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所谓“天子守国门”究竟有何意义？
天子守国门的意义在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忧和外患对中央政府的压力。
我们国家历代中原王朝，都会面临两个主要军事威胁：一是外族入侵（主要是蒙古草原和东北方向），二是封疆大吏或者藩王或者农民起义造成的内乱。
对付后者，方法很简单，就是强干弱枝，加强中央军事实力，削弱地方实力，让地方没实力叛乱。
比如，宋朝就是这样。
对付前者，方法也不难，就是把帝国有限的资源主要集中在北部，以强大的边防军抵御外族入侵。
比如，唐朝就是这样。
但是，想要同时对付前、后者，这就难了。
因为要防外族入侵，北部边防军的实力就不能弱。但边防军实力强，朝廷又镇不住，一旦边防军起了异心，结果就是安史之乱。而朝廷如果过分强干弱枝，过分削弱边防军的实力，其结果又是北宋那样——只要边防线被打穿，契丹人也好，女真人也罢，很快就能杀到京城。
所以由以上矛盾就可以看出，古代中原王朝在处理外患问题和内忧问题时，统治者们的心理都是极度矛盾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想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什么办法呢？就是把国都北移，让中央军和边防军合二为一。
就拿明朝来说，南京是龙兴之地，地理上夹长江和紫金山，便于防守，经济上背靠江南水乡和运河，税收粮食皆无虑。按照朱元璋最初的设想，首都建在南京，或者开封或者长安，北部的边患压力让藩王们扛。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由于南京远离边疆，不便于掌控边军，明朝只传到第二任皇帝，朝廷对边防军就失去了掌控，并最终被边军叛乱所推翻。
之后的朱棣为了断绝这种可能性发生，就把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把中央军和边防军的角色合二为一。这样一来，朝廷的精锐集中在北部，既可以抵御外患，又可以凭借中央的实力镇住内患，可谓是一举多得。
不过这么做，也并非没有害处。实际上天子守国门，也有很大的弊端。
首先是经济方面。明朝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北京周边的经济条件实际上养活不了数量庞大的中央军。朝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依靠南方的输血。并且由于朝廷远离经济重心，使得朝廷并不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南方的实际情况。
比如说贸易需求、倭患等等。这一切就导致貌似庞大的明帝国的赋税收入还没有偏安一隅的南宋强。
其次是政治方面。由于明朝南富北穷，南方人读书比北方人厉害，这就导致明朝的大学士很多都出自南方。皇帝为了遏制南方士大夫，就只能利用北方出身的武将和宦官制约南方人。
像这种以南人治国，用北人制约南人的平衡策略，一开始还好，但越是往后，南方人的意见就越大。使得朝廷对江南的士绅集团的控制越来越弱，南方士绅与皇权越来越离心离德，双方斗争愈演愈烈。
明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奇葩皇帝？就是因为皇帝是北方人，不重视南方人利益，导致南方士大夫与皇帝不是一条心。皇帝受气，只能用不上朝这个办法来示威。
另外，天子守国门在军事上也有一些弊端。
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弊端就是北京太过于靠近边界，缺少战略纵深，一旦蒙古人或女真人越过了长城，京城马上会被围困，一点周旋的余地都没有。这会给四方勤王的部队造成很大的麻烦。比如时间来不及，将领们仓促应战等等。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的防御重点有两处，一是首都，二是北疆。如果同时防守这两处，兵力肯定不够。要想一举多得，只能要么把北疆挪到首都旁边，要么把首都挪到北疆旁边。天子守国门，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办法当然也有很多弊端，但综合来说，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都不可能有绝对完美的定都方案。朱棣迁都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明朝的“天子守国门”是一种无奈之举。谁也没有让他们去守国门，他们也不想去守国门。到了最后守不住国门的时候，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就只得去实现他的诺言“君王死社稷”，吊死煤山了。
在明朝建国的时候，朱元璋定都南京。从他到他的孙子建文帝，谁也没有想到要去迁都，要去守国门。在他们的朝代，虽然北方的威胁最大，可是朱元璋也没有要迁都北京，去亲自守国门的。为什么到了朱棣就两样了，非要去守什么国门？
这是因为朱棣当皇帝，是靠“靖难之役”夺的侄子的江山。虽然建文帝下落不明，可是依然有很多明朝的臣子，认为他当皇帝名不正言不顺。当时的南京是建文帝的老巢，朱棣在那里总感到不安全。因此，他时常想起自己的龙兴之地北平。最终，为了自身的安全，他决定迁都北平，并改北平为北京。为了治理南方，他还在南京保留了一整套的中央政府机构。
朱棣迁都北京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建功立业。他为了在历史上证明，自己的能力更适合当皇帝，开始了自己的文治武功。他把目标指向了北方的游牧民族。在他称帝以后，朱棣连续进行了五次北伐，给了北方游牧民族以沉重的打击。而朱棣，也病死在第五次北伐中。
朱棣死后，他的继位者也有将京城迁回南京的打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实现。这样，从朱棣之后，明朝的皇帝无可奈何的成为了国门的守卫者。
明朝的所谓“天子守国门”在战略上来看，是不合算的。因为天子的主要任务是治理国家，而不是所谓的守国门，守国门应该是将帅的责任。况且皇帝不是天生的优秀将领，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就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皇帝朱祁镇亲自的几十万大军，在他的胡乱指挥下，全军覆没，自己也做了俘虏。要不是于谦护国，明朝差点亡国。
而将首都选择在边境上，在军事上来看也是十分失策的。这等于将自己的国家中枢暴露在敌人的铁蹄之下。如果在国家昌盛的时期，这还影响不大。可是一旦国势衰落，那么国家就极为危险。
在明朝末期，崇祯面临外敌入侵和农民军起义的双重夹击。在这种情况下，每当对农民军的清剿到了关键时期，外敌对北京的袭扰，就使得明朝不得不抽调兵力，保卫首都。这又使得农民军死灰复燃。这就是明朝首都选址错误造成的恶果。
而朱棣最不可原谅的，是将塞外的朱元璋布置的两个重要的战略据点给废弃了。这就破坏了朱元璋原先的防御部署。朱元璋在塞外，布置了开平和大宁两个据点。朱元璋的战略是，用开平和大宁两个据点吸引南下的敌人，然后明军集中兵力，两翼包围，消灭来犯之地。这样，就保证了长城以北的两三百里的战略防御纵深，使得敌人无法威胁长城一线。
可是朱棣在“靖难之役”中，袭击夺取了在大宁的宁王的部队。在战争中，他得到了朵颜三卫的帮助。为了酬谢朵颜三卫，也想让他们效忠，成为明朝边境的藩篱，朱棣将大宁交给了朵颜三卫。
可是，让朱棣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朵颜三卫在得到大宁后，很快就反叛了。而大宁一失，开平孤城难守，也只得内迁。这样，朱元璋布置的战略防御纵深就消灭了。从此，北方敌人的军队直接来到长城脚下，可以随时随地的攻打长城一线。而长城后面，就是北京。可以说，北京时刻处在敌人的威胁之下，这样的战略形势，明朝的皇帝们还怎么能够安心的治理国家。
结语：
明朝的“天子守国门”是无可奈何的。造成这一切的就是朱棣。由于他出于自身的需要，根本没有对后世进行长远的打算，造成了明朝长期的不利局面。
朱棣把首都迁到了北京，此地是明朝时靠近边境的地带。他还将大宁拱手交给了敌人。这使得北京的北方失去了应有的战略纵深。这样一来，北京就处于敌人的威胁之下。这不得不使明朝将大量的财力、物力、军力投入到北方防御上。但是，不利的战略形势，让这一切的努力都化为徒劳。
如果不是“天子守国门”的话，明朝的首都不是时刻处于敌人的威胁之下。明朝就可以采取更加机动灵活的策略处理危险。比如说崇祯，他最起码还有隔江而治的可能，不会立刻亡国丧命。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天子守国门”的国策。
我是历史笑春风，欢迎大家关注我，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作为宣传口号“天子守国门”是很有振奋人心作用的，作为政治现实，天子守国门让整个王朝在军事上陷入被动，进而对政治、文化经济产生连锁反应。接下来我就来分析一下：
一、天子守国门格局的形成
在明朝初年，是积极出塞的，企图一举荡平漠北，开万世伟业。但历史发展那能和人的想法一样，1372年的三路北征，除了河西傅友德一路取得胜利之外，徐达、李文忠两路大败。一时半会消灭不了北元，而国内又需要政权建设、修养生息，荡平朔漠的战略就搁置起来了。
（北边诸王）
后来的十多年，朱元璋陆续分封自己的儿子到了北方边塞，形成了塞王守边的格局。经常也会有宿将到北方练兵，在亲王节制下出塞扫荡。1388年蓝玉北伐重创北元政权，北元行政的根基被动摇。
到了朱棣时期，自己靖难之役取得成功到南京登基，为了皇基巩固，几个塞王的实力也被削弱了，权给了将军也不可能。就出现了“自己主军，儿子主政”的格局，儿子在南京维持国家行政，自己没事率军亲征朔漠。这维持了一些年，但显然是不可能持续的，到了永乐中期，还是迁都北京，京师附近驻屯72卫所，天子守国门格局形成。
（京卫）
（后来定都问题上虽有一些反复，但驻屯卫所没有啥变动，事实影响小）
二、京师的资源集聚
北平成了京师，北平布政使司成了北直隶；南京成了留都。首都自然要有首都的样子，修建紫禁城与北京城自然是题中之义，疏通运河也是必备条件。
更关键的是设置驻屯军团。第一步就是设置卫所，“成祖增京卫为七十二。又分步骑军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亦谓之五军。”72个卫所，明初一个卫所能出5000多人的部队，相当于72个旅。
而且为了常川征战，又设置了京营，定期训练，也是明朝最早的成建制大规模的常备军部队，这是对朱元璋制度的一大突破。
（出警入跸图）
政府、大量的军队、围绕这些的人员都到了京师，本地地力很难供养这么多的人口，帝国的物流运输也得进行调整。明初基本是南粮供南，北粮供边的格局；现在肯定使行不通了，要开启北运。最初计划年运800万石，后来考虑运力，调到了400万石。
三、军事紧张与国运
北方有明王朝最强大的敌人：鞑靼和瓦剌。在朱棣的时代，对手在正北方，经常率领大军出塞讨伐；到了洪熙、宣德时期，勉强维持边境的和平；到了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瓦剌强据西北，大同、宣府是重镇，驻屯大量部队，京师也是一日三惊。成化、弘治时期危机主要在西北延绥一带，京师情况略好；到了正德时期，正德自己亲政宣大，并在宣府设置了大本营，侧面反映了此时军事形势的紧张。
（京师保卫战）
嘉靖19年以后，京师常年戒严。这时候整个社会风气急剧转向“仇蒙”，元世祖忽必烈就被移出去帝王庙。士大夫阶层“华夷意识”越来越强化。这对新航路开辟，到达东南沿海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态度自然不会好了。
而且国家中央长期处在紧张形势之下，整个决策层的思维就是应对危机，战时思维，很难有和平时期那种建设、发展意识，国运自然会改变。
（京师戒严在明代频率很高，你说整个京师心态如何）
你说天子守国门是好事吗？
“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句话历来被明粉奉为圭臬，然而颇为戏剧性的却是最早说这话的人却是被明粉斥之为“满遗”的阎崇年。阎崇年最早说这话是在他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里对比明朝的崇祯皇帝和清朝的咸丰皇帝时提出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破了北京城，咸丰皇帝带头跑路。阎崇年用崇祯皇帝自尽殉国的行为与咸丰皇帝进行对比其实多少有些奚落讽刺的意味。作为宣传口号的“天子守国门”是很有振奋人心作用的，那么作为政治现实的天子守国门这种行为又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天子守国门这种行为的产生是和明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登基称帝，建国号为明。事实上在定都南京的两年前朱元璋就已下令在南京营建宫殿建筑，到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南京城的宫殿建筑工程基本完工，整个营建工程历时26年，宫殿占地面积超过101.25万平方米，这超过了我们今天看到的72万平方米的北京故宫，是人类中世纪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别看朱元璋大费周章营建南京宫殿，可与此同时朱元璋却在考虑迁都的问题。其实南京对朱元璋而言：只是在削平张士诚、陈友谅等南方诸雄的过程中一个临时性过渡性的都城，因为这一时期朱元璋赖以起家的基本盘就是江南地区。然而当蒙元势力退回北方草原后从西北的嘉峪关到关东的白山黑水都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疆土，这时地处长江下游的南京实际上已不再适合作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都城——在此之前南京从未成为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定都于此的无不是偏安江南的短命王朝。南京距离北部边疆有千里之遥，定都于此对北方边防其实是极为不利的。
明初一度执行的是积极出塞的国防政策：试图一举荡平漠北，开创万世伟业。1372年徐达率兵10余万北进蒙古高原，试图一举击灭北元。对北元而言：此战是关乎生死存亡的一战，在已然失去中原的情况下北元朝廷实际所能控制的就只剩蒙古草原了，如果再退守就只能去冰天雪地、人迹罕至的西伯利亚了。这时北元方面唯一所能倚重的战将是被朱元璋称为奇男子的王保保。王保保吸取了以往与明军交手的经验教训：他改变了大兵团正面对攻的战术，充分考虑到了蒙古高原与中原不同的地形、地势、地貌对战术的影响。像成吉思汗的战法一样：北元军队先是派出多支精干的侦察部队不断打探明军的进展动向，还不断放出风来声称北元军队已不堪重击。在此之前明军在与北元的交锋中鲜有败绩，徐达又是明军战神级的人物，在此前徐达与王保保的数次交锋无不以徐达取胜告终，如今明军在听到北元军队已不堪重击的消息后更是信心暴增。王保保在精心策划之后做出如下部署：北元皇帝爱猷识理答腊在哈拉哈拉坐镇并督办后勤，而王保保自己则在哈拉和林以南的丘陵地带埋伏下数万骑兵和步兵，一张大网就这样悄然向一路高歌猛进的明军张开了。就在王保保进行部署之际明军主力在徐达的率领下从雁门关出发直指哈拉和林，与此同时大将军蓝玉率轻骑兵为先锋从北平北上。蓝玉一路上遭遇的蒙古骑兵无不是一触即溃，这令蓝玉更加放心大胆地在20天内急行军1000余公里，兵锋直指哈拉哈拉附近的土拉河畔。在这里蓝玉所率的先锋部队终于和徐达所率的明军主力会师，明军随即向哈拉和林方向发动进攻。其实王保保早已在哈拉和林埋伏下重兵，当明军发起进攻后早已守候多时的王保保带兵合围了明军。此战的战斗结果是明军死伤3万余人，直到5月上旬才得以突出重围。此战是北元与明军的战斗中由原来被压制的不利态势逐渐扭转，此后北元与明朝的战略形势趋于均衡。明朝失去了剿灭北元的最佳时机，由此奠定了北元与明朝常态化对峙的格局。
既然一时无法消灭北元，而国内的政权建设又迫切需要修养生息，那么荡平朔漠的战略就只能暂时先搁置起来了。在这种形势下明王朝和之前的历朝历代一样同时面对外患和内忧两大威胁：外患主要是以蒙古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所带来的威胁；内忧则是那些镇守各地的藩王、大将造反的可能性以及爆发农民起义的可能性。事实上单独要解决这两个威胁都不难：防患内忧的方法就是强干弱枝——加强中央军事实力，削弱地方实力，从而使地方缺乏叛乱的实力，在此之前宋朝就是这么做的；防御外患的办法也简单——就是把帝国有限的资源主要集中在北部边疆，以强大的边防军抵御外族入侵，在此之前唐朝就是这么做的。尽管要单独解决外患或内忧都比较简单，可如果要同时解决外患和内忧可就不简单了，事实上两者之间是有矛盾冲突的。唐朝通过强化边疆军事力量的方式实现了开疆拓土的目标，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导致帝国的国防态势呈现外重内轻的格局，最终诱发了藩镇割据现象。宋朝在吸取唐朝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大力推行强干弱枝之策，宋朝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因内政稳定而著称的王朝，事实上宋朝的寿命超过唐、明、清，然而宋朝这种偏重于内治的国策是以牺牲军事效率为代价，这么做的最终结果就是宋朝在平息内忧之后却亡于外患。那么这是不是就成为一个无解之局呢？其实解决之道还是有的——如果通过将国都北迁的方式让中央军和边防军合二为一就使问题迎刃而解了。那么该将国都北迁至何地呢？在唐代以前无论是武王伐纣、秦灭六国，还是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取得天下或是隋唐依靠关陇贵族集团统一中国，在数千年间关中一直是统治者的根本重地。然而从宋代开始以关中为基础进而东出一统天下的东西格局为主基调的中国历史转型为南北格局：南面的汉族政权面对的最大威胁是北部的游牧民族，在这样的格局下位于渤海之滨、燕山之麓的北京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赵宋因为失去燕云而偏安南方；辽、金因占据此地而具有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尽管如此北京却不在朱元璋所考虑的迁都计划之内。事实上国都的确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考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地理条件等各方面的因素。尽管北京在当时明朝和北元的博弈格局下是战略要地，然而在文化心理层面却并不适合建都。
当明军从元朝手中收复大都城时这里已先后由辽、金、元三个异族王朝统治了四百余年，和中原文明已然出现一些隔阂，加之战乱的破坏还显得有欠繁华富裕。相比之下背靠江南水乡和运河的南京税收粮食皆可无虑，况且以朱元璋为核心的明初开国集团多起自江淮一带，北京对他们而言实在是一个陌生之地，他们对定都于此是有心理隔阂的。不过这并未使朱元璋放弃迁都的念头：他委派太子朱标巡查长安、洛阳和开封，想选择汉、唐、宋的故都作为首都。然而此时的关中已然残破，不再具备作为一个大帝国都城的资格，而洛阳的情况也大体相仿，开封则处于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上，金灭北宋和蒙古灭金时开封守军都吃够了无险可守的苦。无可奈何之下的朱元璋只得暂时将都城定在南京，至于北方的边防压力则主要交给藩王去扛：朱元璋陆续分封自己的儿子到了北方边塞驻守，形成了塞王守边的格局。同时也常调宿将到北方练兵，在亲王节制下出塞扫荡。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这些手握一方军政大权的地方藩王迅速势力壮大起来。朱元璋在时这些地方藩王不敢心存不轨，然而随着朱元璋于公元1398年驾崩使藩王尾大不掉的弊病充分暴露出来：朱元璋死后皇位由太子朱标的嫡长子、朱元璋的嫡长孙朱允炆继承。朱允炆刚一登基就意识到自己那帮年富力强且手握一方军政大权的皇叔们压根就瞧不上自己，于是他和自己的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人秘密商议削藩，这就加深了以朱允炆为核心的明朝中央朝廷与同以燕王朱棣为代表的地方藩王势力之间的矛盾。1402年燕王朱棣取得靖难之役的胜利，成为大明皇朝的新皇帝。明朝开国不过两代人时间内朝廷就已对边防军就失去了掌控并最终被边军叛乱所推翻。朱棣以地方藩王的身份推翻朱元璋钦定的继承人而上位，他自然要防止其他藩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这样的形势下朱棣计划迁都北京，从而把中央军和边防军的角色合二为一。这样一来朝廷的精锐集中在北部，既可以抵御外患，又可以凭借中央的实力镇住内患，可谓是一举多得。和朱元璋时代不同：北京（当时的北平府）作为朱棣的起家之地而经营多年，已不存在朱元璋时代的文化心理隔阂问题，因此迁都北京对朱棣来说已是顺理成章之事。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就下诏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1406年）北京方面的臣僚开始奉旨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正式营建北京宫殿。永乐九年朱棣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人修会通河。永乐十三年五月平江伯陈瑄等人开凿淮安附近的清江浦，使久废的运河重新疏通。永乐十九年朱棣下诏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当年十二月北京的郊庙宫殿完工。次年正月朱棣在北京御奉天殿，朝百官，大祀南郊，至此明朝完成了迁都北京的全部工作。地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过渡地带的北京一直是明朝的边防重镇，朱棣迁都于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定都南京会使后世子孙沉迷于江南的繁华富庶而忘却北方的边防安全。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明朝始终将都城定在南京，那就意味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将完全集中在以南京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北方的国防体系和经济水平将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凋敝的状态，这显然是不利于帝国的长治久安的。然而凡事有利就有弊——迁都北京尽管是朱棣为帝国长治久安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行动，但此举同样存在弊端：由于北京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带，这意味着此后的明朝皇帝和众臣将直接置身于同北方游牧民族战斗的最前线，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天子守国门”。这样做的积极意义在于：使明朝君臣始终保持一种忧患意识，对北部边防不敢有丝毫懈怠；这样做的负面影响则在于：一旦战局失利意味着明朝的统治中枢缺乏足够的战略纵深重新排兵布阵。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俘虏，随后瓦剌大军立即南下突破长城防线，长驱直入北京城下，幸有于谦解围才免于一劫。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带兵突破古北口包围北京。后金兴起后也曾数次兵犯京畿重地。天子守国门固然使明朝君臣得以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但也使明朝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缺乏战略纵深，事实上朱棣对这一矛盾其实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在朱棣的设想中北京只是作为一个比较靠近北部边疆的大城市，但不该是一个直接置于边防线上的军事要点。北京所起到的战略作用是：聚集各种战略资源以巩固边防，同时实现使帝国的中央军和边防军合二为一的目标。也就是说北京是国防政策的调度中枢而不是直接的前线指挥部，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明朝需要在北京与作为最大外部威胁的游牧民族之间创造出一块战略缓冲地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朱棣御驾亲征五出漠北其实就是为开拓这块战略缓冲地带，然而长年累月的战争却耗费了明朝的国力，使人民无法休养生息。
1421年冬朱棣再次策划北征蒙古，却遭到户部尚书夏原吉的公开反对：“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在夏原吉看来：朱棣连年出征都无功而返，搞得劳民伤财。加上灾荒不断发生，国家已内外交困。何况皇帝又龙体欠安，需要好好调养，非要出征的话就派遣将领前往，没必要御驾亲征。朱棣大怒之下就把夏原吉下狱，然而就是这次出征不仅无功而还，最终连朱棣本人也病逝于征途。临终前的朱棣不由感叹：”夏原吉爱我“。朱棣临终前这句话意味着实际上这时朱棣自己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尽管自己一生戎马创下不朽的文治武功，然而也因此使国力不堪重负，是到了让天下休养生息的时候了。朱棣尽管意识到了这点，然而大明王朝的战略转型注定与他无缘，随着朱棣的死就把这一历史重任交给了继任者。朱棣死后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父子俩的统治加在一起只有短短十一年，但这段历史时期却被史学家们称之为“功绩堪比文景”的“仁宣之治”。仁宣之治本质上就是要将明朝的国策由洪武、永乐年间的强力战略扩张转向内部改革，从而达到了宽松治国、息兵养民的目标。就此而言：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父子俩的统治是成功的。他们只用了短短十一年时间就完成了明王朝的战略转型：正是随着朱高炽、朱瞻基父子的宽松治国休养生息方针的推行使之前被战乱破坏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城市增多，东西南北商业流通畅快。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仁宣之治作为明王朝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略转型在当时实现了休养生息的既定目标，使明王朝得以避免像秦朝、隋朝那样因滥用民力而引发大规模民变的命运；然而也正是这次战略转型为后来的历史进程埋下了一系列隐患。仁宣时期明王朝进行了全面的战略收缩：交趾承宣布政使司、旧港宣慰司等地相继被放弃，奴儿干都司等边疆统治机构被裁撤，明朝疆域完全局促于长城之内的两京十三省。这时的“天子守国门”就更为贴切了：以前明朝好歹在长城以北设有军事卫所可以作为北京城的屏障，然而现在北京就直接置于游牧民族骑兵的兵锋之下。
事实上朱棣当年也料到了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因此他还预留了后招——迁都北京后南京保留了一整套中央政府的官僚体系：从六部、都察院到内廷的太监体系一应俱全。这意味着一旦敌军势力强大到必须迁都抗敌时明朝中央政府可以随时迁回南京，而南京所在的江南地区是当时天下最繁华富庶的地区，这意味着以江南的粮草赋税供养南京这个留守都城完全不是问题。事实上不只是南京，都城北京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主要也是由江南地区供应。明初的经济格局基本是南粮供南、北粮供边。迁都北京使北京的人口规模急剧膨胀，而明朝的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南重北轻，北京周边地区的经济水平相比江南地区是欠发达的，因此朝廷不得不通过漕运从江南地区向北京运送物资。明朝前期征运漕粮的地区主要有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山东六省，其中南直隶和浙江占到了全国漕粮总数的六成。故而明朝人自己曾总结：拱卫京师有两大生命线是绝不能动摇的——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城防线和江南粮草赋税北运的漕运线。数千里漕运损耗巨大，这无疑会加重百姓的负担。不过明王朝把这作为维持帝国统一、保持南北平衡的必要的成本开支予以接受。明朝将都城从富庶的江南地区迁往北方边防重地北京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北方成为帝国的边防重地，而东南沿海地区则成为帝国的财赋重地。在那个年代帝国所面对的最大外部威胁就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而东南财赋重地由于有海洋作为天然的地缘屏障而得以安享太平。北方的边防重镇承担着拱卫中原和江南的战略使命，而江南则承担着用钱粮赋税供养北方的重任。在明朝统治者的意识中北方是国防要地，而江南则该专心致力于经济建设，然而当时的统治者无法预料到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各路西方殖民者纷纷开始对中国的东南海疆发起冲击。整个有明一代西方殖民者所发起的冲击根本不足以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然而正是长期对海上安全的忽视为后来中国海权的缺失、列强的侵略埋下了隐患。当然这是我们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所能看出的，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苛责当时的统治者，毕竟谁也没未卜先知的能力。
“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句话常被后人用来赞颂明朝的硬风骨，确实，在面对外敌时，明朝表现的比历史上很多朝代都硬气。就拿土木堡之变来说，明英宗亲率50万大军出征瓦剌，却在半道上被瓦剌伏击，50万大军全军覆没，连英宗本人也被俘虏。
其实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有很多，当年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山被匈奴围困七天七夜，最后采纳陈平之计，给单于的阏氏送礼而脱险；唐玄宗被安禄山叛军逼出长安，借了回纥的精兵才收复长安；北宋的靖康之耻更是千古之恨，而宋高宗则是更为耻辱的向金人称臣进贡。至于满清就不用说了，割地赔款的事例数都数不过来。而土木堡之变时明朝是怎么做的呢？面对瓦剌的威逼利诱，坚决不妥协，皇帝没了就再立一个，军队没了就号召各地勤王，明英宗本人也是宁死不降，最后终于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不过，土木堡之变时的明朝，虽然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但是国力依然强大，瓦剌虽然一时占了便宜，但是和明朝依然不是一个体量的对手，最多也就是打打秋风。但是，到了明朝末期，局势不一样了，女真在东北崛起，山陕农民起义遍地，而此时明朝还坚持这“天子守国门”，始终把整个国家的中心放在北京，可以说是明朝末期最大的战略失误了。
一 明朝为什么迁都北京
明朝当初迁都北京更多的是处于政治上的考虑。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和建文帝打了几年，本来以朱棣区区燕地一隅，是难以和建文帝抗衡的，战争打了几年，双方还在河北、山东一带反复拉锯，由于朱棣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所以越打越处于下风。尤其是东昌（今山东聊城）一战，朱棣大败，自己本人也被也被包围，借朱能援军的接应才得以突围，之前所打下的城池得而复失，朱棣后来也说到：“东昌之役，接战即退，前功尽弃，今后不能轻敌，不能退却，要奋不顾身，不惧生死，打败敌手。”。
就在战局陷入困境时，朱棣采纳姚广孝的建议，绕开南军重兵把守的济南，直扑江苏，但是在齐眉山（今安徽灵璧县境），朱棣又遭遇大败，双方相持于淝河，就在这关键时候，建文帝心里胆怯了，唯恐南京有失，将前线重兵调回防守南京，朱棣抓住这个机会，大败南军于灵璧，率军渡过淮水，攻下扬州、高邮、通州（今江苏南通）、泰州等要地，强渡长江，直扑南京，李景隆开城投降，朱棣进入南京，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告终。
可以看到，在靖难之役中，朱棣实际上是走了一步险棋，他采用放弃后方、猛攻快打的战略，兵临南京，最终夺取皇位。但是，这样也有很大的不利，一是很多地方上依然是忠于建文帝的势力，二是南京城中人心不稳，比如方孝孺，就宁死不降而被朱棣诛十族，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特例，最重要的是，建文帝在战火中不知去向，这对朱棣来说无疑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旦建文帝卷土重来，他这个皇位必定岌岌可危。于是，为了摆脱建文帝的势力，朱棣选择迁都北京，回到他的根据地，将南京作为副都，前朝的官员大都留在南京，而他则在北京启用他的亲信，建立一套新的官员系统，以此保证皇位稳固。
二军事上北京的战略纵深不够大
在朱棣刚迁都北京时，明朝正处于国力强盛的阶段，明成祖朱棣五次亲征漠北，从北京出兵，给了北方蒙古部落极大的震慑。但是，随着国力渐渐衰落，北京的劣势越来越显现出来了。长城是华夏抵挡北方以及东北少数民族的第一道防线，北京的问题就是离这道防线太近了，一旦敌人越过长城，马上就直逼北京了。这时候防守边境的边军就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是支援前线，还是回放京城呢？回防京城自然万无一失，但是整个防线就此向敌军敞开，敌军得以来去自如。而南方的勤王军队要想赶过来也来不及，毕竟上千公里的距离，在古代没有几个月是到不了的，而这时候敌人在打完秋风就跑了。
1629年(明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皇太极就率八旗兵避开宁远、锦州，分兵三路从龙井关、洪山口、大安口突入关内，攻占遵化(今属河北)，直逼京师(今北京)。面对皇太极的突袭，明朝只能被动防御京师，虽然最后逼迫皇太极返回东北，但是明军自身也损失惨重，总兵满桂，孙祖寿战死，遵化、滦州(今河北滦县)、永平(今河北卢龙)、迁安(今属河北)等城池都被皇太极攻克，掳掠一空。
三经济上的不利
相对于鱼米之乡的南方，北方的粮食产量要低得多。原本北方的粮食供应燕云地区的驻军还尚可，但是定都北京之后，偌大一个京城，每天的消耗就多的吓人，这么庞大的粮食消耗，只能通过南方的漕运来满足。和平时期还好，一旦战事四起，运输就变得尤为艰难。大量钱财税收花费在漕运上面，而且还不能满足军队需要。所以到明朝末期，缺钱缺粮成了军队的常态。
结语
对于末期的明朝来说，定都北京，“天子守国门”是在不是一个好的战略，如果崇祯能早点考虑迁都，依靠南方的财力物力，那么局势有逆转也未可知。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今天的人，不能理解天子守国门的含义。
为啥？
今天比如北方边境有敌人入侵了，边境军官一个电话几秒钟上海、广州都是知道了。
但古代没有这种通讯设备，只能采用八百里加急。
八百里加急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快。
比如安史之乱的时候，安禄山在河北骑兵反叛，而在西安的唐玄宗要6天才能知道这个消息。
而这在古代已经是神速了，相当于快马每天跑500里。
大家知道，如果安禄山的部队是游牧民族的骑兵，6天时间能够前进多远吗？
蒙古骑兵突袭时，可以达到每天70公里以上的速度。
6天时间，蒙古骑兵可以深入中原400多公里。
而河北省东西宽度才500公里！
另外，以宋代为例，首都设在哪里是极为关键的。
这是因为，宋代的主要作战力量是中央的禁军，也就是林冲所在的部队。
禁军少则三四十万，多则六七十万，是国家主要的对外军事作战力量。
所以，首都在河南，也意味着国家军队主力驻扎在河南，对于巩固北方的防御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因为古代的交通差，兵力调动很麻烦。
其实何谈古代，抗战时期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四川的一些川军就开始向上海调动。
然而，因为四川没有铁路，公路也极差，只能步行走到陕西才坐上火车。等他们赶到中原，而淞沪会战早在11月就结束了。
同时，作为首都来说，最低程度会有强大的交通运输网络。
因为首都居民不会少，还有驻军，加上大量的官员，都需要大量的粮食。
所以，自古以来，全国到首都都有大运输量的交通路线。
那么，这就是军事作战的基础，没有运输就不能作战。
答： 所谓的天子守国门只是一句戏谑的话。历朝历代只有明朝把自己的首都放在了最危险的地方。事实也证明这样做是不靠谱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把京师放在北京的好处。那么我就来说说这其中的优缺点。
先从优点说起。
一、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 进行了重建。这象征着大明取代大元成为天下的正统继承人。
元大都城墙周长约60里，是南北长于东西的长方形。当年徐达率部攻克元大都之后提出是否继续追击，朱元璋的命令是固守待援，不主张继续北进。为了缩短防线，徐达放弃了原在健德门和安贞门一线的元大都北城墙，向南5里在德胜门和安定门一线另筑了一道新城墙。
明成祖朱棣在重建北京城的时候为了给皇宫前方留出空间，拆除了原在长安街一线的元大都南城墙，向南二里在正阳门一线重建了新的北京南城墙，东西两面的城墙则沿用了元大都城墙未变。
北京城经过历代君王的不断的营建扩张。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基础都已经奠定。作为国家首都是合格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北京的最大的优势所在。
二、北京的地形区域优势明显。
对于明朝而言，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北方，于是在北方边境设置了朵颜三卫和长城进行加固防守。并且长城九边都囤积精锐部队，所以只要不作死，北京的威胁是不大的。另外大运河水道的沟通，以及对于黄河水患的强治理。这里不得不说黄河治理最有成绩的时期就是元朝和明代 ，明朝出了一个潘季驯就真的在当时的条件下真正治理好了黄河水患，使得漕运非常便利。京师的物资供应和转运通畅。这是物资保证。
三、北京是“龙兴之地”，根基稳固。永乐帝认为，北平风水好，成全了他的皇帝霸业朱棣在北平经营20多年，基础深厚，而南京则遍布前朝遗民，人心不稳，所以，还是回大本营北平为好。礼部尚书李至刚，在永乐元年正月给皇帝上了一疏，说：“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化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这一点也是当时提出迁都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我来看看北京的缺点在哪里？
一、强敌环伺，没有坚强的军事基础很容易受到威胁
虽然永乐皇帝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他提出要在北京开始五次北伐漠北，为的就是肃清北部隐患为长治久安打下基础。在朱棣看来，北京是天下的中心，“四方万国，道里适均”。明末清初的学者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形容北京说：“燕蓟内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会。”
但是随着国力的衰弱，北京的区域优势就变成了劣势。
二、就是朵颜三卫的丢失。朵颜三卫是蒙古人在东北的三个部落，包括朵颜卫、泰宁卫和福余卫，也称为兀良哈三卫。这支军事力量也成为了靖难之战的一只生力军。按照《明史》记载，当时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这里特别提到了朱权所管理的朵颜三卫的骑兵骁勇善战，朱棣想要获得这些骑兵，于是以拉家常为由，进入朱权的大宁城。最终把朱权活捉，软禁到北京。
拥有了这么一只军队最终推翻了朱允炆政权。但是朱棣并没有真正有处理他们。当他们看到朱棣一次次北伐，打击鞑靼和瓦剌的时候，他们内心还是有恐慌的。他们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一旦鞑靼和瓦剌被明朝消灭，可能接下来就是他们。所以就造成了后来不断造成大明麻烦主要策源地之一。
三、明长城战略的改变
原来明长城是用来防御和预警的 ，但是前提是长城以北的地区仍然是明军占领。问题来了，由于过度的驻军造成了长城以北地区的荒漠化和生态恶化，后期已经无法继续生活，所以大量人口的南迁回长城内，使得薄弱的长城变成了唯一的屏障这也造成北方民族不断的越过长城进逼北京的态势。这种被动防御模式最终导致了大明的全局性崩溃。也是大明首都放在北京的最大的弊端。
总结：大明的天子守国门和其两京制的运行模式是从皇帝的个人喜好到军事部署，再到后来的强制性依赖造成的。不管好坏，都是历史的选择
个人感觉没啥意思，这只是后世评价的。意思是明朝时期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举，好像是天子守国门一般。
其实认真来说，后世有点误解这个意思了吧…
人家明成祖朱棣并没有这样想，他迁都更多是以攻代守，并且进行了开疆拓土，使北京压根不在边境线上。结果没想到后世子孙败家，使明朝疆域很快缩水…所以明朝很长时间内只能是“天子守国门”…
当然宋安之并非否定明朝，明朝还是挺好的，只不过就事论事说说而已。
谢谢观看宋安之独家原创回答，欢迎吐槽、点赞、关注～
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历来这句话被明粉封为圭臬，是对大明皇帝最高的褒奖。
这话是谁首先说的呢？
说这话的人明粉恨之入骨，恨不得抽他俩嘴巴子，这人就是讲清史的阎崇年。
阎崇年说这话是为了奚落不战而逃的咸丰皇帝，看看人家崇祯宁死不逃，再看看你奕詝，逃跑前为了自己的性福，先把女人们都送去了避暑山庄。
天子守国门有意义吗？有，但是没有那么大。
当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守国门的是建文帝，显然他没守住，城破之日建文帝不知所踪，不存在守国门这回事。
夺位成功的永乐帝，在南京呆着不舒服，他的治所一直在北京，在那里他经营了很多年。
南京一直是他老爹朱元璋和他侄子朱允炆的天下，这里的人对他是不是有二心，会不会害他，朱棣心里没底。
为了自己的安全，他启用了被朱元璋废除的锦衣卫。
另一方面，从永乐四年开始，朱棣开始动手改造北京城，使其更具京城的样子。
永乐帝数次北征蒙古，都把北京当成行在，大约在北京呆着比在南京舒服很多，所以朱棣在永乐19年宣布迁都北京。
因为朱棣北征，太子朱高炽长期在南京留守监国，对南京很习惯很喜欢，朱棣死后他屡次想把都城再迁回南京。
但是他刚想迁都南京开始连续地震，朱高炽在皇帝这个很有前途的岗位上就干了一年多，迁都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见习惯对一个人影响很深。
朱棣迁都习惯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朱棣通过靖难夺权，他不希望别的藩王效法自己，所以他驻守边境，逐渐削夺边疆那些手握兵权的藩王的势力。
这算是真正的守国门了，既抗外敌，也抗内鬼。
到了崇祯皇帝的天子守国门时，李闯兵峰直指城下，一开始崇祯还有很多选择。
可以迁都去南京，那里有整套的行政班子。
也可以送太子去南京，一旦北方有变太子立即继承皇帝位，让各路军马前去勤王，大明王朝也算群龙有首，基本盘不会丢。
崇祯和大臣们商量来商量去那一个主意也不想采用，他自己去南京，把太子留在北京，怕自己像宋徽宗那样，京城守住了，太子继承皇位，自己被架空。
自己留守北京城，太子去南京，太子被拥立咋办，自己不就变成唐明皇了。
崇祯不想放权。他还好面子，不想背锅，一旦弃守京城，以东林诸贤的品性肯定会有人问责，这责任谁担，崇祯的原则是谁担都行，反正别是我。
只想捞好处，责任一点不想担，即使你是皇帝也总干这事儿队伍也会散的。
所以，崇祯这个亡国之君最后国门没守住，只有死社稷这一条路了。
死时众大臣都离他而去，崇祯想去大臣家混顿猪肉炖粉条都没人给他开门，大家都在家里磨刀霍霍向猪羊，准备款待入城的闯王。
崇祯这人缘混的……
当年建文帝国破时，还有铁铉方孝孺效忠，甘愿为其搭上全族性命，崇祯死时身边只有一个阉人，想想蛮凄惶的。
文：薛白袍
明朝，中国历史上由汉人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被誉为最有气节的朝代，后人总结明朝有这样一段话；
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薄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
天子御国门，君主死社稷
这几句话读起来让人意气昂扬，也让无数人热血澎湃，尤其是后面的两句，更加体现了明朝的气节。那么，让后人慷慨激昂的天子守国门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说一下，天子守国门并不是朱棣大公无私的表现，而是我国数千年封建王朝军事制度的最优解，其意义极为重大，同时，天子守国门的方式也是维持明朝将近300年稳定的根本。
我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封建王朝便形成了以中央统御四方的格局，都城一般会建立在帝国的中心区域，比如西汉、唐朝的长安，东汉、曹魏的洛阳等等。这也就是韩非子所说的；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央执要，四方来效
这样做可以增加帝国的战略纵深，在大规模的战争中如果处于不利状态，能够以空间换时间，给军队和政府重新集结、修整的机会。但在这种格局下，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王朝不得不在北方边境重兵布防。
而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帝国的中央军常年处于内部，得不到锻炼，反观边防军常年征战沙场，实力上很容易超越中央军。
如此一来，掌握边防部队的藩王、或者封疆大吏很容易发动叛乱。例如汉朝时期的七王之乱，唐朝时期的安史之乱等等。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赵匡胤建立宋朝后采用了【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政策，极力削弱地方军队和边防部队实力的同时，大力发展中央军的数量和实力，避免地方武将或者边防武将实力膨胀。
这种情况同样是有利有弊，有利的地方就是从根本上消除了藩镇割据、叛乱的可能。而弊处就是导致了两宋积贫积弱，地方凋敝、外患深重，最终使得华夏大地第一次彻底落入了游牧民族之手。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吸取了宋朝失败的经验，为了抵御蒙古南下，在帝国的北部边疆设立了九边重镇，由九大塞王统领漠南所有卫所。
朱元璋的想法是好的，由自己的儿子们统领重兵，他们是不会背叛自己的。然而，事与愿违，他刚一闭眼，燕王朱棣就发动了靖难之役，夺取了他指定的皇太孙朱允炆的皇位。
朱棣之所以能够夺取皇位，最根本的原因是掌控着精锐的边军。
想清了这一点，朱棣在登基之后，决定把都城建在北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汉、唐时期的中央统御四方，以及宋朝强干弱枝的政策相结合，把强大的边防部队直接变成了帝国首都的中央军。
这样一来，皇帝手中永远掌握着帝国内部最精锐的军事力量，可以形成中央威慑四方的态势，避免各地藩王和封疆大吏的叛乱。同时也可以毫无顾忌的发展军队实力，避免靖康之耻和崖山之役的重演，可谓是一石二鸟。
当然，天子守国门也不是没有缺点，最明显的缺点就是战略纵深太小，一旦发生不可控的战争，帝国就会在战略机动上处于被动、下风，对敌人的反击作战会变的异常艰难，甚至可能面临失败的风险。
明朝北京保卫战便是这种情况，如果不是于谦迅速铲除阉党、平息民愤，妥善安排军队防御，或许北京城就被瓦剌军洗劫一空了。而到了后来的己巳之变时，也出现了后金军队包围北京，劫掠数城之后，从容返回关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