绅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凡地方上的公共工程、公共福利、教育、治安、纠纷仲裁，通常都由士绅集团主持，一般情况下，作为皇权终端机构的州县衙门并不插手。

士绅在地方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名望、威信与影响力，“官与民疏，士与民近，民之信官，不若信士”。这种权威并非来自民选，也不是官授，但得到地方社会的承认。一名士绅，并不是有钱有势就可以获得权威，他通常还需要造福于乡人，维护地方的利益，才能够在当地民众中建立声望、积累权威。

士绅以国家权力经纪与地方社会代表的双重身份，扮演着联结官府与民间的中介角色。因为有这么一个中介，国家才可能在“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框架下实现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而社会一般成员才可能避开跟国家权力发生直接的接触。

在过去的传统社会，不管政治是清明还是昏暗，总有若干士君子并不是汲汲于利禄，也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而是富有公共关怀的精神。即使无法施展“治国”之抱负，也怀有“仁里”之理想，致力于社会构建，造福地方，如北宋吕大钧、南宋朱熹、明代王守仁、清末张謇。

不大清楚，但是我以为与行政制度，官僚体系有关系。在清代有八品，从八品，九品，从九品的官职。但是这些官职好像都狱吏，仓官这类小官。能够管理，一个地域的就到七品，管理一个县。县以下不设置行政长官，由宗法制，家族制，推举长老，里正管理本村，乡的事务。甚至对族人有一定的处罚权利。从文化上，由长辈，族长等备份高的管理也符合儒家的价值。封建统治者与读书人共天下，与地主士绅共天下。工田商业振兴主要依靠富豪士绅。读书人没考上进士没有做官，但是举人是有钱粮的。一般这些人就容易成为村乡里的族长或者士绅，长辈。这些人就成为了正式的行政机构与家族宗法制的纽带。朝廷的政令施行依靠这些人在乡村鼓动认同。族内需要和官府打交道，也会由这些读书人出面。于是皇权与读书人共治天下就形成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皇权不下县，乡绅管四方”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政治问题，贯穿了中国整个封建史。

在土地私有制以前，井田制尚有残余的时期，朝廷对县以下的领域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的，秦汉时期还有里魁、亭长甚至伍长、什长等等。但随着井田制的全面瓦解，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就只能停留在县一级，县以下则完全依仗地主豪绅。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以古代的生产力和社会结构，地主豪绅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阶级，而是一个统治工具。

中国古代的农村社会，自动形成了以地主为核心，以宗族为组织，以家法道德为律法的自治单元，每个村宛若一个自治邦国。而朝廷也根本无力将统治力量延伸到每个村落，中国的统治力量下放到村一级，是从我党设立村党支部开始的。对于古代的县令来说，他们只需要管好各村和乡的地主，就可以完整的控制整个县。

这就像牧羊人，牧羊人不需要把每只羊都管好，只需要管好头羊就可以。

古代县衙里，没有正规军队，衙役书办师爷等等都是没有编制的，全靠县令自己招。而一个县里有编制吃皇粮的也不过县令县丞等几个人，县长可以依托的力量，仅仅只有一个空头的朝廷威信而已。如果不依靠地方的地头蛇们，县长说不定就被哪个刁民给KO掉。

当然，地方地主豪绅们投靠县令也不是不求回报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人家也不能白白支持你。县令掌管一个县的司法财税大权，他自然要对豪绅们予以照顾，更多的负担就会压在百姓身上，很多民变就是由此而激起了，这就是黑暗的封建社会……

下不了。

没有那个人力、财力、交通条件。

皇权不下县，乡镇基层都是地方士绅与宗族掌握的。

通常，全国在册自由民人口不过亿，多也就是七千万，少也许只二三千万，大体就是1000多个县，普通一县不到20万的自由民人口。

各县的中央派遣官，也就是知县和县丞两个人。省/州府派遣官是主薄，学官，押司，巡检，税吏这些，正式有品官员数量十个之内。本县还有衙役税卒书办官媒婆仆役这些，也就几百人。有的县虽然很大可能近千差役，但多数没有。

就这么点吃皇粮的，想控制比今天普遍大一两倍面积的县，显然不可能。所以从国家层面来说只能放权给地方，让乡镇和基层自我管理，大家族族长，士绅就乘机控制地方，用家法、族法统治，掌握基层担任里正保长，城市里则是坊官，协助县府收税粮，维持秩序查对路条，出现刑事案件则向上申报。

古代政权下不下乡？古代政权什么时候开始下乡？基本是个伪命题。准确的应该是：古代政权什么时候下乡？什么时候不下乡？为什么呢？下不下乡有什么区别？

1.什么时候下乡

在古代有儒法之争，法家推崇的是高效、严密，推行到国家治理领域就是渗透到每个毛细血管。

（耕战）

要耕战一体，前提就是严密组织。对农民进行军事化管理。商鞅变法后的秦朝，基本是个军事化的社会，国家能力能到了荒野中的一个旅店。

依据出土的汉简，汉朝在西域经略中叶执行的是社会军事化的办法，组织起来，动员起来。脱产人员可以达到百分之二。

（鱼鳞图册）

明朝朱元璋的时候，卫所是军事单位，里甲是军事化管理单位，百姓出行需要路引，各地仓库军方管理。并在地方设置大量的巡检司、税课司，你说到了基层没有？

（军卫所，民里甲）

可以说行耕战一体的时代政权基本都会深入到乡里。这时候的乡村治理会强调动员，而不是控制。

2.什么时侯不下

马上能打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打天下的方法到了治天下的时候基本就不适用了。但人退出历史舞台需要时间，等军功群体退出后，也就渐渐开始了"文治"。

武功结束，迎来文治。文官治理的话更有利于社会发展，社会流动更加有序。这是精英政治的好处。

弊端就在于社会组织动员力下降，国家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就得维持一个小政府，公权力适当退出一些领域。诸如将基层交给贤达。

这时候的乡村治理就开始强调控制。而不是动员。

（宗族）

如在明代到了武宗，世宗时期就出现了严重的乡村问题，王阳明在探索治理模式，国家在意识高度也承认祭祖。晚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乡村也在衰落，尤其是税收征银，地主也陆续去了县城。

3.文治与武功政权的较量

目前来说，关于明清战争的解释很多，其实从政权性质来看更好玩。

后金政权是高度军事化管理的政权，在军事上八旗制度，出则为兵，入则为庄主。治下的汉人基本是农奴状态。（明档资料有很多）

（八旗制度）

明朝政权是标准的文治政府，甚至重文轻武，武将都成了专业技术岗。整个国家动员力极低。

（关宁铁骑）

按：关宁骑兵和八旗兵最大的区别就是背后依托的体制。战争本身就是不同制度的较量。

后金的动员效率高于明朝，军队组织性高于明朝，所以能以一隅对抗天下。

皇权下县不下县取决于当时的政权形态，并不是说到了清朝才下，在明朝就不下。

从对基层的"动员"到"控制"的转变本身反应的是政权形态的变化。

我是一枚明粉

古时候，在山东汶上县有一个叫做薛家集的村子，村子里有一个祖辈儿上留下来的观音庵，庵里没有尼姑，只有一个老和尚。老和尚除了享受庵里的香火，村里的大户们也都会给他一定的资助。比如:年三十了，庵里头要点长明灯，于是，姓荀的大户就送过几十斤油来，这些油除了平时点灯，和尚也会用来炒菜吃。那么，大户们为什么会来资助和尚呢？因为这座庵除了供奉观音，它还是村里的甲长及乡绅大户们聚在一起商量大事的地方。您比如正月十五，乡里要办灯会，需要大户们凑份子钱。还有过了年要给孩子们请个先生，在庵里办个学堂，让孩子们念书等等。总之，凡是村里的公事，都是要在这里商议的。

每当在庵里聚会的时候，和尚便负责斟茶倒水，有时还要摆上些云片糕、大枣、瓜子、栗子、糖果等等吃食。先生请来了，学堂也就开在了庵里，先生不仅要住在庵里，还要把收上来的伙食费用交给和尚，由和尚给他做饭吃。除此，一些个乡绅举子们雨天路过时，还可以在庵中住宿。此庵的功能，是不是比今天的村委会还多呢？

以上这段摘自《儒林外史》中的故事，说明在古代的北方，一些个庵、庙还具备这种作用。在南方呢？祠堂便是处理、商议村中事务的一个重要场所。

由此可见，由村里的甲长、族长、乡绅大户来管理基层地方事务的做法，已经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了。那么，为什么那时的政权不下乡村呢？

窃以为:在古代的千百年间，我们这里都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像刚才所说的那个薛家集，一百多户人家，全部是务农的庄户人。社会分工单一，生产劳动方式简单，管理起来也就无需那么繁琐了。在大清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县太爷手下除了三班衙役，身边还要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刑名师爷，一个是钱粮师爷。刑名师爷是帮助县太爷处理各种刑事案件，以及人们之间打官司告状的事情。而钱粮师爷的主要工作则是负责协助、督促、征收各个乡村种地人应交纳的税收。师爷的薪水由县太爷掏腰包，不属于财政开支。至于到了下面的乡村一级，基本上都是带有半自治式的管理模式，即由里正、保甲长、族长、乡绅大户来管理那些个具体的事情了。

那么，是不是说，县里面对乡村里的事就放手不管了呢？也不是。在《水浒传》中，九纹龙史进拜了王进为师，每天跟着师父学武艺时，他的爸爸史太公干嘛去了呢？书中说道:“话说这史进每日管待王教头母子二人，指教武艺。史太公自去华阴县中承当里正，不在话下。”您听听，自去华阴县承当里正。这里正又是干嘛的呢？用今天的话说，大概相当于一个乡村级的干部。您看，史太公这个里正，不是也要到县衙门里去做一些事情吗。

另外，《儒林外史》中，也还有过这么一段描写:说长着两只红眼边，一副铁锅脸，留着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穿着油篓一般的青布衣服，手里拿着根赶驴鞭子夏总甲，对乡邻们吹嘘说:过年期间，衙门里的三班六房，都下帖子请他。每日里骑着驴，上县下乡的跑了个昏头晕脑。他跑啥呢？还不是上下左右的各种关系上借着过年的机会沟通沟通感情，为了在日后工作中，彼此之间都相互有个照应。所以，尽管是“皇权不下县”，但也只是说在县以下，不再设置由国家财政开支的公务员而已，并不是县以下的事就没人管了。

皇权不下县也好，皇权不下乡也罢，总之:生产方式单一，社会关系及经济关系也都比较简单，再加上多年来儒家“三纲五常”等思想的深刻影响，大概就是导致“皇权不下县”的直接原因吧！

皇权不下县，是学术界面对古代政权层级问题的一个基本认识。明清之后，省府州县四级体制确立之后，虽然偶尔或许会有局部性变动，但是这四个层级基本代表了中央权力能够渗透和下行的大致范围，在官僚体制下高效运转，形成帝国的精密控制，秩序得以维持。众所周知，任何行政制度都要考虑到治理成本。县城之下的乡镇，特别是传统乡村，居住分散，在一些偏远地区，自然村之间的距离有时候相隔很远。况且在古代交通不便依靠车马行走的条件下，如果基层政权也要全部建构的话，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耗费。

如果这样的话，朝廷是养不起这么多人的。对于行政管理而言，人口膨胀意味着每县管理的人口将增加若干倍，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管理难度的大大增加。官员的情况也是类似，科层越多，规模越大，名目越杂，必然是统治成本越高。因此，无限制的扩张政权层级并不是古代统治者考虑的上策。但是，朝廷的赋税是不能少的，该交的钱粮，该出的差役，都有一定的考核机制。那怎么办呢？就衍生出了很多介于官民之间的群体。在宗族势力发育强盛的地区，地方宗族大户承担这种功能，成为被科层体制赋予下的村落权力，这就是典型的分权思维，是一种统治技术。

宗族不发达的地区，商会，歇家，牙行，甚至土匪都有可能承担赋税征收的职能。虽然他们属于古代官府的杂役，属于县级衙门权力的派生和扩展，但是在民众眼里，却是实实在在的权势群体。
由于这种中间力量的权力直接面对乡民，逐步演变为基层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地方秩序的变革和重塑也与此息息相关。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宗族问题，绅士与地主，土豪劣绅与佃户贫农问题，基层权力结构的变化，土匪与商董等，都成为一个牵扯到社会稳定的大问题。

实际上在清代之后，朝廷有意把政权下移，建立了县统政区，并有了类似于巡检司等专门的机构，统摄基层社会。不仅如此，州县衙门划块管理，各司其职，科学合理地把一个地区分为多个模块，由专人承担处理这个区域事务，比以往是进步了一些。除此之外，明代的里甲制，屯田制，清代的保甲制，中期之后的团练体制，到晚清的城乡自治体制，都似乎想重建一套模式，而地方自治体制，则想要，

“分一县为若干自治区域，废一切都图、里甲之名，别定名称，以变其向来之积习”。

当然，朝廷还有一些其他编户齐民的手段，都是试图把中央的权力带到乡村，以直接导引管理基层社会，这是一种努力的方向，说明了制度发展的趋势和必然。

总体来说，皇权对基层社会的渗透随着组织机器，交通条件，管控理念，制度分层乃至于赋税模式的变化，是逐步加强的。地方秩序的维持，大框架也是建立朝廷规制之下的复制，尽管会存在些许添乱差异和地域区别。同时，由于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变革，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城市经济对基层乡村人口的吸引，这些方式也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有所循环和转型。

因此，不是政权不下乡，而是不直接下乡的表述更贴切一些。可以说，乡村有多偏远，权力的影子与投射就有多长。地方绅权有多嚣张，府衙的制约就有多强硬，彼此之间富有弹性和张力，这才是一种接近实际的情况。

秦右史，原创通俗历史，专注民间文化。

请恕冒昧，所谓“古代中国政权不下乡”，应该是个伪命题。

第一，“古代中国”，是个时间段太长的概念，究竟是指“西周”，还是指清代，“掐头去尾”中间也有两千多年。

第二，有多少证据，能够证明“古代中国政权不下乡”呢，大概很少。

从西周说起。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

最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就是“敷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即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说，管理所有土地的人，都是周天子的子臣，这些人管理着普天之下所有的土地，又怎会“政权不下乡”呢。

当然，周天子如何对“乡下”实施管理，可凭藉的材料不多。

但从《礼记.杂记》《公羊传》等的记载也可看个大概。

西周实行“井田制”，是把一方里之地，分为九区。每区一百亩。中间一区为公田，四周八区为私田。一方里住八家，各种私田百亩。中间的公田，除去二十亩按每家二亩半建盖八家庐舍。余下的八十亩由八家共同耕种。公田收获，上缴“公家”；私田收获，则颐养私家。这种“井田”，称为“助法”。另有田不分公私，所有收获按比例上缴“公家”，此称为“彻法”。但无论“助法”还是“彻法”，所有土地均规周天子所有。

“井田”上农夫，除种田之外，另有聚居指出，称作“邑”。九方里之人，合为一“邑”，故一“邑”七十二家。八家为一“巷”；中间建一公共建筑，是为“校室”。春秋夏三季，人们耕于井田，冬季住于邑内。一“邑”之中，推选两位老人作“领袖”，称为“父老”、“里正”。

就此来看，替天子掌管土地的，是诸侯、大夫、士卿。冬季离开土地进入“社区”，则由“民选”的“父老”“里正”代行管理。

东周以致春秋战国，“政权下乡”，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与尚存的“井田制”相配合。

《尚书大传》载：“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这与前述“七十二家”大体一致。

再往后，“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可知，那个年代，“都”和“师”的规模也非常之小。

后一个阶段，与“礼崩乐坏”之后的诸侯争霸相配合。

《周官》云，五家为邻，邻有长。五邻为里，里有宰。四里为酇，酇有长。五酇为鄙，鄙有师。五鄙为县，县有正。

这种设置，与战国时的军队编制相契合。

秦汉之“乡政”。

战国中，秦始之郡县，其大小，相当于诸侯之国。再往下，是其“民政”构设。

汉袭秦制，《汉书.百官公卿表》和《续汉书.百官志》可见秦汉“乡间政权”设置。

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一里百家，设“里魁”检察善恶，以告监官。十里一亭，亭有长。

插上一句，汉高祖刘邦，本为秦国亭长，汉代亭长职权多少有了一些变化，不遑多论。

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管教化，最受尊重；“秩啬夫”“游徼”听诉讼，收赋税，权力最大。以致《后汉书》载，乡民竟然只知“瑟夫”而不知郡县。

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天下大乱，民众躲避兵燹，颠沛流离，“政权下乡”之事就免谈了，其实，当时亦有“什伍之长”。

隋唐，闾里编制略同。

《隋书.高祖纪》载，开皇九年二月，“制五百家为乡，正一人”。《通鉴》：“置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通鉴》：“置里长一人”。

《旧唐书.职官志》：户部，“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查。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

又《太宗纪》：贞观九年三月，“每乡置长一人，佐二人”。

就是说，隋唐的“乡里之吏”属于朝廷“在编公务员”。

宋承唐制，当官员职数，从朝廷之地方，均有减少。

王安石变法，对于“乡间政权”，实行“保伍制”。他立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五百家为一都保，设都保正、副。家中有两丁的，出一人为保丁。

王安石于裁军之后实行此法，实为“民兵制度”。此制度，可追溯至周朝，《周官.大司徒》有载，商鞅亦曾施行。

从根上来说，古时历代实行的“权力下乡”，表面上是为民间教化、维持礼制，但更根本的目的，一是征税二是征徭征兵。

比如明朝，朝廷置“黄册”“鱼鳞册”两种册籍。“黄册”以户为主，记各户所有丁、田，据此以定赋役。“鱼鳞册”以田为主，记其地形、地势及所在，著名属于何人。“黄册”抄录两份，一册备存县衙，一册由里长掌管，每半年检查核对一次。征赋征役征兵，一般由里长据册办理。

清代就不多说了。有一本《清代地方政府》，瞿同祖著；最近又有一部《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白瑞德著。两部书都讲到了清代“权力下乡”的事情，是很受关注的学术著作。

总之，“古代中国政权下乡”是不是很落实，效果怎么样，是另外一件事；但说不下乡，一定是个伪命题。

至于“乡绅”，周朝即诸侯以下的贵族，秦汉以后则绝大部分就是地主，其作用如何，应该属于另一个话题了。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这是因为古代的农村，都是以家族为单位的。

一般一个村子几个家族，甚至一个家族，谁的家族比较大一般听谁的。

家族会有个族长，负责协调处理全家族的关系。

如果一个家族占一个村子或者大半个村子，族长也就是村长。

自然，还有一个家族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人的大家族，族长权力威望不比乡长要小。

在古代，农民一般不听其他任何人的，只听家族族长的。

这也是淳朴的血缘关系。当然族长也不是可以任意胡来，还是要讲规矩，有名望的，也就是乡绅。

在古代农村，绝非有钱就行的，还要讲道理，不然一样成不了乡绅，没人服你。

古代乡绅其实是很重视名誉的，一般不敢在家乡胡作非为。

一是乡里相亲，大多沾亲带故，乡绅没法下狠手；二是富不过三代，你不能永远有钱有势。如果此时嚣张跋扈，等到儿孙穷了以后就的倒霉；三是当时农民还是比较看中道德，胡作非为、欺男霸女的人名声不好，连自己儿子怕是也娶不到正经人家的女儿。

所以，无论官府怎么换，农村大体是稳定的。

甚至很多家族还有自己武装，可以以村庄为单位，基本就是自治了。

所以，古代争权不下乡，基本就在县。

县城的衙役，基本是需要收税或者催款的时候，才跑到乡下去。

农民有了矛盾，只要不是人命，基本都是在家族内处理，也不用去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