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

自汉开始，到宋代建立之时，强臣夺位是改朝换代最常见的方式。

西汉禅让于王莽，东汉禅让于魏，魏禅让于晋，晋禅让于宋（南朝），宋齐梁陈，也都是“依样画葫芦”的“禅让”。隋的地位来自北周的禅让；唐李渊入长安后，也要先拥立隋恭帝再逼其“禅让”，非要走一遍“流程”；唐禅让于后梁；后汉“禅位”于后周；后周禅位于宋。

秦、新（王莽）为农民起义推翻，后梁、后唐、后晋为“敌国”所灭，上述几个朝代都根基未稳，国祚不长，其他王朝，绝大多数都亡于“强臣”。

而从宋代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

宋亡于“敌国”，元亡于农民起义，明亡于农民起义（崇祯）+“敌国”（南明）。

清代虽然最后也是为强臣袁世凯所逼退，但其实并非“篡位”，因为清帝只是让位于“共和”，袁世凯自己也作不了皇帝，后来自己非要作皇帝也作不成。

看来，宋代确实是古代的一个分水岭。

这一切，要从宋朝建立者赵匡胤说起。

从赵匡胤开始，几代宋帝，做了各种改革，大大降低了强臣夺权的概率。

调整禁军，消除凌驾于“系统”之上的威胁

赵匡胤自己就是以禁军将领的身份“黄袍加身”的。

他之所以能夺权，还得益于后周世宗柴荣的“未雨绸缪”。

当时，盛传“点检作天子”的传说，柴荣担心殿前都点检张永德，遂让当时资历、名望都有差距的赵匡胤作了殿前都点检。

此外，柴荣还建立了一套相互制衡的系统，试图维系权力平衡，稳固发展。

结果···赵匡胤还是夺了天下。

这说明：禁军靠近权力重心，一旦禁军有事，一切“系统”都会成为摆设。

同时也说明：要保持禁军的绝对忠诚，关键不是启用什么人来担任禁军将领（当然这也很重要），而是在制度上杜绝一些禁军职务权位过重的威胁。

刚夺权时，为了维持稳定，赵匡胤亲自掌控殿前军，侍卫亲军重要职务悉数由拥护自己的“兄弟”把持。

形势稍微稳定下来后，赵匡胤就“杯酒释兵权”，将几个兄弟悉数调离禁军关键岗位，像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等关键岗位长期空缺了下来。

如此，殿前都点检、殿前副都点检两个殿前军高级职务被砍掉，侍卫亲军中的马步军都指挥使、副指挥使、副都虞侯三个高级职务被减少设置。

权力最重的职务被砍掉，次重要的职务被减少设置，其他职位不太高的职务悉数由资历较浅者担任。

如此，禁军武将不再可以威胁皇权了，被削弱的禁军将领，只有听命于“系统”。

天子完全掌控有力禁军，是维护皇权的基本！

在此之前，“强人”掌控禁军，威胁皇权的事情频频发生。

曹爽、司马懿争权时，禁军关键职务的任免，往往是掌权的关键。

唐朝时，宦官掌握神策军，就可以废立天子。

自宋代调整后，强人再难完全把持禁军了。

无论是强臣还是宦官，无论其专权多么久，当天子决心铲除时，都没有还手之力。

强干弱枝，削弱地方强臣

在“杯酒释兵权”后，赵匡胤心里仍然不踏实，就询问赵普：几十年来，帝王换了十姓，兵革不息，这是什么原因呢？朕像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该怎么作？

赵普提出，五代兵革不息，是因为：节镇太重，君弱臣强；地方权重而专，导致中央集权失灵。

随即，赵普提出三个方针：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稍夺其权，将地方的一些关键行政权收归朝廷。

减少藩镇兼领的州（收支郡）；收回地方官员的生杀大权（复核司法权）；设立“路”，加强监视。

制其钱谷，就是收回地方的财政权。

除经常性开支外，全部由转运使上缴朝廷；朝廷委派知监负责盐业等关键资源的开采、使用；设立常平使，官吏粮仓。

收其精兵，就是重新整编军队，精锐皆收为禁军，地方只留下老弱为厢军。

此外，推行更戍法。军队轮番更戍，不再长时间归于某一将统领，打破“兵为将有”的关系。

“兵为将有，财务独立”是古代军队成为军法的前提条件。

一般来说，即使在宋代以前，统治者也都力求避免出现“兵为将有，财务独立”军法的出现。

然而，由于地方官在财政、行政上的“自由度”较高，如果有心，他们仍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发展军队。

所以，宋代以前，即便是王朝强盛时，仍时有地方官举兵叛逆的情况出现。

自宋代改革后，不但许多关键的行政权、财政权收归中央，且地方官都受到严格监视，“自由度”大大降低。

因此，此后，除元代乱政以及朱元璋分封的自家藩王外，地方举兵抗拒朝廷的例子已经极为罕见了。

如此，像曹操、李渊及五代节度使这样“由地方到朝廷”的情形基本被杜绝了。

严密而稳固的军事系统

在此基础上，宋统治者开始改革军事系统。

其基本结构是：天下之兵本于枢密院，有发兵之权而没有握兵之重；京师之兵马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率臣统领分驻各地军队作战的指挥权，但又临时委任，”不得专其兵“。

如此，统兵机构和统兵官员分为平列的三个部分，互相制约，确保军事大权集于天子一人之身。

其实，单说制度本身，并不算特别创新。

至少隋唐的府兵制，也是类似的相互分权、制衡的制度。

然而，过去的军事系统，并不稳固。

比如，唐朝的府兵制，“兵农一体”，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一旦经济发展，土地兼并，这种制度也就瓦解了，王朝军队只有依靠将领募兵，也就不能避免“兵为将有”了。

宋代以后，历朝从一开始就军人“职业化”，即便在土地兼并严重的情况下，朝廷也可通过国家财政养一支“经制兵”。

因此，“经制兵”的系统仍能维持基本运转，虽会因承平日久而削弱，但不会瓦解，仍能承担起维护统治的最基本要求。

所以，后世强臣，再是功勋卓著，位高权重，也不可能掌天下兵马，不具备直接逼天子“禅位”的武力基础。

以文制武

宋以后的各朝（除元外），普遍采取了“以文制武”的政策。

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基本是文官；即便是担任指挥作战的率臣，也多为文官。

纯粹的武官，即便功勋卓著，也会早早遭遇“职业瓶颈”，难以再进一步。

因此，武将不但无法跋扈难制，甚至还受到文官的歧视、压迫，即便是狄青这样的名将也难逃此运。

武官长期在军中，却受制于文官，即便立功多，其功绩、名望也在文人率臣之后。

能建功立业的文人，自然能力不是“书生造反，十年不成”所能概括的，但他们仍难以跋扈。

以后来的曾国藩为例。

曾国藩建军、凝集僚属，无不以传统儒君父思想为号召。

平定东南后，自然不可能立刻“振臂一呼”了。

相比之下，晚唐五代的武人，将领们则可以因“朝廷不公”等借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

监察制度

宋代完善的监察制度，也往往能把“不轨”之事扼杀于摇篮。

在中央，宋代设立了谏院和御史台两个监察机构。在地方，路以上设立监司，也就是“外台”，在府州设立了通判等监察职务。

宋代以前，台官多由宰相任命或举荐，因此，他们多“宰相过失无敢言者”。

此后，这些监察部门的官吏多由皇帝亲自掌握，两个监察系统一起监察各级官吏。

而且，朝廷还会给监察人员下达指标，每月必须察一举。

所以，各级官吏都受到严格监督，不但是“不轨”举动难以隐藏，甚至连一些正常的作为也会受到监督、弹劾。

到明清时期，统治者又加强了各种公开、不公开的监视，使百官言行多在掌握之中。

一些电视剧中，皇帝召见臣子，随手“砸”出一堆举报、弹劾奏折，这都基本不是“艺术加工”才能办到的事情。

所以，像当年安禄山那种“阴畜”几十年的情形，再难见到了。

此外，宋代以后，对“相权”等权力也再作了限制，但事实上，“君相”分权自隋唐时就已开始，而且，古代仅仅通过依靠在朝中力量搞“和平夺权”的很少（只有王莽），因此，不作详细展开。

豪族社会的终结

自西汉到唐宋之前，世家豪族的力量非常强大。

这些世家大族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政治人脉甚至军事力量，在国家事务中能量巨大，甚至可以说是朝廷的“股东”之一。

既然是“股东”，那么，如果能得到众多“股东”的支持，自己当个“董事长”还是有可能的。

司马家能篡位，仰仗的基本力量正是世家大族的支持。

然而，发展到宋朝时，豪族多已被历代统治者、起义者摧毁，社会进入“市民社会”。

宋代以后的高官，基本是清一色的科举出身。（清末名臣左宗棠，位列总督，尚因没有科举功名而受到一些奚落，气得要辞职去考科举，被慈禧劝阻。由此可见没有科举功名在高级官员中多么“罕见”。）

这些人没有雄厚的基础，其地位来自朝廷“赏识”、“恩赐”。

因此，在朝廷中，他们是完全的“打工人”。

同时，豪族社会终结后，皇帝已是唯一的“股东”，天下是皇家的“独资企业”了。

想夺江山，只有像李自成、洪秀全那样自己出去“创业”，或者你是忽必烈、皇太极一样作“外人”，想从里面夺权篡位，是不可能的。

代价：换一种死法

随着宋以后皇权的加强，强臣篡位的情况已经很少见了。

然而，对封建王朝来说，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死法”。

除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威胁外，封建王朝还需要面对来自统治集团以外的威胁，或是国内的农民起义，或是边疆以外的武装集团。

在此之前，王朝即便衰落，也很少直接覆灭于是外部压力。

匈奴、突厥再是强大，也无法入主中原；而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即便纵横天下，也无法直接改朝换代。

这是因为，统治集团内的武人、地方官，在皇权削弱后，往往有一定的力量，可以解决问题。

只不过，在消除外部危机后，统治集团内部的胜利者，最终会埋葬旧王朝。

因此，赵匡胤在进一步加强集权之前，认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深为可惧。

在他看来，只要消除了统治集团内部夺权的隐患，其他问题不伤根本。

然而，自此以后，统治集团外部的问题，成为了“根本问题”。

两宋立国300多年，也挨打了300多年，最终被蒙元所灭。

蒙元立国近百年，最终被农民起义所埋葬。

大明立国200多年，结果先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后来迁到南方的南明又被入关的清军迅速消灭。

大清立国近300年，后期屡屡为列强所欺，最后应对武昌起义时也无能为力，最终覆灭。（再次强调，袁世凯只是借武昌起义之机，以共和之势逼清帝退位，他自身并不具备取代清帝为天子的条件，这与古代常见的权臣篡位不是一回事。）

对于封建王朝们来说，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死法”而已。

宋代以后，“权臣”夺位基本上杜绝了。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环境好了”，“皇帝精了”。

环境好了。豪族社会结束了，皇家是朝廷唯一“股东”，其他官员都是纯粹的“打工人”，不具备直接“取而代之”的基本条件了。

“皇帝精了”。经过1000多年发展，各种“谋朝篡位”的方式都上演了一遍，统治者因此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防微杜渐”，确保皇权了。

宋朝以前，确实经常出现权臣篡位的现象，比如汉末从三国、魏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和隋朝，全部是由权臣篡位完成朝廷更替的。

但这些篡权的权臣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也就是他们都是掌握军权的同时，又逐渐控制了朝廷的财政、人事和行政权力，将内外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而且，即使权力已经高度集中在权臣手中，皇帝已经成为傀儡，也并不是马上就篡位，还需要通过废立皇帝、清除异己等过程，才逐步完成篡位之前的准备。

在条件成熟以后，才会通过表面上的禅让完成朝代更替。汉末第一个有这个想法的是董卓，但是他没有完成。接下来是曹操，做好了准备，但没有走出最后一步，一直到曹丕才终于完成。司马氏也是经过三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挖曹魏的墙角，排挤和打压曹魏的支持者，最终才完成了魏晋禅代。

有了汉魏和魏晋这两次的榜样，后面有这个想法的人再干起来就容易多了。即便如此，桓温权倾内外，仍然受到门阀政治的制约，没有能完成这个过程。桓温的儿子桓玄自立为帝之后，很快也就失败了。而后来完成换代的人往往是像刘裕这种摘果子的人，也就是前面有人发动叛乱，他们以平叛勤王的名义出兵，通过平叛控制朝廷，之后再完成篡位的过程。

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隋朝。隋朝是一个例外，因为隋文帝篡位只是因为他在北周皇帝驾崩的时候受遗诏辅政，实际上变成摄政，最后以自己手中的权力完成了篡位。

五代时期的篡位是另一种情况，都是强藩大镇直接取代中央权力。后梁朱温是劫持唐朝皇帝当傀儡，不久后就直接篡位。后梁被后唐消灭，成为后唐。后唐发生内乱，没多久就灭亡。后晋石敬瑭在契丹的帮助下，攻进汴梁，建立后晋。后晋的皇帝被契丹抓走，刘知远又建立后汉。郭威以外藩强镇身份直接出兵，进攻汴梁，建立了后周。后周柴荣死去，弱子继位，赵匡胤在兵变中登上帝位，返回都城，建立宋朝。

实际上，五代就是中晚唐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扩大，所谓的五代都只是比较强的藩镇而已，并没有真正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完成大一统，就匆匆忙忙的当了皇帝，都无法持续。但从五代开始，各代都开始注意削弱藩镇的权力，减少藩镇对中央的威胁，逐步摸索出了一些初步的经验。

宋朝建立后，在晚唐和五代形成的一些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政治格局，也就是将权力高度分散，军队由中央直接掌握，文武分途，文官官僚体系在朝廷的统一领导下掌握行政权力，而军队则由中央的枢密院负责领导，地方文官不能掌握军队，地方驻军将领无权干预行政和人事安排。

由此，逐步形成了文臣和武将相互制约的权力格局，相互牵制，财政、人事、军队调动和行政权力分属不同体系，不同体系之间相互制约，但又在中央的统一安排之下，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互相协同。

因此，在宋朝的格局下，如果要发动较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必须由中央任命职级较高的文官担任统帅，负责统筹和协调各个部门和系统之间的关系，来指挥战争。

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权力集中容易带来的权臣篡位和分裂割据的风险，但弊端也同样明显，这就是较大规模的政治、军事行动的效率比较低，尤其是在应对突发危机的时候，往往会陷入无人负责的局面。

明朝初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之后，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基本上也延续了宋朝的这一趋势，文官和武将之间相互制约，重大军事行动基本上都必须由中央指定高级文官担任方面统帅，统一事权。先是设置负责协调指定区域内的政治、军事行动的总督，后来又改派级别更高的督师，其目的都是为了应付已经出现的危机，统一事权，提高行政效率。

但因为长期的分权造成的惯性，这种机制上的调整往往并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中央仍然保持着对外派督师的各种牵制和制约，即使以内阁大学士身份外出督师，也仍然必须依赖于朝廷在财政、人事上给予支持，才能有所作为。而当中央部门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乃至直接掣肘的时候，前线的督师和将领是无能为力的。

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皇权政治和古代中国文官政治进一步发展和趋向于成熟的结果，但同时也就造成了官僚体系常见的毛病比较集中的表现出来的问题。宋明都面临这种问题，明末表现得尤其明显。

文臣督师，统筹指挥战争，因为缺乏足够的军事经验，往往容易出错，又会习惯性的争功诿过。而在朝廷上，对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常见的局部性失败往往会群起而攻之，造成前线统帅和将领在临机处置的时候顾虑较多，不敢担当责任。

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完全由文官官僚体系掌控权力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党争，而军事行动也往往会成为党争的一部分。无论是北宋王安石时期拓边河湟，还是明末阉党与东林之间的斗争对辽东战局，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赵匡胤的重文轻武，朱元璋的“洪武大案”，康熙的智擒鳌拜！

这些都是皇权的胜利。

宋代之后！皇权越来越强大，这才是“权臣篡位”现象基本消失的最大原因！

而朱程理学不是用来加强皇权的，朱程理学恰恰是为了限制皇权越来越膨胀。

皇权不是皇帝个人的权力那么简单。

皇权是一个权力系统，皇帝通过系统的力量来掌控全局。

赵匡胤通过提拔文官来做将军，财权、军权、行政权从唐朝的节度使的高度结合，到宋朝时，三者已经是各司其职，互不统属，最后权归皇帝

大家比较熟悉“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事实上，杯酒释兵权，仅仅是赵匡胤加强皇权的第一步。

当年，赵匡胤为什么要杯酒释兵权？因为他手下的节度使权力太大。

为什么节度使权力太大？因为节度使类似诸侯王，可以掌管财税权、行政权、军事指挥大权。

如果仅仅是杯酒释兵权，把功臣们的权力移交给皇帝信任的人，这是不够的。

赵匡胤冥思苦想出一个好办法：

他把一个节度使的权力分成三个部分，把财权交给文官们，这些文官不受将军的控制。

将军们手里没有钱，不能直接给部下发工资和奖金！

也就是说将军们的财权归皇帝派来的人管理，而这个管理财务的人直辖于皇帝！

这样一来，赵匡胤的将军们的一举一动，必须申请经费，大家知道，办任何事情都离不开钱的。

所以将军们的行为和一举一动都被纪录在案了。

做了什么事，花费多少钱，都得层层上报大宋朝廷，最后还得皇帝点头和过目，才算数！

这样子！皇权就从制度层面上战胜了权臣们的权力！大臣们都没有完整的权力，想造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宋朝文官也可以当将军，明朝太监也可以当监军，这样把将军的军权也分散，权臣再难与皇权相抗衡了！

如果说，财权不交给节度使，节度使还可以威胁利诱财税官员！

那么！直接把军权交给文官，这群文官将军们，就更加没有底气抗拒皇权了！

特别是到了明朝，太监可以当监军，像袁崇焕那样的大将军，在太监的监督下，也没有胆量挑战大明皇权的。

宋朝是“群宰相”制，明朝是内阁制，清朝是军机处，朝廷的决策权已经越来越集中于皇帝手中

宋朝一个皇帝有多个宰相，宰相这个官职，事实上不存在了！

“三品同中书门下”就算是宰相了！

比如：王安石他事实上是宰相，但是名义上仅仅是被授予“三品同中书门下”头衔，有资格参与朝廷决策而已！

皇帝可以把这个头衔赐给朝廷任何大臣，通常来说，往往有六七个人获得这个头衔，所以就是说一个皇帝同时任命了很多宰相，因此宋朝是“群相”制。

到了明朝，宰相就不存在了，改由内阁制，内阁大学士就相当于宰相，这些人没有独立的宰相权力，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哪里还有权臣敢反抗皇帝！

皇帝通过这些精心的制度安排，来消除产生权臣的土壤和环境！

宋朝之后，皇权真正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

朝廷内的权臣再难出现，不管是赵普，还是张居正、鳌拜，他们都仅仅是皇权的奴仆，反对皇帝都很难！哪里还敢篡位呢？

总而言之，宋、明、清三朝，皇权越来越强大，大臣们的权力越来越分散，根本不可能存在可以真正威胁皇帝的权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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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历史的朋友应该能感觉出来，宋朝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权臣篡位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一项跨越一千多年历史的官制改革，而且还是一场接力赛，非常有意思。

　　官制改革的起点：三公九卿制

　　虽然秦始皇被后人骂成暴君，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设计了很多超越时代的制度，定义了整个封建时代。在他统治下的秦朝所设计的三公九卿制度，更是后世官制的模版，也是起点。对于加强中央皇权，防止权臣篡位这个问题，还得从“三公”这个起点入手。

　　三公指的是太尉、丞相、御史大夫，分别管理军事、行政、监察百官（司法），是皇帝之下最高的权力的官职。先说御史大夫，这个是比较憋屈的，其实没什么实权，后世逐渐发展成谏官一类的官职，也兼一部分司法职能，是很难出现权臣的。所以权臣容易出现的地方，其实是在军事跟行政的最高长官太尉与丞相，要限制的也就是兵权跟相权。

　　秦始皇设计的三公，规定地位同等，互相之间不相互统属，其实军事、行政、司法是严格分权的，很接近现代意义的“三权分立”概念。但是后世并没有沿袭这个“三权分立”的精神进行官制改革，很多时候是将这三项权力混在一起的，甚至可以允许兼职，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权臣出现的概率。

　　不过后来的统治者还是希望能从制度上进行限制，以防止权臣篡位，于是走了其他的改革路线。

　　第一阶段改革：架空三公

　　为了架空三公，统治者们想出一个奇葩招数——改名。汉武帝时期太尉改名为大司马，汉哀帝时丞相改为大司徒，光武帝时把三公中的御史大夫改成大司空，之后又改回去三公变成太尉、司徒、司空。当然了，改名肯定起不到作用，关键是要分散兵权跟相权，才能起到真正的效果。

　　所以真正起一点作用的是汉武帝将中央官员分为内外朝的改革，以及设立尚书台分走一部分相权；但是大司马的兵权没有限制，加上前面说的汉朝没走“三权分立”的路线，导致汉武帝驾崩后，出现了第一个掌握行政与兵权的权臣霍光。

　　余下的西汉王朝皇帝便没有其他有效改革了，最多就是改名，所以西汉衰弱的中后期，是外戚成为权臣的高发期。因为没有优先限制导致到了西汉末年，第一个篡位权臣出现了，他就是王莽。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是正儿八经的外戚，兼了两个重要的职位大司马与尚书令（尚书台的长官），逐步掌握兵权与行政权而篡位建立新朝。

　　光武帝推翻新朝建立东汉之后，鉴于王莽篡位的情况，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一是将尚书台的权力扩大，使得司徒的相权逐渐缩小；其二是设立大将军，分走太尉的兵权，逐渐凌驾于太尉之上；加上司空本来没什么实权，于是在东汉的时候三公的权力被逐渐架空了，变成了尚书令与大将军实际掌握行政与兵权，权臣主要从这两个官职中出现。

　　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三公被架空了，但行政与兵权还是集中到了两个官职上，权臣还是很容易出现，跟秦始皇的设计的“三公九卿”官制相比，进步不大，甚至从可以兼职这个角度来说是退步的，太失败了。

　　第二阶段改革之一：三省六部制

　　三国时期魏国设置了中书省，尚书台的权力开始转移向中书省，到西晋的时候中书省权力开始增加，这些为日后隋文帝杨坚改革三省六部制埋下了伏笔。

　　三省指的是前面说的尚书省与中书省，加上从侍中这个古老职位演化而来的门下省，六部指的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相权被隋文帝分散在三省中，具体分工是中书省负责起草制定政令，然后交由门下省负责审核，然后直接或者经过皇帝审批同意下发到尚书省，再由尚书省下达给六部的具体执行部门。所以相权实际分散到了中书省的中书令、门下省的侍中、尚书省的尚书令手上，至少六个宰相，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分散了相权。

　　除非是乱世，不然宰相中是很难出现权臣的，因为这一群宰相互相制约，权力分散，很难统一利益，且容易被皇帝干扰拆散。所以宋朝以后宰相中没有权臣篡位，最大的功劳是隋文帝设立的三省六部制。从秦朝到隋朝经历了八百多年，才出现了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改革，可见秦始皇、隋文帝之伟大。

　　那剩下的就是兵权的问题了，相比宰相通过把控行政篡位，直接掌握兵权难度要小得多，所以限制兵权的问题才是最关键的一环，这个问题又是谁解决掉的呢？

　　第二阶段改革之二：府兵制到募兵制

　　秦朝到东汉，兵权从太尉转移到大将军，本质是没有改变的。之后的曹操一家子、司马懿一家子、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等等权臣还是可以钻空子，但到了隋朝难度就大了一点，因为府兵制兴起了。

　　府兵制的兵权分散在“十六卫”军事长官手上，实际是没有大将军的，也就是说兵权分散程度比相权更厉害；而且这“十六卫”军事长官的军队其实是名义上的，战时指挥权是皇帝委派的元帅，兵将之间关系不紧密——所以这“十六卫”的将军造反的难度不是一般地大。

　　这项制度就绝对完美了吗？当然不是！

　　府兵制的特点是兵农结合，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且有一定资财才能发挥出府兵制的最大优势。可是秦朝之后的每一个朝代都没有解决分封制的问题，土地兼并问题到了每个大一统王朝的中后期就会变得非常严重。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府兵制自然也就瓦解了。

　　府兵制瓦解的同时，募兵制便兴起了。这些职业军人很显然更能适应唐朝的军事扩张需求，所以从唐高宗时期到唐玄宗时期募兵制逐渐定型，并且边镇兵权、财政权逐渐独立出去，这就慢慢引发了藩镇问题。从安史之乱开始，这个问题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越来越严重。

　　唐朝灭亡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不管是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后周柴荣都是以藩镇身份取代前朝的，包括宋太祖赵匡胤也是。也就是在宋太祖赵匡胤这里，突然刹车了，藩镇问题马上解决了——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历史事件。

第三阶段改革：彻底解决藩镇问题

　　其实杯酒释兵权只是一个标志，宋太祖赵匡胤这它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总结与改革了。

　　他所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兵权高度分散，征募、训练、调集、指挥作战都是分开，且由中央统一管理，也就是说兵权的指挥权重新回到了皇帝手中。注意这点跟府兵制是不太一样的，府兵制的地方兵权是地方将领掌握的。

　　他所作的第二件事是“文武分权”，但其实又不是。在地方上武官跟文官是分开的，兵权与行政权互不相干；但前面说过地方的军队是受中央统一管理的，这个管理的机构是枢密院，是文官集团把控的。所以实际文官集团领导着武官集团，也就是“重文抑武”国策之来由，士大夫共治天下。

　　宋太祖赵匡胤两项改革可谓是毁誉参半，可能无法跟秦始皇、隋文帝相比。虽然限制了武官的兵权，但抑制过头了，文官督军，统帅军队，干着不专业的事情，往往容易出现失误导致战败；而文官掌握兵权之后，又容易形成党争，导致军事出现混乱的局面。如此宋朝在军事上变得孱弱，300多年的王朝过得很是憋屈。

　　虽然到了明清实际还是士大夫共治天下，稍微平衡了一下文武职能，但总体上武官还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不过权臣篡位的情况确实再也没有出现了。

　　综上所述，宋朝以后没有出现权臣篡位的情况，实际是一千多年的官制改革的结果，其中秦始皇提出“三权分立”的思路，但后世没走这个路线；隋文帝设置三省六部制，才完成了相权改革，宰相篡位的情况被杜绝；宋太祖的两项改革，形成“士大夫共治天下”格局，才最终完成兵权改革，杜绝了将领篡位的情况。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接力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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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之前都有过权臣篡位，而从宋朝开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绝不是因为程朱理学加强了对人民的思想控，而是宋朝在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对篡位这个事做出了极为严密和有针对性的防范。我大宋就是起于篡权夺位，部队实权将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得了皇位，这一幕从宋太祖得位就深深地印入了历代宋朝皇帝的脑海中，可以说这是宋代处于最高位的祖训。

宋朝一个武人出身的政权对文人、文官却极为宽容，给了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对武官却极为防范，处处设防。枪杆子里出政权，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不仅历任皇帝记得清清楚楚，军官们也记忆犹新。宋代的军事设置，养兵、调兵、统兵的功能都被严格分开，互相制衡，为了防范军官拥兵自重即使知道这样极为损害军事效率也在所不惜，而且还从各地部队中挑选精兵列入皇帝的直属部队——禁军，所谓强干弱枝的政策。将领出去打仗甚至还会领到皇帝或者中央发的阵图，拘束战术细节。所以宋代内战外行、外战也外行，被打得就剩关壁江山。生死存亡之际，岳飞带出一支岳家军武装，最后因为过于壮大，战局刚一好转就被皇帝以莫须有罪名拿下，可见皇帝的防范之心有多重，只要你有造反的实力，没有造反的心也要被尽快拿下。

文官如果想篡权必须与军队将领合力，控制军队，但是军队已经被整成那样了，文官不可能通过勾结若干将领达到控制武装力量的目的，除非控制整个叠床架屋的军事系统也有可能，但那是不可能的。

宋代的相权由中书、枢密、三司分掌，对应政、军、财三大职能，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三方是分割的，不相统摄。而且宋代的官称和实职是分离的，朝廷内外养了大批官员无所事事。

宋代为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常见的六种专权人物，设计了全套制度来加强中央集权，基本上消除了造成封建割据和威胁皇权的种种因素。

太祖人才呀。

政治影响文化，文化也反作用于政治。

宋朝开始重文轻武的国策，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而起的是程朱理学的兴起，儒家强调遵守秩序，遵守君臣秩序，社会秩序。对宋朝以后的明朝，和清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清的统治者都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

之所以，宋朝能够有这样的重文轻武国策，其实和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政治制度涉及不无关系。

宋初，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从“权”，“钱”，“兵”三方面着手，加强中央集权。

尤其是削实权的措施，枢密院分割了宰相的军权，三司掌管财政，宰相只有行政权，因此，宋朝以后的权臣，基本很少有兵权与行政权一起掌握的大臣，因此，虽有个别权臣弄权，但缺少篡位的资本。

到明太祖朱元璋的时候，干脆直接废除了丞相制。

废除丞相之后，明朝逐渐形成了内阁制，而清朝逐渐形成了军机处。

正如书上所说，从唐宋以来政治制度的变化，清晰地表现出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遭到压制的历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