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可以把大臣训的服服帖帖而明朝不行？

明朝大臣：“臣有意见！”，皇上：“拉出去，二十大板！”；清朝大臣：“臣有意见！”，皇上：“拉出去，砍了！”

可以说，历朝历代，都有嘴炮喷子，甚至有的文官，就想靠忠言直谏名垂青史，那除了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魏征，就数明朝时期的大臣能怼皇上了。

在明朝，除了打天下的朱元璋、朱棣时代，没有大臣敢瞎逼逼之外，老朱家剩下的皇上，大多都比较懒，爱好也比较奇葩，有喜欢斗蛐蛐的，有喜欢木匠活的，有喜欢修道的……反正就是不迷恋权力。

那皇上自己懒，就得需要干活的，也正因为如此，明朝内阁的权力不断扩大，文官的整体地位都得到了提升，所以才有明朝时的“文官治天下”一说。

那既然用大家干活了，加上自身确实有问题，所以这些明朝的皇帝，在面对大臣的指责时，往往也不会大动肝火，有时候只能默默躲在风中哭泣……

不过，明朝时期，虽然文官权力非常大，可皇权却始终牢牢地掌控在皇帝手中，因为明朝皇帝重用宦官，宦官和文官正好相互制约。

其实，明朝时期，文官的权力都是皇帝授予的，只要皇帝愿意，他随时都可以收回权力。但是，如果把权力收回来，就得自己亲自干活，他们可不想那么累。

所以，爱说啥就说啥吧！反正也不能造反，自己正好乐得逍遥，比如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整天跟道士厮混在一起，明朝依旧没有大乱，毕竟有内阁替他干活呢。

那整体来看，明朝皇帝大多不着调，几乎完全依赖文官治国，同时依靠宦官制约文官，加上兴趣爱好广泛的皇帝，性格相对没有那么霸气嗜杀。

导致明朝的文官们，批评指责皇帝，并不会出现太严重的后果，于是养成了怼皇帝的这种风气，只要发现皇帝有失德的地方，就会忠言直谏。

皇帝有时候被怼生气了，也会收拾这些文官，不过大多打打屁股，或者罢免其官职，也就差不多了，这也更助长了文官直谏的风气。

甚至出现，如果哪位大臣因为怼皇帝被收拾了，就会被世人称赞的畸形风气，如果被砍头了，那就会名满天下，人人称颂其为大忠臣。

所以，后来演化到，有的大臣，为了反对而反对，反正只要自己敢反对指责皇帝，自己就会成为大英雄，进而青史留名。

万历皇帝，就是因为被大臣怼得太过郁闷，一生气二十几年不上朝，躲在深宫中不出来，这也给了世人一种，明朝皇帝不强势的感觉。

不过实际上，明朝皇帝还是牢牢抓住权力的，只不过他们更懒，不想管太多事，就任由那些文官折腾去吧！

到了清朝，一切情况都变了，本身清朝满族就是少数民族，对以汉臣为首的文官，防备之心更是非常重，把所有权力都抓在自己手中。

并且，清朝皇帝看似宽宏大量，实则小肚鸡肠，一个让他们不顺心，就耿耿于怀，必要报复收拾大臣，比如乾隆表面上包容四海，不会因大臣直谏定其罪。

可实际上，乾隆在面对大臣直谏时，会直接以造谣、诽谤、曲解上意等治罪，大臣一个不留神，就会被扣上“大不敬”的帽子，要知道那可是死罪。

所以，被杀得多了，自然被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加上能在清廷为官的，大多骨子里，没有那份特别的刚强，奴性心理也更重，自然对皇上俯首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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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什么文字狱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因为明朝皇帝没有自己的基本盘。

其实单论皇帝权力，明清皇帝没区别。都是皇权独揽，理论上都可以驯服大臣。

很典型的例子。朱元璋和朱棣。

这爷俩在位期间，哪个大臣敢不服他们？

一个不服砍一个，一百个不服砍一百个。

大臣被杀得鸡飞狗跳，谁敢跟皇帝较劲？

但是，皇帝大权独揽，工作量是很大的。

朱元璋废了丞相，将皇权和相权合并。皇帝看似是大权独揽了，爽歪歪了。但大权独揽的结果，意味着皇帝什么事情都要管，每天光批阅奏章就要花上大半天时间。

这对于身体素质好的朱元璋来说，没什么。

但对于身体状况不好的皇帝，如明仁宗，就太要命了。根本应付不过来。

所以，除朱元璋外的大部分明朝皇帝，都愿意把部分权力交给内阁、司礼监，甚至是六部九卿等衙门。让大臣处理国家政务。

具体来说，皇帝放权后，明朝中枢的行政流程是这样的。

如果是小事，官员上奏折，内阁票拟，也就是批复环节。

司礼监批红，也就是盖章环节。

六科给事中负责封驳，也就是审查环节。

当打报告→批复→盖章→审查的一套流程走完后，再交给六部等衙门去执行。

如果是大事，则是皇帝主持群臣廷议，内阁不参与，最后靠投票，选出一个结果，交给内阁批示，然后重复上面的流程。

如果是很大的事，皇帝会把内阁、司礼监和群臣叫到一起开大会。一起商议怎么办。

从这个行政流程来看，很明显，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明朝皇帝都很依赖大臣。如果没有大臣帮忙，国家机器根本无法运转。

而皇帝既然指望大臣帮自己干活，既然要依靠大臣维持统治机器运转。那他不得顺着点大臣么？

特别是通过科举，正儿八经考出来的文人士大夫。人家凭本事获得的官僚身份，皇帝能不适当地照顾这些读书人的面子？

用现在的话说，老板又要马儿跑得快，又不给马儿吃草，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部分明朝皇帝都会适当容忍大臣对自己的批评，并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

典型例子。

海瑞骂嘉靖，说朝廷乌烟瘴气，都是因为嘉靖上梁不正下梁歪，不务正业导致的。

嘉靖被骂了，气得不行，很想杀海瑞。但又怕世人非议，把海瑞比作忠臣比干，把他比作商纣王。最后只能是把海瑞关起来了事。

等到明穆宗继位，穆宗也想要个好名声，就把海瑞放了。不仅放了，还升了官。

如果皇帝实在是被大臣气得不行，实在忍不住了，硬要修理大臣。一般也只是罢官，或是拿板子打大臣屁股。

典型例子。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写《酒色财气四箴疏》，批评万历皇帝贪财好色。万历气的暴跳如雷，指示内阁修理雒于仁。

但内阁首辅申时行不同意，表示最多只能安排雒于仁退休。

万历不想为了这点事寒了群臣的心，最后也只能是惩罚雒于仁辞职了事。

总体来看。明朝皇帝，只要成年了，都是有实权的。

这个实权很大，只要皇帝想，理论上随时都可以收拾大臣。历史上的明朝皇帝，并不乏杀朝廷重臣的案例。比如崇祯，内阁首辅都让他杀成了高危职业。

但是，由于明朝皇帝缺乏一个只效忠于皇权的基本盘。

朱元璋时期打造的藩王体系，在靖难之役后让朱棣废了。以致大部分时间里，明朝宗室都是被圈养的存在。根本帮不上忙。

朱棣留下来的功勋集团，又因为土木堡之变死掉了大半。以致后来靠拍皇帝马屁或以外戚身份崛起的新兴功勋，被靠科举正途上位的文人士大夫瞧不起，只能担任一些只拿工资不干活的虚职，很难进入权力中枢。

至于厂卫，那根本不成体系。只能作为牵制作用存在。

于是乎，科举文人就变成了皇帝唯一可以依赖的群体。而当皇帝又必须要靠他们来维护统治机器运转时，那科举文官们自然就有了与皇帝叫板的资本。

虽说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文官并不能够威胁皇权。但这并不妨碍不怕死的科举文官与皇帝叫板。

相比于明朝，清朝最大的不同，在于满清统治集团带有很强的部族色彩。清朝皇帝是自带八旗基本盘入关。八旗的存在，使得清朝皇帝可以不完全依靠科举文官来维持统治机器运转。

典型例子。

康熙时期的明珠、索额图；雍正时期的胤祥和胤禄；乾隆时期的傅恒、和珅；咸丰、同治时期的奕訢。就都是八旗出身，属于宗室或功勋身份。

像这种纯粹靠投胎，非科举出身的人，出任宰辅，搁在明朝中后期是不能想象的。但是在清朝，却是常态。

另外，清政府还卖官鬻爵。

一个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买功名。然后步入仕途。

比如雍正时期的岳钟琪、李卫，咸丰时期的胡林翼就都是通过捐官的方式进入官场。他们的政绩、军功，可圈可点，都曾出任过督抚级的职务。混得并不比那些靠科举上位的文官差。

像这类靠捐官出仕的人出任督抚，搁在明朝中后期，也是不能想象的。但在清朝，却也是一种常态。

由于清朝皇帝可选的储备干部多，既有八旗出身的，还有买官上位的。所以，清朝皇帝对科举文官的依赖性自然就大大下降了，自然也就不需要特意照顾他们的面子了。

而那些买官上位的，靠投胎上位的，他们能上位，不全是凭自身本事，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皇帝的提拔。

就拿十三爷胤祥来说，他在康熙时期只是光头阿哥，没有爵位，没有职务，并不受康熙的重用。他能成为铁帽子亲王，完全是雍正提拔的结果。而他为了报答四哥的提拔，对雍正的新政是不打折扣的执行。最终获得了雍正的无条件信任。

还有雍正时期的田文镜也是如此，他六十岁才获得皇帝重用。为了表现自己，他主政河南期间，为了推行雍正的新政，甚至不惜与官僚士绅阶级翻脸。

因此可以这么说，有清一朝，无论是非科举上位的官员，还是通过科举上位的官员，理论上都要巴结皇帝。

不巴结皇帝，连官都没法做。不是说你考上了功名，考中了一甲头三名，朝廷就一定要重用你。（但是明朝就一定会重用）

当所有的朝廷官员都要巴结皇帝时，情况一下子就倒转了。清朝皇帝根本不需要像明朝皇帝那样，刻意做样子，虚心纳谏。官员自然也就被训得服服帖帖了。

不过，官员被皇帝驯服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清朝后期。

太平天国之后的晚清，朝廷根本管不住那些封疆大吏。

典型案例，刺马案。

堂堂两江总督被人莫名其妙刺杀，慈禧派人去彻查，结果竟然因为害怕激怒湘军，只能不了了之。

还有东南互保事件，老佛爷都被洋鬼子撵到了西安，东南九省的督抚竟然坐视不理。而且朝廷事后还不敢追究责任。

虽说封疆大吏不听最高统治者号令的事，明朝也有。但明朝出现这种情况，是在崇祯统治后期，也就是快要灭亡时。明朝哪怕是崇祯在位中前期，皇帝说话也还是好使的。

然而清朝同治时期，最高统治者说的话就不好使了。

因此可以说，在太平天国时期，清朝原有的统治秩序就不存在了。就该灭亡了。不是被农民起义推翻，就是被实力派大臣推翻。

清政府后来又活了50年，完全是靠着西方列强帮忙维持，才没使这艘破船沉没。

明朝至少明面上还是养士三百年，除了大典，大臣们是极少下跪的，清朝直接养奴才三百年，奴才的本性就是俯首帖耳。

其实若论犯颜直谏，清代也不少，雍正时有孙嘉淦，乾隆时有王杰，尹壮图、嘉庆时有洪亮吉，有以林则徐龚自珍等为首的宣南诗社，咸丰时还有敢和皇帝当庭对骂的曾国藩。

要论刚猛，明清之前的大臣们更厉害，宋代寇准敢架着皇帝上前线，唐代魏征怼天怼地，怼得李世民没脾气，三国陈矫不许皇帝检查工作，汉……霍光表示你们都是辣鸡，每个时代几乎都有权臣、忠臣、诤臣，敢不敢争取决于大臣们的气节，争的结果如何，就看你遇到什么皇帝了。

明朝皇帝不是靠训朝臣维护皇权和皇帝威信 虽说国不可一日无主，但是明朝动不动出现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嘉靖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天天在西苑炼制丹药，万历皇帝为了和群臣怄气，二十多年不上朝。而朱由校想当小木匠，皇帝是兼职。

皇帝如此不思政事，不务正业，但是大明王朝的运转却没有停下来，为什么呢？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权力欲极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宰相制度废除了，啥事都是自己干，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上两次朝，大小政务全由自己一手操办，朱元璋是工作狂，可是子孙后代不行，事事亲历亲为哪有那么多精力，所以在废除宰相制后，又实行了内阁制。

内阁制与宰相制不一样的地方是，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内阁只有参与机要政务,但没有决策权，想当于幕僚，把票拟出来的意见上报皇帝，皇帝批红同意后才能执行。这样做的好处是，上不上朝一样可以处理政事了，尤其是有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这些秘书机构，皇帝只要把自己意思告诉他们，连批红都可以有人代劳了。而且皇帝随时可以收回权利。

皇帝不想上朝，总想偷懒摸摸鱼，事情交给别人做，又不给人权力，自然得做做样子，容忍一下大臣们进谏，实在听不下去了就打屁股，不需要让大臣们俯首帖耳。

清朝虽有军机处跟内阁差不多，但是满清统治有一个特点：比较明显的部落色彩，清朝宗室和部落贵族都大量参与到权力中心来，虚心纳谏这种东西是摆给文官看的，宗室贵族大多不讲究这个。

朱元璋允许风闻奏事，互相监督打小报告，给大臣上书胡喷留了一道口子：朱元璋为了制衡六部之权设立给事中，并特许风闻奏事，只要听到什么，不用核实只是风闻就可以随便说，既然上书不用负什么责任，那就随便喷呗。

为了治贪，朱元璋广开言路，号召和准许民众检举告发，并诏令各地，选拔正直敢言的老人若干名，不论身份地位，称为“申明亭老人”，授予他们有访查本地官员政情的特权，如果发现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官吏，即可以向上司告发，如果告发3次上司仍不受理，即可进京告御状，费用由政府承担。另外，又允许这些申明亭老人直接扭送贪官污吏。

为了监视百官，朱元璋设立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跟踪朝廷大臣，以防止宦官结党私营。朱元璋开了这个口子，那么大臣们上书直言就成了习惯。

清朝觉得这个风闻奏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事实上给废了。“造谣”是要负责任的，那就没那么多人敢胡说八道了。

虽然历代都有不杀言官的传承，但朱元璋开了另一个口子：廷杖，而且打屁股能打死人 廷杖，与大臣们共治天下，只是个假象 大臣们犯法自然有国法处置，按律法该什么罪就什么罪行，可是朱元璋却使用廷杖。廷杖其实算是家法，本属私刑，主要是起羞辱作用，廷杖脱衣服打屁股还是用厚毡子把身体盖住，免得真伤得过重了。使用廷杖只是东汉皇帝的个例。

可是朱元璋又恢复了廷杖。明朝的第一次廷杖是太祖朱元璋打死开国功臣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做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虽然罪至该死，但按照大明律法，应该交于刑部走正常程序杀头。但是朱元璋为了警示其他官员，命人在朝堂上就杖打朱亮祖而死，由此开创了明朝廷杖大臣的先例。

廷杖不需要经过法律认罪，于是廷杖大臣成为了皇帝或者当权者排除异己、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手段。大部分受廷杖者并不是违反了大明的法律，而是侵犯了皇帝或者当权者的利益。中国自古以来都有不杀言官的传承，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廷杖打的就是言官或者进谏者。文人一旦讲起骨气来，当真就是打死不怕。所以真就有很多人被廷杖打屁股打死。

划重点：死杠皇帝有风险，无论明清，皇帝性格弱势或是比较心软，大臣都是敢说话的。如果皇帝作风太出格，都会和大臣爆发激烈冲突。皇帝作风强势或是手段暴虐，那么大臣们都是不敢说话的，您不怕死您随意。

比如明代几大著名事件：争国本事件，永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想立郑贵妃所生福王为太子，而大臣们认为按祖制立长不不幼，应当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君臣互不相让，内阁首辅四人撂挑子，部级官员十余人撤职或引退、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大臣们死不松口，永历帝也没有办法，拖了十五年，还是立了朱常洛为太子。

正德帝比较荒唐，动不动就跑到宫外玩，他比较反感要挟他，说白了是个顺毛驴，得哄不能激。他要南巡，大臣们不让，驴脾气上来了，146人被廷杖，打死了11个，打完了，自己也觉得为这点事情打死人不太好，也不提南巡了，收敛了好几年。这个荒唐皇帝要跑去学渔夫打鱼，大臣们学聪明了，没有人敢死劝他，结果掉到水里受了寒，才31岁就一病而亡。

嘉靖皇帝的大议礼事件，前后闹了三年。明武宗没有儿子，嘉靖皇帝继承武宗的皇位，却非要给他亲爹上帝号，往小了说叫胡闹，往大了说败坏了宗法制度，100 多名官员跪在左顺门前日夜哭谏，嘉靖不管那么多，四品以上官员罚俸，五品以下官员廷杖，打死了十七人，很大程度上是找由头把不听话的统统干掉。所以嘉靖一朝除了海瑞，就没有什么人敢说话。

清朝最强势的三位皇帝是康熙雍正乾隆，其中康熙身段柔软，和大臣正面冲突不多，到后期对大臣甚至非常放纵，但一旦下定决心基本没人能劝动。雍正坚毅酷烈，敢和大臣硬刚，而且喜欢秘密行政，大臣各管一摊，很难对政事发表出什么见解。

乾隆同时遗传了康熙和雍正的特征，城府极深最为狠辣，恩威并施，擅长诛心，管你是满是汉，是皇族还是普通文武，或动辄找茬下诏申斥，或罗织罪名将一些他眼中有潜在威胁的大臣夺职罢官甚至下狱赐死，文字狱这种东西在乾隆时期大行其道。

比如尹壮图案吧，乾隆皇帝为了捞银子，听任和坤搞了个臭名昭著的议罪银，尹壮图上书表示败坏官场风气，让地方官层层盘剥，造成巨额亏空。

乾隆很腹黑，不说对错让他去查。下面官员两套帐都做好了，哪里查得出，尹壮图知道着了道，上书请罪，是自己胡言乱语。乾隆下令交刑部处置，斩立决。临了又来个特赦，以示天恩浩荡，贬为内阁侍读。尹壮图没多久辞官回乡。大家再傻都明白乾隆的意思了，从此以后没人再敢上书直言了。

嘉庆和道光帝又开始广开言论，相对这三个老滑头而言资质平庸，所以大臣们就敢杠了，曾国藩就会湘军的事跟咸丰发生激烈冲突，气得咸丰让曾国藩停职反省。不过后来我们也知道的，曾国藩没啥事。可是到了慈禧掌权，太平天国被扑灭，湘军立了大功，曾国藩自己就把湘军基本解散了。

从大体上讲，还是清代官员更服帖：一件事情，在明代大臣进谏，皇帝可能说打他二十板子，第二天又有更多大臣唧歪，于是皇帝会说，烦死了，打屁屁都不怕，算了以后再说。

而在清代，康熙会说：那你们议议吧，三天拿个结果出来，议不出来？那就听我的。

雍正：钓名沽誉，成全你，斩

乾隆：你们说得一点也不符合事实，造谣生事，是何居心，交刑部严加议处

中国古代君臣关系和地位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唐朝以前的大臣和皇帝讲话是“坐而道”；宋朝大臣和皇帝讲话是“站而论道”；“明朝仪，臣僚四拜或五拜，清始有三跪九叩首之制。明大臣得侍坐，清则奏对无不跪”。

清朝有八旗，这时的朝代，君臣关系，已被逐渐变成了主子与奴才的关系了

为了管理，最高的管理者都会大开脑洞，建立一些制度。清朝有清朝的管理制度和方法，明朝也有明朝的管理方法和制度。例如八旗制，就是大清所建立，并一直延续到大清灭亡。

八旗制，其实也就是分封制。这种制度是丁壮战时皆兵，平时皆民，使其军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八旗的正式定型是通过皇太极的一系列操作，废除选举大汗的邪路，采用称帝世袭正路，拿到八旗集团一票否决权。这是一种民主和集权，严肃与话泼融为一体的集团。在明末清初的乱世中，具有极强的战斗力。但同时，也有点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就是说八旗制度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痼疾。清朝作为异族统治，有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基本盘首先是八旗，其次才是中国，因此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种局面中，满清始终是把八旗们利益凌驾于中国之上。那么明朝呢？

明朝官官干政，且忠奸激斗

我们知道，明太袓朱元璋原先是个和尚，后当上军事统帅，深刻意识到发展自己的实力，就需要各地的人才加盟自己的队伍；所以他行军作战每到一处就派人四处打听当地有没有能人。其中，李善长、刘伯温丶宋濂丶朱升丶冯国等几十能人，給朱元璋出了很多的好建议，他听后心里痛快极，便有了更大的志愿，终于在1368年在南京当上了皇帝，建立了明朝。

明朝的内阁制始于朱棣。朱棣做皇帝后，让解晋与其他六人组成七人内阁辅佐皇帝。后来明成祖朱棣又任命解进负责主编巜太祖实录》与《烈女传》，书成后明成袓非常满意，又让去编纂《永乐大典》。这部书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巨作。

解晋聪明绝顶，后聪明反被聪明误，在立太子上提了自己的看法，得罪了汉王朱高煦，在四十七岁这年，被埋在寒雪中，活活冻死。

在明史上，严嵩与杨继承也斗得很激烈，这也是历史上的忠奸正邪之斗。严嵩这个人并无什么才能，只知道阿谀奉承，讨明宗欢心。他当上首辅后，和他的儿子严世蕃一起，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坏事干尽。杨继承为人正直，看到严嵩丶仇鸾一伙丧权辱国的行为，忍无可忍，便向明宗上奏章，希望朝廷发奋图强，选将练兵，扺抗鞑靼。明宗看了奏章，也有点动心，但是禁不起仇鸾的教唆，反将杨继承降职。

明朝的特务机构

可以说，明朝的特务政治在中国

历史上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到末代皇帝朱由检，无不借助特务机构来加强他们的皇权。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期，吸取历史教训，严禁宦官干政，因此在他统治时期大大抑制了宦官势力。后来，燕王朱棣为灭侄子明惠帝率军南下到达长江北岸时，明惠帝宫中的宦官大多数都逃到燕王的军队中，给燕王透露了不少明惠帝的内情。朱棣认为宦官忠于自己，于是燕王朱棣豋基成了明成袓后，就把许多军国大事交给宦官去办了。

公元1420年，明成祖又设立了特务机构东厂。到1477年明英宗在位时，担心东厂权力过大又设立了西厂，规模超过东厂一倍，以限制东厂。到了武宗时期，又出现了太监刘瑾，东丶西两厂的特务机构全由刘瑾管理。由于他坏事做绝，1508年一天，有人在武宗召集大臣时偷偷地送上去一封匿名信，上面列举了刘瑾几条罪状。刘瑾知后大怒，便借用皇帝名义罚朝中三百多官员跪在皇宫外，并派特务监视。当时正是盛夏，烈日当空，不少官员当场中暑昏倒。傍晚又将这些官员全部关入监狱，直到第二天，特务们查出写匿名信的是皇宫的一个小太监，与众大臣无关，才将几百官员放出来。王阳明当时是兵部的长官，因反对刘瑾，被打了五十大板，并被派往遥远的贵州做个小官，这还不解刘瑾之恨，又派特务在路上跟踪追杀王阳明，王阳明只好在夜里假装投江自尽，才得以保全生命。

明朝未年又出现了魏忠贤的专权局面。当时东厂在全国拥有暗探几千人，北京城里许多流氓无赖为了诈取钱财或报私仇也帮东厂侦探。这时，许多正直的官员被东厂特务诬陷，強加罪名，惨死狱中。

大臣聪明，皇帝也聪明。纵观历史，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案列也不少

内阁制是始于朱棣，一共七人，与皇帝共同商讨军国大事。毕竟天下事多，皇帝一个人的能力是完成不了的，所以自古就有了选有本事的特聪明的人出来当官，辅佐皇帝把天下管理好，使其盛世千秋不倒。封建社会那怕是清朝入关争得了中国的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毕竟还是家天下，也就是说，皇帝是最大的贵族，“整个天下都是王土，都是皇帝的”。

内阁制，可以说是“众志成城”。朱棣建立内阁制又建立特务机构，其实是想利用双方在权力上的相互牵制。这是封建帝术。李渊也在自己儿子身上用过，最后发生了玄武门之变。明朝自始至终都在运用这种封建帝术。到了明朝末年，由于天灾人祸，国库已空。明朝的兵比清朝多很多，由于发不出军饷，已无什么战斗力了，所以大清才能以少胜多得了天下，让顺治帝在北京登了基。

民朝用内阁制又用特务机构制衡权臣，清朝的统治集团知己知彼，没有照搬明朝的内阁制度，而是通过“御门听政”等办法，让臣子们都变得乖乖的。

明朝的内阁制是让大臣们所需给意见的事都写成折子，交给皇上简单浏览后发给内阁，让内阁大臣进行讨论，并写下他们的意见，然后阁臣们再把自己的意见交还给皇帝做最后的决定。皇帝认可了就画个红圈，这就是“批红”，最后，大臣们再按照皇帝的决定草拟诏旨，并交六部去执行。清兵入关后，为了让政权平稳过度，清朝的统治集团用了很多明朝的制度。比如内阁制，清朝叫“內三院”。但顺治帝不想象明朝皇帝那样让自己面临麻烦，于是，趁制度还未定型，便采起了变变其中逻辑的法子，以便使权力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

那么，顺治是怎么改变的呢？

他宣布在紫禁城的大和门外空出几间房，自己摆驾其中，命內阁大臣们轮流带折子来同他讨论，最后，在皇帝的亲自监督下，拟好发给六部去执行。

这一过程是由顺治所主导的，得于主子的威严，臣子自然只有唯唯诺诺的附和了。这就是“御门听政”的制度，把大臣们“训得服服贴贴”的原因。

除了明朝的内阁制度被改动，明朝另一个制度也在清代“异化”，那就是“经筳会讲”制度。这是明朝皇帝为了加强自己作为人君的修养，曾要求专职大臣按时来给自己讲授儒家经典。顺治对这“经筳会讲”不大耐烦，但康熙则不一样，他对其报以极大的热情。但到了康熙十六年四月，“经筳会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就是康熙不再满足于倾听对方讲授，而决定改变让对方听自己的见解，然后儒臣们最后进行补充。面对皇帝，儒臣们那敢提出质疑呢？这也是清朝大臣被“训得服服贴贴”的原因。

好问题，那为什么不想想，清朝训服大臣是哪家的文明传统？奴隶制度啊，华夏文明大倒退，一路退到原始社会，老百姓苦坏了，造反成了整个满清王朝的主旋律，要不是洋鬼子侵华正当其时，满清早就完犊子了，至于明朝，人家那是文明国家，经济发达，社会平等，人人如龙，处处和平，哪是满清可比，以上，谢邀

只因为一个字——“狠”！

明朝大臣们最能怼皇帝，那是因为明朝不会因言而获罪。大臣们直言犯上，非但不会丢了性命，还能赢得忠臣、直臣的好名声。特别是被皇帝廷仗之后，就会成为清流中的清流，满朝大臣们都会羡慕不已。

万历年间，有个叫做赵用贤的官员，挨了廷仗之后屁股都烂了。结果他居然让老婆把那块烂肉割下来做成腊肉保存，日后还常常拿出来炫耀。

明朝的官员们也非常有底气和皇帝叫板，明朝皇帝重用文臣，充分放权。又用宦官集团制衡文臣集团，以此来平衡朝堂。这样既不会让文臣们翻了天，又能让自己不至于“勤政致死”。大明某皇帝三十年不上朝，还不是国泰民安。因为皇帝要依靠文臣治理天下，所以明朝的官员也有和皇帝嘴炮的底气。

而到了清朝，大臣们都成了“奴才”，谁敢犯主人的威严，只要一个“大不敬”的帽子扣下去就能人头落地。

就拿清朝的明君乾隆来说，大臣们犯颜直谏的时候，只要说得不合他的心意，就会落得个曲解上意的罪名。所以清朝唯有能揣摩上意的臣子才能平步青云，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和珅了。

既然犯颜直谏既不能为自己赢得好名声，又会丢了性命。文官们自然不会这样做了，比起趋利避害是动物的本能。

清朝不但不让大臣们在朝堂上乱说话，书生们私下里说说也不行。掌权者弄出一起又一起的“文（河蟹）字狱”，杀得人头滚滚，人人自危。直接打弯了文臣们的脊梁，即便有意见也只能忍着，毕竟小命要紧。.

为什么都说清朝无昏君？因为他们都非常勤政，换句话说，他们都很揽权。和明朝比起来，文臣们的“决策权”很少，大都是提出建议供皇帝采纳。

顺治皇帝为了揽权，在大和门外弄了一个“办事处”，让大臣们轮流带着折子来和自己讨论，并且在自己的监督下形成方案让六部去执行，这就是所谓的“御门听政”。

清朝有自己的基本盘——“八旗”，所以对文臣们的依赖性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文臣们也没有底气去和皇帝顶牛，毕竟自己是在和皇帝一对一“单挑”，哪里敢乱说话啊！

另外明朝皇帝提升自己修养的“经筳会讲”也被改得面目全非，明朝皇帝是听大臣们讲，自己学习。清朝皇帝则更倾向于让大臣们听自己的见解，然后大臣来进行补充。这就是“谁都要听皇帝的”这种思想的外在表现。

综上所述：

明朝皇帝依靠文臣治国，清朝皇帝则更相信自己，所以明朝大臣更有底气去怼皇帝。

此外，明朝官场风气和清朝截然不同，明朝和皇帝顶牛不但不会丧命，还能名留青史，获得好处，百官自然趋之若鹜。清朝大臣対奏的时候往往势单力孤，并且怼一下皇帝十有八九要被秋后算账，谁不想好好活着啊。所以说清朝可以把大臣训的服服帖帖而明朝不行的原因就在于一个字“狠”！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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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明朝覆亡的前车之鉴，所以清朝上至皇帝，下到士大夫以及贩夫走卒，都下意识地维护着皇权的至高无上，不允许有嚣张跋扈的权臣、能臣。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明朝末年的士大夫们被农民军祸害惨了，所谓鱼烂河决，天下崩毁，所有的人伦秩序都被推翻，不管贫富贵贱，都遭受了一场末世浩劫。那些侥幸逃生的士大夫们，痛定思痛，认为是人们的思想乱了，天下到底还是需要一个强势的权力核心。这些人就批判阳明心学，这个学说曲解了孔孟圣人的思想，让人们误入歧途，所以才会导致天下大乱，让他们饱受摧残。尽管清王朝杀戮无算，可是毕竟恢复了秩序，人们能安生的过日子。

所以，这些士大夫他们从心底里接受了清朝的统治，自发地维护着封建统治的秩序。严格意义上说，他们维护的是君主专制制度，只是清王朝的皇帝们恰恰出现在那个时间节点。

为了塑造皇帝的统治权威，清朝学界搞了一场造神运动。他们把读书人的道统也给了康熙皇帝，让清朝皇帝成了内圣外王的圣人天子。不仅是暴力机关带来的威慑性和“君权神授”的合法性，这样一来，清王朝还有了士大夫视之为至高无上的“至圣先师”。

到了这会，那些士大夫还有什么话能说呢？所有的话语权都被掌握在皇帝手中，他们能做的就只是“多磕头、少说话”。

这样虽然维持了天下的安稳，可是代价也是很惨重的，因为没有人说真话，中国的学术、思想、科技都陷入了停顿，在近代迎来了西方的船坚炮利。

1中央刀利（胆子问题），2兵强（超脱势力不存在的），3红薯和雍正（地方官可以大把捞钱不会饿死人=起义少破坏低，税又收的上来，统治成本低=皇权集中）4没有土木堡（八旗一家独大=文官无指挥权，没有复辟=不向文官妥协）。从军到政，从名声到党群，清的文官权力和势力给明朝文官提鞋都不配

很好理解，打个比方：

一个企业里，业务骨干团队基本是打工仔；对于这些人，老板即使看着再不顺眼，也不敢跟他们撕破脸；

但在另一种企业，老板和自己的亲戚、兄弟把控着绝大部分业务，对于那些打工仔自然不需要多么客气，基本上是颐指气使，一副爱干干、不干拉倒的嘴脸。而且就算老板态度恶劣，这些职业打工人为了饭碗还得逆来顺受、没啥脾气。

明朝、清朝分别属于上述两种情况，它们代表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官体系的扭曲与崩溃。

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始于汉武帝。西汉初期的政坛，本质是以功臣、宗室、军人为主体，虽有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察举制，但并不成体系。直到汉武帝时期，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古代社会首次建立了系统的教育制度，并将其与朝廷选官（征辟、察举）相结合，创建了遥遥领先于世界的文官制度。

这一体系随之被后世的历朝历代视为“成法”。无论任何朝代，就算它打天下时的手段再暴力，到了治天下时必定会转而寻求建立文官体系。即使是我们印象中最混乱残暴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同样如此，无论刘渊、石勒、苻坚、姚苌、慕容俊......他们虽然以暴力立国，但形势稳定后基本都会广建学校、礼遇儒生、仿效中原制度。

一直到宋朝，但凡稳定时期的王朝都会高度依赖士大夫集团的力量。帝王与官僚集团之间，基本上是合作但制衡的关系。

他们有传统君臣礼法的的约束，虽然等级分明，但除非遇上昏君、暴君，双方都会保持基本的礼仪，帝王称呼臣子，要么称“卿”、对方的字，要么以职务替代，极少有直呼其名的。

但为了维护皇权，帝王也会对官僚集团进行制约，除了以法律手段进行管束、惩治外，还会借助其他群体来进行制衡，两汉的外戚、宦官，初唐的关陇贵族集团、后期的宦官，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种作用。（姑且不管这些手段是否科学）

宋朝时期是古代文官政治的巅峰，随后的元朝则迎来了低谷。

元朝的政体更像先秦时期的贵族封建制，它的核心统治群体是蒙古贵族军人，紧随其后具备较高社会地位的依次是僧侣、商人、工匠；过去上千年中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士大夫，仿佛突然沦为了边缘人。在初期，元朝帝王把读书人视同精通一门学问的工匠；后期虽复设科举制，但基本是有名无实，科举结果并没有延伸到政治中去。

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后果：推翻元朝、建立新帝国的，是一群发动起义的农民；而在过去，实现王朝更迭则几乎都是具备士大夫身份的地主阶级。

所以，明朝初年有点类似于当初的西汉初期，平民阶级掌权后，面对着如何治理国家的难题。但明朝的优势也很明显：有着过去千年历史经验的指导，不需要西汉那样摸着石头过河。

但明朝却走向了歧途。

首先，西汉初年成为国家治理中坚的功臣集团，在明朝时几乎被屠杀殆尽。

随后，明朝君主像过去历代那样，依靠士大夫集团的力量来治国。他们重视儒生，在府、州、县、卫各层级都建立了学校，规模之大、人数之众，远超唐宋；科举出身的官员地位崇高，占据了各级官僚机构，还专门在中央设立翰林院培养高级人才；明朝鼓励人们上书言事，朝廷谏官的威力远超过去历朝历代。

通过朱元璋、朱棣两朝，明朝已经建立了一个高效的文官政权，知识分子通过完备的体系输送到各级权力机构，并且具备表达自己意见的合法权利，这就是明初兴盛的机制性优势所在。

然而，明朝君主却走向了一个矛盾局面：离不开士大夫，却又对他们极端防备、苛责。

朱元璋为了削弱臣权，开创历史先河、废除宰相。自从秦朝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士大夫首脑，至此被废，封建统治进入了君主独裁时代；

同时，“太祖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鉴于自己是农民出身，严刑峻法大多用到了帝国的官员身上。历代明朝皇帝先后设立了锦衣卫、东厂、西厂，等于在正规执法机构之上，又设立了专门为自己服务的执法队伍，专门逮捕、审问官员，动不动酷刑加身、乃至杀害。

更加严重的是，在明朝时，大臣被当朝“廷杖”成了常态。叶伯巨称：“今之为仕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大才子解缙也说：“内外百司，捶楚属官，甚于奴隶。”

过去在王朝体系中备受尊重的读书人，如今竟被当朝打屁股、被私刑虐待，而且他们还是帝国的治理主体。久而久之，离心力逐渐滋生，虽然总有部分心怀天下、直言抗争的硬汉，但结党营私、谋求私利渐成风气，人心的崩溃直接加速了明朝的坠落。

随后的清朝则是另一幅情形。

清朝沿用明代旧制，不设宰相，以便加强君主独裁。其下的经略大臣、大将军、将军等实权岗位，大多由满蒙贵族、宗室担任。（直至清朝灭亡，担任大将军的汉人仅有岳钟琪）

其他官员设置，则延续了元代的做法，有满、汉之别，绝大部分时期，满、蒙臣都掌握了实权。

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则达到了古代历朝历代之最。明朝皇帝虽然对大臣动辄打板子，但在平日里好歹也会称“卿”，处理政务时也可以坐而论道；每逢大的活动，顶多四拜、五拜。

而清朝时期，皇帝直接叫大臣为“尔”，臣子汇报工作时必须下跪，并且还首创了三跪九叩的隆重礼节。满、蒙大员上奏，自称“奴才”，想必是以此示范如何向皇帝忠顺。

至于肉体与精神惩罚方面，清朝与明朝相比，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太极、顺治帝在位期间，出于夺取天下、稳固统治的目的，曾经重用儒生、开科取士。

随着入关后大局已定，清朝统治者开始对士大夫进行残酷打压，文字狱盛行，大兴科场案、江南奏销案导致上万人被牵涉其中。其中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打击、驯服儒生，也是考虑到明朝晚期士大夫弄权乱政、加速了政权败落，因此刻意收拾这波人，以取悦那些曾经被受其害的老百姓。

康熙后期以及雍正在位期间，借由文字狱对士大夫大兴屠戮已成常态，乾隆年间仍无好转，“一把心肠论浊清”这种诗句都能成为大逆之罪。直至晚清前，在这种持续的精神与肉体双重高压政策下，传统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极其低下，再也没了对抗皇权的精气神；想撂挑子不干？后面大把人排队。但随之而来的，也是统治集团的整体堕落。随着西方列强的到来，天朝上国的幻想破灭，百年浩劫由此开启。

我不太懂历史，讲点亲历者留下的故事：
清朝是皇权进化到极致的产物。和明朝大臣，扬眉吐气的内阁制度相比，清朝的臣子可真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一个明朝的皇帝，想给亲妈上尊号。大臣说： 不合时宜！皇上真办不了事！
清朝的统治者是来自白山黑水。从“奴隶制”一步大跃进到封建制度。“八旗制度”就是奴隶制的延伸。换汤不换药！
满蒙汉三族，都有编在旗下的人。旗人就是皇帝的奴隶。八旗子弟还觉得光荣。早年间一句： “咱是旗下出身！”道尽了优越感！
同为旗下出身，还得细分，“上三下五”。即正（音为整）黄，镶黄，正白，这三旗是由皇帝亲统。是贵中之贵！
我们家早年在旗。正白旗！就是关起门来，一家子，也得有个三六九等。姑奶奶高人一等！为什么呢？早年间，旗门女子到了年龄，不可自行婚配。必须由内务府大臣负责登记管理。到点入宫备选。至于上三旗老家，就更是如此了！
姑奶奶在家，逢年过节，见了祖宗画像，也就是“一撩鬓角”完事！其它的兄弟，磕头管够！
前院，老爹管儿子呢？正要打。当妈的都不敢劝，忙喊一句： “快叫姑奶奶…… ”管用。兄弟可能就逃了！
姑奶奶是半个客。替皇上家养着呢！背不住哪天，亲爸爸见了也得下跪请安！
听老人讲：
瑾主子（光绪年间的珍瑾二妃）的阿玛，在两闺女进宫时，下跪请安： “奴才，奴才，奴才了半天，连自己叫什么都忘了…… ”太紧张了！
瑾主子她爸官不低。广东道。是个大员。但在被选入宫的闺女面前，还是战战兢兢！
瑾主子一进宫。见了皇上老太后，还是称自己“奴才”！不是儿臣！你还差着行事呢！
李鸿章李大人，当时是总理衙门的最高领导。见了慈禧，还得跪！一遍一遍的磕头。老佛爷不嫌烦，等着…… 据说，后来他管议和，立了大功。也就是赏个锦垫而已！让老头儿跪的舒服点！
据说当时，外臣（外地官员）以不会磕头为耻！在家一遍一遍的练。请“跪安”是个大活！我的太姥爷是御前的人。官不大。但是老面圣。请的一身好“跪安！”双腿轮流跪，上身直，显得身姿挺拔，从容有型。一个外地来的官员跟着他学了老半天。膝盖跪肿了。第二天没起来！
深入骨髓的皇权呀！成了王朝最后的窗户纸。自由平等的理念，该来还得来。直到，孙中山先生把这些“封建残渣”打包一扔，完事！
辛亥革命的成功，实在是民心所向。没打多少仗。摧枯拉朽。这也为国民党不久后的失败，埋下了祸根！江山来的太容易了！
文化的流传到今天也不会断流！
我以前总纳闷。为什么有重男轻女之说呢？
也是，在满族聚集的京津两地。女孩子在家中的地位到今天依然尊崇。我弟从小老被我打。我的继母都舍不得打。我，看心情，随手就来！
我年轻时，陪着我姑姥姥（我姥爷的妹妹）到香港看望五姥爷。（姥爷的五弟）。到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姑姥姥端坐方桌之首。吃面茶。五弟媳妇带着两位老姨奶奶（五姥爷的妾）端饭添茶。侍立两旁，井然有序……注意??八二年呀！
皇朝早覆灭了！大清的遗老遗少们，关起门，还是规矩不改！
你说多封建！我都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