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中，为什么唐朝北方的军队有好好的大唐盛世不过，却愿意跟着安禄山反叛？
关于安禄山造反，近代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有这么一段话：
安禄山的势力，是唐室用中国财富豢养成的胡兵团。此种胡兵团，只朘吸了唐室的膏血，并没有受到唐室的教育。他们一旦羽翼成长，自然要扑到唐室的内地来。
但实际上，安史之乱的叛军，是由各个民族的将士组成，其中的汉人也占了极大比重。身在盛世，这些大唐军人为什么会跟随安禄山反叛朝廷？
首先跟那时的军制有关系：府兵制的崩溃、募兵制的崛起，由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变成将领拥有私兵。
从南北朝时期的西魏、北周，再到隋朝、初唐，它们在这两方面高度一致：关陇贵族、府兵制。
所谓关陇贵族，是近代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宇文泰创立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体系。这二十大家族，是其后100年中原王朝的实际统治集团，隋朝杨氏出自十二大将军、李唐王朝出身于八柱国。
而这一体系，是与府兵制直接挂钩的。全国各地设立兵府，其中的军人就是府兵；府兵并不是专业军人，而是“兵农合一”——他们平时是在家耕地的农民，农闲时期由专业军官带领进行训练；一旦遇到战事，就自备武器、马匹等一众物资前去兵府报到，其后随军出征。在初唐，他们每年还要轮番前去皇宫宿卫。
这一制度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朝廷保证他们名下有地、有家有业，而且作战还有机会加官进爵、获得封赏，其爱国心、责任感自然爆棚。初唐时横行东亚的大唐军队，就是由这群老实巴交的老百姓组成的。而且平时将、兵是分开，几乎彻底杜绝了武将拥兵自重的情况。
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大唐奉行主动出击、扼敌于萌芽之中的战略，那时的唐军队伍精干、名将济济、装备精良、效率极高，府兵总有轮休的机会；
到了唐高宗时期，大唐周边战事频繁、战线拉长，由以前的突袭战变成拉锯战，府兵作战周期延长，轮换期被拉长；
武则天时，对外用兵极少，府兵制度逐渐崩坏，甚至很多府兵死亡、逃跑后，官府都不能及时清点；
到了唐玄宗初期，鉴于府兵人手不足的现状，他采用宰相张说的建议，以招募方式挑选宿卫禁军，后来改名为“彍骑”。同时，由于当时大唐四处征战，戍边的府兵旷日持久耗在边疆、处境困苦；由于制度日渐腐败，还出现了军人被边将当成苦力、奴仆的情况，如此一来，大量应当充当府兵的百姓纷纷逃亡，各地的兵府已经组织不起足够兵员。
因此，到了公元749年，李隆基全面停止府兵制，大规模推行募兵制，军人成了一名专门的职业。盛产精兵良将的地方，除了尚武的关中等中原地区外，那些弓马娴熟、骁勇善战的少数民族百姓，也纷纷投入到这个行当。因此，当时的北方边镇唐军，几乎都是汉、蕃混杂的。
同时，在之前，边镇的统帅大多不允许连任，保持频繁更换，而且还有机会调进朝廷，以此杜绝将、兵勾结；
到了开元年间，李隆基致力于开疆拓土、“有吞四夷之志”，为了避免频繁换将带来的战斗力下降，边将甚至十多年都不更换；
而到了天宝年间，李林甫为了断绝边将入朝为相之路，大量推荐蕃将担任节度使（胡人基本不具备当宰相的素质；而且朝里没靠山，不会拉帮结派），哥舒翰、安禄山、高仙芝、安思顺等大量少数民族将领纷纷担任了节度使，安禄山甚至一人身兼三节度。
就这样，原本的将、兵分离制度，到现在演变成了稳定的上下级关系；同时，为了便于节度使能够整合、调动各项资源打仗，唐王朝赋予了他们更多的权力：“节度使多兼按察、安抚、度支诸使，土地、人民、甲兵、财富皆有之”（钱穆），节度使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方的土皇帝，拥有财政、军事、人事等各项权利。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节度使几乎拥有对下属军人的提拔、奖惩等一切权力；人心都是很现实的，有奶便是娘、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军人逐渐向“私有化”的趋势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来讲，那时的节度使是否忠诚，除了要靠唐王朝的笼络、管理外，节度使本人的观念就极其关键。不过，当时的大部分蕃将，比如哥舒翰、高仙芝、安思顺、王思礼等，要么出自勋贵家族，要么是军人世家，汉化程度较高，头脑中的忠君爱国思想较为浓厚，而且权力有限，并没什么不轨的心思。
但一人身兼三大节度的安禄山，可谓是这个体系中的BUG。
安禄山出身低贱，他和史思明都生于营州柳城这个多民族杂居的边地。长大后，他在边镇从事类似于中介、翻译的业务，不仅能够掌握六门少数民族语言，更在常年的摸爬滚打中形成了善于揣摩、精于投机倒把的性格特点。
随后的安禄山由于盗窃差点被时任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处死，但他成功用豪言壮语引起了对方的好奇，其后成了唐军的一名侦察兵。他靠着自己对边境的熟悉、对各族语言的掌握以及骁勇的性格，立下无数战功，并被张守珪收为养子、成了一名将军。
安禄山真正飞黄腾达，源于他攀上了李林甫这棵大树。在这位权臣的帮助下，安禄山充分发挥自己察言观色、揣摩人心、投机倒把等方面的能耐，一步步成了李隆基身前的当红炸子鸡，不仅身兼三大节度使，甚至还破天荒的被封为异姓王。
但这种没文化、没道德的人，权力越大、危害就越恐怖。常年觐见李隆基的经历，让他越来越觊觎中原的繁华、骄奢淫逸，对边镇的困苦、寒冷环境越发不满；随着权位越高，他的不轨之心也越发强烈。
造反首先需要队伍，情商极高的安禄山，拉拢人心特别有一套：
他有识人、用人的眼力，而且提拔人才不拘一格，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庭玠、向润客、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这些后来安史之乱中的悍将，都时安禄山亲自从基层将士中提拔起来的；
他发挥自己出身胡人、精通多种胡语的优势，刻意拉拢各少数民族将士，甚至还收养了8000名同罗、奚、契丹等各族骁勇为养子，命名为“曳落河”；
早年的中介生涯，形成了安禄山出众的经商头脑，他暗地里派出大量胡商前去各地做生意，每年盈利可观“岁输财百万”，这就为他准备物资装备、收买人心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安禄山几乎把手下镇兵变成了自己“安家军”。
公元754年，安禄山向朝廷请示：“我手下将士常年讨伐奚、契丹、九姓胡、同罗等，功勋卓著，望陛下能够越级封官赏赐，请准备好委任状，由我统一发给他们。”
李隆基大手一挥，给了2500张人名空白的委任状，安禄山大肆提拔亲信，进一步坚定了将士们跟随他的信心。
公元755年8-10月，安禄山在跟亲信们敲定谋反细节后，多次宴请士卒、厉兵秣马；随后他伪造圣旨，召来主要将领宣布：“皇上有密诏，让我率兵入朝，讨伐逆贼杨国忠。”众人当然知道这是啥意思，他们目瞪口呆，但无人敢出言反对。
11月，安禄山率领麾下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军队，以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各族士兵，共十五万人，在蓟城南门检阅誓师，随后大举南下。
对于这一场景，史称“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长恨歌》更加传神：“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100多年没经历过战争的中原地区，瞬间由歌舞升平沦为人间地狱，将大唐王朝拦腰打断的安史之乱正式爆发。
叛军士兵固然可恨，但身在乱世，小人物并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既是安禄山这种没有节操的野心家，更是李隆基、李林甫、杨国忠等庙堂之中的弄权者。
估计有些人会觉得，安禄山造反，是因为部下都是番族军队，对唐朝朝廷不够忠诚的原因。
但实际上安禄山的叛军集团确实有数十个民族的武人构成，但汉人也一点都不少，甚至还是造反的主力。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评书《薛刚反唐》中薛刚的原型薛嵩，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之孙，范阳节度使薛楚玉之子。根正苗红的开国元勋之后，居然也参加了安史叛军。还好后来找机会又归顺了。
从安史乱军的士兵构成来看, 既有少数民族人, 也有汉族人。如张通儒屯守在长安的10万人中, 多数是奚人。 张献诚所率的万余人多数是由汉族人组成的团练兵。 李庭望在东袭宁陵、襄邑时, 率领“ 蕃、汉二万余人” 。安禄山攻取河北后, “ 郡置防兵三千, 杂以胡兵镇之” 。
为什么这些汉人士兵，会不顾大节，向大唐朝廷反戈一击呢？
在整个唐朝初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府兵制，简单的来说就是国家免费发给你田地，甚至还发耕牛和农具，你家则需要耕种，缴税，以及派男丁服兵役来回报。如果你在战争中立功，可以用军功换取田地。
府兵制下人民其实是过的非常苦的，很多史料记载唐朝初期政治清明，治安很好，其实原因是人民忙于服兵役，每个人的生活完全被朝廷控制着。不过好歹如果朝廷真能兑现田地，农民至少还活得下去。
但是今天我们都知道，朝廷政府这东西，如果缺乏外界监督，那么再好的政策肯定执行不下去，唐太宗的时代还可以，到了唐高宗接任时，已经出现了不少军人发现获得的军功得不了奖励，只是个名义而已。
不但得不到赏赐，府兵们还发现自己成了兵部的奴仆，经常被命令去做一些额外的工作，虽然法令说这些建立了功勋的士兵地位和公卿并列，但实际上却连小吏都不如。于是府兵们逐渐失去了对朝廷的信心，出现大规模逃亡。
这个过程，无论是唐高宗，武则天。。唐朝前期的君主，基本都无法阻止，也就是说唐朝衰亡的根源，是从唐朝初年就开始的。府兵制和后世明朝的卫所制度一样，其实都是短时间有用，但会随着时间进展不断退化的。
最后的解决方法，就是募兵制。
唐玄宗后期边军的两大骨干是安禄山的东北军和哥舒翰的西北军，前者有18 万兵力，后者有15 万兵力。基本都是募兵制。
募兵制会带来几个大问题:第一，必须给士兵发工资了。
唐朝募兵的费用很大部分来自地方财政，对普通的北方士兵来说，他们的衣食来源都来自于安禄山，自然是知安禄山不知朝廷，跟着造反也是没有选择的。
第二个问题是兵为将有，谁给饭吃就听谁的，这个问题实际一直到民国都是如此，在建立现在的财政体系之前，永远存在。
电影《妖猫传》中，宴会最高潮的片段，是唐玄宗和爱将安禄山君臣合作，一人披发击鼓、一人挥刀起舞，展现出的是一幅张力十足的画面。
真实的历史，两人的关系也大体如此，玄宗和安禄山在音乐歌舞上极有共鸣。但玄宗绝对想不到，眼前这个体态肥硕，但跳起舞来却很灵活的大胖子，会在未来断送自己一手缔造的开元盛世！
安史之乱，猛地给了唐帝国腰斩的一刀，此后唐朝虽然还存在，但却从此进入了由盛转衰的中晚期，藩镇割据、宦官干政、外敌入侵接乱不断，再也不复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辉煌。
从表面来看，后世很多人都认为唐朝的衰亡，起因就源自于安史之乱，但这一切真就是安禄山一介武夫所能主导的吗？如果那时的唐朝真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北方那些军队怎么会追随安禄山，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吗？
因此，在关注安禄山这个点燃火药桶的罪魁祸首的同时，还需细究开元盛世繁华之下潜藏的危机，才能对这场对唐帝国影响深远的叛乱，建立起全面深入的认识。
如果非要给安史之乱找责任人，那么除了安禄山、史思明等叛军将领外，还有一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是主政大唐帝国的玄宗！
玄宗曾经是一位明君。从武则天退位到玄宗登基这段期间，帝国高层内部发生了神龙政变、韦后之祸、太平公主动乱等多次震荡，极大地损伤了朝廷的元气，致使吏治混乱、人心惶惶。
而在拨乱反正，将国家重新导入正轨的过程中，玄宗的作用很大，所以才能撇开嫡长子继承制的游戏规则，越过大哥登上太子的宝座，并且很快在父亲唐睿宗李旦的禅让下，顺利接管整个帝国。初登大宝玄宗他雄心勃勃，决心带领大唐重现当年的荣光。
政治上，玄宗改革以往臃肿的权力机构，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重用贤臣，修订律法；经济上打击豪门士族，解放劳动力，打击佛教势力，大力发展农业；军事上对兵制进行改革，在边境地区大力发展屯田，扩张疆域。
如此努力数年，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经济极度繁荣，开放包容、八方来朝，因年号为“开元”，史称“开元盛世”。这样的成就，足以让任何一位皇帝为之骄傲自豪。
但玄宗骄傲过头，认为自己将这一生的工作都做完了，从此纵情声色，沉迷于享受之中，再也没有了先前的励精图治精神，也不复改革时的节俭之风。
更离奇的是，玄宗竟然不顾礼法，和儿媳妇寿王妃杨玉环谈起了恋爱，在搞了一出太真娘子出家的把戏后，正式将他接入后宫封为贵妃。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玄宗对杨家大肆封赏，杨贵妃的大姐封为韩国夫人，三姐封为虢国夫人，八姐封为秦国夫人，兄弟们也都有爵位。杨家的发迹，居然带动了唐朝民间“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社会风气！
每年冬天，玄宗带着杨贵妃去华清宫过冬，杨氏三姐妹也随行。她们的马车上“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如果骑马，则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
还有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靠着裙带关系平步青云，当上了大唐的宰相。本该是调和朝廷上下的角色，但杨国忠内与太子不合，外又跟安禄山疙疙瘩瘩，同时在南诏之战中央直属部队损兵折将之时，对玄宗又极尽欺瞒，导致唐朝军事步入边军强、朝廷弱的困局。
结果谁为此买单？还不是大唐百姓嘛！
玄宗、杨氏一族及其他权贵消耗的是民脂民膏，当时的情形，就像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统治阶层有多快乐，底层百姓就有多凄惨。再加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当道，朝政腐败，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
以上，是玄宗后期政局的整体大环境。朝廷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
唐朝初年，采用的军制是府兵制，其特点是兵农合一，平时是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但由于土地兼并日渐严重，府兵养不活自己，平时还被上级将领侵吞财物，因此无人愿当府兵，到玄宗时期不得不改为采用募兵制。
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到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换言之，士兵们的军饷来自于地方，拿谁的钱，便为谁卖命。只知有将领，不知有朝廷。
尤其设立节度使制度之后，这些人名为节度使、实为军阀，其权力越来越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朝廷再想节制可就难了。
到天宝元年，边军达到49万之多，占全国军队总数八成以上。而且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就有15万人。而中央军不仅数量少，质量也比不上，中原已经一百来年没打过仗，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猝不及防、不堪一击。
所以，北方军队愿意跟着安禄山作乱，一是因为大唐的繁华和他们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二是因为在玄宗的纵容、忽视之下，地方割据势力早已形成，边军对朝廷没多少认同感，只忠于统领自己的将领。
安史之乱时，渔阳鼙鼓动起来，安禄山一声令下，范阳等地的“大唐将士”纷纷调转枪口，直扑中原。
当时的大唐，虽出了不少问题，但总体上仍处于盛世。为何这些军人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跟着造反呢？
士兵有没有好日子过，取决于节度使
对于当时的大唐军人来说，有没有好日子过，完全取决于节度使。
初唐时，大唐是府兵制。将士们“出则为兵，入则为民”，都是有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自耕农。
开战时，各折冲府的府兵奉命集结，朝廷派遣将领指挥。
战后，将领该回朝当官的回朝当官，士兵们该回家种地的回家种地，各自过各自的好日子。士兵以后的日子过得好不好，主要看种地的能力和运气。
可是，随着经济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被破坏，府兵制也就瓦解了，大唐将士逐渐以募兵为主。
所谓募兵，就是职业军人，升迁荣辱，甚至全家生计，都要仰仗将领。
如此，士兵们跟将领之间，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是“兵为将有”。
对于士兵来说，有没有好日过，就要看将领的了。
有一定的把握
当然，造反毕竟是杀头的事，如果没有什么希望，那管什么人身依附不依附的，都不会去送死。
所以，尽管有许多朝代都实行募兵制，比如东汉、魏、晋，以及后世的两宋，但也没有经常捅出这么大篓子。
这是因为，不论实行何种兵制，朝廷都有一套控制、防范地方军队的系统。
1、内重外轻。
不管你外面是募兵还是征兵，只要朝廷直接掌握的军队占据绝对优势，地方一般不敢找死。
以曹魏为例，即使是三国时期，战争频发，但部署于洛阳的中军依然占据绝对优势。
所以，尽管司马懿担任过荆州、雍梁的都督，但只有在洛阳政变成功才能成功夺权。
至于后世的两宋就更不必说了，谨慎得令人发指。
2、规范地方军政长官权限。
如果对地方军政权力分配得好，那么，就算地方上的强力人物要造反，也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
还说曹魏。
都督、刺史、将军各有权限。
都督虽权重，但不得过问民政、财政，经济上要靠朝廷，腰杆子硬不起来。
都督虽虽掌军，但没有人事任免权，不能随心所欲安插亲信，排除异己；位权再高，也不能振臂一呼，反了朝廷。
所以，淮南三叛，虽然淮南几位实力派人物都讨厌司马家，但就是联合不起来，只能此起彼伏，被人家各个击破。
可是，唐玄宗大约觉得自己太牛逼了，却不太讲究这些”条条框框“。
或许是为了加强对外战争的”指挥效率“，也或许是因为大唐边疆太远，调度不便，大唐给节度使赋予的权力极大！
节度使不但掌握军队，还掌握民政、财政，有钱、有兵、有粮！
而在人事任免上，尽管节度使需报朝廷，但朝廷基本只”负责签字“，节度使基本上一手遮天。
同时，为了急求边功，他把主要的资源悉数配置于边境，交付于各节度使手中。
天宝年间，天下共57万人，但有49万人跟随各节度使部署于边境，只有8万人由大唐直接控制，部署于内地。
这几乎就是给野心家打招呼：我家大门常打开！
动机
前面谈的，是“有条件”造反。
那么，这些将士造反的“动机”是什么呢？
安禄山集团的成员来源非常复杂，既有胡人，也有汉人，既有出身贫寒者，也有名门之后，其“动机”不可一概而论。
不过，大底可分为3种情况。
1、安禄山真正的死党。
安禄山是枭雄，他识人才，也能笼络人才。
比如，田承嗣，原为卢龙小校，安禄山视察时发现他是个人才，遂大用。
此外，谋臣高尚原本是乞丐，孙孝哲原本是裁缝、李宝臣原本是奚族名人，蔡希德原本是普通士兵，这些人都被安禄山拔于行伍之间。
这些人，无论胡汉，都没有沾过大唐盛世的光，是安禄山把他们从底层提拔起来，对安禄山忠心耿耿。
即使在安史之乱失败后，已经接受大唐安抚的田承嗣，还公然建“四圣庙”，击败安禄山父子及史思明父子，足见安禄山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2、对杨国忠不满者。
安禄山起兵，打的是诛杀杨国忠的旗号。
杨国忠确实不得人心。
不说安禄山的旧将了，就是曾经安禄山的死对头哥舒翰，在战败被俘后，也请降。
死人堆里打出来的哥舒翰自然不是怕死之人，之所以请降，恐怕是实在受不了唐玄宗、杨国忠！
3、胁从者。
李泌在给唐肃宗献策前，曾分析过安禄山集团的情况。
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新唐书》
其实，在大多数时候，持明确立场，不惜赴汤蹈火的人物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随波逐流。
安禄山在造反前，只有高尚等数人秘密商议，起兵前，佯称接到密诏，要讨伐杨国忠，因此，诸将来不及提出任何意见，就服从命令了。
这些人中，有的后来找准机会“反正”。
比如范阳节度副使贾循。他后来就企图“反正”，未成被杀。
此外，颜书法家兄弟也曾短暂“诈降”后又反正。
不过，随波逐流者仍不少。
比如，安禄山攻入洛阳时，数百官员投降，作为“伪官”，等到大唐反攻回来时，又有三百多“伪官”重归大唐···
偏见
后世论及安史之乱，多要谈及胡汉矛盾。
其实，安史之乱，并非民族战争。
交战双方，唐军、叛军，其中的胡汉比例差不多。
整场战争中，叛军从来没有提过“七大恨”这样的民族矛盾。
安史之乱后，田承嗣、李希烈等节度使，皆是汉人，有的军队甚至基本以汉人为主，但不照样割据一方，抗拒朝廷吗？
因此，安史之乱、藩镇割据，是中央-地方关系处理不当的结果，与民族矛盾并没有太大关系。
动乱有两种：一种是“逼”出来的。下面的人无法生存，只有造反；一种是“养”出来的。自己作死，主动放弃控制，导致失控。
安史之乱，就是后者。
总之，随着封建经济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府兵制转变为募兵制，“兵为将有”是当时历史的必然。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就一定会“尾大不掉”，更不意味着一定会捅出大篓子。
遗憾的是，在兵制变化后，大唐统治者不即使调整制度，反而一味放任安禄山等人坐大，最终捅出了史诗级的大篓子。
大唐盛世，由此一去不返。
安史之乱中，为什么许多唐朝军队有好好的大唐盛世不过，却愿意跟着安禄山造反？确实这个问题很值得探究，为什么在唐朝的盛世时期，却发生了安史之乱这种规模的内乱？为什么那些军队要造反？可以说这些问题，如果用对安史之乱的传统观点的去看，可能很难理解，但如果从安禄山本人的身份，以及安禄山周边将领和军队的构成来看，恐怕就能看出一些端倪了。
安禄山其人其族
关于安史之乱的原因，中国传统的观点还是多数从统治者和人民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些年则更多地从安禄山个人和其它唐朝大臣之间的矛盾这个角度解释。当然这些角度也都不无道理，但却很难解释在仍然处在“盛世”阶段的天宝年间，为何安禄山能动员起如此巨量的军队，与其一同发动规模如此之大的叛乱，以至于将整个盛唐在八年之间就打没了呢？
（唐朝壁画里的粟特人，安禄山的真实形象可能和这些人很接近）
所以要解答这个疑问，就得好好看看安禄山是什么人，他周围团结起来的又是什么人，他们究竟为什么愿意和安禄山一起叛乱。当然首先还是得说安禄山是什么人，传统古籍里一般都只是说安禄山是杂胡，混血胡人。但现代通过对敦煌等地的一些粟特文文献进行研究之后，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安禄山是在隋唐时期大量移居中原的粟特人与突厥人的混血，或者是被突厥人收养了的粟特人，其自己的民族认同基本是粟特人。
（粟特人的祖居地）
而粟特人则是中亚地区一个说伊朗语族语言的民族，在中国古籍里被有时会被称为昭武九姓。中原人这样称呼粟特人是因为中原人认为粟特人和大月氏有传承关系，而大月氏最早是从甘肃昭武地区西迁到中亚的，所以叫他们昭武九姓。而安史之乱的另一个主角史思明则是出身于迁居中原的突厥部落，但粟特人早在隋末就臣服于突厥，后来归唐也是跟随突厥，所以史思明虽然是突厥人，但在当时的东北地区成长时也是和粟特人杂居，也认同粟特，所以他死后的谥号就叫“昭武皇帝”。
而粟特人很早就开始生活在中亚，这里是不同文明互相交流碰撞的交通要道，所以造就了这个民族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一是他们是一个行商民族，从汉朝到唐朝时期，他们都经常在丝绸之路上扮演东西方不同民族贸易中间人的角色；二是因为总和不同民族做生意，使这个民族的人普遍都会多种语言。比如史书记载安禄山和史思明都“通六蕃语”，也就是这两个人都会六种以上的语言。
（唐朝的粟特人俑）
而因为这些粟特人和突厥人都会多种语言，被唐朝认为在处理外交事务上很有天才，所以在唐初时大量被迁居到了东北地区，让他们和当时也不断给唐朝制造麻烦的契丹、奚、室韦等少数民族打交道。应该说这个思路本身是不错的，但是唐朝却忽略了粟特人除了会说多种语言，会和不同民族打交道之外的一个特点，即粟特人全部笃信一种异域宗教。
陌生的宗教战争
粟特人信仰的这种宗教叫祆（xiān）教，也叫拜火教。是一个古波斯人创立的宗教，是一种历史非常悠久的宗教，从诞生时起就广泛流行于波斯到中亚地区，因此也是世代生活在中亚地区的粟特人世代所信奉的宗教。
而祆教也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一样，具有组织性极强的特点，其宗教领袖是其社会组织中绝对不可或缺的一员，很多时候其影响力都要超过政治领导者。而“恰好”，安禄山就出身于一个祆教高级神职人员家庭，他的母亲就是一个祆教的高级祭司，他的名字“禄山”甚至就是粟特语里“光明”（Roxsan）的意思，而光明正是祆教所崇拜的神的象征，而他死后，史思明给他的谥号也是具有明显拜火教象征的“光烈皇帝”。所以其实安禄山从出生开始，就是信仰祆教的粟特人群体里一个接近于神的重要宗教领袖。
（拜火教宗教仪式，安禄山和胡商们一起“邀福于天”时举行的仪式与此类似）
而且其实还不只安禄山，史思明的名字里，祆教的光明崇拜其实更明显，而史思明其实是唐玄宗为其改的汉名，但唐玄宗改名也是根据他原名的含义所改，所以其实史思明的名字里，祆教宗教领袖的象征也和安禄山一样明确。而根据离安禄山时代最近的史书《安禄山事迹》记录，安禄山时常和大量粟特商人聚会，一起“邀福于天”，也就是安禄山会经常主持祆教宗教仪式，以此来团结粟特人，以及和粟特人特别接近的突厥人。
所以安禄山起兵之时，他军队中的核心人员其实是以宗教信仰团结起来的粟特、突厥将领，以及他们在东北几十年经营过程中收服的大量当地民族人员，如奚族和契丹人。但这可不意味着安史之乱是民族战争，因为在安史叛军里，也同样有大量汉族将士。而在同期抵抗安史叛军的唐军里，也同样有大量不同民族的将领，而这些将领对唐朝忠心耿耿，为最后唐朝能够平定安史之乱也立下了汗马功劳，比如突厥人哥舒翰、仆固怀恩、高丽人高仙芝和王思礼、契丹人李光弼、龟兹人白孝德，而李怀光则是靺鞨人，李抱玉则干脆就是粟特人。所以可以说没有任何人是以民族来划界的，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而这就让这场战争更像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宗教战争了，即敌对双方不是因为民族，而是因为信仰划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安史之乱，其实就能看的比较明白了。
（安史之乱形势，当时东北地区是粟特人的主要聚居地）
因为唐朝时，通过对外征服接纳了大量来自不同民族的人群。但唐朝接纳这些民族之后，也很自然地开始同化这些民族，包括粟特人，也就是像历史上其它被汉族同化的民族一样，使他们渐渐接受中原的生活方式和相对世俗的信仰。但相当部分的粟特人，也包括一部分和粟特人非常接近的突厥人，因为信仰具有严密教义同时组织性极强的拜火教，所以不愿意被同化，因此就以安禄山这个拜火教教主为核心形成了秘密团体，最终以这个粟特-突厥拜火教团体为核心，聚集了东北地区大量不同民族的军队，利用唐朝时的各种矛盾，发动了叛乱。
但宗教毕竟不能和民族划等号，所以当时大量不信仰拜火教的突厥人和其它民族的将领，包括像李抱玉（原名安重璋）这样的粟特人并不认同安禄山等人因为宗教原因发动的叛乱，所以自始至终效忠唐朝。但因为中国古代对宗教战争始终没有明确的认识，所以感觉安史之乱像民族战争，但又不是民族战争，像官场权斗但又不是官场权斗，所以才形成了对安史之乱究竟为何发生众说纷纭却谁也说不清楚的情况。但在了解了其它文明里广泛存在的宗教战争之后，其实就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来，安史之乱就是一场中国人虽然感到陌生，但却实实在在发生在了古代中国的宗教战争。
题主想说的大概是大唐盛世。
对于长安、洛阳或者其他主要城市的官宦子弟来说，这当然是盛世。财富从帝国各处汇集到这里。靠着家里的关系，这些名门子弟可以出任重要的官职——或至少是有利可图的职位。他们写诗，他们喝酒，他们享受盛世的生活。
然而，对于在边境讨生活的人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安禄山自己年轻的时候，日子就不大好过。他的父亲是粟特人，或许是因为丝绸之路的生意，一路来到了唐帝国的东北边缘。本来，安禄山也许还有一个殷实的童年；但他很小的时候，他爸就死了。他妈妈是突厥人，信仰拜火教，后来改嫁了一个突厥小官。安禄山就要自己想办法讨一个生活。
他似乎做得还不错。因为通晓各种杂胡的语言，他开始在边境做一份口译的差事，叫“互市马牙郎”，这个郎是说他有了编制呢？还是说他就是一个口译的人呢？其实我们也不清楚。可能是后者。今天，我们仍然不难想象这样的角色。车展的时候，或是其他商贸展览会的时候，很多大老板来来去去，驾驭着资本香车还有美人。他们有一些小跟班，一些我们现在称为屌丝的人。拎一个包，哈一个腰，混点赏钱。
但这样的地方也孕育着机会。他可以认一个干爹，和现在一样。安禄山成为了节度使张守珪的养子，这样他有了身份。他也有了真的编制：他做上了一个将军。
他知道，这里生活着太多讨一份生活的人。许多人还是胡人，甚至是杂胡，就像他一样，胡人中的杂种。他们会骑马，会和胡人说话——长安与洛阳，根本就不在意这些人的存在，这些人也许都不在户籍，即使来到长安，大概也只能吹个笛子，表演个节目。然后远远地望着长安地香车美人，讨一点赏钱。
但安禄山在意他们。因为他就曾经也是其中的一员。安禄山让这些人跟自己混，给他们编制，让他们做将军。于是，就有了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安禄山是个欲壑难填的人，权势是很多人都一生在追求的，有追求的人大多不会满足于现状，总想着进步。
安禄山不是汉族节度三使，人马几十万，心腹大多外族，一个地方权锋到了顶指的人，对大唐的归属感就不会很强了。
安禄山唬弄李隆基，看起来在皇上面前装小丑，其实是拿李隆基当小丑，吃定了李隆基那么皇帝在他心里就没了威严压迫感，但是李林甫当宰相的时候他没有反，他怕李林甫。
安禄山也是记李隆基好的，直到造反时还说对不起李隆基，可怎么走上这条路。
这就是节度使制度弊病，地方上军政一起管，一把抓，那么对地方的控制力就强，等于就是自己地盘，又兼职三个节度使，还是靠在一起的，简直是太可怕，后勤还是中央出，因为属于国家军队。要钱要粮在当时来说是正常的，肯定是张大口要，有太多结余，李林甫当宰相，对情况掌握很深，钱粮人员调拨把握的很不错，听话表现好，就送点，有什么心思就紧点，安禄山有需求老被弄的欲仙欲死的，唬弄不了的人自然就心生畏惧。
杨国忠上来后，安禄山瞧不起他，他也瞧不起安禄山，总是找茬，后来就整天和李隆基讲安禄山要造反，安禄山当时还真没想反，当地方太上皇日子太好过，还太特么不用太超心，但是自己的行为和做的事情却也知道很多是不能做的，在军队搞肃反，养自己私军，地方干部排挤杀害，用亲信人，把个北方弄成独立王国。虽然没想反，可行为都是造反的行为，心虚，在加上钱粮不给了，好处也没了，那就事业上在进一步吧，起兵了……
总之来说，安史之乱是李隆基自己的问题最大，当皇帝后期真的昏聩了，节度三使这就是把刀给了安禄山，还没加防范，一点控制的力量都没安排，怪不得别人，节度使们后来平叛，可中央乱了，长安都丟了，到处战火，后勤往往协调很难，就让节度使们自己管地方民政来维持军队，从此，节度制度成了大唐灭亡的主要原因。
汉末，让地方自己养军队打黄巾，汉亡
唐，让有军队的将领管地方，唐灭。
清末，让地方自己弄军队自己弄粮饷，湘淮势力发展，从此晚清失去了南方控制，掌握在汉族官员手上，为以后顺利的进入民国铺平了大道。
不仅是安史之乱，几乎所有朝代的叛乱都如此，都会有一大批人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要跟着别人去造反。这涉及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是什么叫盛世？第二，古代的军队的性质。
先来说所谓的盛世。现在一般确定的被称为盛世的时期主要包括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相对而言，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更多的是指国家整体比较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是在上升通道里。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则是两个巅峰期，政治上比较稳定，国家没有大规模的战争，经济也比较繁荣。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盛世，也就是所谓的巅峰期之后，就是一个比较长的国家衰落过程。
实际上，就以经济繁荣程度来说，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是要大打折扣的。如果按照一般的标准来说，北宋统一全国之后，整个北宋几乎都可以说处在盛世，国家总体比较安定，内部没有大规模的战乱，经济也比较繁荣，国力一直在稳步提升。如果只是看经济繁荣程度，北宋可能是比开元盛世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的盛世时期。
相比较而言，北宋并没有被称为盛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宋没有开元盛世时期对外扩张那么积极。但这也恰恰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正是因为对外扩张没有那么积极，更加注重保持内部的稳定和一些社会、经济、民生问题，所以整个国家的经济才能持续比较长时间的繁荣。如果过分积极的对外扩张，整个国家的资源分配就会向军队倾斜，就很难保持稳定，这也是开元盛世最终在安史之乱的打击下戛然而止的原因。
盛世的另一面则是杜甫诗中说过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私有制条件下任何阶级社会都无法避免的，因为有阶级分化、贫富分化、地区发展差距，所以盛世能够带来的社会福利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公平的享受到，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享受到更多的好处，绝大多数人只要能免于忍饥挨饿，就算是不错了。
而且，所有的盛世都是阶级分化、贫富分化加速的时期，而且会出现越来越明显的阶层固化态势，每个人的上升通道会越来越依赖于父祖辈的财富和文化、社会资本积累，个人努力在其中所能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是这种盛世的常态，而且会加速让一些自耕农破产，整个社会越来越两极化。
也就是说，哪怕是在开元盛世、康乾盛世这样的时期，也还是有大批的穷人存在，他们并没有享受到盛世带来的好处，而且这个人群数量不小，这是这些盛世之后就会出现动乱的社会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就不至于出现叛乱。如果社会财富在各个阶层之间的分布相对来说比较平衡，而且每个人的阶层上升通道都是畅通的，都能够依靠个人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然没有人愿意去造反、叛乱。
第二个问题，古代军队实际上下层士兵都是比较贫苦的，上升通道极其狭窄，而且战损率非常高，尤其是在征兵制条件下，国家初创期还比较注重对阵亡将士的家庭进行抚恤和优待，一旦进入比较长时间的承平时期，军官克扣军饷，喝兵血就会成为常态，下层士兵的生活也是非常穷苦的。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要保持一个军队的战斗力，就要在每次打仗之前先发赏钱，不发钱就不肯打仗。尤其是在中晚唐时期出现越来越多的牙兵，也就是世袭军户出身的职业军人家庭。因为他们是职业军人家庭出身，所以他们没有其它的社会技能，收入来源就是当兵打仗的微薄收入，以及打胜仗之后的奖赏。打个比方说，平时的饷银是他们的基本工资，而打仗的奖赏则是他们的绩效工资。这也是泾原之乱时，因为不发赏钱，泾原兵突然在长安城下直接反叛的原因。
相比之下，古代军队尤其是职业化的军队的另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更重要，也就是在战争中的缴获，以及在攻破城镇之后的劫掠。正常的战场缴获都要上缴，至少是要上缴一部分，劫掠所得则基本上都是归个人所有的。所以古代条件下，只要出现大规模的战乱，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本国军队和敌国军队差别不大，反正都是要抢掠老百姓的。大家都读过杜甫的三吏三别，应该是有些印象的。
甚至直到现代化的军队，也有一些军队也仍然保持着传统农耕时代的封建军队的特点，比如抗战时期的日军，所到之处就必须进行劫掠，就是因为日本是在明治维新这种改革之后就进入了近代化，军队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仍然保留了以前的封建军队的特点。如果哪个军队不允许劫掠，那就必须要保证军队士兵能够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如果无法提供，就必须放纵抢掠。
叛乱的军队尤其如此，更加需要抢掠。因为是叛乱，所以一般都会承诺只要攻破一个城镇，士兵就可以随意奸淫掳掠，正因为有这样的诱惑，所以叛乱一般刚开始的时候，叛军的士气会特别高涨，因为每个叛军都觉得自己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发财的机会来了。如果能够连续打几个胜仗，让叛乱的下层士兵尝到一些甜头，士气就更加高涨了。但是，这种用抢掠维持的士气也很脆弱，一旦被打败，就会出现全军崩溃的可能。
叛军愿意跟着安禄山造反，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盛唐边军，由节度使自行组建的。安史叛军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安禄山一手从底层提拔上来的。
比如李归仁、孙孝哲、蔡希德、牛廷玠、向润客、高邈、李钦凑、李立节、崔干佑等。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没有背景，仅因为得到安禄山的赏识，就从基层提拔到了指挥岗位。并且，安禄山对他们还挺好，就像对自己亲人一样。
这些人在情感上、在利害关系上，是不是必然就会和安禄山捆绑在一起？
是不是就会把安禄山当成自己重生父母？
是不是就会死心塌地跟着安禄山。甚至不惜随他一起造反，掉脑袋？
在这些人眼里，亲爹亲娘算什么？皇帝老儿又算什么？就算是亲爹亲娘，也远不如安禄山对自己亲。自己只听安大帅的！
只有安大帅好了，自己才会好。如果安大帅倒台了，自己也要跟着遭殃。
而这种利益捆绑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些人在考虑问题时，从来都是基于安禄山的角度和利益取舍进行问题分析，而绝不会基于忠君爱国的角度分析问题。
西方有句著名谚语：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封主的封主，不是我的封主。
形容的就是这种君臣关系。
安禄山想造反，他手下的心腹当然会附和。即便安禄山不想造反，或者犹豫了。只要他手下的心腹感觉到皇帝会对大帅不利，这些人也会劝安禄山造反了拉倒。甚至于，还可能会裹挟安禄山造反。
比如造反前，安禄山很犹豫。是严庄、高尚等人力劝，说造反了拉倒，别犹豫了。安禄山才下定决心。
造反后，叛军久攻潼关不下，安禄山感到很后悔，大骂当初那些鼓励他造反的人，说那些人坑了自己。结果他的部将田干反而鼓励他：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成功人士，都是百战百败，最终靠咬牙坚持下来，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所以我们绝不能轻言气绥。
凡数日，田干真自潼关来，劝禄山曰：“自古兴王，战皆有胜负，乃成大业，无一举而得者。今四方兵虽多，非我敌也。有如事不成，吾拥数万众，尚可横行天下，为十年计。且高尚、严庄，佐命元勋也，陛下何遽绝之，使自为患邪？”禄山喜。
讽刺，真是讽刺。
造反不顺，老大想收手，底下人的意志反而坚定，反而给老大打气。
如果安禄山当时投降了，我估计，电影里面的经典情节都会出现——贩毒集团老大捞够了想隐退，结果反倒被自己小弟活埋了。
事已至此，还想全身而退？门都没有！
当然，安禄山麾下十几万叛军。他也不可能对每个人都有恩惠。
叛军中的绝大多数人，与安禄山都是没有利益关系的。
在这些底层士兵看来，安禄山官再大，还能大过皇帝？
安禄山再有钱，还能比皇帝有钱？
叛军中的普通士兵，下级军官，都是长了脑袋的，懂得趋利避害。
这些人追随安禄山叛乱的意愿，并不强烈。
所以，叛军愿意跟着安禄山造反，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唐军太不经打了，给了底层叛军一种跟着安禄山，可以“搏一把，单车变摩托”的心理错觉。
众所周知。安禄山起兵之初，并没有说自己要造反。而是诈称奉了唐玄宗旨意，进京讨伐逆臣杨国忠。
冬十一月，反范阳，诡言奉密诏讨杨国忠，腾榜郡县，以高尚、严庄为谋主，孙孝哲、高邈、张通儒、通晤为腹心，兵凡十五万，号二十万，师行日六十里。
底层士兵又不知道其中底细。即便知道也没什么用。
安大帅说咱们是去“清君侧”的，底层士兵就算不信又能如何。
如果不听命令，立即就会被砍头！
军队是组织社会，一级管一级，中下层将士缺乏在突发事件中，反抗高级将领的能力。
班排长附和营连长，营连长附和师团长，师团长附和安大帅。
所以士兵们自然是“奉旨”行动了。
后来，大部分叛军打着打着，逐渐知道了，讨伐逆臣杨国忠，是胡说八道。自己被安禄山给骗了。
但由于唐军不经打，一溃千里。安禄山从起兵到占领洛阳，地盘扩大几倍，只用了一个月时间。而叛军从上到下，在这短短一月之内，都跟着捞了不少好处，没少杀人掠财，没少贱淫良家少女。（这实际就是军队中的投名状。大佬让所有人手上都沾血，这样就不怕有人中途轻易退出了）
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擒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
并且，又由于唐廷已经宣布安禄山是反贼。
底层叛军这时候就算想反正，借口自己是被安禄山胁迫的，自己并不知情，祈求唐廷特赦自己，也来不及了。
所以很自然，当唐军一溃千里，叛军的心态也就变了——跟着安大帅造反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嘛？每天都有大鱼大肉，还有女人。
在这种背景下，底层叛军虽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跟着造反的，但因为沾了血，得了利，捞了实惠。所以他们自然也就只能调整心态，愿意坚定得跟着安禄山走了。
安禄山死后，他们跟着安庆绪。
安庆绪死后，他们跟着史思明。
史思明死后，他们跟着史朝义。
史朝义死后，他们换个老大继续跟。
如果没老大，他们还会扶持一个老大。
唐朝所谓的藩镇割据，其实相当一部分的藩镇都是士兵裹挟节度使对抗中央。节度使夹在皇帝与士兵之间，里外不是人。
总的来说，叛军愿意跟着安禄山造反。其实就是人性在做选择题时，很正常的选择。
对于叛军中的高层而言，跟着安大帅，自己才有前途。只要安禄山一声令下，这些人会毫无顾忌的跟着造反。
对于中下层叛军而言，虽然他们理性上知道皇帝更厉害，知道造反会被砍头。
但由于安禄山骗了他们。
由于他们也无法拒绝军令。
且又由于唐军不堪一击，短短一个月，就丧地千里。
再加上，安禄山的故意纵容，让他们很快就尝到了造反带来的甜头。
所以中下层军人在叛乱中，也就越陷越深，与安禄山也开始产生了利益捆绑。
这种情况，就好比大哥带小弟混社会。小弟一开始肯定还心怀恐惧，放不开手脚，深怕受到法律制裁。但由于跟了大哥后，很快就吃香喝辣了，有美女投怀送抱了，走在街上虎虎生风了，自己手上也沾了血了。
这时候小弟再想退，就顾虑重重了。
既不想舍弃这种优渥生活，也害怕法律不会饶了自己。
甚至于大哥想退，小弟未必还同意。
最后，大家只能是一条路走到黑。除非法律能赦免他们，并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我们知道。后来安史之乱能被镇压，就是因为唐廷分化瓦解了底层叛军。
一来围住了叛军，让叛军无法再享受因叛乱而带来的红利。导致叛军士气低落。
二来唐廷赦免大部分叛军，只追究首恶。导致叛军对投降朝廷，没了心理负担。
在唐廷的武力加舆论攻势下，祸害了唐朝七年多的安史叛军，最终土崩瓦解。
不过，由于斩草未除根。将士们的野心已经被勾起来了。以致河北藩镇，一直到唐末都是唐廷的心腹大患。
安禄山反叛的时期正是大唐最强盛的时期,随着反叛的结束,大唐的黄金时代也结束了.
但是很多人会想,以玄宗的英明和大唐将士的勇武,怎么能让叛军势如破竹一般,一直从河北打到西安,占领了中国的整个北方呢!以下来分析一下:
第一:从制度上面来分析.当时唐朝为了控制周围的众多少数民族,在边境地区设置了很多藩镇,藩镇的统治者节都的权力是很大的!
为了对抗和安抚强悍的少数民族,需要调动各个方面的力量,因此地方的行政,司法,税收和军事权力,基本上都掌握在节都使手中.
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诸侯国!
利处:在于这套方法非常有效,藩镇在存在的百年内通常能够有效的对付边疆民族的入侵!
缺点:在于藩镇节都使权力太大,中央很难有效的制约他们.而且权力生腐败和野心,虽然节都使都是起先所谓的绝对忠臣,但是政治斗争中,并无忠臣一说.再忠得人,也会很快变为维护自己利益之徒!一旦节都使认为自己有能力和中央对抗,结果往往都是反叛一条路!
制度其实是安史之乱的根本所在!
第二:从军事力量上来分析:当时安禄山的兵力很强,基本是大唐的全部精锐.
安禄山手下的少数民族和唐朝精锐士兵多达十五万之众,都是强悍善战之徒.
对比起来,唐朝在北方的部队与其交战的部队,要比叛军差了几个档次.唐军高仙芝的十一万部队,都是临时的募集兵,只受过简单的军事训练.封常清的六万人大部分也是临时抓来的壮丁,还不如高仙之的部队!
精锐部队大多在南方,北方现有唐军的战斗力太差!
第三:从双方准备上来说.安禄山其实一直都在等待时机,从他上任以来,始终都在准备.他依靠玄宗的信任,以抗敌为名积蓄大量粮草,兵器,战马!
收契丹等少数民族健儿为义子,人数多达八千!
大量招收武将谋士,成立自己的一套军政朝廷!
同时加大贿赂和收买朝廷和地方官员.
加上他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三镇,权力和地盘都很大.多年的战争演练使得,叛军在初期,“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
另外一方面则是玄宗沉迷酒色,李林甫专权扼杀了敢于直言的通道.
玄宗的晚年生活基本是在一片歌功颂德和太平盛世中度过.其实当时的安禄山手握三镇重兵,即使没有任何反叛的可能.也应该将其兵权分散,作为明君的玄宗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实在太安于享乐和太平,根本不去考虑!
皇帝如此,下面能怎么样.
第四:具体战略失误
早期的叛军虽然渡过黄河，接连攻陷陈留等重镇,又在洛阳击败了唐朝名将高丽人高仙之和安西节度使封常清的十几万联军部队.但是后面平原太守颜真卿和常山太守颜杲卿举兵，威胁叛军的后方,加上安禄山自己已经在准备在洛阳称帝,暂缓进攻.
当时就应该按照高仙之的想法,固守潼关整训部队再和郭子仪和南方唐军集兵.再集中力量,一举击溃叛军!
但是玄宗竟然不能理解高仙之的战略,反而认为其不战而退后数百里,影响唐军士气,不怕阵前换帅的大忌,将其杀了!接着强令哥舒翰出兵洛阳,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
直接造成西安无兵可守,被迫逃亡西蜀的完全失败的结局!
结语: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很多的.根本上说,还是藩镇制度的必然结果.这样来看宋代的杯酒释兵权,还是有着很大的正面意义的!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说明题主还是很理想化的。
事实上，“盛世”只是一个形容词，并不意味着当时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处在一个“完美”的生活环境下，我们说开疆扩土、封狼居胥，往往又是建筑在军人、百姓的累累白骨之上，当然，对于没有身处这样的残酷环境下的旁观者而言，往往看到的是四海宾服的光环，而不是黎民的痛苦。当然，也有不少理想充盈的朋友，真心认为自己愿意做“盛世强国”的一块砖，哪怕做鬼也幸福。
然而，作为大唐“盛世”的一部分，唐朝的军人们往往没有这样高的觉悟。
唐朝前期和后期，军事体制有很大的区别，前期以府兵制的番上来支撑中央禁军，以兵募等民户征发的方式满足出兵、野战的需要，边境的镇、戍、守捉，也以民户征发为主。
也就是说，唐太宗、唐高宗横扫四夷的野战军其实是由大唐朝各个州县的民户，以服役的方式组成的，而国家给他们的主要回报，是荣誉和任官的机会，这个逻辑与之前的北朝一脉相承。
而唐代的官职系统，其实是明确分为文武两个序列，文，则为职事官（三省宰相到县尉，实际职务）、文散官（待遇官阶）；武，则为卫府官（十二卫大将军到折冲府校尉、队正，实际职务）、武散官（待遇官阶）、勋官（战功奖励，获得候选武官资格及对应田宅、礼仪奖励）。
在唐代前期，由于战争频繁，勋官首先滥恶，以至于丧失了社会地位，因为已经太多了，按级别“授田”的经济优待完全执行不下去，政治上升空间也近乎于无，《旧唐书·职官志》记载：
每年納课，亦分番于兵部……身应役使，有类童仆。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胥吏之下，盖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
翻译过来就是，由于士兵出身的勋官按照唐令的规定，品级相当于公卿，但实际上身份地位连不入流的胥吏都不如，甚至“有类童仆”。
问题是，哪怕是这套虚文，到了武则天朝也已经废弃，《旧唐书·魏元忠传》就写道：
“虚有赏格而无其事。”
这些是“兵卒”，他们的领导——用来“储将”的卫府系统，所谓的大将军、折冲都尉、果毅都尉们，在高宗、武则天时代的大扩张之后（总章年间为唐代版图最大之时），也一路沦落。
傅璇琮著《唐代诗人丛考·韦应物系年考证》：
时承平既久，诸卫将军自武太后三代，多以外戚无能者及降虏处之。而卫左之官，以为番上府兵有权，朝要子弟解褐及次之没关，又多不旋踵而据要津，将军畏其父兄之势力，恣其所为。自置府以其番上宿卫，礼之，谓之‘侍官’，言侍卫天子也。至是，卫佐悉以借姻戚之家为僮仆执役，京师人相诋訾者，即呼为‘侍官’。时关东富实，人尤上气，乃耻之，至有熨手足以避府兵者，番上者贫羸受雇而来，是由府兵始弱矣。
可见，到这个时候，连曾经由五品以上子弟充任的府兵禁卫，也已经沦落了，骂人都叫“侍官”，至于说武职最高的大将军、将军们，也沦落成了安排闲人的“闲职”。
最重要的是，《新唐书·兵志》记载：
诸府士益多不补，折冲府又积岁不得迁，士人皆耻为之。
兵不补充倒还在其次，折冲府系统的武官久久不能升迁，豪强士人已经抛弃了这条晋身之路，则这个职官系统的废弃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到了唐玄宗时代，上述问题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他的解决方案也并不是恢复旧制，而是将卫府武职官彻底的阶官化，变成一种口头政治待遇奖励，一次战争胜利，发出的空白折冲、果毅的告身成百上千，直至开元天宝之交，彻底废除了折冲府体制。
而此时唐代的军事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原本的“义务兵”基本上被“职业兵”代替，从军不再是为了“荣誉”和“仕途”，而是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是养活全家的手段。
到了安史之乱前后，武人晋身的封赏滥恶，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按照《资治通鉴》卷219的记载：
是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听临事注名。
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高下。
及清渠之败，复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
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名器之滥，至是而极焉。
这种官爵的泛滥，直接造成的结果，并不是军人地位的上升，而恰恰是安史之乱前后，大唐王朝愈演愈烈的“清浊之分”，即已经不再把朝廷的名爵当做衡量地位高低的标准，而是当时的贵族阶层，以及社会主流舆论，完全将“出身”视为区分地位高下的基准。
这种情况下，尽管职业化的官兵们仍有资格穿着三品以上官员的紫袍招摇过市，收获的却不是艳羡，而是“成功人士”的白眼。
换句话说，“大唐盛世”中的军人们到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时期，其社会地位与他们拥有的力量完全不匹配，我们不能否认大唐正统王朝具有的伦理号召力，但是，对于日益游民化，社会地位越来越低贱的军人群体而言，这个“盛世”只在需要他们出命打仗的时候把他们当做“人”看，这不仅是社会地位的问题，在军食、赏赐等方面，也是如此，所以，职业士兵们最终走向了“拿钱办事儿”的行为逻辑，经常会“养寇自重”、“肆意劫掠”，以他们的“战争技艺”来获取，骗取，甚至是胁迫来得到封赏。
具体到安禄山的反叛，则要考虑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唐代供军费用的严重“西高东低”，哪怕是在战事并不激烈的剑南节度使，每个编制士兵的费用也是东北方向，范阳节度使士兵的3倍。
而安禄山本人之前兼任了一系列与“供军”有关的使职，说明其在唐玄宗的信任和倚重下，以更少的财政资源厚养了三镇，或者至少两镇的镇兵，这些人作为长期居住在边塞的边兵和边民，无疑与他们真正的“衣食父母”建立了深厚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将领与军队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安史之乱后仍旧可以看到，比如幽州节度使朱泚入朝，就带了一部分幽州兵，而他统带这部分兵马的权力也由朝廷的正式任命所认可。
综上所述，唐朝的边军跟着安禄山造“大唐盛世”的反没什么奇怪的，而且这部分军人的主力，也并非某些人所臆测的都是“胡兵胡将”，其主体就是唐朝当年的经制军人，很多就是汉人。
关于安禄山反叛的原因，历代历史研究者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包括有种族不同说，有制度败坏说，有权力斗争说等等。当然前人的研究相对集中在安禄山为什么想叛乱这一点上，而对于安禄山叛乱的“底气”和实力基础，研究则少得多。简单来看，中国传统政治的格局中，地方势力坐大，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后，只要来自中央的控制明显减弱，地方势力或独立，或反叛试图取而代之，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点，来看唐代中期藩镇局面与力量的此消彼长，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唐玄宗时期节度使镇边的防御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因应于边境战争的形势，逐渐形成了以范阳、平卢为中心的东部藩镇集团和以河西、陇右为核心的西部藩镇集团，东西部藩镇集团基本处于均衡状态，朔方、河东二镇归入哪方，哪方实力就会得到大的提升。而唐玄宗先西后东的边防策略使得朔方、河东先归于西部藩镇，后从西部藩镇独立出来，而东部藩镇的安禄山得到了河东镇之后，实力得到提升，成了其叛乱的一大助力。
让我们来复盘一下这个过程：玄宗即位伊始，四境不宁，突厥、突骑施，吐蕃，奚、契丹、靺鞨、南诏等周边民族与政权均和唐王朝发生过冲突。但威胁最大的莫过于东部的奚、契丹和西部的突厥、突骑施和吐蕃了。开元二年( 714) ，即位不久的玄宗就在东西边境分别打了一仗。东部是大将薛讷征伐两藩（突厥及奚，契丹），唐军惨败; 于西部则是吐蕃大兵进犯，唐军惨胜。虽然东败西胜，但分析两场战役，不难看出西部的威胁远较东部大，这也是玄宗重视西部边陲防务的开始。
开元十五年正月，河西节度使王君率兵破吐蕃于青海之西，虏其辎重及羊马而还。但这次胜利并未稳定西部的局势，同年九月，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就攻破了瓜州城，不但尽取城中军资及仓粮，还俘虏了瓜州刺史田元献和王君的父亲王寿，毁城而去。之后又乘胜进攻玉门军及常乐县。被瓜州刺史张守珪击败，继而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在青海西南渴波谷大破吐蕃。开元十七年，朔方节度使李祎率军拔石堡城，于是吐蕃频遣使请和西部局势开始逐渐稳定。在这个过程中，陇右朔方两镇经常互相支援，因为单凭一镇兵力常常无法应付庞大的吐蕃犯境之军，所以以一名最高统帅来统率两镇边军逐渐成为势在必行之事，西部藩镇集团已经初见端倪。
然而从开元十八年到天宝八年，唐代东部边疆的局势再度恶化，开元二十一年，“契丹可突干邀突厥又来抄掠，幽州节度使薛楚玉遣副总管郭英杰及副将吴克勤，邬知义，罗守忠等率精骑万人，并领降奚之众追击之”结果唐军大败，玄宗于是改变了自己“重西轻东”的巨变，在边疆防务政策上开始“重东而轻西”，征调能征惯战的宿将来东境，比如张守珪，就出任幽州节度使。
那么东部边境各镇节度使是如何形成一个天然集团的？幽州节度使在开元二年( 714) 设立，领幽易平檀妫燕六州，开元七年( 719)升平卢军使为平卢军节度，经略河北支度，管内诸蕃及 营 田 等 使，兼统安东都护及营、辽、燕 三州。幽州节度遂分为范阳，平卢二镇，但是平卢镇虽然设立，其节度使往往虚置，由范阳节度使兼平卢军使，依然合称幽州节度使。和西部一样，由于边境游牧民族多以骑兵犯境，来去迅捷，边镇兵力的统一指挥就变得非常必要，所以东部各藩镇也变成了一人统率，“不久任，不兼统”的原则很快就被打破。到了开元后期至天宝年间，一将统率多镇的局面屡见不鲜，除了安禄山本人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还有王忠嗣兼任河东河西朔方陇右四镇节度使，封常清兼任安西北庭两镇节度使等等，根据统计，玄宗朝一共有10人次14次兼任两镇以上节度使。
东西两大边境藩镇集团分别建立后，必然要开始争夺唐王朝有限的权力，资源。东西藩镇的直接力量对比为，东部藩镇总共统兵十万八千九百人，战马一万两千匹; 西部藩镇总共统兵十四万三千人，战马两万匹。范阳虽然以一镇统兵九万余，为当时最多，但战马不足，而且平卢军力过低，因此东部藩镇和西部藩镇相比处于劣势地位。不过西部虽然强于东部，但优势并不太大，故而为了保证对于东部的压制，西部藩镇必须东扩; 而为了消弭对于西部藩镇的劣势，东部藩镇也必然会选择西进，这样，位于东西交界且军力不弱（河东额定兵力五万五千人，马一万四千匹；朔方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马四千三百）的朔方，河东二节度就成了至关重要的所在。
另一个对于东部藩镇的好消息是，西部藩镇首先坐大，吸引了玄宗的疑虑，并导致了有意的分裂和削弱，再加上西部边陲战事逐渐熄灭，所以玄宗开始放心大胆对西部各藩镇开刀，最主要的事件，就是强行提拔了并非王忠嗣天然接班人的哥舒翰。王忠嗣获罪后，接替他地位的应该是任河西节度使的安思顺，安思顺作为西部宿将，资历甚深，威望甚隆，安思顺的伯父安延偃是安禄山的继父，还曾和安禄山两次结拜。所以从玄宗的角度来讲，不论是从压制西部藩镇的权力来说，还是从避免东西藩镇过于密切的联系来说，资历尚浅，和安禄山不睦的哥舒翰都是比安思顺更好的选择。为了安抚安思顺，安思顺成为了朔方节度使。西部藩镇终于分裂为安思顺( 朔方) 和哥舒翰( 河西陇右) 两个部分。
然而在东部藩镇方面，安禄山始终是稳定的领袖，而在天宝十年，安禄山入朝参拜，又成功地将河东镇纳入自己囊中，这样，安禄山麾下的兵力陡增五万五千人，一万四千匹战马的实力，而拥有六万四千七百人，四千三百匹马的朔方也与西部藩镇渐行渐远，东西部藩镇的力量对比已经颠倒了过来。
安禄山在得到了河东镇的控制权以后四年悍然发动叛乱，唐廷猝不及防，失去了朔方，河东的哥舒翰在潼关失败，之后玄宗仓促出奔剑南，以后和同安史作战主要依靠的乃是朔方军，也还有来自安西北庭和河陇的军队。可以说唐王朝和安史集团的斗争，依旧是以朔方为主的西北边防军与东北边防军之争。而玄宗天宝年间对西部藩镇集团的打击和分化，也可以看做是安禄山起兵反叛的第一个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