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有可能在明末力挽狂澜？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凡是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人物都不行，熊延弼，孙承宗也好，卢象升，孙传庭也好，凡是明廷人物都不可能实现局势的逆转。因为晚明的问题是乱自上作。不务正业的神宗、熹宗，智术短浅，刻薄寡恩的崇祯，饱食人民血肉的朱明宗室，愚鄙贪暴的内外官僚，足以湮没掉任何拯救者的挣扎。他们可以杀掉西法练兵的孙元化，可以杀掉前来勤王的耿如杞，可以杀掉解蓟州之围的赵光抃，可以杀掉屡破流寇的郑崇俭，可以杀掉成都百姓哭送的邵捷春，可以将抗清而死的卢象升曝尸八十天不收，可以逼死孙传庭后又认定他潜逃……你就算再给他们送去一批忠臣良将，你怎么保证不是这个下场？

在崇祯的英明领导下，明朝的国家机器已经彻底溃烂到容不下任何清慎有为，忠勇干练的臣子的存在，待在这台国家机器里只能被其吞噬，而不可能有所作为。除非把这台机器彻底砸烂，重换新的，才有可能挽回局势。

但是崇祯能砸吗？北京的朝臣们想砸吗？卢象升、孙传庭他们有能力砸吗？所以我才说，明廷的人物都不可能挽回局势。

崇祯以全国之力受困潢池，后来的大西军和郑氏反而能以一隅之地而抗全国，正是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军政系统，不受晚明朝廷的遗毒，反观全盘继承下之前国家机器的弘光，被清军一击即破。

占地最广，人力最充足的大西军本来最有希望承担起复兴的重任。然而孙可望迅速膨胀的权力欲导致了他与刘文秀、李定国之间的斗争，最终结果是孙可望事败降清，刘文秀在孙可望叛逃后也受冷遇而闲居。永历朝廷的军政尽付予李定国。

然而，李定国的天赋点可能全部点在临场作战上了，内政建设他不如孙可望，战略决策他不如刘文秀。在孙可望叛逃之后，不管是对孙可望旧部的处理，与刘文秀的关系，以及迎击清军三路进剿的决策上，李定国都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他是一位杰出的战地指挥官，但不是一位称职的集团首脑，而挽救明末的局势不是一位优秀的武将就足够了。

明朝已经溃烂到神仙难救了，亡国已不可避。如果我们不是把目光仅仅局限于怎样让朱明王朝存续下去，而是怎样避免像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那么明朝末年最有可能力挽狂澜，挽回亡天下局势的就只有一个人了——李自成

和孙可望，李定国的内斗不同，李自成杀掉罗汝才之后，他就是北方农民军唯一的最高统帅了，他不需要再去打压谁，和谁搞分裂。和孙可望短于战阵，李定国不懂政治不同，李自成身上看不到明显的缺陷。他是明朝末年综合能力最强，最有希望，最具朝气的领袖。

但他实在是不得时运。

很多人批评李自成不建设根据地，但李自成不是不想建设根据地，而是在明朝轮番不停的围剿狂潮下实在是没有条件建设根据地。

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入豫之后，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都在不停地打仗，两年时间里连口气都没时间喘的打了七场主力会战，歼灭了傅宗龙（项城之战）、汪乔年（襄城之战）、丁启睿（朱仙镇之战）、杨文岳（汝宁之战）和孙传庭（两次郏县之战和潼关之战）。直到明朝覆亡前半年，李自成还在与明军的主力军团会战。明朝就像一个尸鬼一样，即使自己已经腐烂，也要抱着大顺一同沉入黑暗。

但尽管如此，在击败了来剿明军获得短暂的安稳之后，李自成依然会进行恢复经济的生产建设。

“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

“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牲，务农桑，为久远之计”

在彻底歼灭北方明军最后一支主力之后，李自成终于攻入北京，在那里迎来了满清入关的铁蹄。而此时，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才刚刚建立两个月而已。

是的，你可以说李自成面对清军时表现的不够好。但是这是一个才建立两个月的政权呀。你让618年的李渊去死磕突厥，让960年的赵匡胤去死磕契丹，难道他们就能打得过了吗？更何况李自成的出身和政治背景比起这两人更是差的如同云泥之别。

但即便如此，李自成也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可是他的运气实在太差。

吴三桂的背叛是意外之事。当时，宣府、大同、蓟州、保定诸镇明军都投降了，吴三桂没有理由例外。而且吴三桂也确实投降大顺，率军前往北京觐见新主了，然而中途又折返山海关反叛了大顺。

对于吴三桂的反叛，有一种说法是他的父亲吴襄被大顺军拷掠，小妾陈圆圆被大顺军霸占。然而，这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首先，当时投降的明军降将很多，诸如唐通、马科、白广恩、牛成虎、董学礼、郭升等等都得到了恩遇，就连射瞎了自己左眼的陈永福，李自成都封他为侯。李自成有什么理由单单要为难吴三桂呢？《流寇志》、《国榷》、《甲申核真略》都记载李自成并没有为难吴三桂的家眷，吴三桂是听信了谣言。可见吴襄被拷掠之事并不真实。更何况，吴襄还亲自写信向吴三桂说明情况，劝他归顺。吴三桂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自己的父亲，非要相信传言呢？至于陈圆圆之事……这种东西连批驳的价值都没有。

所以我们没必要给吴三桂找理由，既然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为了道德理想可以付出一切的人，那也就应该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为了贪暴之欲可以抛弃一切的人。毕竟李自成只答应给他封侯，而清廷许诺他封王。

如果吴三桂不背叛大顺的话，清军入关面临的就是前明边军加大顺军，从后来潼关之战，陕北之战的情况来看，清军未必能强行破关。但是孝闻九边的带孝子吴三桂为了更高的封赏果断抛弃亲爹，引清军入关。这样一来，大顺军面临的敌人就是清军主力加关宁军。

1644年4月13日，李自成率领6万大顺军自北京出发，九天长驱六百里，于4月21日兵临山海关下。大顺军以六万长途奔袭之师攻击吴三桂五万据守险隘之师，当天就拔其关外营寨，次日拿下北翼城，其战斗力可谓不俗。

然后多尔衮率领八万清军出现了。

我说过，李自成的运气实在太差。因为就在清军出击的同时，山海关战场上刮起遮天的沙暴，大顺军正好处在沙暴下风口。

本就占据兵力优势的清军趁着沙暴横扫大顺军，形势就此逆转。

但即使在诸多不利条件的累积下，大顺军依然在半天激战中击毙了清军镶红旗副都统萨苏喀，正黄旗佐领阿喇穆等12员将校，此外，正红旗副都统叶克舒“戗一目，身被十一创”，另有多名清军将校负伤。

这个战绩足以证明大顺军战力远在明军之上，也可以和清军硬碰硬。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转战河南时，提出“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崇祯十六年李自成攻克襄阳后，又提出“三年免征”的政策，赢得了饱受剥削的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由于不能从农民身上取得赋税，大顺军的财源主要依赖于收缴明朝宗室的财产以及对官绅阶级实行追赃助饷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官绅“人人饮恨”，只是慑于大顺军的威势，“未及发也”。

等到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后，北方官绅阶级立刻展开了对大顺政权的反攻倒算，他们四处串联，发动叛乱，袭杀大顺驻军，夺取各地大顺政权。山西、山东、北直隶遍地烽烟，大顺军在黄河以北如鱼行旱地，几无立锥之所。

为稳定大顺政权，争取官绅阶级的支持，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七月，大顺政权全面停止追赃助饷，开始征收赋税。从此，李自成不再是李闯王，他终于也变成了“大顺皇帝”。

另一方面，在与大顺军进行了几个月的拉锯之后，1644年10月19日，清廷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率部随从，共计八万余人从陕北方向向大顺政权都城西安进攻；10月25日，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等率部随从，约七万人进攻南明。

这实际上又是一次机会，不管是从之前的山海关之战还是之后的潼关之战，陕北之战来看，仅凭八万清军是不足以正面硬啃下以逸待劳的李自成的。如果李自成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给予阿济格一记重创，极有可能挽回局势。

然而命运再次跟李自成开了一个玩笑。

就在这一年10月，大顺军在豫北反击清军连连得手，先后收复济源、武陟、孟县、温县等，击毙汉军正黄旗副都统金玉和，包围了怀庆府。清廷十分震动，立即命原本征讨南明的多铎军转为西向，与阿济格并力会剿李自成。原本一场胜利却带来了将两路敌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的被动局面。

如果怀庆反击战晚打一个月，等到多铎与南明兵势一交，即使那时多铎再想回转，也不会那么容易了。但是反击怀庆实际上是十月初四开始的，那个时候别说多铎，连阿济格都还没有出兵呢，谁又知道清廷下一步的用兵动向呢？总不能无休止的在黄河岸边等下去。如此的巧合，也只能说是时运如此了。

多铎率军西进解除了大顺军对怀庆的包围，而后自孟津渡黄河，12月15日进至陕州，12月22日进抵潼关20里外立营。

此时，李自成正率军北上支援在陕北抵抗阿济格的大顺军，李自成本人已至洛川，而其前锋已至甘泉，得知多铎兵临潼关之后一时进退失措，犹疑不定，最终还是决定先战多铎。

12月29日，潼关之战开始。刘宗敏率军先攻，不利而退。清军亦谨守不攻。正月初四，刘芳亮率军千余人突击清军营垒，清军正黄、正红、镶红、镶蓝、镶白五旗将领迎战，双方激战，伤亡皆重。李自成随即亲率马步军进攻，多铎亦全军齐出，双方互有杀伤。

正月初五、初六，大顺军两次夜袭清军，均被击退。正月初九，清军红衣炮军抵达战场，进逼潼关关口。正月十一，清军以红衣大炮轰击大顺军，继而以骑兵突之。大顺军发骑兵三百横冲清军阵地，同时分兵绕至清军阵后夹击，两军血战，伤亡皆重。

就在这时，李自成得到了两个消息。一是阿济格率军进至延安，二是张献忠派军攻陷了大顺的汉中。李自成于是停止潼关的战斗，率军回到西安，并在正月十三日放弃西安东走河南。

阿济格进至延安并不让人意外，阿济格和多铎，李自成只有能力迎击一路，李自成去迎战了多铎，陕北大顺军独力难支，导致阿济格进至延安。但是即便如此，在李自成侄子李过的指挥下，大顺军在延安坚守二十余日，前后与清军交战七次，始终未让清军通过，直到得知李自成放弃陕西东走，李过才主动撤离。

真正让李自成震动的是张献忠攻陷了汉中，张献忠攻陷汉中意味着李自成的陕西根据地被彻底包围，成为了死地。最终让李自成决定放弃西安东走。

张献忠如愿以偿地赶走了李自成，他还不明白这对他意味着什么。

然而李自成不知道，其实他还有一次机会。

就在李自成撤离潼关的第二天，正月十二日，大顺潼关守将马世耀率所部七千余人向多铎投降。当天夜里，马世耀派使者携密信请李自成回师潼关，里应外合击破多铎。

李自成没有看到这封信，但多铎看到了，因为当天夜里，马世耀的使者刚出潼关就被清军捕获了。

第二天，多铎在潼关西南十里的金盆口假称设宴解除了马世耀所部的武装，而后“尽屠之”。

时运，时运。

李自成率军东走河南，而后南入襄樊，进武昌，下九江，这期间与清军多次交战，多有失利，但也在许州、陈州等地击败过清军。

其实这个时候转机终于到了，由于短时间内战线拉得太长，满洲匮乏的人力开始不敷用，八旗军队对南方炎热的气候也十分不适应，在大顺军余部还没有清剿完毕的情况下，八旗主力就返京休整，只留下降军维持战线。

而且这个时候，清廷开始作妖，剃发、圈地、投充、逃人……一个个暴政接踵而至。原本稳定的地区开始爆发反抗的浪潮，本来是唾手已得的胜利成果在清廷不遗余力的作妖下变得千疮百孔。以李自成之隐忍坚韧，他一定会蛰伏待机，而后大有可为。

然而李自成已经不在了。

大顺永昌二年（1645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境内的九宫山走了最后一次背运——他在率领少数卫士侦查地形的时候被当地的团练杀死了。

纵横天下的李闯王就以这种意外的方式匆忙谢幕了

他是明末各路农民军领导人中唯一一位始终不受招抚的，不管是被洪承畴逼的爬雪山过草地（李自成在1637年在四川被洪承畴围剿时曾经和后来的红军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回到了陕西），还是被孙传庭打的只剩下十八个兄弟，他都没有屈服过。他牺牲的时候光他的身边就有数万大军，再加上其他分头行动的大顺军以及从陕北一路追赶大部队的李过、高一功部，大顺军依然不下十万众，形势比当年商洛山好了千万倍。眼前的挫折比起此前经历过的无数次挫折并无甚特别之处，甚至还可以说是形势最好的一次。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不会像此前跌倒无数次那样再重新站起来。更何况，他才三十九岁。

然而，一切的憧憬，期望，都随着他突然的死化为了泡影。

我说过，晚明的国家机器已经不可救药了，想要避免亡天下只有把这个机器打烂重铸。李自成打烂了这个机器，也开始初步建立自己的机器。如果上天再多给他些时间，他会学会如何当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的。时间，他只差一些时间。如果吴三桂没有叛变，如果李自成能抢在清军动员之前解决吴三桂，只要能够将清军阻挡在关外三年，哪怕一年，任何一个正常的君主，只要不是崇祯那样的，都可以将中原重新整合，发挥出中原本就该具有的人力物力优势重新勘定天下。

即使在清军入关之后，如果怀庆之战晚打一个月，如果张献忠没有背刺李自成，如果马世耀的密信成功送到李自成手中……哪怕这一切还是都发生了，那么最后，哪怕李自成没有莫名其妙的死在九宫山。事情都未可知。

千秋大业付东流，不许英雄起九州

李自成的死让中原失去了一位能力最全面的领袖，失去了重勘天下的最好可能。

李自成的死让当时还是内地最强武装力量的大顺军陷入了迷茫与混乱，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接受了南明的改编之后成为了南明官僚驱使的走卒。这支曾经灭明抗清的英雄之师在荆州，在长沙，在两广被南明官僚一次又一次的出卖和迫害，部队越打越弱，最后只能退居贫瘠的夔东山区坚持斗争到1664年被清廷消灭。原本实力最强的大顺军没能在抗清大业中发挥自己应有的力量，以极其憋屈的方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

一代英雄气不伸，百年遗恨几经春。

山河破碎无归日，天地荒凉有此人。

白骨已随流水去，青松长与旧枝邻。

可怜万里封侯者，空向江南泣战尘。

明朝最有可能能力挽狂澜的人个人认为是洪承畴

明末崇祯帝即位伊始，明王朝面对的是内忧外患和国力衰竭，西有高迎祥李自成率领声势浩大的西北闯军，北有厉兵秣马准备南下东北关外清军。

此时明朝两线作战，东线辽东方面以蓟辽督师袁崇焕为统帅，以宁锦为外围防线，以山海关为依托与清军作战，主要作战方针是被动防御，以战促和。

西线明军主力则由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率领，一改之前（杨鹤）的恩威并施，抚剿兼顾的方针，改为“四正六隅十面网”，“见贼即杀”，“全力清剿”、“以剿坚抚，先剿后抚”方针（来去是梦），集中兵力针对性的绞杀陕西农民军。

有能力力挽狂澜的人只有一个

而两者比较，洪承畴在政治悟性，军事韬略，战略格局和对手的意识形态分析上要远远高于袁崇焕。如果说袁崇焕，毛文龙，祖大寿，吴三桂，包括孙传庭这些将领是战术级别的专家，无疑洪承畴是战略专家级别的，是明朝最后一个能在军事上力挽狂澜的人。

袁崇焕以战促和的战略是在明朝国力衰竭的无奈之举，占皮岛杀毛文龙，给魏忠贤建生祠，甚至和皇太极书信往来也是为了戍边没有办法的办法。明金双方步骑实力悬殊只能选择被动防御，近千里的松宁锦及山海关喜峰口长城方向处处设防，又因长城处处薄弱被清军处处突破（成败皆空），崇祯北京城保卫战后刚愎自用的崇祯帝最终怀疑袁崇焕用兵的动机，起了杀心。

反观洪承畴，一改剿抚主动防御的政策，改变被动局面，将各处薄弱的兵力组成清剿集团，统一指挥。由“事权不一、相互观望”变为“集中兵力，全面围剿”的方针。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大败高迎祥于朱仙镇，又与卢象升，熊文灿，孙传庭，左良玉协调配合，杀高迎祥，降张献忠，刘国能，罗汝才。洪承畴率军出潼关设伏，打得李自成十数万闯军仅剩十八骑。

西北农民起义暂时被镇压下去，崇祯帝将西北及中原五省的军务交给熊文灿。调洪承畴和孙传庭率领陕兵前往东北对抗八旗兵南下，洪承畴任蓟辽督师。洪承畴与山海关马科、宁远吴三桂两镇合兵，在锦州外围组建松山、杏山、塔山防线，相为犄角，双方激战一度互有胜负。

由于辽东军饷粮草（就没有军饷）无法长时间支持对耗。崇祯帝决定速战，洪承畴集中兵力，调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等八路总兵，率精锐十三万、马四万集结宁远，与清兵会战。

洪承畴因为有优势兵力想稳扎稳打，逐步向外推进。可崇祯帝和大明朝早已经弹尽粮绝，崇祯帝和兵部尚书陈新甲一封封的催战命令让洪承畴只能选择贸然和皇太极决一死战，结果被八旗军骑兵穿插分割，截断粮道。又加上将领们事权不统一，突围撤退乱成一团，最终明朝丧失掉了最后的主力，洪承畴最终被俘降清。

总结

个人认为如果明朝最后一个能力挽狂澜的人是洪承畴，在明朝大厦将倾的情况下在西线率领五省联军几乎彻底地清剿了闯军，在调动八路总兵在东线与皇太极，多尔衮，济尔哈朗，豪格，多铎等率领的八旗军组织会战，而使其不敢小觑，可见其领导力和军事战略能力。

无奈的是此时的明朝早已是东林为祸，宗室寄生，天灾不断，国库搬空，连三条腿的马，缺胳膊的兵，没有枪头的矛都用上了，早已没了底牌。朱由检“天子守国门，不肯过江东”的君王气魄的确让人钦佩，但不能审时度势也最终葬送了大明江山。

时也，命也，运也，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又哪里是一个两个人能力挽狂澜的。洪承畴降清后反而助新兴的满清横扫江南，成为了清代一朝官位最高的汉人。虽然他成为明朝的叛徒，但其军事统帅能力和战略格局还是不能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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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算来算去，也没算出来除了崇祯能自救外，有任何人能力挽狂澜。

为什么是崇祯？读过明史的应该知道，明末的农民起义不是镇压不下去，而是明军不愿意镇压。多少次可以将起义军一锅端，结果起义军无数次通过贿赂，诈降，二人转各种奇葩操作起死回生。

但是，十五年前，可是另外一番景象。那时，九千岁还没死，东林党被压得死死的。魏忠贤权倾朝野，但是，他明白，他的一切都依托老朱家这块招牌，换招牌，他也就没了，所以保住老朱家的招牌他是认真的，所以他第一从没欠过军队的钱，应该说，他很重视明朝军队的建设，也很会用人，他在一朝，明军关外防线将清兵压的死死的。赵南星，孙承宪都是他提拔的，按照既定的战略，是要步步为营收复关外失地，并逐步消灭后金的，他在位时，一直都是向计划方向发展的。第二，他没有直接搜刮民脂民膏，搜刮的都是有钱人。相反，他在是，农民的赋税比崇祯时少一半，他征收的是新兴财团的税，主要是江南财团，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那帮资本家。第三，他敛财很大一部分还贡献给国家了，打仗钱不够，他自己掏，受灾年份知道年初地区的孝敬钱。第四，他在位，东林党没出头之日。冒头就打。第五，最重要，他始终是皇帝用来平衡士官力量的重要砝码。

但是，崇祯把他拔掉了。也可以理解，毕竟，他刚登基，身边一个太监势力威胁到自己。可是，他没想明白，为什么明朝那么多宦官作大，所以他也没有扶植下一个魏忠贤，后果就是，东林党一家独大，大到自己都控制不了。实际上，崇祯已经失去了对朝廷的掌控力。

所以，崇祯自救的办法就是在拔掉魏忠贤之后，迅速扶植起下一个魏忠贤，作为宦官势力，平衡整个朝廷格局。其实，明末无论从社会发展，阶级矛盾，感觉都没到穷途末路，唯一自寻死路的是崇祯。

先给结论：谁都无法力挽狂澜
后期明朝君臣有个共同的敌人——皇太极。一个全新帝国的建造者，皇太极掌控着整个帝国的军事、外交、文化、财政等等推动这个帝国蓬勃发展。而大明到那时候已是根基塌陷， 枝叶全无，早已名存实亡了。清灭明是时代的选择，符合生存法则 ，我们只能是无限的遗憾，不能去怪罪某个人某个决策的失败失误。

最后，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明亡根本在于明末腐朽的社会制度！

“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再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明史.熹宗本纪》

明末最好的结局，不是江山一统，而是形成割据局面，相互对峙，在动态中达成平衡。

为什么？

因为对于大一统的王朝来说，社会，制度稳定的需求，超过对生产力的需求。

明末乱局的出现，本质是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打破了原有社会制度的平衡。

之后的大清，对此的解决方法是，强行让生产力倒退，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平衡。

其实无论换了明末哪一路最终成势一统，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法，都避免不了清末的结局。

考虑到历史在百多年后的进程，明末割据局面，优于一统。

至于割据的局面，具体来说，就是：

1，关外。

东北，蒙古联为一体，控制者为满清。

2，蒙古西部，准部与藏区结成军事同盟。

3，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全部，两淮小部分由李自成军事联盟控制。

4，四川，贵州，云南，湖北全部，湖南，广西部分，由张献忠部控制。

5，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全部，两淮大部，江苏，安徽大部，湖南，广西部分由南明，郑成功军事同盟控制。

以上，这样的割据局面，要想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变量，无法忽视，也很难措置。

“关宁集团”，究竟应该放在哪一头？

或者，他们更倾向于哪一头？

客观来讲，这几大割据势力中，压力最大，最容易起变化的，是李自成军事联盟，把“关宁集团”放入这个联盟，是期待他能逐渐成为主导力量，改变李自成部，松散的军事联盟性质，成为凝聚力更强的一支割据力量。

南明集团的内部恶斗，是让李自成部，张献忠部，能够与当地残余地主阶层，达成共识，进而快速稳定局面的重要因素。

有相对独立的郑成功部支撑，南明集团至少还能撑下去，能撑多久就不好说了。

可能的变化是，李自成部忙于内部整合，和对抗满清，张献忠部初步稳定后，在长江以南区域，全线猛攻，最终南明覆灭。

然后，浙江，江西，江苏大部，福建，海南全部，广东大部，由郑成功集团控制，余者由张献忠部控制。

之后，再次形成动态平衡，割据局面形成。

割据局面，同样是生灵涂炭，好在怎样也都是“肉烂在自家锅里”，比被外来者巧取豪夺强多了。

之后，剧烈的割据势力之间的竞争，战争，会继续推动生产力发展，希望这样的历史进程，会走出一条不一样的，更有活力的道路出来。

明之亡，崇祯自结“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虽史论毁誉大异，但李自成、康熙皆持此论！在这种情况下，任谁也不可能替代崇祯独担朝纲！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明亡，非崇祯一朝所为。神宗中期就已经显现。天灾频繁，以旱为主，各地交替，尤其是陕甘、福建为甚。发展到崇祯朝，国家无储粮，民间多俄殍，军心、民心涣散，已成固结。崇祯末年又蝗灾，鼠疫大行。北边满清陈兵八十万，朝廷少兵，供应不济，自行筹粮，与朝廷无血汗之交。

二、神宗朝名相张居正自高珙、徐阶、严嵩后，大权独揽，故天下也能大治，但国家乏身后之虑，况且吏治腐败，朋党营私，虽有东林义士赴大义者，但内部仍然排斥异己，不思国是。此冰冻三尺，积重难返。

三、崇祯即位之后，宫闱凶险，朝臣寡廉鲜耻，朋党争权夺利，不能同心，加之崇祯多年为信王，为防迫害，素有多疑之心。再则即位之后身边无善谋之士为其指点历史得失，更没有将国家之弱视为民族艰旅，胸无经纬之雄。年少即位，缺少历练，掌天下之后，才知朝中无能吏，军队无大帅。执掌朝政，生性多疑，给大臣权重又疑其心。仅崇祯一朝，就撤换大学士五十人，兵部尚书十四人，逼杀督师、总督十一人，尚书五人，巡抚十二人，朝中已无忠勇干将、吏员。

四、明朝末年，神宗不理政亦不放权，群臣无首，政出多门。至崇祯一朝，皇帝虽理朝政而仍不放权，特别是任而疑，疑而削之，用之不专，君臣不能长久同心，更迭繁复，耗费精力，国祚日衰，最后又再次委信太监治国。从神宗到崇祯四任皇帝五十五年，朝廷已没有任何威信，无人愿意为皇权、国家赴死！就是一个崇祯极端委以重任的袁崇焕，也是信口开河，做事鲁莽，误了崇祯的大事！

以上四点，可以说是崇祯一朝的悲哀，盼大治而胸无城府，思良将而不识忠臣，滥施威刑寡恩义。其实，崇祯皇帝就是明末中国最大的希望，最能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国家朝纲运转到此，除了他，谁又能承担如此重任呢？可惜了！

李定国，孙传庭，拥兵自固，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皇帝毕竟怕死怕被谋害不亲征。兵谏，学朱元璋的优秀处，学曹操挟天子挟公理以令诸侯，发展生产，灾免税，收商税。

都不是。明未最可能力挽狂澜的只能是魏忠贤。按照哲学思维，我们分析问题看本质，明朝灭亡于财政和税收。非战之过也非将士不用命！

以东林党为代表的东南地主阶级自私自利，党同伐异，不顾国家安危，抵制任何缓解朝庭财政危机的国策。魏忠贤当权时，用东南的商业税支付东北边境的军费。让朝庭运转基本正常，这也是卢象升，孙承宗等在山海关外稳住防线的主要原因。所以木匠皇帝临终前告诉他弟说，国事可托付魏忠贤。

可惜的是木匠寿命太短，魏忠贤也太放肆不知收敛，被政敌抓住了弱点，边关整固刚起步，财税改革未及推行。国事则至垂危而不可救。惜乎，！

我辈后人则要从明亡的历史教训中吸取教训，不可放纵资本咨意侵袭国家政权和统治基础，从而给中华民族带来再一次的深重灾难。

前些年的香港暴乱，何其相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