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游太湖见乾隆御碑落泪，旁人问原因，溥仪是如何回答的？
我是楚风说历史，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爱新觉罗.溥仪，大清的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一生都在充满着悲剧，溥仪三岁继位，六岁退位，十一岁再复辟，然后仅十二天又退位，后来做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再后来日本战败，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最后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59年12月4日被特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溥仪被特赦后，回到了离开多年的北京城，在党和国家的照顾下，溥仪获得了一个新工作，在北京植物园上班，国家考虑到溥仪同志的身体原因，所以每天只上半天班，生活也是惬意的很。
1963年，国家组织溥仪、杜聿明、沈醉、宋希濂、王耀武等人去南方参观。
溥仪几个人来到了南京，参观了南京的中山陵，还有明孝陵等地方。后来溥仪等人又去了太湖，在太湖边上他们偶然发现一块乾隆皇帝题辞的“御碑”。
溥仪马上把弟弟溥杰喊过来，二人仔细研究了一阵子，确认是“祖碑”无疑。陪同游览，负责讲解的吴钟琪先生看他们对御碑这么有兴趣，就讲起乾隆三下江南的传说，谁知讲着讲着却发觉溥仪泪眼涟涟，抚碑泫然。
这时讲解的吴先生看到了溥仪的异状，于是问，怎么了，是不是想到了什么伤心的事情。溥仪说，不是的。
溥仪突然破涕为笑，他摆了摆手，说：“是我今天看到这块乾隆碑，心情很激动。我的祖先以封建皇帝身份“巡游江南”，而我作为新中国的公民畅游江南的，意义是不同的。溥仪还说，都说乾隆下江南是人间的壮举，可是他游玩的时候，身边跟着一大帮护卫，一点自由都没有，哪有我们今天玩得这样痛快啊！我觉得作为一个自由的中国公民，比做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好多了，也自由多了。
溥仪的这番话确实有水平啊，表达了溥仪从内心里觉得封建社会的皇帝远没有现在的公民来的实惠。这也说明了溥仪确实由封建社会的皇帝，进步为了新中国的公民。同时也含蓄的批评了乾隆下江南，名义上是“人间的壮举”，其实就是前呼后拥，劳民伤财。
其实溥仪是很聪明的一个人，而且语言艺术也不错，在东京审判时，溥仪出庭的时间长达了八天之久，直接创下了东京审判的最高纪录。而审判时，气场强大，语言逻辑思维能力超强，为审判日本战犯，做出了一定贡献。
溥仪一生之中三次登基，又三次退位，可以说经历了人生的太多坎坷。溥仪前后有好几个妻子，可是由于身体原因，却没有留下一个后代，所以溥仪的一生还是比较可悲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溥仪作为末代皇帝能够安享晚年，这在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里面，算是结局不错的了。
在清末、民国的历史中，溥仪给世人的印象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傀儡与囚徒，命运悲剧，没有能力，看不清时代的剧变。
其实这不是真实的溥仪。
溥仪虽然长在幽暗的深宫，在太监与妇人的围绕下长大，但他的真实面目却并不像他的外面那样羸弱不堪，拨开历史的烟雾，真实的溥仪不仅智商情商极高，极善施展权谋，而且他的忍耐力、生存的韧性、自新能力也非一般人可比。
袁世凯逼迫清廷退位时，溥仪还小，只是任由历史摆布的少不更事的傀儡，但自从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后，已经长大的溥仪其实很有野心，心中始终装着复辟的幻想，为此，他没少跟京城中的各路军阀打交道，只是这些军阀都非善类，最后这些交道都成了并不成功的互相利用。
秘密潜回东北，建立伪满洲，是溥仪实现野心的重要跳板，那一时期，他对日本人的利用远远大于日本人对他的控制，但被俘之后，溥仪却利用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局势以及自己极具智谋的辩才，一定程度上将自己洗白了，主动卖国当汉奸变成了被迫当伪满洲国皇帝。
东京审判是溥仪面临的一次生死大考，为了洗脱自己的关键罪责，让日本人罪上加罪，溥仪破记录地出庭八天时间，面对关东军战犯以及日方辩护律师的狡辩、挖坑，溥仪不仅气场强大，而且滴水不漏，最后自己不仅成功上岸，而且让关东军战犯绝望地低下了罪恶的头颅。
但从东京审判的法庭上下来，溥仪疑惧的心理并没有缓解多少，尤其是刚被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时，他一度认为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处决。
这段时间，《新世界》这部电视剧引起了许多人的吐槽讨论，不管剧情怎样，经过旧世界漫长的动荡、黑暗、残酷，当新世界的曙光、秩序、光明来临时，的确让人心潮澎湃，甚至热泪盈眶。
说回溥仪，抚顺战犯管理所便是新世界的一部分。一开始，因为恐惧，溥仪实质上还是老样子，一味地狡辩，挖空心思地想脱罪，但当他感受到新世界对他确实是宽待的之后，他便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崭新的人。
从这个角度看，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努力改造自己，不仅是为了活下去，更多的，他是被感化了。
而像溥仪这样的人一旦被彻底感化，被改造成一个崭新的人，他的高智商高情商会让他活得很舒展、很自由、很轻松。
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当他回到北京后，亲眼目睹到的新世界又一次感化了他。
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溥仪看到了女教师为救自己的学生搭车去沈阳，这让他发出了“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感慨。
到北京，溥仪见到了自己的亲人，同辈人个个都有自己的光彩，年轻一辈个个都有自己的前途。
在北京，溥仪第一次看到了天安门广场那些伟大壮观的建筑；在北京，溥仪第一次进理发店理了头发；在北京，溥仪第一次坐上了公交车，学会了给人让座，只是第一次让座他把座位让给售票员，闹出了一个温暖的笑话——
再次走进紫禁城，见到原先的衰败、陈旧被焕然一新取代，许多珍贵的文物被收购回来，溥仪感慨万千。
1960年3月，溥仪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每天劳作半天，学习半天；1960年11月26日，溥仪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1961年3月，溥仪正式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
正是因为拥有这样崭新、朴素、自由、充满阳光的新世界，晚年的溥仪才会留下许多让人觉得很舒服、很有水平的话语、生活片段——
1963年，溥仪、杜聿明、沈醉、宋希濂、王耀武等人去南方参观学习，一行人先到南京，参观了中山陵、明孝陵，之后去了太湖。
在太湖边上，溥仪发现了一块乾隆皇帝的“御碑”。
书法、文物鉴赏都有一定水平的溥仪，确认这是“祖碑”无疑后，显得很有兴趣。陪同游览负责讲解的吴钟琪先生见状，便向溥仪讲起了乾隆下江南的旧事，谁知道溥仪听着听着，竟泪眼涟涟，抚碑哭泣起来。
吴钟琪问溥仪，是不是睹旧物想到了什么伤心事？
这时候，溥仪破涕为笑，他摆摆手说，看到这块乾隆御碑，我心情很激动。我的祖先以封建皇帝的身份巡游江南，没想到，我可以作为新中国的公民畅游江南，多么有意义啊！过去都说乾隆下江南是人间的壮举，可他游玩的时候，身边跟着一大群护卫，一点自由都没有，哪有我们今天玩的这样痛快啊！我觉得作为一个自由的新中国公民，比做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好多了，也幸福的多。
睹旧物，说新话，而且说的很有水平，这不是溥仪在刻意地恭维迎合颂扬，沐浴在那样一个阳光普照的新世界，这是他的心里话。
只是，那种心声，今日许多人难以体会罢了。
溥仪做为我国史上最后一位皇帝，他出身高贵，活的却十分憋屈，前半生可以说是大起大落，“三次称帝”、“三次退位”，建国后又在抚顺劳改所度过了十年的囹圄生活。
所幸在1959年，溥仪得到了特赦，重获自由。从抚顺回到北京，受到了人民政府的优待，被安排进了中央文史馆工作，并写出了闻名海内外的《我的前半生》。
到了1963年，更是组织溥仪、杜聿明、沈醉、宋希濂、王耀武等人去南方游览考查。
溥仪一行人在游览的过程中，便顺道去了太湖游玩。在太湖边上溥仪发现有一块乾隆御笔所题的“御碑”。
溥仪慌忙把弟弟溥杰给喊过来，经过溥仪兄弟二人的细细研究、反复确认，此碑确认为乾隆皇帝亲爱所题辞。陪同他们一起游览的吴钟琪先生在一旁看到溥仪、溥杰这么认真，便给他们讲起来了乾隆下江南的传说，和这块御碑的来历。
谁知讲着，却发现了不对劲，吴钟琪先生发觉溥仪正抚摸着碑文，暗自神伤，两眼泪汪汪。吓得吴先生赶忙问溥仪：“是不是想起了什么伤心事?”
- 溥仪回到“不是”，然后破涕为笑说：“是我今天看到这块乾隆碑，心情很激动。我的祖先以封建皇帝身份“巡游江南”，而我作为新中国的公民畅游江南的，意义绝然不同了。我从自已的经历里感到，一个有真正自由的公民，比起封建皇帝来要自由自在，幸福得多！”
溥仪的回答不得让我们感觉颇具有水平，既能不痛不痒的批评乾隆下江南的铺张浪费，又可以在无声无息中歌颂新中国的伟大。可以说溥仪的这个回复挑不出任何毛病来，这家伙绝对是个人精中的人精！
但这句话究竟是用来掩饰自己对旧时候江山的怀念、还是真的感叹新中国、新社会的伟大，这点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也不必深究，因为意义并不大，溥仪也是人，有血有肉，有自己的情感与思想。
溥仪的回答是高情商的体现，虽是末代皇帝，但还是带着皇族基因，他的回答既表达了对祖先的缅怀，更表达了对新社会、新制度的颂扬。
1959年，末代皇帝溥仪被人民政府特赦，他从一个皇帝，到一个阶下囚，再到一个中国公民的路程走了几十年，溥仪出狱后，被政府安排在了文史馆工作，过上了正常的老百姓日子。
1963年，中央政府组织了一批过去的特赦罪犯前往南方一代游玩、考察，让这一群曾经的人民的公敌感受一下新社会的变化，其中溥仪、溥杰、杜聿明、沈醉等人在一个观察组里。
溥仪一行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南京，拜祭了中山陵和明孝陵，然后他们又到了太湖游玩。
在太湖游玩的过程中，发现在太湖边上立有一座刻字的石碑，大家饶有兴趣的研究，观赏。经导游人员讲解，此为乾隆皇帝南巡江南时期，御笔亲题的石碑，溥仪与弟弟溥杰摸石看了半天，黯然神伤，突然泪流满面。
随性的吴钟琪先生大吃一惊，连忙问溥仪：这是何故啊，有什么伤心事儿吗？
着话问得相当有水平，既是暗示，又是提醒，更多的是惊讶。
溥仪立马收住失态，回答到：我看到这块石碑，想到了我的先祖以皇帝的身份几下江南，劳民伤财不说，更是随从众多，哪有我们现在作为中国公民游玩太湖来得自由！我现在作为一个普通的自由的国家公民，感觉比封建帝王要幸福得多！
看看，这一问一答，颇见功力，到底是经历过大世面的人啊，在那个年代，溥仪能够得到特赦，既是因为历史原因，更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好，比封建社会更人性，更道义，更健全。
吴钟琪先生的暗示其实无可厚非，他们作为罪犯曾经被关押和改造过，虽然已经是自由公民，但是肯定要注重自己的言辞和影响；而溥仪的回答更显皇帝机智。
溥仪看到乾隆皇帝的石碑后暗自神伤，这没有什么不对的，能在江南之地见到自己先祖的亲笔御题，肯定会联想到大清两百多年辉煌的历史，而自己作为王国之君，多少有些感慨，这非常的正常，谁没有一点自己的真实情感流露呢。
但是作为刚被特赦的战犯，而且是满清的末代皇帝，如果表达出对过去封建王朝的留恋和感悟，溥仪的身份是非常不合适的。
溥仪立刻发挥了他的高情商，回答的话语既不否认对先祖的缅怀，更着重提高了新社会的先进和文明，同时又表达了对自己现状的满意。
时代一直在进步，无论是封建王朝社会，还是在过去社会转型的期间，历史永远都是朝着进步和文明的方向在前进，溥仪先生的回答是对新社会的绝对肯定和褒扬！
溥仪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最后一任皇帝，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皇帝，前半生是帝王生涯，他3岁登基为帝，6岁就退位了；之后11岁又在前清遗臣张勋拥立下复辟，可是仅仅12天之后张勋复辟失败，溥仪又再度退位；26岁的时候溥仪又在日本人得扶持下出任了伪满洲国的皇帝，这就是溥仪的前半生，是他的帝王生涯。
日本侵略者被打跑之后，溥仪也从伪满洲国的皇帝沦为了战犯，后来溥仪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特赦，从战犯管理所释放出来之后，溥仪就成为了一名普通的新中国公民，他的后半生也就告别了帝王生涯开启了新中国公民的身份。
溥仪被特赦之后先被安排进了中科院，后来又调入文史馆做资料员，在60年代是更是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
1963年，全国政协组织溥仪、溥杰、沈醉、杜聿明、王耀武等人去南方参观旅游，后来溥仪等一行人到太湖参观游览，在太湖边上大家偶然发现了一块当年乾隆皇帝御笔题词的“御碑”。
溥仪赶紧把弟弟溥杰叫了过来，兄弟俩仔细参研了这块“御碑”是不是老祖宗乾隆留下来的手笔，二人仔细观摩了一阵，确认是“祖碑”无疑，这时候负责陪同游览讲解的吴钟琪先生就凑趣的给众人解说起乾隆六次下江南的故事。
谁知吴钟琪先生一边讲着，溥仪这一边就哭了起来，溥仪抚碑泣然。
吴钟琪先生赶紧停止了解说，关心的问溥仪是不是想起了什么伤心事情。
溥仪却说道：“不是伤心，是心情激动感慨，我的先人乾隆皇帝以封建王朝皇帝的身份六下江南，但是我想他应该并不快乐，因为他游江南是左拥右护，人民避让，所以他感受不到自由自在游览江南的快乐。而我现在是作为新中国的自由公民自由自在的畅游江南美景，从我之前的经历再到现在，我为自己自豪，我是一名真正自由自在的合法公民，比起封建皇帝我要幸福快乐的多！”
这一番话也证明了溥仪在经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对自己的人生有了全新的认知，也证明了溥仪回答得非常有水平，他先是暗讽了祖先乾隆游江南的劳民伤财，又赞美了新中国的自由平等。
溥仪的后半生最怕的就是别人总提起他的皇帝身份，但是到后来溥仪也终于明白了新中国新社会的自由平等与包容，他才放下了自己的这个思想包袱。
溥仪这一辈子可以说前半生做着皇帝梦，为了重振祖先风采，最终入了歧途。后半生的溥仪才真正接受了思想改造，接受这个新时代。
溥仪其实最硬气的一刻莫过于他在东京审判上那番表现，溥仪作为被日本人操控了很多年的傀儡居然敢在法庭上直指日本人的暴行，而且溥仪也创造了东京审判上出庭作证时间最长记录，他连续出庭8天指证日本人在他的傀儡帝国“伪满洲国”东北地区犯下的暴行。
可以说东京审判上的溥仪为了民族为了国家，当然更多也是为了自保，但是这也是溥仪这一生最为硬气的一面，昔日的傀儡皇帝终于敢正面硬钢日寇了。
再说一个关于溥仪的趣事，溥仪于1967年去世，在溥仪去世后，远在台湾的爱新觉罗家族后裔居然给溥仪上了谥号和“清宪宗”的庙号，这肯定是不合法的事情，溥仪去世时是以共和国公民身份去世，他的谥号和庙号肯定也不会获得历史的认可，就算是溥仪在天有灵也不会希望他们给他上谥号和庙号的，只能算是这些所谓爱新觉罗家族后裔闹着玩的玩笑吧。
确实溥仪的一生因为皇帝的身份给他带来了传奇人生，也带来了坎坷和屈辱，溥仪的一生既是不幸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他成为了末代皇帝，幸运的是他得到了新中国的包容与宽恕。
就如同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说的那样：“人，是我在开蒙读《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我直到今天才明白这个庄严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正的人。”
小岛知风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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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回答。
溥仪作为封建社会最后一名皇帝，出生贵胄，却一生过的憋屈。
1959年，溥仪作为首批特赦战犯重获自由，回到北京后，受到人民政府优待。即使这样，与当年身为皇帝的时候也决然不同。
1963年，全国政协组织溥仪，杜聿明，沈醉等人去南方参观。在游览江南太湖时，一群人偶然发现乾隆题词的御碑，经过证实确是溥仪祖碑无疑。
于是陪同游览的吴钟琪先生凑趣讲着乾隆三下江南的传说，讲着讲着他就发现现溥仪抚碑泣然，便问其原因
"您是不是想起了什么伤心事啊"吴先生问
"不是"溥仪突然破涕为笑，摆手道"是我看到这块乾隆碑太激动了，我的祖先以封建皇帝的身份巡游江南，而我以新中国公民畅游江南的意义不同了。我从我的经历感受到，一个真正自由的公民，比起封建皇帝来自由自在，幸福的多！"
无疑，这段话无论是从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极有水平又极为老练成熟。一个从封建末代皇帝到伪满洲国的傀儡再到新中国的新公民，现实的汹涌浪潮早已磨平了这位皇帝的棱角。要说他没点心机城府，绝对是不可能了。
其实无论这话是否是溥仪用来掩饰自己对旧时江山的野心，以此来降低新政府对他的防备忌惮换来后半生安稳，还是真正感叹新时代的来临，人民的自由与国家的变化。我们都能看到人在历史发展下是极为渺小的。但是他对时代的变通求全便是其祖辈前所未能有的，也是必然的。
身为一个皇帝，有着自己的铮铮铁骨的骄傲与自尊，同时也有着对时代变化的心酸无奈。心灵的转变往往是大过身份上的转变，这种转变，换作现实的我们，又有谁能真正做到呢？
他是皇帝，同时也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溥仪游无锡太湖，抚着乾隆御碑泪目，旁人问为何，回答尽显情商
“1924年冯玉祥撵我出宫却把我吓坏了！”
溥仪曾经故地重游的时候，拉着李淑贤的手，颇为感慨地说起了40年前发生在皇宫里的那一幕。
他在1908年入宫继承皇位，此后在宫里一待16年，到了18岁的时候被人赶出了皇宫，惶惶不可终日。
虽然他离开了皇宫，可是重新坐上皇帝宝座的执念却更深了，甚至于比他在皇宫里的时候更深。
他继位的时候还穿着开裆裤，当然理解不了“皇帝”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不仅理解不了，还一直在哭呢！
当时载沣为了安抚他，让他好好地完成登基仪式，一直在说“快完了，快完了”，哪知道载沣竟然真的一语成谶。
仅仅过了三年，他就被人给赶下来了，这时候的他才6岁，他懂什么呢？根本不懂，一点也不懂。
实际上，因为他年纪太小的原因，登基之后和退位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除了不用上朝之外，他仍然继续接受着小朝廷为他安排的帝王教育，他仍然还是不喜欢读书，他仍然还享受着锦衣玉食的帝王生活。
他的第一次变化是在1917年，这一年发生了一次复辟，再次将他推上了皇位，这时候的他虽然只有11岁，对很多事也仍然还是懵懵懂懂，可是看到那些“大人物”们跪倒在他的面前，他的思想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这让他对皇权有了一定的认知，所以才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让他对皇位开始产生了执念。
他的第二次变化则是在1924年，也就是他被赶出皇宫的这一年，当时的他不仅失去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也成了惊弓之鸟。
他故地重游的时候还对李淑贤说过这么一句话：“我稀里糊涂地成为了这里的主人，也稀里糊涂地认为它是属于我个人私有的家产。”
从家里别人给赶出去，18岁的他是怎样一种心情？虽然他嘴上说自己“愿意当个平民”，可是几十年后他也坦然承认，自己出宫之时说自己愿意当个平民并非出自真心，只是为了自保而已。
他在天津一待好几年，特别是1928年听说乾隆陵和慈禧陵被人掘了之后，那种悲愤之情更是让他的执念深深地刻到了他的骨子里。
那时候的他，已经在心里狠狠地发誓，一定要恢复老祖宗的荣光了。
可是凭他自己和一帮酸腐老秀才，他能够恢复得了这份荣光？显然不能，所以他才会在1931年之后离开了天津。
对他来说，离开了天津就等于完全落入了别人的控制之中，当时的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许意识到了却在自欺欺人。
因为他除了借助他人之手以外，已经别无他法了，他又不甘这么等下去，所以只好走出了这一步险棋。
事实已经证明，他没能力摆脱别人的控制，准确地说是他没有这个实力，别人嘴上叫他“陛下”，可实际上没几个人拿他当回事。
一直到了1945年的时候，他的人生才再一次迎来了转变，他的靠山倒了，所以为了躲避法律的制裁，他选择了逃跑。
只可惜在半路上却被人给截住了，然后成了阶下囚，直到1950年才被引渡回来，然后在1959年第获得了自由。
这时候的他，应该说才算是真正地迎来了自己新的人生，因为他已经成了一个不普通的普通人。
1964年溥仪携妻子李淑贤和一众“要人”去了一趟江南，游了南京、无锡和苏州等地，他在无锡的太湖边上看到了一块乾隆留下来的“御碑”。
康熙曾经下过江南，乾隆也下过江南，他可以说是“第三人”，所以一看到乾隆的御碑，心情也颇为感慨泪目。
旁人看到了感慨泪目的溥仪，不禁问了一句，你有何伤心事？
他抚着乾隆御碑感慨泪目，这时候突然听到有人这么问自己，他的心也是“突”地跳了一下，应该怎么回答？
倘若回答得不好，别人会以为他还在怀念自己的过去，从而认为他的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还需要继续接受“教育”。
他心里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摇了摇头说：看到乾隆这块御碑，想到乾隆为了一己之私下江南，不仅劳民伤财，还不自在，身边看似无数随从保护他，可他哪能像我这个新中国的公民一样自由自在地游玩？他那个皇帝当得还没有我幸福呢！
他到底也是一个经历过了大风大浪的人了，在别人控制之下能够安然度过十几年，至少知道应该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了。
所以，他对这个问题的应对，也非常的妥当，一边贬斥了旧社会对百姓的压迫，一边则歌颂了新时代的美好。
他的结局也很不错，以他的身份和经历，却仍然能够获得善终，不得不说他确实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薄仪作为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前半生过得跌宕起伏，用三起三落来形容也不为过。在众人眼中他这个末代皇帝似乎懦弱、无能，但他毕竟是皇天贵胄，见识和气度非普通人能比。
（薄仪）
薄仪刚成年时，因为被宫女过度开发，导致终生不孕不育，以致于未能留下一儿半女，这成为薄仪一生的遗憾，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没有儿女对他来讲也少了许多拖累。
薄仪虽被袁世凯赶下台，但依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袁世凯答应每年支付给他400万两白银作为生活开销，新币发行后，改为400万元。
起初住在紫禁城时，生活同以往没有什么区别，连纪年都以宣统计算，宫中一切如常。后来虽几经流离，他的生活依然受到各方面的照顾，哪怕就是在劳动改造期间，也只是做些很轻微的工作。
所以薄仪这一生在生活上不是寻常百姓可以相比，无论他处于哪个阶段，都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照顾。相比于物质生活的无忧，他更多的是遭受精神上的折磨。前半生几起几落，颠沛流离，家庭生活也不幸福，婉容的背叛，几度处于生死关头，使得他的精神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
可即使如此，薄仪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他曾花费大量精力试图恢复以往的一切，他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这些都是他曾用过的手段。哪怕是在生死关头，他也能看清形势，使自己不至于枉死，由此可见薄仪不是个简单的人。
他有着的深厚的学识和见识，能够审时度势，知道如何使自己更好地活下去。
他在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连着8天出席作证，他为了给自己推卸责任，后来承认确实将一部分责任推给了日方，当时在法庭上他义证言辞，没有丝毫惧色。
他幼年时遭受的一切是迫不得已，但在后来“伪满时代”所做的一切，薄仪是要负责的。他也知道自己有罪，因此在1959年国家发布首批特赦令前，他对自己是否能被特赦不报希望。
薄仪自己曾说“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然而国家对薄仪还是很宽待，将他放在首批特赦名单中，还给他安排了住处和工作。后来还帮他介绍对象，与护士李淑贤结婚。
1963年，国家安排薄仪等一批特赦人员去江南游玩，薄仪一行到了南京等地，后来到了太湖游玩。
在太湖游玩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块石碑，薄仪摸着石碑看了半天，后经确认是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御笔亲题的石碑。
（薄仪与妻子李淑贤）
薄仪摸着石碑，忽然泪流满面，随行的人员看到薄仪落泪，不禁问他是否有什么伤心事。
薄仪马上回答：看到这块石碑让我想到了祖上几位皇帝下江南都是劳民伤财，使百姓受苦，他们还要带着众多随从，很不方便，哪像我现在作为一名公民这样自由，我现在觉得比先祖们过的幸福。
这一回答非常巧妙，显示出了薄仪的高情商高智商。薄仪经历了大风大浪，再不是那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他知道该在什么时侯说什么样的话，哭是他的真情流露，回答也是内心的真实写照，可见对他的改造还是很有成效的。
在经历了生死抉择以后，薄仪明白自己正处于一个新时代，他不再是那个封建王朝的皇帝，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人民的呼声。历史在不断前进，他不可能固守着以往的一切不前进，就算他犯了再大的错误，国家也没有亏待他，对于他自身来讲，他是应该感到满足和庆幸的。（以上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在湖边上，偶然发现一块乾隆皇帝题辞的“御碑”。溥仪把弟弟溥杰喊过来，二人细细琢磨了一阵子，确认是“祖碑”无疑。陪同游览，负责讲解的吴钟琪先生湊趣讲起乾隆三下江南的传说，谁知讲着讲着却发觉溥仪泪眼涟涟，抚碑泫然。
“您是不是想起了什么伤心事?”吴先生问。
“不是。”溥仪忽地又破涕为笑，他摆了摆手，说：“是我今天看到这块乾隆碑，心情很激动。我的祖先以封建皇帝身份“巡游江南”，而我作为新中国的公民畅游江南的，意义绝然不同了。我从自已的经历里感到，一个有真正自由的公民，比起封建皇帝来要自由自在，幸福得多！”溥仪的这番回答颇有水平，不痛不痒地批评乾隆游江南的同时，又不露痕迹地歌颂了新社会，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来。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绝对人精中的人精！
大家好，弹指千年为您解答！
前言：一个3岁的懵懂的小孩被带进了那个四面封闭的皇宫，当他模仿父亲跪在那冷冰冰的地面上的时候，已经注定了他这一生。
一个充满悲剧和无奈的人生！
溥仪是清朝第十一个皇帝，也是中国的末代傀儡皇帝，史称宣统皇帝。溥仪1906年出生于北京，1909年到1912年、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两次被立为皇帝。1945年抗战结束后，被判决有期徒刑15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获释，并经过改造成为新公民，著作有《我的前半生》等作品。1967年因患肾癌而去世，享年62岁，后葬于华龙皇家陵园。
1959年，经过毛主席批准溥仪作为首批特赦战犯重获自由，而后被安排进中央文史馆，负责文史整理工作。工作期间溥仪编写出《我的前半生》，成为史学家们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史料。1963年溥仪、杜聿明、沈醉等人经安排到江南参观。
在游览中溥仪等人顺道去了太湖，太湖边上一块乾隆皇帝题辞的“御碑”安静的坐落着。溥仪和他弟弟溥杰认真的核对了一阵子，确认是“御碑”是乾隆的字迹无疑。边上一起游览的吴钟琪也刚好提到乾隆六下江南的事迹，但是他没注意到溥仪的神色，等讲完了才发现溥仪泪眼涟涟抚碑沉默。“您是不舒服吗?”有人问!
“不是。”溥仪笑了起来，说：“今天看到这块石碑，心情很激动。我的祖先以皇帝身份“巡游江南”，而我作为新中国的公民畅游江南的，有些感慨罢了。我能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有真正自由的公民，比起皇帝来要自由自在的多，幸福得多！”
不管溥仪心中是何感想，但是他以自身的经历，抒发情感，让人看到了他的觉悟和释然。这是说明他已经完全放下过去的枷锁，完成了身份的转变。溥仪当过三回皇帝，可以说经历过多次的人生大起大落，当他面对着祖传的御碑，心中的感触是他人无法体会的，他的落泪也是情有可原的！
结束语：可以说溥仪的一生，不单纯是一个皇帝的历史，而是一个作为皇帝的人的故事。
溥仪的晚年，写了一本自传，叫作《我的前半生》，说是自传，更像是忏悔录，里面对清朝的腐朽、专制、残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也有对新社会的渴望、热爱、憧憬。当然，里面也记载了许多新旧文化冲突的趣事。
有一次，杜垏明、沈醉邀请溥仪去故宫游玩，这是溥仪的伤心地，溥仪不愿意去，但他俩非要拉着他去。
到了故宫之后，溥仪发现故宫幡然一新，过去破旧、阴森、沉闷的气息全无。
溥仪发现紫禁城的门头也换了，改为故宫博物院了，成为旅游景区，进去了要收门票的。
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三人有说有笑，刚要踏入大门，这时候，带着红袖章的同志拦住了他们。
“同志，你们有票吗？”
“呃，没有，这个还要票吗？”沈醉有些茫然道。
“当然了，去后面排队买票！”红袖章有些生气。
三人到了后面，排起了队，这时候，溥仪小声地和杜垏明嘀咕道：“哎，世道变了，我这回自己家，都得买门票！”
杜垏明捂嘴大笑。
又有一次，溥仪、杜垏明、沈醉等到南方参观学习，一行人到了南京，参观了中山陵，明孝陵，之后，驱车前往太湖。
在太湖边上，一行人突然发现了一个碑，古香古色的，溥仪是个文物鉴定高手，他仔细端详了一番，发现这个碑是乾隆时期的，而且上面还有乾隆亲笔题字。
溥仪睹物思情，内心感慨万千，叹了口气，这时候，陪同游览的导游讲起了乾隆六下江南之事，溥仪更是感慨万分，长吁短叹。
这时候，沈醉打趣地说：“老溥啊，当年，你祖先六下江南，浪费了无数的民脂民膏，现在你故地重游，有何感想啊？”
溥仪撇了沈醉一眼，呵呵一笑，说道：“乾隆游玩的时候，身边一大群侍卫，宫女，时刻提防着个人安全，而我现在想去哪就去哪，多自由啊，还是新社会好啊！”
溥仪一生坎坷，做了三次皇帝，又三次被人拽了下来，蹲过监狱，受过审判，他的一生的经历，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他的这番言语，虽然有迎合时事之需要，但更多的来自内心的体会。
在湖边上，偶然发现一块乾隆皇帝题辞的“御碑”。溥仪把弟弟溥杰喊过来，二人细细琢磨了一阵子，确认是“祖碑”无疑。陪同游览，负责讲解的吴钟琪先生湊趣讲起乾隆三下江南的传说，谁知讲着讲着却发觉溥仪泪眼涟涟，抚碑泫然。
“您是不是想起了什么伤心事?”吴先生问。
“不是。”溥仪忽地又破涕为笑，他摆了摆手，说：“是我今天看到这块乾隆碑，心情很激动。我的祖先以封建皇帝身份“巡游江南”，而我作为新中国的公民畅游江南的，意义绝然不同了。我从自已的经历里感到，一个有真正自由的公民，比起封建皇帝来要自由自在，幸福得多！”溥仪的这番回答颇有水平，不痛不痒地批评乾隆游江南的同时，又不露痕迹地歌颂了新社会，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来。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绝对人精中的人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