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成被团练苗沛霖诱捕牺牲，真的是因为年轻单纯而上当受骗吗？还有哪些原因？
陈玉成死时年纪25岁，当兵已经11年半，当丞相以上的高官独当一面也有9年，年轻固然年轻，如果真那么单纯，能在内有党争、外有强敌，边上还有猪队友的情况下活到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么？
陈玉成之所以能被苗沛霖诱捕，原因是复杂的。
被裹胁在陈玉成军中、虽然倾向清方但对陈个人有浓厚好感的赵雨生晚年回忆陈玉成从庐州北上前其幕僚的私下议论，说“英王得意时想怎样就怎样，失意时走一着错一着”，自从西征“围魏救赵”失败后，他就陷入“走一着败一着”的恶性循环：直接解围碰上克星多隆阿（曾国藩曾总结，陈玉成和李秀成分别有一个清方克星，即多隆阿和鲍超，彼此战法相克）；去打武汉围魏救赵，结果安庆这边曾国藩看破把戏死活不退，鄂州那边李秀成东兜西转迟到半年，等李秀成到了他自己又性急撤回安庆直接解围，到了发现留在安庆城外赤岗岭的绝对精锐刘瑲琳、李四福等四垒全军覆没，然后他心态失衡，利用“奉旨令专征剿”的全军指挥权把大半个太平天国的军队千里迢迢弄到安庆绞肉机送死，还把李秀成留在皖北的女婿黄金爱、爱将吴定彩也坑了（黄金爱坑个半死，吴定彩直接坑死了），这场败仗首先搞坏自己心态，其次影响自己威信，第三让太平天国实力受损，更麻烦的是还把各路神仙得罪了个精光（原本的盟友洪仁玕反目成仇，那个胖子可是记仇的；李秀成说最难听也是敬而远之；陈坤书缩得远远；本来勉强算部下的吴如孝、黄文金远远脱离；被他破口大骂的林绍璋躲得远远；皖南诸将惹不起躲得起）……陈玉成少年得志，一路顺风顺水，巨大的反差让他很难接受和适应，因此情绪更容易激动、脾气也更大。他离开安庆后不顾部下劝阻硬要去湖北河南招兵，结果一塌糊涂只能退回庐州，在庐州又不顾“气场”变化和朝中权贵吵架，结果已因安庆失陷削弱信任的洪秀全轻易听信“沈真人”（歙县道士沈桂）谗言把他撤职（撤去专征剿职务，保留王爵），让他威望和号召力进一步受损。
受到这第二次打击后陈玉成颜面尽失，更不愿回到天京受气，而急于靠自己力量打开新局面，从而重新令天王和同僚、部下恢复对自己的高看。为此他接连将所剩军队中的几支主力远远派到赤地千里的北方，先是派马融和、倪隆怀、邱远才等部去淮北，然后又让陈得才、赖文光、梁成富、蓝成春部北上，和捻军张乐行等联合攻打颍州府（阜阳），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根据多年老经验，想利用两淮捻党和地方武装多如牛毛、清军势力虚弱的优势获得新的地盘，恢复部队战斗力。
苗沛霖原本就是陈玉成在皖北部下的一个棋子，他不仅曾帮助苗攻打寿州报仇，而且保举其封王、让天京赏赐美女，还派亲信琳天安余安定常驻寿州联络，苗在破寿州后一度声势浩大，而经营北方正合不想往东靠近天京的陈玉成心意，因此与其说苗沛霖骗术高明或陈玉成幼稚，毋宁说在丧失天京信任和太平天国友军人和后，陈玉成主观上愿意相信任何契合其“北方发展战略”的“正能量新闻”。
但时过境迁，此时皖北不但原先的英翰、袁甲三部清军战斗力稳步上升，胜保大肆招降纳叛，而且僧格林沁部也已经来来去去了一个回合，捻军的团结因“刘饿狼事件”大大削弱，而苗沛霖则在察觉“发、捻势衰”后又开始跟胜保眉来眼去，更重要的是，皖北连年战祸，早已是赤地千里，如果说苗练这样的地头蛇和清军这种后勤系统完善的军队还能维持在这一地区久战，基地萎缩、主要靠就地取给的太平军只能成为两淮的匆匆过客，马融和、陈得才两路大军先后在两淮站不住脚，前者随张宗禹、陈大喜捻军去了河南，后者干脆一路跑到陕南汉中去了，这样一来匆匆撤出庐州府的陈玉成就成了孤注，哪怕苗写信给他时还没有起意卖他，这会也会歹念陡生了。
说到底，陈玉成在安庆战败前后的负气和心态失衡，导致一系列误判和连锁反应，而洪秀全的凉薄则让他处境更尴尬、也更不愿在庐州危急后东投天京（那多憋屈，而且弄不好还会有生命危险），宁愿去赌一下苗沛霖的人品（反正赌输了同样不过一条命，万一赢了就能重振雄威并且在天王和同僚面前扬眉吐气），而他安庆之战中的损人不利己和糟糕的脾气，更让其它友军都不愿冒险来救（只有远在常州的陈坤书念及同宗之谊象征性地动了一下），结果当清军合围、庐州不保，他不赌也只好冒险一赌了。
本来，他还想着有陈得才、马融和两部和张乐行捻军接应，余安定在苗军中，自己不会吃亏，但他匆匆突围，不知道陈、马远走，张乐行元气大伤，余安定早被苗沛霖收买，从赵雨声的回忆文字可知，他在突围时仍然部署从容（故意弄两个戏班子对台唱戏迷惑清军），但一出城就乱了套，幕僚团队完全失散，扶老携幼的几万人马也只剩下三四千人，等到了寿州城外其实已是丧家之犬，除了苗练，附近只有张乐行一支友军，且不说张此时的战斗力何等虚弱，这位临死都骂“长毛待人不好”的捻军总头领、“大汉盟主”，曾两次被清廷招抚的前宿州衙役，就一定不会拿陈玉成卖个好价么？
陈玉成被俘原因很复杂，不仅仅是陈玉成年轻单纯那么简单，起码还有四个鲜为人知的原因。
其一、太平天国内部相互不信任，各将领之间相互排挤，陈玉成必须拉拢和利用苗沛霖，他觉得就算不成功，也不至于被出卖，毕竟苗沛霖对清朝也是无信义可言
太平军能够攻破清军的江南大营，陈玉成部是立有首功的，苏南地区攻取开始也是靠陈玉成和李秀成、李世贤齐心协力取得的。
陈玉成当然要想在苏南有一席之地，李秀成却要把苏南打造为自己独家经营的管辖区。
太平天国的将领越来越有军阀割据的趋势。随着东王被杀、天京内讧，太平天国的天朝权力受到了削弱。到了后期，各个大小军事领袖在战争实践中都懂得有军才有权，有军才能不倒的道理。
而拥有自己和家族固有的军队，必须要有供养军队的财赋、势力范围。李秀成直隶的军队经过歼灭江南大营、东下苏常，沿途有了成倍的增长，于是他与陈玉成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 陈玉成必须拉拢和利用苗沛霖，他觉得就算不成功，也不至于被出卖，毕竟苗沛霖对清朝也是无信义可言
苗沛霖是安徽凤台人，秀才出身，原为塾师。1856年开始在寿州办团练，以便对抗捻军。
次年又投靠清将胜保，官至道员。1861年反叛清朝，被太平天国封为奏王，次年暗投清军胜保部，诱执陈玉成以献。1863年他又再度反清，在蒙城被清军僧格林沁部击败后，最终还是被陈玉成旧部所杀。
可以说苗沛霖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陈玉成估计也是想拉拢他，未必真正相信他，缺万万没想到会被出卖，比较陈玉成也是一方诸侯，是有报复能力的，最后苗沛霖被陈玉成旧部所杀，就充分证明了这种报复力量是确实存在的。所以陈玉成才敢于以身赴险。
所以陈玉成被出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其二、苗沛霖的势力是清廷和太平天国之间的中间势力，清廷和太平天国生死搏斗的过程中，他必须左右逢源，陈玉成也非常清楚他不会效忠自己，但也绝对不会出卖自己，而效忠清朝，估计陈玉成去苗沛霖的地盘的初衷，也是逢场作戏而已
苗沛霖崛起前，安徽北部淮河流域一带，就是清代的颍州、凤阳、泗州等府道所辖地域，这里正是咸丰年间捻军起义的发祥地，同样，它也是苗沛霖势力崛起的地方。
陈玉成要远征，想经营西北，从庐州北上，就必须要经过苗沛霖的势力范围。
苗沛霖是清廷和太平天国之间的中间派，在清廷和太平天国生死搏斗的过程中，他趁机谋取自身的利益，得以左右逢源而成长为一方诸侯。
太平天国后期，犬牙交错的两淮地区，凭借两个政权对峙，生死相争，从中也出现一批从中取利、左右逢源的军事割据集团，有兵才有权。
他们凭乡里关系，趁乱世环境，据地称雄，招兵买马，组成了一个个以自己家族为主干的军事割据集团。此中最有力量、最有影响力的可以说就是苗沛霖势力集团。
据说安徽的翁同书也为拉拢苗沛霖，而保奏他为知府、道员。据统计，袁、翁和胜保专折保奏苗沛霖就有12次，使他由一个小秀才于5年之内，超擢为四川省川北道，二品顶戴，加布政使。但是清廷的拉拢，也并没有令苗沛霖彻底归降。
1860年春，他随袁甲三部的清军一起，击败了捻军，进而占领了临淮、风阳，可惜他只得到清朝布政使这样的虚衔，由此心生不满，就决定撤离火线，率部返回自己的地盘。
不久，他就决定举兵反清，投奔了太平天国，因此被洪秀全封为奏王。
在陈玉成想借助苗沛霖势力，为己所用之前，苗沛霖并没有什么忠诚可言，所以陈玉成觉得去苗沛霖那里，机会和风险同在，一句俗话说得好，逢场作戏而已，本来就不指望可以成功拉拢苗沛霖，但是只要能够保持非敌对关系就行了。
据说，苗沛霖生俘陈玉成，开始也未必决定向清廷报功，为己赎罪。他可能确实有与陈玉成合作之事，只是清廷胁逼太紧了，又通过胜保不断地施压，要他尽快立功赎罪而已。
其三、安庆失守，苗沛霖可能觉得太平天国大势已去，加之胜保对他有知遇之恩，又舍得出大价钱，来贿买苗沛霖，来诱擒陈玉成
- 胜保对苗沛霖有知遇之恩，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苗沛霖筑寨办练，对抗捻军，胜保称苗沛霖是“奇才”，并奏封他为五品花翎
当年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北伐，淮河流域贫苦农民也纷纷响应，结捻起义。
豪绅们为保安全，集资筹粮，大办团练以抗义军。苗沛霖认为有机可乘，也向豪绅们献策，他认为必筑寨、积粟、治兵才能自保，由于他地位微贱，开始也无人理睬。
后来，蒙城、颍上一带的团练，遭到捻军的沉重打击，豪绅们才开始采纳苗沛霖“筑寨、积粟、治兵”的意见，居然推举苗沛霖为“练长”。
苗沛霖又派人联络颍上、蒙城等地的绅士，连圩设练，很快就形成以苗家圩为中心的连圩数十、拥众数千的淮北实力派。
与此同时，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以镇压义军。苗沛霖筑寨办练，对抗捻军的事，深得胜保欣赏。胜保称苗是“奇才”，进而奏封他五品花翎。
太平军失守安庆，苗沛霖可能觉得太平天国大势已去，又因为胜保对他有知遇之恩，苗沛霖才暗投清将胜保，进而想出卖英王陈玉成。
其四、苗沛霖老谋深算，投其所好，派人信誓旦旦地对陈玉成说，愿意先出兵30万，一起攻打河南的汴京，这才诱骗陈玉成进入了圈套
陈玉成被迫退守庐州，陷入极端艰难的境地。他外有湘军大兵压境，内受天王洪秀全的严厉责难和处罚。
但陈玉成向来意志非常坚强，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依然忠心耿耿地为太平天国竭心尽力。
陈玉成认真分析形势后，认为太平军死守天京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北上攻取河南，将战场移向清朝的统治区，才能真正保卫天京的安全。
1861年冬，他曾经分兵四路开始北伐。与此同时，曾国藩的湘军已完成了对庐州的严密包围。于是，陈玉成决定以退为进，先退出庐州，进而再与北伐军各路将领会师河南。
陈玉成之所以拒绝部属的劝阻，坚持赴寿州，主要还是陈玉成有意离开庐州，想出安徽，赴河南、陕西去开疆拓土。
苗沛霖也就投其所好，进而设法诱骗陈玉成进入圈套。
据《被掳纪略》记载，苗沛霖派遣心腹假扮成乞丐前往庐州，乞丐手执竹杖，节节都打通，最下面留二节，用黄缎一方上面都是蝇头小楷，其谄谀英王之话，简直无以复加。
此书信极力邀请英王陈玉成到寿州，他愿意出四旗人，一旗30万人，助英王攻打汴京，且说泸州孤城独守，乃兵家大忌，以英王盖世英雄，何必为这股残妖所困。
苗沛霖在信里还对陈玉成说，太平军围攻颍州已失败，陈得才和马融和、张洛行已西走，不能回援，嘱其早作打算。陈玉成此时此刻，所有外援都断绝，只有北上河南方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事实上，当时的庐州城已经被清军四面合围，城里只有三个月存粮，但油盐俱缺，久守无援，亦非生路，陈玉成也考虑固守会重蹈安庆覆辙，盖庐州更非安庆，孤悬敌后，更无来援也，唯一出路只能是突围。突围指向何处？
苗沛霖反复无常，对太平天国和清方都不讲信义，但陈玉成觉得还是有五成信赖，虽然不能做永远的协作者，短期联手还是可能的。
据说陈玉成凭此想法，与其幕僚商议：还请左辅施大人、右弼殷大人，二人皆奇才，来商议此事，施大人说：苗沛霖真有韬略，非到寿州不可。殷燮卿则认为：苗沛霖已投胜妖，此人反复无常，诚小人。
最后陈玉成还是抱着将信将疑，尽力而为的心态接受了苗沛霖的邀请。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内部相互不信任，各将领之间相互排挤，陈玉成必须拉拢和利用苗沛霖，他觉得就算不成功，也不至于被出卖，毕竟苗沛霖对清朝也是无信义可言。
苗沛霖的势力是清廷和太平天国之间的中间势力，清廷和太平天国生死搏斗的过程中，他必须左右逢源，陈玉成也非常清楚他不会效忠自己，但也绝对不会出卖自己，而效忠清朝，估计陈玉成去苗沛霖的地盘的初衷，也是逢场作戏而已。
安庆失守，苗沛霖可能觉得太平天国大势已去，加之胜保对他有知遇之恩，又舍得出大价钱，来贿买苗沛霖，来诱擒陈玉成。
苗沛霖老谋深算，投其所好，派人信誓旦旦地对陈玉成说，愿意出兵30万，一起攻打河南的汴京，这才诱骗陈玉成进入了圈套。
所以，陈玉成被苗沛霖诱捕牺牲的原因，不仅仅是陈玉成年轻单纯那么简单，起码还有上述四个鲜为人知的原因。
说陈玉成被苗沛霖诱捕不一定准确。陈玉成虽时年仅二十六岁，但已参加太平军十年有余，身经百战，少年成名。
陈十八岁时即在奇袭武昌中建立首功。后参加力拔清军“江南大营”战事，率部激战四昼夜，迫使清军统帅向荣败逃丹阳，后自缢而死。之后，又与李秀成共救瓜洲，克扬州。摧垮清军江南大营，解除威胁天京长达三年之久的肘腋之患，使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处于全盛时期。
1858年，年仅二十二岁的陈玉成再与李秀成合作在三河镇之战逼迫清悍将李续宾自杀；1859年初在安徽官亭大败清安徽巡抚李孟群，并生擒李孟群；后又在安徽三次击败清钦差大臣胜保军。
此年夏二十三岁的陈玉成被封为英王，与李秀成成为太平天国后期最具盛名的将领。
接着在当年10月击败清总兵冯子材部，解六合之围。11月与李秀成联合进攻浦口，毁清营五十余座，击毙清提督周天培。因安庆告急，率军西上。
1860年5月又与李秀成，杨辅清部大破江南大营。此后与李秀成迅速占领江浙大部分地区，江南清军几乎全部瓦解，清将和春等绝望自杀。
胡林翼曾称：“贼中精锐，只四眼狗（陈两眼下有痣，远望如四眼）一支耳，他何足虑耶！”
戴德坚《蓬莱馆尺牍》说他“凶狡杰出，善摧大敌”，“近世罕有其匹”。
方玉润在《星烈日记》中惊呼：“此贼不灭，两湖未能安定”。
刀口余生在《被擒纪略》中，说他“威名震天地，是天朝第一个好角色”。
《清史稿·洪秀全传》说：“玉成凶狠亚杨秀清，而战略尤过之”。
所以说实非年轻单纯而能论，有时评价人物也绝不能以年龄论。
1861年安庆失陷后，陈玉成退守庐州，“请命自守”，并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远征豫陕，“广招兵马，早复皖省”。陈玉成打算分兵扫北，“由汴梁直取燕京，共归一统”。但此时他的处境十分困难，外有敌军多隆阿部进逼，内有天王洪秀全的严责革职处分。
同治元年（1862年）春，因扶王陈德才等率师去陕西等地招兵，庐州守军兵单被围急。此时原太平天国奏王苗沛霖书信陈玉成去寿州。
关于苗沛霖联络陈玉成去寿州，历史上多以诱骗定论。徐州一个名叫赵雨村（也作“刀口余生”）少年读书人，曾被掳入太平军中，著有《被掳纪略》，其中有生动的记述：
苗沛霖着一乞丐执竹杖，节皆打通，下留二节，用黄缎一方上皆蝇头小楷，其谄谀英王之话，至极无以复加。内求英王到寿州，他帮四旗人，一旗三十万人，攻打汴京。且云孤城独守，兵家大忌。以英王盖世英雄，何必为这股残妖所困。英王常云，如得汴京，黄河以南大江以北，实可独当一面。苗来此信，恰合心思。遂请左辅施大人、右弼殷大人，二人皆奇才，商议此事。并云：“苗雨三真有韬略，非到寿州不可。”殷燮卿答曰：“闻苗雨三已投胜妖，此人反复无常，诚小人之尤者。依愚见，万不宜去。”英王沈吟半时，云再谈。
次日又请六部及各同检商议到寿州，皆云不相宜。户部孙大人云：“与其到寿州，不如回天京见天王后，重整旗鼓，何患残妖不除也。”英王大声曰：“本总裁自用兵一来，战必胜，攻必取。虽虚心听受善言，此次尔等所言，大拂吾意。于是绝不复议。
实则作者是在1861年安庆保卫战之后被掳到英王所部，其在庐州失陷后实际年龄疑似不足十六岁。只是远远跪着见过骑白马的英王一次。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些核心机密和细节？那只能是他后来在陈玉成被俘后根据流言综合而成。
陈玉成被俘的资料，有袁甲三奏和胜保奏两种说法。胜保奏说17日陈玉成一入城，发现不对，苗沛霖的侄子苗景开立马下令抓人。19号胜保得到的禀报。袁甲三奏说17日陈玉成入城，苗景开每日给饭养之，一边请示苗沛霖，19日得到苗沛霖的信才抓的人。
《中兴将帅别传。多隆阿传》：“玉成走投练总苗沛霖，入寿州，公潜将追之，距城四十里，逼献陈酋。沛霖不得已，囚玉成解前督师胜保营，诛之。”
而清将胜保奏折中只字未有苗沛霖设计之事。胜保为了给自己表功兼给苗沛霖开脱，如有此举肯定不会不说。
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也有史料证明（如曾国藩的信）在进北攻南时，李秀成就曾与苗沛霖联合过。
当是时，利益最大化才是考虑的砝码。
陈玉成走寿州，正是因为这种利害关系。当时情况下，与苗联合是一条路子，或者说是一条迫不得已之路。苗沛霖朝三暮四首鼠两端借机自立的性格在清军和太平军两边都是有名的，选择和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合作绝非一个无中生有的欺骗能成功。
此时陈玉成正需要利用苗沛霖的人马重振旗鼓，而苗沛霖也想利用陈玉成的能力和威望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这才是陈玉成觉得苗不能骗他的原因，而且以其阅历虽年轻并不意味着会轻信苗。个人揣测，弄不好还有趁机做掉苗的后手，只不过苗太狡猾。乱军之际，不可以常态度之。
注意《中兴将帅别传。多隆阿传》中这么一段：“玉成走投练总苗沛霖，入寿州，公潜将追之，距城四十里，逼献陈酋。沛霖不得已（注意，是不得已），囚玉成解前督师胜保营，诛之。”
我认为这比较中肯，也就是苗当初确实想借助陈玉成，但后来形势突变，清军威逼，只好出卖牺牲陈玉成保全自己。这也符合其一贯性格。
《被掳纪略》载：苗将英王陈玉成上来。英王上去，左右叫跪。陈玉成大骂道“尔胜小孩，在妖朝第一误国庸臣。本总裁在天朝是开国元勋，本总裁三洗湖北，九下江南，尔见仗即跑。在白云山踏尔二十五营，全军覆灭，尔带十余匹马抱头而窜，我叫饶你一条性命。我怎配跪你？好不自重的物件！”胜保想以荣华富贵来诱降，陈玉成喝道：“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
1862年6月4日，陈玉成于押解进京途中被凌迟于河南延津，时年二十六岁。
陈死前怒骂苗沛霖：“尔权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根草，风吹两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
并言：“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
陈玉成临死之际仰天长叹：“太平天国去我一人，江山也便去了一半。”
作者简介：作家、文史研究者、金庸研究爱好者。作品《白羽红尘传》、《凤凰曲》、《水浒传信录》、《金庸武侠考信录》等。豆瓣阅读、当当网、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陈玉成的确被苗沛霖诱捕，他也的确存在上当受骗，但是，当时陈玉成的尴尬背景是：他明知道苗沛霖不可靠，他也得硬着头皮靠上去，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第二条出路！
为什么这么说？请大家看一张皖南至长江以北的地图就知道了。
这一张是1860年至1861年安庆保卫战的形势图，光是从地图上的地理局势来看，1861年安庆陷落之后，天京城就已经岌岌可危，而夹在中间的陈玉成则更加的陷入到了绝境当中。
自1856年天京事变结束之后，洪秀全在先后启用了陈玉成和李秀成的背景之下，有关首都天京城的防御也进入到了东西两翼双重护卫的局面下：
1、考虑到曾国藩湘军自1854年从湖南出发，一直沿长江中游向长江下游的天京迈进。因此，自天京事变之后，陈玉成开始大力经营天京以西的皖南地区，以安庆为中心，巩固安徽长江流域的南北两岸，借此来阻击湘军东进。
2、李秀成重点进攻江苏南部、上海和浙江地区，以江南地区的财力来巩固太平天国的运作，同时也为未来天京可能发生的陷落，进而提前做好第二基地的准备。
而这也就意味着，不管陈玉成的大军未来向何方向发展？它的中心区域必须始终定位在天京以西的安徽地区。只要拥有这块桥头堡，太平天国的首都就会牢牢握在洪秀全的手中，只要首都安枕无忧，太平天国才有足够的精力四处扩张。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庆保卫战前后，纵然陈玉成曾经率主力袭扰过湖北地区，甚至在安庆保卫战后期安排陈得才率军北上，创立了一度达到陕西北部的西北太平军。但无论陈玉成如何闹腾，他也始终不敢离开皖南地区，因为湘军一旦兵临天京城下，他在外地开辟的根据地再多，也只能会成为虚无的泡沫。
1861年9月5日，安庆失守。
9月7日，安庆北部的桐城失守，陈玉成被迫继续向北退入庐州。而此时的陈玉成为何向北撤退？而不是继续向东，往天京城的位置靠近？答案在前面已经说的相当清楚：陈玉成的任务是保卫天京城以西，而不是带兵逃进天京城。
试想一下，你如果是洪秀全，安排陈玉成去守天京外围的某一个方向，结果最后却看见陈玉成带着残兵败将逃了回来，你能不震怒吗？
所以经历了安庆之败的陈玉成，他的出路只能有两个，要么重新收复安庆，要么向非天京城方向的其他方向发展，进而吸引清军围攻天京的注意力。可此时的太平军早已丧失了水师力量，在湘军水师控制长江流域的背景下，陈玉成已经无法渡过长江向南发展。安庆之战让他元气大伤，又贸然分兵前往西北发展，此时的陈玉成也无力向安庆发起进攻。那么他就只能选择剩下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继续向皖北发展！
当然，安庆之战失败后，陈玉成也仍然带着侥幸心理，派遣陈得才分兵而去，在再一次袭扰湖北之下又迅速向西北发展，企图吸引安庆方向清军的注意力。与此同时，陈玉成又企图联络捻军、李秀成、杨辅清等力量，企图合并向安庆城发起反攻。因此，退进庐州城的陈玉成并没有立即选择北上，而是选择了继续坚守，并且在那里滞留了半年之久，等待着希望的来临。
然而，至1862年2月，陈得才的离开并没有吸引清军的注意力，各路友军由于各打算盘并没有如约而来。而攻入安徽境内的清军更想一心吃掉庐州的陈玉成，就在那个月，多隆阿率领的清军兵临庐州城下，庐州之战正式打响。
不敢退到天京城，又无力对安庆发起收复战斗，甚至连正在坚守的庐州也遭到清军的围攻，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玉成还有别的出路吗？除了继续北上，他已经没有了第二个选择！
而北上又是什么地方？那恰恰是苗沛霖的地盘——安徽寿州！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苗沛霖发来的邀请函，其邀请陈玉成北上，并假惺惺的表示自己在寿州的武装力量完全可以帮助陈玉成东山再起。
陈玉成并非不知道苗沛霖的为人，也更知道他是一个首鼠两端的小人，但此时苦守庐州的他已经别无退路，他只能选择进行人生的最后一场赌博，赌的就是苗沛霖会站在自己这边，他更要赌在自己濒临绝境之下，自己麾下的残余部队更要站在自己这边，尤其是他花费重金从捻军中所拉拢的骑兵部队——人数在三四千人左右的小左队。
只是不曾想，他最后都错了，苗沛霖经过犹豫之后还是最终选择了反水，在陈玉成进入寿州的第三天将其逮捕。而陈玉成手中最精锐的那支小左队雇佣兵，驻扎在寿州城外的他们更是在收到消息后就立刻下马投降，出卖了陈玉成！
陈玉成，太平天国后期重要将领。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战风凌厉。曾国藩称，“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贼之悍者。”胡林翼则说，“近世罕有其匹。”14岁参军，17岁拜将，20岁为帅，22岁封王。
陈玉成曾于1856、1859年两次攻破清兵江南大营，1958年三河大捷，杀清兵6000人，逼迫死清廷悍将李旭宾。安庆是太平天国最后一道屏障，被清兵围城后，陈玉成奉命驰援。安庆失守后，陈玉成兵退寿州。受洪秀全严厉苛责，下诏“革黜”陈玉成，命他进兵取粮。陈玉成时值兵微将寡，受清兵围剿，率兵突围。在苗沛霖蛊惑之下，轻信苗沛霖，战况危急，也无从选择，前往寿州。
被诱捕，押送清营。被判凌迟处死，在延津就义。活剐了一千多刀，历时三日，保持英雄本色，不哼一声。苗沛霖反复无常，联合太平天国抗清出卖陈秀成，降清复叛，命丧乱军之中。
陈玉成年轻是年轻，但绝不单纯。
最后为苗沛霖所诱捕，更多是无奈。
英王的构想
安庆失守后，陈玉成几经辗转，退至庐州。
何去何从？陈玉成与众将展开激烈的讨论。
赖文光建议：应该联合北方的捻军、苗沛霖等反清武装，以护卫天京的左翼；同时，以奇兵出襄樊，招兵买马。不出半年，必兵多将广，再图收取安庆等地。
其本质是：改内线防御为外线出击。
然而，陈玉成认为：湘军兵力强盛，外线出击难以奏效。
因此，陈玉成决心亲自镇守庐州，但派陈得才等人到中原募兵。
显然，无论是赖文光，还是陈玉成，都认为应一面固守庐州，一面派兵到北方招兵。唯一的区别之处在于：重点是守庐州还是北上募兵。
看起来，尽管形势不容乐观，但陈玉成等人依然认为：庐州可守！而且，守庐州还有余力，还可以抽兵北上，花半年左右的时间招兵买马。
这并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象，而是基于一个假定：守庐州及皖北地区，绝不是陈玉成一个人的事情，其余各路也应派兵前来，进行新的战略会战！
湘军攻取无为后，暂停了进攻。曾国荃回到安庆与曾国藩商议后，回湖南招兵去了。
显然，安庆失守，天京屏障已失，然而，只要太平军在皖北仍然拥有较强力量，湘军进逼天京就有后路之虞，就不可能大举东进！
因此，以常理而言，当时唯一的机会是：李秀成兵团全力向上游支援，代动各路将士及捻军在皖北进行新的会战，并在相持中寻找运动歼敌的机会！
英王的构想，正是基于这一常理判断。
然而，此时的英王，到了倒霉的时候，“想一出错一出”。
想一出错一出
陈玉成的“常规假定”，是出于过去太平军作战的经验：众将既各自经营，又在关键战场协同作战。
自枞阳会议以来，太平军一直是这么干的。太平军取得三河镇大捷，破江北、江南大营，东征苏南，保卫安庆，无不是这么操作的。
基于此考虑，陈玉成决心亲自驻守庐州。他征集皖北米粮屯于庐州，并加固城防，大有固守待援，等到各路援军抵达后，以庐州为轴心，再来一次战略会战的架势。
然而，没有人会来···
此时，在天京的洪秀全、洪仁玕也清楚确保上游的价值，他们急召李秀成支援上游。
然而，此时的李秀成，热衷于扩展自己的苏浙基地，甚至“违命妄攻上海”，头也不回。
而李世贤部在浙江，曾在安庆之战中出过不少力气的杨辅清、黄文金、刘官芳部，也在皖南等处与湘军对峙，都不能分兵北上。
显然，安庆失守后，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众将，或因根据地陷入苦战而不能来援，或因极力经营自己的基地而不愿来援。
如此，哪有战略会战呀！
太平军没有集中力量来皖北作战，曾国藩却集中力量来攻皖北了。
安庆会战后，朝廷降旨，以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已掌握全权。
曾国藩吸取过去的教训，“不求急效，但求稳慎”，决心先集中兵力，乘胜对陈玉成兵团实施二次打击，不使其有喘息之机！
敌人是集中力量来了，自己人却“未有战心，各筹一路”···这显然是出乎陈玉成预料的。
可怜陈玉成排除的陈得才等部前脚刚走，清军就来攻庐州了！
暴风雨来临时，还有人会挑剔避风港吗？
太平天国严重的内部分裂，给陈玉成带来了一场措手不及的暴风雨！
可怜的是，英王连避风港都找不到了。
再没有“避风港”了
清军来攻，陈玉成一面坚守庐州，一面急招刚派出的陈得才，及附近的张乐行、苗沛霖等部。
然而，“倒霉”的时候到了，陈玉成连番送出的信件，悉数为清军所截。
如此，一来，陈得才等人不知英王信息；二来，陈玉成不知陈得才未得其信息···
为了寻找外援，陈玉成可谓尽力了。
他不惜降尊以“宗弟”自称，以求陈坤书来援。
然而，陈坤书进展缓慢，而陈玉成对此却依然不知···
陈玉成孤军死守庐州2月，最终失守。
与失守同样恐怖的是：陈玉成与外界消息早已断绝，外面的情况英王一无所知！
此时的陈玉成，只有3、4000人，要想千里奔赴已经不可能，就近寻找“避风港”是唯一机遇。
他选择了就近去寿州，寻找苗沛霖。
他不知道的是，苗沛霖，已降清了···
他更不可能确定的是：苗沛霖会出卖他。
苗沛霖
苗沛霖一生，造反-降清-自造反-再降清-再造反···
有这样轨迹的人，自然是反复无常无疑了。
然而，在诱捕陈玉成之前，苗沛霖虽已有反复，但倒没有出卖义军兄弟。
半年前，清廷要求他诱捕张乐行，他不但没有诱捕，反而为其备船接应。
因此，当时，太平军将领，多将苗沛霖视作可以争取的对象。
如前所说，赖文光也曾建议联合张乐行、苗沛霖。
而且，苗沛霖与陈玉成此前的合作还算愉快。
安庆之战期间，苗沛霖在皖北的作战也算卖力。
后来，陈玉成被捕后，他就说：我今天死，明天就是苗沛霖。
显然，陈玉成也意识到：苗沛霖与大清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大清必容不下苗沛霖。
因此，后人从结果推断，认为陈玉成投苗沛霖是“幼稚”，多少有马后炮之嫌。
安庆之战后，大势已去。
太平军诸将已各自发展自己的势力，都指望不上了。
陈玉成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就近依靠其他反清力量。
虽是“下策”，但除其“下策”，再无其他办法了。
人说“英王得意时想怎样就能怎样，失意时想一出错一出”。
其实，从“想怎样就怎样”带“想一出错一出”之间，主要差别并不是英王的能力、性格，而是“势”罢了。
安庆的失守，让陈玉成丢失了根据地，已经无处容身。安庆的失守让陈玉成失去了极度忠于他的骨干部队刘创琳的小右队。
失去了忠心耿耿的步兵小右队的陈玉成带着杂牌部队骑兵小左队去寿州见苗佩霖。被苗抓获后小左队即倒向苗。如果是小右队跟在陈玉成身边苗佩琳未必敢动陈玉成，但历史没有如果，陈玉成带着不忠心的小左队，即使苗佩霖不设计抓他，他在安徽也难有作为。为什么？因为太平军此时已经丧失了目标。清的战略很明确，武昌，九江，安庆，南京。顺流而下，以上击下。目标很明确，又有全国的资源可以调用。在此局面下内部不团结，外部各列强不支持，陈玉成和太平天国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苗佩霖不抓他，还会有李佩霖，张佩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