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胡适？

如何评价胡适，准确的说，他就是一个崇洋媚外的软骨文人。

1.崇洋媚外。

说他崇洋媚外，是因为他彻底失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完全投入了西方文化的怀抱。凡事必称西方的好，总想用全盘西化来解决中国问题。看不到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奴役与压迫，所以胡适就是一个完全被西方文化洗脑的公知。

2.软骨文人。

在面对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中，他完全被日本侵略者吓破了胆，竟然想用割让国土的方式祈求日本停战。先不说这种一厢情愿的祈求是否能满足日本人的胃口，就是这种奴颜婢膝的态度已经丢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脸。

所以胡适的本质和汪精卫一样，是一个祸国殃民的败类而已，如果不是广大的爱国民众用流血牺牲换来了抗战的胜利，胡适一定在日本人领导的政府部门，继续高高兴兴的做他的汉奸学者，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没有脊梁骨，学问再多也只是个摆设。

1960年9月4日，国民党政府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逮捕了雷震及《自由中国》杂志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骕、会计刘子英等。雷震被判处10年徒刑。

雷震创办《自由中国》，反对蒋介石独裁，争取言论的自由，争取实现民主，作为自由主义的领袖胡适很自然是大力支持雷震的。可是雷震被逮捕以后，胡适的表现让很多知识分子失望，甚至痛骂。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说：“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在当年所谓“雷案”中真毕露无遗。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样子，我前所未见，看起来着实可怜见的。后来我拜读了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记》，尤觉这位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先生对这件事始终是内疚弥深。”

唐德刚对胡适的评价是懦弱的本性和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

著名作家聂华苓曾经是《自由中国》编辑，虽然没有被捕但也被监视，写了篇《雷震与胡适》的文章对胡适大为不满。胡适是《自由中国》发行人，可是为摆脱牵连又辞去发行人。胡适说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话说错了，要负说错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的责任；要坐监的，就应该坐监；要罚款的，就应该负罚款的责任。 据说还有两句话，他终于没有说出：“要砍头的，就要去砍头。”

聂华苓说，“我们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望胡适去看看雷震”，“一个个寂寞的星期五过去了，胡适没有去看雷震。”

台湾自由主义的启蒙人物殷海光，“雷案”发生后以大无畏精神和夏道平、宋文明等人联名发表公开信，强烈质疑国府当局，逮捕雷震之非法，并声明言责自负，充分展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雷案宣判之后，美国各报迅速刊登报道，胡适接连两天都不敢见人，公共场所也不敢去。作为知识分子的领袖胡适没有真正站起来为雷震说话，没有强烈抗议，或者用激烈的态度去抗议。“雷震事件”后，殷海光对胡适彻底失望，从此他再也不提胡适。胡适去世后，殷海光甚至不去吊唁。

殷海光说：“早年的胡适确实有些光辉。晚年的胡适简直沉沦为一个世俗的人了。他是怕大家不再捧他，唯恐忤逆现实的权势，思想则步步向后溜。”

唐德刚认为，胡适先生是一位思想家，但不是一位行动家。他在学术与思想界，有着当代圣人的地位，但在政治上却始终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实际作为。

胡适支持雷震办《自由中国》，但是胡适不反对国民政府不反对蒋介石，寄希望于蒋介石，寄希望于国民党自己来改革。

当代思想家李泽厚说：“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无见解， 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 (如所谓‘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之类) 、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唯一值得注意的是， 胡适由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 为何会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

从美国学成归来时，胡适公开发愿：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1933年，国民党行政院长汪精卫连续写信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和驻德大使。胡适婉言拒绝：“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可是事与愿违，胡适一生与政治没有脱离关系，胡适的理想是实现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实现美国式的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1937年，胡适就说：“我们期望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

胡适一边批评国民党，另一边支持国民党，大力支持蒋介石，“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

1949年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胡适对美国记者表示：“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

胡适把自由民主的希望寄托在独裁者身上注定是一个悲剧。胡适支持《自由中国》杂志，支持雷震，建议蒋介石无为而治，不要再连任总统，无疑让蒋介石大怒。可是当雷震被捕以后，胡适没有和蒋介石翻脸，反而说出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话。胡适所做的就是送给监狱中的雷震一首诗而已，不敢越雷池一步，懦弱的本性暴露无遗。

蒋介石对胡适的忠心并不买账，表面上客客气气，送钱送房子收买人心，私底下对胡适恨得也是咬牙切齿，1960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胡适不过是蒋介石的民主花瓶而已，胡适其实也是心知肚明，但是传统的士大夫情结根深蒂固，提一辈子意见绝不敢造反。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胡适忠心耿耿换来的却是“七不懂”的帽子，即：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

殷海光说过：“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必须具有独自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有不盲目权威的自发见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势力集体的气象。”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灵魂人物，反而让人感到失望，有思想没行动，匍匐在权力面前。

唐德刚给胡适的结论就是：“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做政论家的眼光；胡适被杜威老师牵了一辈子鼻子，做了几十年齐天大圣，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癞和尚的保镖。”

所以说从雷震案中，唐德刚觉得胡适懦弱和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

身为一代自由主义宗师，胡适最后感叹：“宁可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胡适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他年少成名，在陈独秀的《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后回国，26岁就成为北京大学教授，比北大的学生大不了几岁，扛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与陈独秀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他但开风气不为师。首做白话诗，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在文、史、哲、考据、红学等方面皆有所成。

他在美国留学多年，美国在他的思想上刻下了烙印。他赞赏美国式的民主，不赞成激进的方式，最终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同仁分道扬镳。

他是一个温婉的人。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里说，中国人的最可贵的品质是温良。胡适就是一个温良的人。他培养资助了很多学生，与人关系友善，很多人都愿意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在《觉醒年代》里，与陈独秀、李大钊最后畅饮话别时说“信仰虽异，友情笃深。仅就此点，弥足珍贵。”在后来陈独秀四次入狱时四次奔走相救。在李大钊遇难后与同仁发起公葬并建议立碑。

性格决定命运。温婉温良的性格决定了胡适维持了包办婚姻，也决定了他不是一名革命者，决定了他虽主张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虽不加入国民党，但难免妥协与合作。

性格决定了胡适与鲁迅的不同在于一名妥协者和一名革命者的不同。也正是他的温婉温良，面对鲁迅等革命者的抨击时，胡适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见不闻”的淡定，不急，不气，不理会，从不回骂。而在鲁迅去世后苏雪林大肆攻击鲁迅时，胡适告诫苏不要攻击鲁迅私人行为，并说鲁迅有其长处，说鲁迅的早年文学作品和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试问，这样的气度有几人能做到？

人皆有弱点，不能求全责备。不能因为胡适的选择就否定他的成就和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革命者可敬可佩，推动历史发展的、后来在历史进程中做出不同选择的人也同样值得尊重，胡适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2月24日是胡适先生忌日，当天我做了一期视频，现贴在下面，请大家欣赏。

胡适是国学大师，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文学造诣很高，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胡适还是一个怕老婆的国学大师。

胡适13岁时，由母亲做主为他定了一门亲事，这个姑娘叫江冬秀，江姑娘比胡适大一岁，他母亲说：“女大一，抱金砖”。

江冬秀是安徽绩溪邻县旌德江村人，也算书香门第之家，江冬秀自幼就缠了小脚，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在待人处世作风上倒是恢弘大度，不乏大家风范。

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纯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封建包办婚姻。

在胡适13岁那年，胡母冯顺弟与江母吕贤音一次乡间庙会上认识了，各自说起了自己即将成年的孩子，然后由塾师说媒，再由算命先生神乎其神地推算“八字”，然后到灶神爷前求签，一桩旧式婚姻就这么给定了下来，而胡适和江冬秀却从来没见过面。

当时还是翩翩美少年的胡适聪明活泼，风流倜傥，学识渊博。江冬秀却相貌平平，短腿，小脚，眼有翳子，文化程度不高。从才学和外貌来看，江冬秀无论如何都配不上胡适。但有一点，江家经济上比胡家优越。这也可能是胡母相中江冬秀的地方。

订婚后的一个月，胡适走出皖南大山，到上海求学，继而留学美国，一直到14年后，也就是1917年12月30日结婚的时候，才与未婚妻第一次谋面。

胡适自从订婚以后，就去了美国留学，江冬秀就像一个童养媳一样照顾着胡母，说实话，胡适能够娶江冬秀是看在母亲的面子上，胡适父亲死的早，是母亲含辛茹苦的把他拉扯大，他的婚姻和鲁迅最初的婚姻一样，诚如鲁迅所言“终于为母亲娶了个妻子”。胡适一生虽然提倡婚姻自由，但他的婚姻却充满了悲情色彩。

胡适对母亲百依百顺，这个旧式女人为供儿子读书省吃俭用。期望有一天儿子能飞黄腾达。

▲江冬秀

胡适对于母亲说的这门婚事心中是不满意的，所以他在美国留学期间，一度坠入与美国女子韦莲司的恋爱中。 韦莲司是美国纽约康奈尔一位大学教授的女儿，二人在1914年6月结识，胡适是个传统的男人，他把这份爱留在了心中，不敢越雷池一步。一方面怕惹母亲生气，二是江冬秀对母亲照顾的很周到。 之后在48年时间里，韦莲司一直和他保持着前女友的关系而终身未嫁。

胡适美国留学一毕业，马上回到了老家和江冬秀举行了婚礼。但是结婚并没有泯灭胡适的本性。胡适年方而立，风度翩翩，是一颗多情的种子。

1923年，胡适与在杭州师范读书的同乡、当年婚礼上的伴娘曹诚英，在西湖烟霞洞上演了一出荡气回肠的爱情大剧。

胡适与曹诚英第一次见面是在他与江冬秀的婚礼上。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被请来为江冬秀做伴娘的。此时二人都没想到，这次婚礼上的邂逅，注定了以后的相爱。

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学术交流会议，顺便到杭州看望了刚刚离婚的曹诚英。胡对她进行了一番安慰，随后二人在杭州玩了五天，曹诚英始终陪伴左右，二人产生了相见恨晚的思念，他们的感情也发生了飞跃性进步。

临别时，胡适写了首《西湖》，诗中暗喻曹诚英为恋人。 后来胡适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来到杭州，在烟霞洞的和尚庙租了间房住了下来。

当时杭州女师也放暑假，曹诚英就以陪伴胡适养病为名，到烟霞洞与胡适同居一室。曹诚英后来有了身孕。胡适想回老家和江冬秀离婚，然后娶了曹诚英。谁知道接下来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胡适回家后，不敢当着母亲的面说离婚，只是偷偷的对江冬秀说出了心中意思。

此时 江冬秀一没哭闹，二没得作河东狮吼，只见她操起一把菜刀，一手搂住只有2岁的小儿子思杜，一手拖住大儿子祖望，顷刻间将刀横向自己的脖子，对胡适声泪俱下叫道：“你走！你走！你要那个狐狸精，要和我离婚好说，我先杀掉你两个儿子！再杀我自己！我们娘儿仨都死在你面前……”

这恐怖凌厉的场面把胡适镇住了，他既不敢开口提半个“离”字，也不敢同曹家妹子公开来往，只好乖乖安心与江冬秀过日子。

有时江冬秀发脾气，嗓门高了，要面子的胡适就躲进卫生间，借漱口故意把牙刷搁进口杯里，将声音弄得很响，以作“掩耳”盗铃之势。

民国时代的文人有个共同特点，虽然看似桀骜不驯，实则内心是守旧的，胡适认为“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

他和江冬秀的婚姻磕磕绊绊走来，他总结了家庭哲学“三从四德（得）”：

“三从”者，一谓“太太出门要跟从”；二谓“太太命令要服从”；三谓“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四德（得）”者，一曰“太太化妆要等得”；二曰“太太生日要记得”；三曰“太太打骂要忍得”；四曰“太太花钱要舍得”。这就是“胡氏定理”。

自那以后，江冬秀总是伴随着胡适，胡适亦对她不离不弃，以致友人曾戏言：“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夫人亦随之。”这对学识和个性天差地别的夫妻，从吵吵闹闹到认命厮守，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胡适既是怕老婆又是爱老婆的文人。

撰文/秉烛读春秋

提起胡适，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启蒙运动者，更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型人物。除了在文学领域、思想领域和史学领域的突出造诣，他还担得起教育学、哲学家、书法家、考古学家、红学家等许多的头衔，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不过，后世对他的评价却并不鲜明，存在着许多争议甚至是诟病之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近胡适，简单了解这位非议与荣誉齐飞的著名文人。

胡适（1891年12月——1962年2月），字希彊，安徽省徽州绩溪人。他原名胡洪骍，在留美期间更名为胡适，改字适之，笔名有很多，比如藏晖、天风、铁儿等。

胡适虽没有多么显赫的家世，可也算是书香门第出生。其父胡传不仅饱读诗书，而且还涉足过官场，先后在广东、河南、江苏、台湾等多地任职。

胡适很小就接受系统的封建教育，对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记》等经典著作都能熟记。这些，都为他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他日后研究新文学而奠定了坚实的旧文学基础。

1908年，美国开始退回“庚子赔款”，将这部分款项用作奖学金，鼓励清政府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

1910年，胡适有幸利用“庚款奖学金”远赴美国留学，先后进入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期间，他注重中西古今的兼修包容和融汇贯通，成为了本批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胡适越来越信奉美国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潮，创造性地提出“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的治学理念。这种理念，逐渐从文学领域扩散到了政治领域，得到了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力推崇。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西方新学的传入，民主和共和的思想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可是，袁世凯在窃取民主革命的果实后，依然坚持专权统治，倒行逆施，甚至谋求复辟帝制。

袁世凯的称帝之举，立即引起了民主思潮的强烈反弹。在这个直接诱因下，中国国内掀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论战，史称“新文化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的文化名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钱玄同、胡适等人。而胡适，无疑是他们中间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毛主席曾经这样评价过:

对新文化运动，胡适是有功劳的。

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他不仅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提出了先进的主张，更在思想领域进行了深层的探索，被人称为当时的十项全能文坛巨匠。

胡适认为，白话文的革命应该是新文化运动中最优先的一环。他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并以此作为武器向封建礼教开炮。毛主席曾这样盛赞到:

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了我的模范。

不过，在文化领域独树一帜并堪为楷模的胡适，却在政治领域极其麻木和愚钝。

1915年，随着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二十一条内容”曝光，胡适却发表了《致留学界公函》，明确反对学术文化界抗议和抵制“二十一条”。

到了1931年，面对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所有人都群情激奋。而胡适却又一次与历史唱反调，他多次呼吁广大学生要以学业为重，理智爱国。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驻美国大使，希望利用他在美国的社会影响力为中国抗战进行宣传，同时筹集国际援助款以支援抗战。可是，他在美国任职期间却“不务正业”，除了偶尔参加一些公开活动外，基本上都只惦记个人的荣誉，竟先后得到了三十多个博士的空头衔。

对此，老蒋失望至极，只好免除了他的驻美大使之职。甚至，还这样尖刻地评价到:

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

中国大陆解放后，老蒋败退台湾。胡适开始首鼠两端，他既担心大陆不会接纳他，又担心台湾不会再容他，所以长期定居美国，担任了《自由中国》的主编。

尽管大陆多次欢迎他回国，但胡适还是选择了台湾。1958年，他在台湾就任了所谓的“中央研究院”院长。

不知进退的胡适，竟然还卷入了老蒋的连任事件中。他天真的认为，蒋应该从民主的角度出发，带头遵守民国宪法，甚至当面劝其不要修宪，更不要谋求“三连任”。此举，无疑彻底激怒了蒋氏父子。

为了缓和关系，胡适只得无奈地出席了蒋的第三次总统就职典礼。甚至，还被委任了庆典负责的职务，最近距离地见证了他历来反对的“三连任”。

之后，胡适继续老调重弹，高度鼓吹他所向往的西方文明，同时还抨击东方文明。此举，立即引起了台湾政界和学界的强烈不满，各种攻击声甚嚣尘上，胡适的处境可谓四面楚歌。

1962年2月，胡适最后一次主持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会议。会上，有人当场对他的言论提出攻击，胡适只得略带尴尬地草草收场，很快就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所以，很多人都有此猜测，他是被人活活气死的。

对于胡适这样的人物，老蒋从来都不待见，但死后却给予了无限的哀荣。台湾当局不仅为他修建了豪华和肃穆的墓地，而且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都悉数到场送殡，沿途有三十多万民众送行，可谓风光大葬。根据解密的《蒋中正日记》记载: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言，乃除了障碍也。

个人认为，胡适在学术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功绩必须给予肯定，而且是高度肯定。不过，他在政治领域却是极其不成熟，虽不能用“投降派”、“卖国贼”、“亲美派”等词语来简单形容，不过确实有太多被人指摘之处。

胡适之先生是现代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绕不过的巍巍丰碑[赞]李敖评价胡适:“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就可以论定他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这样的褒奖是恰如其分的，并没有阿谀溢美成分。学者王元化如此评价胡适:“我这辈子，最欣赏胡适这句话，这就是不受左右的胡适，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最可贵的是他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绝不卖身投靠，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是极其罕见的。

想到这里可以拿郭沫若与胡适作一个对比高下立判，但考虑到二人身处不同的政治氛围也不能太苛责郭老了。可惜，所有真正做学问的都去了孤岛，留下的还能做些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