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和明朝为什么没有出现严重的外戚干政？
封建社会的一条主线就是君主集权，这是一个历史进程的问题，与皇权对立的就是相权，分化甚至解除相权，做到皇权一家独大，这就是封建社会权力游戏的主线。而关于权力的支线问题，那就涉及到另外两大势力，即皇帝与行政中枢之外的“第三方”平衡体系。
这个体系中主要有两大集团，一是宦官，二是外戚，这个体系就是皇帝对付中枢的工具，但若无法有效驾驭，则会形成宦官乱政、外戚干政的重大问题。所以皇权在解决行政中枢的问题后，必然会对“第三方”势力进行节制，封建皇权的顶峰就是明清时期，所以也是宦官、外戚问题解决的终极阶段。历史上明朝算是彻底解决了外戚问题，但宦官问题没能解决，清朝则将这两个历史遗留问题彻底解决。
（汉献帝剧照）
说到君主集权很多人都不陌生，这并非只是权力架构的问题，还涉及诸多方面，比如统治思想的选择，历史上较为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宣扬“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塑造一个不可挑战的君王权威。如商鞅变法时，商鞅不顾君王颜面，将太子老师、秦孝公亲哥哥公子虔的鼻子割了，而秦孝公作为君主，未享有“特赦”之权，这就是法家思想对君主权力的挑战。待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确立后，皇室成员的司法刑狱权也由皇家特立机构独断，如宋朝设立的审刑院，皇族犯法必须由该机构“复核”，发展至清朝则有了内务府慎刑司，皇家案件完全绕过国家的司法机构。
（公子虔剧照）
正如统治思想主导的司法变革，权力架构的变革也是随着历史进程而不断转变的。主线上的权力架构变迁体现为相权的分化和“铲除”，这个过程大家定不陌生。从宰相独掌中枢，到三省六部分化权力；再到宋朝参知政事分化三省权力；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以级别较低的内阁主导中枢行政，皇帝的权力得到史无前例的增强；清朝更是在中前期逐步废除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设立诸如康熙之南书房，雍正之军机处的内庭秘书班子，使军国要事进一步避开六部以及内阁，政出内庭，使皇权到达难以复加的顶峰。
权力主线的发展清晰明了，也能体现一个历史规律，即皇权对抗相权的进程中，皇帝总是需要外戚或者宦官“搭把手”，因而皇权越弱，外戚和宦官受到的宠信越深，皇权越强，则外戚和宦官的利用价值越小，故而明清两朝的君主集权顶峰期，外戚与宦官逐步从权力的核心圈消失，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说到这里总有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宦官和外戚是封建社会两大毒瘤，所以乱政、专政被无限放大，甚至将朝代更迭、国家沦丧都归结到这两个权力集团身上。其实历史上发生宦官乱政、外戚专政的原因并不在此集团本身，而是王朝军政架构的崩塌，内外因素很多，他们只是王朝走向衰败的缩影。
（魏忠贤剧照）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后汉书·皇后纪》
反而历史上诸多政治平衡还都是宦官、外戚集团维持住的，比如东汉王朝，朝廷的权力中枢掌握在士大夫集团手中，他们是门阀政治时期最庞大的利益集团。整个东汉王朝，除了生辰不可考的婴帝刘懿，剩下的皇帝中有10个是未成年，最小的皇帝即位时刚刚满月，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东汉王朝硬是撑了195年。毫不夸张的说，正是宦官和外戚的存在，才保证了东汉皇帝衰微时，江山依然姓刘。
自古皇族是有继承皇位“合法性”的，所以在权力体系中，皇帝自始自终都要打压皇室宗族，比如西汉的推恩令。东汉明帝时，刘庄屡兴大狱，杜绝了皇族宗室参与政权的可能，所以皇帝只能寻找新的力量对抗外廷中枢。门阀政治的背景下，想要对抗士大夫集团，皇帝就必须从豪门大族中寻求帮助，那么同样出自豪门大族的外戚集团就是最好的选择。
光武帝刘秀将汉武帝的内庭秘书机构尚书更改为尚书台，俗称的台阁，扩大其规模，充实其职权，以六曹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直接听命于皇帝，以此架空“三公”。这个设定就是要削弱外朝的公卿士大夫的权力，但由于东汉小皇帝居多，母强子弱的格局下，就需要外戚帮忙掌控台阁，所以东汉常是外戚控制尚书台，掌握国家政权，这就是所谓的外戚专权。外戚之所以掌握台阁，一方面是因为这是该集团的权力上限，因为他们不具备当皇帝的资格，另一方面是他们毕竟是皇帝的亲戚，至少比士大夫集团的“危险指数”低一些。
但当皇帝长大以后是要亲政的，皇帝收回权力的过程中势必要收回尚书台的控制。而外戚集团已经形成，请神容易送神难，这时候能够帮助皇帝的就是那些最贴心近侍宦官，所以宦官参与政治都是皇帝向内庭收权的行为。东汉的内庭政治就是外戚、宦官轮流“坐庄”，小皇帝时，外戚凭借太后形成专权，皇帝长大后，又通过宦官打压母族掌权者。而外戚和宦官都是皇帝控制内庭，并与外朝形成对抗的工具，这两个集团对权利平衡做出过巨大贡献。
（明朝锦衣卫）
由上文就能理解为何明朝没有外戚专政了，首先是皇权加强后，皇权与相劝的矛盾化解了，这就无需内庭过多扶持集团势力与之对抗。其次是豪族门阀主导的政治体系被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彻底推倒，加之科举取士的发展，官僚集团中寒门子弟比重逐渐增多，这也衍生出明朝特色的皇帝选妃制度，朱元璋彻底打开了由民间选择后妃的通道，而非豪门官僚之间的政治联姻。马皇后的先例为后世树立了楷模，明朝历代皇后不再出自豪门，外戚也就没了专政的资本。
“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皇明祖训》
除此之外，朱元璋将后宫不得干政写进了《皇明祖训》，与之配合的则是“长房继承制”，也就是皇位传承不以嫡庶为标准，而以年长者居之。朱元璋创立的继承制度下，长子长孙虽为嫡系，但突出的是个长字。如天启皇帝朱由校是朱常洛长房，而朱常洛只有一嫡女，且七岁夭折，而无嫡子，在朱常洛驾崩后，庶出的长房朱由校即位。朱由校绝后，所以驾崩后以兄终弟及的规则，由在世年龄最大的弟弟朱由检即位，这也是朱常洛另外一个庶子，也就是崇祯皇帝。所以这就摆脱了皇子“夺嫡”的政治风险，也解决了冲龄即位、子弱母壮，外戚专权的千年难题。
（崇祯帝剧照）
清朝的继承制度虽然混乱，但也有约束外戚势力形成的手段，比如皇子不予生母养育，而是寄养于宫外，加上立储变数大，皇子母族难以提前准备。而且清朝八旗制度的相互制约很是明显，虽有上三下五之分，但皇子母族仅出于其中一旗，很难形成约束皇权的存在（慈禧太后是个例外）。且很多皇后属于下五旗抬进的上三旗，本身根基不稳，家族势力难以先期形成，再加之宗人府的制约，干预政治的风险很大。
综上所述，外戚专政的消失，其根本原因就是皇权的无限加强，使外戚集团在权力的游戏中失去了利用价值。皇帝可以利用后妃制度、官员选拔制度、立储制度等，铲除外戚势力形成的基础。其实早在宋仁宗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皇帝对权利掌控的自信了，一切用来平衡内外权力的工具都将会退出历史舞台。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明清两代总结了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发现对皇权最大的威胁就是外戚干政和宦官干政。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就是从民间选妃。
朱元璋很聪明，他认为外戚之所以能够干政，就是因为后宫妃子娘家势力庞大。所以，他规定，明朝的皇帝都要从民间选妃子。明朝皇妃大都是普通人家的女子。这样一来，就算是后宫妃子很受宠，他的家人因为出身寻常人家，不懂国政，就不会出现外戚干政的问题。
清朝大体也采取了这种策略。
第二是特务监督统治。
明朝有锦衣卫、东厂、西厂，清朝有粘杆处、还有密奏制度以及无孔不入的暗探间谍。时时刻刻监督着文武百官和王公贵族。他们的任何异动，都逃不出皇帝的眼睛。所以历史课本上才说，明清两代，是我国封建皇权统治的巅峰。这话一点不假！
在这样的高压统治下，什么外戚都得服服帖帖的，哪儿还敢干政？那不是作死吗？
明清处于我国封建王朝历史的晚期，有许多前代王朝兴衰史可以借鉴，而作为大一统王朝，它们在开国之初也认真研究了历代王朝更迭的经验教训，对于有能力构成皇权重大威胁的强藩、权臣、外戚、宦寺等不稳定因素，均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除此之外，明清社会的某些特质也抑制了外戚专权的可能性，以下简述明清两朝制约外戚专权的相关因素。
一、明朝
1、明朝规定皇后和妃子必须出自“小户”人家。一般通过全国选妃，然后再从中选出皇后、皇贵妃、贵妃等。历代外戚专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后家族本身就是高门豪族，嫡女当上皇后以后，更是如虎添翼。明朝这种小户人家选妃的制度，有效防范了外戚势力过大，因为从小户发展到豪族需要漫长的时间，等外戚有一定根基时，皇后已经过世了。
2、科举制对外戚专权的制约。明朝科举鼎盛，科举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将官职这种国家公器开放给全社会，而不是一二豪门，这就抑制了豪门的发展，对外戚也起到类似的制约作用，想要掌权，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或者当太监）。
3、第一代皇后的率先垂范。朱元璋的原配马皇后在朱元璋夺取江山过程中助力颇多，任劳任怨，朱元璋欲报答马皇后，要给其亲戚族人封官加赏，马皇后断然拒绝：“国家爵禄，宜与贤士大夫共之，不当私妾家！”
二、清朝
清朝对外戚专权的制约，除了与明朝相同的科举制原因外，还有以下原因：
1、皇嗣生母一般不亲自抚养其所诞之皇嗣。皇子出生后一般是由位分更高的妃子或皇后抚养；或者过继给官位较高的亲王或大臣培养。这样可以防止母妃对皇子过高的影响力。
2、限制后妃与皇帝的感情。皇帝即使非常宠爱一个妃子，也必须给其他妃嫔雨露均沾；更不人性的是，妃子侍寝不能留宿，完事就走，限制相处的时间，防止吹耳边风。
3、清朝后妃均不是民籍汉人。除了在旗汉人（汉军旗）外，清朝官方禁止满人和非在旗汉人通婚（顺治朝曾短期解禁），因此，一般汉人女子只有少量通过非正规途径入宫。故清代后妃的主体是少数民族和在旗汉人女子，而官员主体是民籍汉人，这样相对限制了外戚权力的扩张。
明朝吸取前朝外戚和官宦干政的反面案例，朱元璋在开国之时就制定了相关的制度。比如也有铁牌号令后宫人等不得干政，不过这一条在宣德年间开始打破。但是，明朝皇帝对于后宫人选，却有着相当严格的潜规则，那就是不与勋贵通婚，不与权臣通婚。
明朝只有朱棣的妻子徐氏是魏国公徐达的女儿，那时大明刚刚建国，朱元璋需要跟徐达进一步强化关系，从朱棣之后，就没有一个皇后是显赫出身，就是为了提防后族妃族凭借自身圈层再加上皇亲国戚的光环，从而乱政。
比如仁宗朱高炽的张皇后。
张皇后的家室并不显赫，还是她当上燕王世子妃之后，他爹张麟才被加封为兵马副指挥使，后来朱高炽成为太子，张麟进京也只是个正三品的京卫指挥使（相当于首都卫戍部队司令员）。家庭状况简单，就没有那些大小姐的做派。
首先先说明朝，明朝的皇后基本都是出身小官和平民家庭，外戚没有干政的能力和势力，明朝的管不像汉朝，汉朝皇帝觉得你能做官你就可以做官，还可以一代一代把官位往下传。明朝就不一样了，明朝的官都是科举出身，一步一步爬上去的，大家都是辛苦努力几十年才做到的位子，你一个外戚凭借关系就想得到，那是不可能的，满朝大臣也不会同意。最重要是明朝的中央权利强大，就是皇帝强大，你外戚想来专权和皇帝强权利，分分钟弄死你。明朝内阁权利也大，皇帝的本家兄弟得罪的内阁首辅都能被夺去王位下大牢。所以说明朝的外戚别说干政了，平时都得夹着尾巴做人。再说清朝，清朝沿袭明朝的制度，外戚基本也翻不起什么浪。唯一为一个可以说是牛逼的外戚就是康熙年间的佟国维了，人送外号佟半朝，虽然很牛逼，但是在康熙大帝的领导下也没有达到专权的地步。明清两朝的制度和皇帝的专权，切断了外戚当权的通道。所以才没有外戚专权的事情。
母后临朝、外戚干政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屡见不鲜，尤其是在两汉时期，外戚干政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以后的中国历朝历代中外戚干政的现象虽然没有两汉时期如此明显，但是外戚仍然是朝廷内外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
然而纵观明清两代，除了清朝末年特殊历史条件下慈禧临朝听政四十余年外，明清两朝凡共近700的历史中不仅没有任何外戚干政的影子，而且连太后把持朝政架空皇帝的说法也从未听说过。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明清两朝没有出现严重的外戚干政现象呢？
皇权在与相权的争斗中取得完胜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一统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一直是困扰帝国最高统治者的两大难题。
尤其是在宋太祖赵匡胤解决掉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之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一跃而成为帝国统治者最棘手的问题。
在明清两朝之前，在任何一个朝代相权都是权力极大的，甚至在关键时刻可以威胁到皇权的安危。正是因为相权的权力极大，所以每当新皇登基之始，为了巩固自己还不太稳固的地位，新皇帝都会从自己的娘舅外戚之家选择关系亲近之人来担任丞相之位。
在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皇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在明太祖朱元璋诛杀胡惟庸、废丞相之职将丞相权力下放六部之后，相权对于皇权的威胁也随之土崩瓦解。权利的分散使得朝廷内外没有任何一个职位的权力可以威胁到皇权的地位，因此即使有外戚担任六部官员，仅凭他手中的权力是无法干预朝政和撼动皇帝权威的。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
《皇明祖训》
皇帝登基年龄较大
虽然中国皇帝被人们认为是真龙天子，被称为“万岁”，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长寿者不多、短命者却不少。
长寿者还好，短命皇帝驾崩后往往会留下孤儿寡母难以操控朝政，如果新任太后不用自家亲人掌握朝政而用外人，难免孤儿寡母不被外臣欺凌，权力遭到架空，严重者甚至还有丢掉性命的危险。
明朝16帝中虽然短命这亦不少，但是幼年登基的皇帝却也只有英宗正统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两人。清朝虽然幼年登基皇帝较多，但是在十二位皇帝中也只有五位在幼年登基。
相比于东汉连续九位幼年登基的皇帝，明清两代成年登基的皇帝对于朝政的把握也是要牢固许多的。
上层政治制度的设计不同
早在明朝立国之初，为了避免后宫垂帘、太后和外戚干政的局面出现，明太祖朱元璋就制定了许多规定，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严禁包括皇帝在内的宗室诸王与朝廷重臣联姻。无论是皇帝的皇后妃子还是各地王爷的王妃姬妾都只能和低级官员和平民家的女儿联姻。
“凡天子及亲王、後、妃、宫人等，必须选择良家子女，以礼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进送，恐有奸计。”
《明史》
这样一来皇帝母系一族根基较浅，没有办法组成特定的政治利益集团，这样就可以杜绝了外戚干政的土壤。
除了限制皇帝母系家族来源外，对于后宫干政朱元璋也是严厉禁止的。
“凡皇后止许内治宫中诸等妇女人，宫门外一应事务，毋得干预。”
《皇明祖训》
此外， 在有明一代，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是明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阁把持朝政，司礼监掌控票拟，两方势力井水不犯河水，根本没有外戚势力生存的空间。
而自清朝入关以后，对于明朝的体制可谓是照单全收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改良，使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使皇权专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虽然清朝末年慈禧掌握朝政四十余年，但是慈禧却也只是在背后暗地操控却不敢走上台面公然干政。
总结：在中国历史上，外戚干政是特定历史时期必然要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而追根溯源还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皇权的不断增长。无论是秦汉之际的三公九卿制度还是隋唐年间的三省六部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皇权，分散相权。在高度集中的皇权下，任何其他的过大的权力都是不能容忍的，也正是因此外戚干政必然走向灭亡。
中国历史上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同时皇权赋予封建统治者最高的权利，“位”于金字塔顶，受万千子民顶礼膜拜。 但是不是历史上所有皇帝都享受了这样高规格的权力待遇呢？这时有人会问：皇权是皇帝的标配，皇帝从始至终当然能够享受，也必然能够享受啊？答案当然不是的，不然历史上也不会出现“外戚干政”这个词，那说到这里我们又会想到，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与之相对的词叫“宦官专权”，它们都是皇权的替代品或者称为干预者。
这样我们就能总结出：皇权是皇帝的专属权益，但不一定都是主动的，上述两种情况历史上的朝代时有发生。那么明、清两代真的没有出现过像外戚干政等这样的问题吗？那我们先来分析下上述两种逾越皇权的概念吧：
一，宦官专权。宦官的概念由来已久，但要说明的是宦官不一定是阉割太监，比如秦朝的赵高即使如此。那么为什么身为宫廷奴仆的宦官在朝廷上会有如此大的权力呢？其实最初都是皇帝默许或者亲受的。宦官行使的权利是代表皇帝的，换句话说，宦官虽然具有一部分皇家权力，但是这部分权力就像放风筝一样，线还握在皇帝手里，皇帝还是有主动权的。比如明朝时期的宦官专权，就是代表皇帝扼制内阁势力。但是有些宦官会权极思反，但拥有根本皇权的皇帝会立即平叛之。明朝太监刘瑾就是这样的人。至此我们发现，对于明朝的宦官专权，皇帝是能够稳稳驾驭的。
二，外戚干政。外戚干政比较好理解一点，所谓外戚就是皇帝母亲和妻妾的娘家人。这些人干政的条件主要是登基的皇帝年幼，对于朝政还没有能力处理，还有就是在位的皇帝无能，面对重要而繁琐的朝中大事而无能为力或骄奢淫逸不理朝政。据资料显示： 汉武帝晚年立小儿子刘弗陵做太子，命其母钩弋夫人自尽，就是为防外戚专政。汉哀帝、汉平帝之世，外戚王氏相继把持朝政，酿成王莽代汉的结局。 了解了上面两个概念后，我们再来总结两点：
一，明朝没有外戚干政只有宦官专权，宦官权力爆表而难撼动皇权，为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三点：
（一）宦官干政的权力范围只是皇权的一部分，非全部。
（二）宦官实为宫廷奴仆，所谓的任职没有兵权（东、西厂和锦衣卫规模不足以发动政变吧）。
（三)明朝的内阁制度，也是最主要的，宦官是只负责替皇帝拍板盖章，不能发文的，内阁却是专门拟票发文的，所以互相牵制。有了这三点，宦官们想起事我看是难于上青天了。
二，清朝没有宦官专权。
（一）是制度与明朝不同，没有了内阁制，自然就没有一个班子能够跟皇帝欧气。
（二）是清朝汲取了前朝经验，对宦官限制严重，尤其是数量上，据资料称，最多是也就一两千人。至于清末的李莲英倚仗慈禧太后的势力而耀武扬威，在过往朝代中算做宦官专权我想过于勉强。至于慈禧在后宫把握朝政数十年算不算外戚干政呢？我以为其是揽皇权于己身，并没有靠娘家人出来主持局面，处理朝政依然是动用朝中大臣和皇亲一脉人的。
以上就是我的观点，我是宋都御史，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因为明朝的制度设计,外戚很难当官,只能封爵.而封爵的勋贵们除非皇帝给他们差事办,否则平常是无法干政的.
历朝历代外戚干政的情况,最重要的关键在於让外戚当官,而且是当重要的官,但这在明朝很难办到,因此明朝顶多就是後宫干政,但干政的後宫也顶多让亲戚在外面收收红包,做做生意,狐假虎威一番.
你好，很高兴就这个问题做出一些自己的见解，外戚干政确实是中国古代封建历史当中常见的一幕，比如汉初时期的吕氏专政，到后来的王莽篡权以至于后期各个朝代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出现了外戚专政的局面，然而到了明清之际，似乎这种状态和现象就悄然而止，凭空消失了，那么原因是什么？下面我们就来简单分析一下。
吸取前朝教训，源头断绝
历史上出现外戚专权的重要原因，其实还是其背后家族势力本就很强大，且在朝堂和统治集团势力之间本就占有重要的位置，再加以自己外企的身份，逐渐的将大权独揽凌驾于皇权之上。这便出现了外戚专权的状况。
而明清之际的统治者们，充分吸取了前朝的教训，从制度上根本断绝了此种关系，从明清时期开始，封建君主专政逐渐走向高峰，皇权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其余人等都需通过皇帝的任命方才有效，这也就使得很难有一方势力掌握大权。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朱元璋开国的时候便制定了一项措施，就是民间选取女子进宫甄别之后，方才可以作为妃子，明朝很多皇家的妻子，甚至是皇后，都是出生自贫命，这样的家史也很难掌握大权，并且明清时期的制度也规定女子入皇家之后，家族也难以从中获得多么阔绰优越的条件，甚至在明朝的时候，皇后的族地还有当太监的情况出现，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
世家大族的没落
科举制的兴起，使得平民拥有了摆脱命运的机会，社会的统治阶层再也不是掌握在世家大族的手中，这样的制度有效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使得国家得以长治久安。
而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乱失足，逐渐走向了没落，而外企之所以能够把持朝政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由于其家族势力的庞大，汉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外企专政最严重的事情，还是因为在此期间施加大族垄断了国家统治阶层的命脉，而如今世家大族逐渐没落，平民有了上升的机会，自然外企也就失去了兴风作浪的土壤。
其实无论外戚也好，还是科举制度，不过都是皇帝用来控制国家巩固统治的工具，当他不再适合时代发展的潮流，终究会退出历史的舞台。
母后临朝、外戚干政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屡见不鲜，尤其是在两汉时期，外戚干政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以后的中国历朝历代中外戚干政的现象虽然没有两汉时期如此明显，但是外戚仍然是朝廷内外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
然而纵观明清两代，除了清朝末年特殊历史条件下慈禧临朝听政四十余年外，明清两朝凡共近700的历史中不仅没有任何外戚干政的影子，而且连太后把持朝政架空皇帝的说法也从未听说过。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明清两朝没有出现严重的外戚干政现象呢？
皇权在与相权的争斗中取得完胜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一统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一直是困扰帝国最高统治者的两大难题。
尤其是在宋太祖赵匡胤解决掉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之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一跃而成为帝国统治者最棘手的问题。
在明清两朝之前，在任何一个朝代相权都是权力极大的，甚至在关键时刻可以威胁到皇权的安危。正是因为相权的权力极大，所以每当新皇登基之始，为了巩固自己还不太稳固的地位，新皇帝都会从自己的娘舅外戚之家选择关系亲近之人来担任丞相之位。
在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皇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在明太祖朱元璋诛杀胡惟庸、废丞相之职将丞相权力下放六部之后，相权对于皇权的威胁也随之土崩瓦解。权利的分散使得朝廷内外没有任何一个职位的权力可以威胁到皇权的地位，因此即使有外戚担任六部官员，仅凭他手中的权力是无法干预朝政和撼动皇帝权威的。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
《皇明祖训》
皇帝登基年龄较大
虽然中国皇帝被人们认为是真龙天子，被称为“万岁”，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长寿者不多、短命者却不少。
长寿者还好，短命皇帝驾崩后往往会留下孤儿寡母难以操控朝政，如果新任太后不用自家亲人掌握朝政而用外人，难免孤儿寡母不被外臣欺凌，权力遭到架空，严重者甚至还有丢掉性命的危险。
明朝16帝中虽然短命这亦不少，但是幼年登基的皇帝却也只有英宗正统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两人。清朝虽然幼年登基皇帝较多，但是在十二位皇帝中也只有五位在幼年登基。
相比于东汉连续九位幼年登基的皇帝，明清两代成年登基的皇帝对于朝政的把握也是要牢固许多的。
上层政治制度的设计不同
早在明朝立国之初，为了避免后宫垂帘、太后和外戚干政的局面出现，明太祖朱元璋就制定了许多规定，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严禁包括皇帝在内的宗室诸王与朝廷重臣联姻。无论是皇帝的皇后妃子还是各地王爷的王妃姬妾都只能和低级官员和平民家的女儿联姻。
“凡天子及亲王、後、妃、宫人等，必须选择良家子女，以礼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进送，恐有奸计。”
《明史》
这样一来皇帝母系一族根基较浅，没有办法组成特定的政治利益集团，这样就可以杜绝了外戚干政的土壤。
除了限制皇帝母系家族来源外，对于后宫干政朱元璋也是严厉禁止的。
“凡皇后止许内治宫中诸等妇女人，宫门外一应事务，毋得干预。”
《皇明祖训》
此外， 在有明一代，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是明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阁把持朝政，司礼监掌控票拟，两方势力井水不犯河水，根本没有外戚势力生存的空间。
而自清朝入关以后，对于明朝的体制可谓是照单全收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改良，使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使皇权专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虽然清朝末年慈禧掌握朝政四十余年，但是慈禧却也只是在背后暗地操控却不敢走上台面公然干政。
总结：在中国历史上，外戚干政是特定历史时期必然要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而追根溯源还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皇权的不断增长。无论是秦汉之际的三公九卿制度还是隋唐年间的三省六部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皇权，分散相权。在高度集中的皇权下，任何其他的过大的权力都是不能容忍的，也正是因此外戚干政必然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