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若是以文官掌军?能不能阻止节度使不受控制的发展?
安史之乱前,的确可以阻止。
你类比一下北宋就可以了。如果安禄山只是一介文官,那么他大概率不会折腾出举国内战。但是,还要看这个文官有没有质变成武将、质变成权臣。即便是文官,捏着那么大的权力、处于那么急的形势,也可能成为喊来雪崩的人。
安史之乱以后,什么文官、武将,就都无所谓了。
因为藩镇问题就不是文官掌军还是武将掌军的问题。节度使只要管得住兵,那就有能力对抗朝廷。至于节度使是文官还是武将,或者是宗室,都已经不重要了。
那么,安史之乱是因为武将掌兵造成的吗?这么说,还是过于简单化了。
节度使逐渐质变的发展逻辑,可以这样概括:节度使本来就不是给职业军人设置的;后来因为朝堂斗争,却逐渐落到了职业军人手中,主要是胡人将领。
节度使对抗朝廷的发生逻辑,可以这样概括:朝廷内部搞斗争,然后波及到了节度使;庙堂的权力游戏,变成了举国内战;内战之后,朝廷威信扫地,自然无法控制节度使了。
这两个内在逻辑,都跟武将掌军还是文官掌军,没啥关系。
玄宗朝的大唐已经达到盛世巅峰。但,这时候的大唐帝国却也四面树敌了。
在东北,是契丹人;在正北,是突厥人;在西北,是吐蕃人;在西南,是南诏人。而在更远的西域,则面临来自西突厥和吐蕃人的双重打击。
传统帝国,有三个要命的地方,一个是朝堂、一个是民治、一个是边地。
边地已经四面树敌。而唐朝的一贯边地政策是:能打死就打死、能打服就打服,逼不得已才会嫁女儿。所以,主要就是打。而既然是打,那就得武将掌军。
为什么唐朝的节度使最后都变成了武将呢?武将还无所谓,重要的是都变成了胡人武将。
文官和武将,本来就没啥区别。袁崇焕进士出身,这是标准的文官。但,他在辽东呆了五年之后,文官也变成武将了。文官和武将,只是分工不同。在朝时间久了,自然就是文官;在军时间久了,自然就是武将。而武将也绝不是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猛张飞的角色,而是要靠脑子的。甚至,笨一点儿也可以用,主要是忠诚。朝廷信任才能镇抚一方、当武将。
所以,是文官还是武将,都无所谓。而且,最初的节度使,大多是文官或宗室。因为权力太大,所以要用信得过的人。但是,只要节度使当久了,就一定会变成武将。武将实际就是一个标签,方便认识罢了。
唐朝的边地形势,非常紧张,几乎年年都要把军队拉出去打几仗。而且,往往还要多个节度使防区协同作战。公元742年,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公元744年,安禄山又接替裴宽出任范阳节度使。
这就不是武将掌军的问题,而是武将掌了大军。到这个时候,你已经不能用武将来定位节度使了。他们完全可以被定义为权臣或国中诸侯。捏着帝国五分之一的军队以及大量的地盘,还怎么可能是单纯的武将。
你让安禄山当一个节度使就不行吗?答案是不行。这两个节度使只有捆到一起才有力量。特别是平卢军,地方远、士兵少、力量弱,关键还是从范阳军里分出去的。你让它一支军队在东北对付室韦人、靺鞨人,就是强人所难。所以,范阳军这个绝对主力兵团,就必须随时支援。
安禄山后来还兼任了河东节度使,也就是身兼三个节度使。但是,这不算最牛的。最牛的是王忠嗣,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个节度使。王忠嗣是武将不假,但他可是在宫里长大的,长期跟太子混在一起的人。所以,王忠嗣得算半个大唐宗室。
但后来,肯定不能这么搞了。这种级别的节度使要是造反了,朝廷根本就控制不住。于是,天宝年间的十个节度使(含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就搞了两两组合,对着东北的范阳和平卢,算是一对儿;对着吐蕃的河西和陇右,算是一对儿;镇守西域的安西和北庭,算是一对儿;拱卫京师的朔方、河东,算是一对儿。至于剑南节度使,主要就是奔着云南的南诏去的。而至于岭南的五府经略使,还不够节度使的级别。
既然要朝廷信任,那用文官咋就不行了?
文官派出去当节度使,当久了再给调回来,这也方便。所以,文官掌军,完全可以。而且,节度使设置之初也是这么干的。当时,就有所谓的出将入相一说。在庙堂混不上去了,肯定当不上宰相了,那就派出去当个节度使。节度使不行,那就当个州刺史。而在节度使的位置上干得好了,那就召回来当个宰相。甚至,皇帝看上谁了,要把他培养成宰相了,那就先让他当一段时间的节度使,算是赚履历。
比如宰相张说,起步是贤良方正科的策论第一名。这就是人才啊。大唐帝国只要制度上没出问题,就一定要把他培养成宰相。虽然官场几经起伏,但张说终于在公元711年当上了宰相。但是,他与玄宗皇帝任命的宰相姚崇不和,于是就被贬出朝廷,当了刺史这种地方官。再后,又被皇帝看重了,接着就被派到东北当幽州都督。在公元718年到公元720年间,他当了一段时间的范阳军节度使,后又转任朔方节度使。最后,张说又回到长安,当了宰相。
这就是文官掌军了。你让张说这种人当节度使,他怎么也不可能成为安禄山。简单说,就是不会造反。但是,张说这种人毕竟是少数。自古以来,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又有几个?安不了邦也无所谓,怂一点儿、少打仗,还能省钱。所以,还是用文官比较踏实。
但关键是,张说当节度使的时间太短。时间长了,这种文官也肯定会变成武将,甚至权臣。如果能让节度使流起来,那么也可以杜绝造反难制的情况。这个没问题。后来的宋朝就是这么干的。宋朝很少由纯正的武将掌兵。建国稳定以后,边地的实权派主要是从朝廷派出去的文官。而且,还经常调动,就不可能让你在军中呆久了。
但是,唐朝为什么就不再这么玩了呢?
传统帝国三个要命的地方,再重复一遍:一个是朝堂、一个是民治、一个是边地。边地和民治怎么发展,直接取决于朝堂。这时候,朝堂出问题了。而根子却在民治,具体是财政出现了困难。于是,在朝堂上形成了两拨人,一拨人主张开源,主张去民间找钱花,也就是所谓的聚敛集团;一伙人主张节流,主张政府少花钱,也就是所谓的贤相集团。
两拨人肯定要搞政治斗争、玩权力游戏。但开始还算有节制。打赢的、那就在朝堂当宰相;打输的、那就放出去当节度使或刺史。总之,打赢的肯定会很开心,因为当了宰相吗;而打输的也不会太悲催,因为能体面下台。所以,权力斗争就跟下棋似的,赢的有风度、输的有气度,大家都认账。至于谁输谁嬴,直接取决于皇帝。
但是,肯定会有打急眼的时候。特别是聚敛将集团把贤相集团全给干趴下之后,这伙人有开始内斗了。而聚敛集团的内斗,就相当没起色了。拳击比赛,咱有规则,不许踢裆、打后脑勺。但聚敛集团完全不按规则出拳,不仅踢裆、打后脑勺,而且还插眼睛。到公元746年以后,当时是李林甫当宰相,权力游戏就开始带血了。造成的结果就是胜利者封侯拜相、落败者死无葬身之地,人死了还不行,还得抄家。你这谁受得了。
出将入相,就是把掌握军队的武将给流起来。但是,你宰相也要流起来啊。宰相不动,边地节度使就没法入相。唐朝搞群相制,后来一般确定为两个,一个彪悍得跟李云龙似的、一个温柔得跟赵刚似的。这么搭班子,能保障班子内部不打架。但是,李林甫却不这么玩。我是首席宰相,然后我说啥就是啥。而跟我搭班子的宰相,就不允许发表意见,签个名就行了。所以,后来的宰相也就差不多独任制了。
李林甫嗜权如命,就担心自己的相位不保。后来,干了太多不是人的事,连太子也照揍不误。所以,李林甫这个宰相就必须当到死,一旦活着下台、那就肯定被整。于是,这家伙就在人事安排上把出将入相这条路给堵死了。
不是节度使可以进京当宰相吗?那我就任命一群不识字的职业武将来当节度使。你连字都不认识,我看你还怎么入朝当宰相。文书行政,宰相怎么也得认字吧?另外,大唐在玄宗朝已经发展到了汉人本位。简单说,就是朝廷更信任中原汉族的士大夫们。于是,李林甫就疯狂任命胡人将领。既不识字还不是汉人,你怎么能当宰相?
其实,胡人汉人的也不要紧。在大唐来说,这都不是事儿。因为大唐的胸襟足够开放。如果不开放,像突骑施人哥舒翰、粟特人安禄山也不会拜为封疆大吏的节度使了。那不认字,是问题吗?也不是啥问题。李林甫只能把这当借口,还是挡不住。但,问题是李林甫。有他在朝中当宰相就行了,别人想也别想。宗室李适之当宰相,硬是被他整得服毒自尽。所以,像安禄山这种人,就想也别想了。
关键是大唐的政风被李林甫带坏了,政治斗争已经白热化。所以,朝堂斗争就不能输。而为了不让自己输,那就什么手段都敢用了。你什么手段都敢用,还能组织军队搞内战吗?
组织军队搞内战,也不是不可能。
李林甫整了一辈子人,等自己死了,就开始被人整了。这个人就是杨国忠。杨国忠当上宰相之后,立即就把李林甫开棺取宝、以平民礼改葬,而且还把李林甫的子孙全给收拾了一遍。这就是恶人必有恶人报。
而接下来,就是杨国忠跟安禄山,这对儿政坛双子星对决了。而这两个家伙会怎么对决呢?怎么狠、怎么玩,内战也敢搞。
你看双方的力量配置就行了。安禄山长期捏着范阳、平卢两支野战兵团,而且范阳军雄冠八镇之首。这个力量太强了。宰相杨国忠,除了一个宰相,还有一个剑南节度使,这也比不过。于是,杨国忠就把哥舒翰给拉了过来。而哥舒翰手里则捏着河西节度使和陇右节度使,另外还有新成立的神策军。
安禄山一看杨国忠这么硬,于是自己还得扩充力量。而唐玄宗又好死不死地跑了出来,竟给安禄山加了一个河东节度使。后来,安禄山得寸进尺,“又请为闲厩、陇右群牧等都使”,把大唐帝国的良马全给承包了。
看到这里,也就清楚了。安史之乱前,就是这种情形:杨国忠一派是河西、陇右和剑南三个重兵集团,安禄山一派是范阳、平卢和河东三个重兵集团。这就是要准备打内战的节奏。所以,权力斗争已经从庙堂斗到了天下,整个长安城根本就不够杨安二人折腾的。
后来的结果就是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皇帝和帝国朝廷再也控制不住节度使了。再往后,就跟文官和武将统统没关系了。只要能当上节度使,那就是土皇帝,不仅自己能当,而且自己的子孙也能当。而只要当了节度使,那对抗朝廷就是小意思。
所以,是不是文官掌军,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唐的权力设计和历史演化,已经为节度使蓄积了足够的能量,也为自己挖了一个足够深的坑。
唐朝自建国以来就是文武不分的,尤其在初盛唐,而且建国战争与初唐外战过程中统兵出征的基本全部都是能文能武且出将入相的将星级武官,私以为,纯粹没有军事背景的文官[1]在唐朝几乎是摸不着兵权的。在建国战争及初唐外战过程中,武官掌军本来就是大唐能够开疆拓土的基本配置,所以在初盛唐,基本不存在文官掌军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大明宫丹凤门遗址博物馆
至于节度使本身,其实就像西晋宗王一样,单个拿出来看不是啥大问题,只有节度使一人身兼军事(节度使营田使)、行政(采访使)大权以后,才能真正在一镇规模甚至数镇规模的地域,形成割据之势。所以,想要让节度使制度本身始终处于唐廷控制之下,就必须长期保持地方分权的态势,应对外敌入侵时短暂保持临时合权就行,像安禄山那样军权地跨三镇、事权长期统一,才是打破中央地方关系之平衡的核心症结之所在。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武将掌军、文官掌政,事权分开、互不干涉,才是保持“开天之政”的关键,更是避免安史之乱的可能策略之一。
唐末北方藩镇割据
而且,景云至开元年间不断设置节度使驻边掌军的藩镇,本身就是唐廷为了应对边疆武装冲突而不得不推出的一套军事政策,这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武周时期的边疆颓势,为开元之治的成型保驾护航过。即便安禄山的军权跨三镇,也是为了应对来自契丹、奚二番的“东北冲击”,尤其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性,这也是“纯粹文官”无法取代安禄山等边将的一大原因。奈何,“大规模利刃劲骑”既可以用来杀敌,也会在权力的平衡被打破后反噬手握利刃的皇权,安史之乱便是“利刃劲骑”的统率拥有了反噬中央的野心。
兴庆宫公园:李隆基龙兴之地
中晚唐常见的那种藩镇割据局面(或者说藩镇相制相维局面)的形成,正是在肃代二宗之间,也即平定安史之乱时产生的。此时在朔方军支持下重建的唐廷,不仅在河北中原、陇右河西分别与河北乱军、吐蕃大军两线作战,而且还需要时刻提防朔方军系统的做大,仆固怀恩之乱的根源便在于此。可以说,肃代二宗之时,唐廷哪方面的危机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且还形成很多新问题,藩镇割据成为常态,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俯瞰兴庆宫公园
当此之时,河朔地区都是安史乱军残将整编形成的割据型藩镇,中原地区则是为了应对河朔藩镇组建的防遏型藩镇,京西北地区则是为了防卫吐蕃拱卫京师而延续下来的边疆型藩镇。河朔藩镇自然轮不上鞭长莫及且自顾不暇的唐廷插手,中原藩镇和京西北藩镇如果真如题主所言,任用一个没有军事背景的文官,不仅未必服众,而且未必顶用,中原与京西北诸藩节帅的任用,就和唐玄宗任用安禄山一个道理,管用第一,为了有效遏制河朔、防御吐蕃,中原藩镇与京西北藩镇自然不可能任用“纯粹文官”。
敦煌莫高窟156窟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另外,中晚唐之藩镇并非完全由节帅(节度使)做主,张国刚先生在其代表作《唐代藩镇研究》中曾对中晚唐之藩镇的社会基础做出过精彩分析,概言之:中晚唐藩镇之牙兵、亲兵、外军乃至支郡兵、县镇兵大多来自破产农民、无业游民、乱军兵痞,藩镇之兵力构成,本质上就是均田制&府兵制崩溃以后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职业雇佣兵,安史之乱以来,这些职业雇佣兵由边疆而中原,遍布河朔、京西北、中原、剑南山南,代表各镇雇佣兵利益的押衙、都兵马使等管内中高阶将官,也在一定程度上主宰着藩镇的内政。
隋唐帝国的军政结构
那么,即便唐廷能够通过指派中央文官系统内毫无军事背景的所谓“文官”担任节帅掌管各镇,妥妥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未必能够压服这些长期从事职业雇佣军的骄兵悍将。返观节帅易主时,新帅之所以能够压服牙兵,都需要依靠一些或软或硬或软硬兼施的非常规手段,比如:一起酒肉歌舞、分赏大笔财产、果断杀伐清算,这些旧式军队中的“军旅传统”可能才是新帅笼络兵将的必备策略,完全不是一个毫无军事背景的所谓“文官”,能够玩得转的。
敦煌莫高窟第220窟翟氏家族供养人形象
即便题主所谓“文官”并不是指“纯粹没有军事背景的文职官员”,而是指来自中央官僚系统的派员,也仍旧需要面对“牙兵抵制”这一老大难问题。即便这位中央派员曾经有过在神策军做官的经历,也未必能够让所赴藩镇之牙兵乐意接受,毕竟你新帅带来的这些个亲兵,势必要占用一定比例的藩镇赋税,那么原有牙兵的利益就会受损。如果是一位执行中央削减兵员政策的中央派员,那牙兵们就更会为了保住既得利益而怒起抵制了。如果这位中央派员,既不带自己的亲兵,也不削减强藩兵员,那中央派员还有什么意义?事实上,就有不少中央派来的节帅,与牙兵一起跟唐廷对着干的。
见证了大唐帝国兴衰荣辱的大慈恩寺大雁塔
像俱文珍那样能够图左右汴宋节度使之位,本质上其实是宦官监军与牙兵联通干预节帅继任,本质上也并非文官掌军,而是宦官监军制度在控制节度使的表现。换言之,俱文珍的案例纯粹就是唐朝皇帝把宦官废立自己的恶梦,通过监军院安插到了藩镇节帅头上,如果监军宦官像俱文珍那样有足够的手腕的话,完全可以实现中央皇权配合监军院控制节度使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宦官监军制度对于中晚唐节度使的制约,远比所谓“文官掌军”有效得多。
最后,必须廓清的一点是,中晚唐时期的节度使制度并未失控,肃代以降的唐廷其实已经从泥潭里爬了出来,虽然无法恢复安史之乱以前的至高皇权(未完成的中兴),但能够实现某种程度上的脆弱平衡,至少局面是可以挣扎着控制住的。中央皇权派驻藩镇之监军院,藩镇方面派驻长安的进奏院,就是唐廷控制藩镇的那虽然脆弱却又略有韧性的“权力管道”。
唐朝节度使这个制度出来就已经注定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不管是不是文官掌军都一样。
节度使由来
唐朝的节度使来源于魏晋时的持节大都督,隋朝称为总管,唐称为督。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军事重镇抵御外敌,由朝廷专门派长任的节度使去往这些地方,真正得到发展的是在唐睿宗时期。唐睿宗时对西北和东北地区进行了军事体制改革,将节度使常驻边防。
唐睿宗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从此节度使正式成为大唐官名。《新唐书》记载:
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初授,具帑持兵仗诣兵部辞见,观察使亦如之。辞日,赐双旌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驿则上闻。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将鸣珂,金钲鼓角居后,州县赍印迎于道左。
意思就是说,节度使这个官职掌管全部军事,主杀伐。临行前受命,授予象征军事权力的符节,进入所去地区地方夹道欢迎,可见权力之大。
节度使发展成为隐患
713年,唐玄宗开元年间设立了十个节度使,而节度使最初只是掌管军事这一项。但是随着军事权力的增强,话语权增重,节度使开始向民和财伸手,同时兼任刺史等等。那么问题来了,这跟土皇帝有什么区别,在地方节度使就是天,掌管地方的一切事务。
一个节度使在地方经营几十年后,势力之大足以令朝廷忌惮,要知道任何一个势力只要扎根下来,除非动用极大的军事力量,否则很难彻底消除。而自唐玄宗后,地方节度使的发展已经成了必然趋势,这为后来的动乱埋下隐患。
节度使隐患
长期扎根地方的节度使多为胡人,其势力发展很快,容易滋生不臣之心,其军事力量强大,安史之乱里面就是节度使的原因之一。
可以说自从这个体制的出现,就注定了不受节制的后果。其原因如下
第一、自古得兵权者得话语权。在古代立足,最主要的资本就是军事,如果一个人他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那么他就能够获得很大的话语权。而节度使完全是天高皇帝远,地方军政都是节度使一手操控,军事力量得不到节制。
第二、节度使为长任官职,不是流动的。
从明朝的官制来看,分为流官和土司,流官最大的特点就是过不了几年就要调动,为的是防止流官在一个地方经营自己的势力。而唐朝节度使的权力被放到了最大,而且很少调动,这就注定了节度使培养自己势力,扎根于地方。
第三、节度使权力太大,容易滋生野望。
节度使从最开始的全权掌管军事到后面的全权掌管地方一切事务,其权力的增长直逼朝廷。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一个节度使就是一个派系,内部分歧很小。当一个人尝到权力的甜头后,就会一发不可收拾,野望滋生。
第四:节度使多由胡人担任,雪上加霜。
最开始担任节度使的大部分是胡人,而胡人来唐之前就有着自己经营的势力,等到地方事务全部掌握时,其势力发展速度不可同日而语。那些本来就不服大唐的胡人权力滋长后,想当然的想继续做大。这一点不是胡人也是一样,因为权力的诱惑是绝大多数古代人追求的东西。
所以不管是不是文官掌军,节度使脱离朝廷掌控的趋势都不可阻挡。
位置决定方向!
历史上文人当皇帝的还少吗?
所以节度使是文官还是武将都没关系,文官也是人,同样有利益纠纷和野心,关键是节度使的权利过大,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人事权,财政权,民事权一把抓,相当于事实上的独立。
之所以造成节度使权利过大是因为王朝发展到中期,权贵剥削民众过重,大量百姓失去土地,而他们又是缴税主体,后果就是中央财政不足,给各地方节度使的军饷不足,为了让节度使有足够的军饷安抚军队和补充人员,只好把地方的权利全部交给节度使,节度使于是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
所以控制社会财富差距很重要!
唐朝若是以文官掌军权,非但不能阻止节度使坐大的局面,还会使大半野心勃勃的唐朝节度使更加招兵买马、积蓄实力,不会甘心受文官的指挥,也更加快了他们想起兵谋反的进程。而且他们这些悍将骄兵,一开始就瞧不起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
不能,因为那个年代文官根本不行。
稍微好点。
题主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你到底想表达那个意思。是派文官去地方掌兵?还是在中央由文官掌兵?还是别的意思?
即便如你说的让文官掌兵了,就能限制节度使权力了,我都不知道你的这逻辑从哪里来的,节度使尾大不掉,跟文官掌兵还是武将掌兵有关系吗?难道文官就不会尾大不掉?文官就不会造反吗?兵权在手,即便是儿子也敢造反,杀了自己父皇甚至所有兄弟姐妹亲戚家属,作为外人的文官有了兵权照样敢割据、敢造反。
节度使由来
唐朝的节度使来源于魏晋时的持节大都督,隋朝称为总管,唐称为督。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军事重镇抵御外敌,由朝廷专门派长任的节度使去往这些地方,真正得到发展的是在唐睿宗时期。唐睿宗时对西北和东北地区进行了军事体制改革,将节度使常驻边防。
唐睿宗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从此节度使正式成为大唐官名。《新唐书》记载:
意思就是说,节度使这个官职掌管全部军事,主杀伐。临行前受命,授予象征军事权力的符节,进入所去地区地方夹道欢迎,可见权力之大。
节度使发展成为隐患
713年,唐玄宗开元年间设立了十个节度使,而节度使最初只是掌管军事这一项。但是随着军事权力的增强,话语权增重,节度使开始向民和财伸手,同时兼任刺史等等。那么问题来了,这跟土皇帝有什么区别,在地方节度使就是天,掌管地方的一切事务。
一个节度使在地方经营几十年后,势力之大足以令朝廷忌惮,要知道任何一个势力只要扎根下来,除非动用极大的军事力量,否则很难彻底消除。而自唐玄宗后,地方节度使的发展已经成了必然趋势,这为后来的动乱埋下隐患。
节度使隐患
长期扎根地方的节度使多为胡人,其势力发展很快,容易滋生不臣之心,其军事力量强大,安史之乱里面就是节度使的原因之一。
可以说自从这个体制的出现,就注定了不受节制的后果。其原因如下
第一、自古得兵权者得话语权。在古代立足,最主要的资本就是军事,如果一个人他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那么他就能够获得很大的话语权。而节度使完全是天高皇帝远,地方军政都是节度使一手操控,军事力量得不到节制。
第二、节度使为长任官职,不是流动的。
从明朝的官制来看,分为流官和土司,流官最大的特点就是过不了几年就要调动,为的是防止流官在一个地方经营自己的势力。而唐朝节度使的权力被放到了最大,而且很少调动,这就注定了节度使培养自己势力,扎根于地方。
第三、节度使权力太大,容易滋生野望。
节度使从最开始的全权掌管军事到后面的全权掌管地方一切事务,其权力的增长直逼朝廷。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一个节度使就是一个派系,内部分歧很小。当一个人尝到权力的甜头后,就会一发不可收拾,野望滋生。
第四:节度使多由胡人担任,雪上加霜。
最开始担任节度使的大部分是胡人,而胡人来唐之前就有着自己经营的势力,等到地方事务全部掌握时,其势力发展速度不可同日而语。那些本来就不服大唐的胡人权力滋长后,想当然的想继续做大。这一点不是胡人也是一样,因为权力的诱惑是绝大多数古代人追求的东西。
所以不管是不是文官掌军,节度使脱离朝廷掌控的趋势都不可阻挡。
唐朝一开始是武将掌军的~安史之乱!再是文官掌军~一群废物!最后就是太监掌军了~神策军!至于宗室掌军~就凭唐朝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算了吧!
不能
其实关键不是以文官掌军,还是以武将掌军。
掌军的文官,你把他看作武将其实也行,并不一定武将就得去冲锋陷阵。
关键不是掌军的是文官还是武将。
关键是节度使这个制度,节度使可以在自己的范围内,文武大权一把抓,几乎不受限制。
你就是派文官去,只要能拥有这样的大权,一样无法限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