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密折制度起到了什么作用？
理解密折以及密折制度，首先需要找到“明折”以及“明折”制度，然后进行对照。否则，仅做词义考察，怎么讲都讲不清楚。
那什么是“明折”和“明折”制度呢？
这就要追溯到官僚制的源头，也就是秦制。但这太遥远。为了效率，我们只追到唐朝的三省制。
三省是政治设施，三省制才是政治制度。而“明折”和“明折”制度，就在三省制里。
三省制的运转机制是：中书省草诏制令、门下省审复封驳、尚书省指挥政务。那皇帝呢？你总不能让大唐皇帝啥也不干吧？
中书省草诏制令之后，会把草诏文件报给大唐皇帝。然后，大唐皇帝画一个“敕”字。这之后，再交门下省审核；门下省审核后，会加盖中书、门下的大印。然后，这份草诏就成了大唐帝国的最高官方文件，即敕命。而后，敕命才会交到尚书省及其六部执行。
如果皇帝不批呢？皇帝一般都会批。对于中书省的意见，皇帝很多时候只做事后确认。所以，这就相当于中书省拿到了定旨出命权，而皇帝成了橡皮图章。
如果中书制诏、皇帝画敕之后，门下省不批怎么办？
这叫封驳。
门下省有这个权力，而且就是干这个的。敕命有问题，我给你退回去，要么重写、要么别发，反正是不许执行。如果老是这么干，那不仅皇帝没面子，而且效率也太低。
所以，又在三省之外，设立政事堂。前期，政事堂就是一个开会的地方。后期，改了牌子，称中书门下，还设了五房办事机构，这才有了一点儿政治设施的意思。你权可认为是大唐宰相们可以开府办公了。
中书省长官、门下省长官，甚至还要叫上尚书省仆射（仆射是副手，尚书令才是长官，但一般不设，想想也知道，权太重），以及皇帝特批的一些人，大家齐聚政事堂，一起开会。不同意见，提前消化，取得一致之后，三省长官再分工干活：中书省草制诏令、门下省审核通过、尚书省组织执行。
那官员的上书呢？也就是要讲的“明折”呢？
奏折，是清朝的说法，战国叫上书、秦朝叫奏，汉朝开始名目繁多，有了章、奏、表、议。但无论叫什么，一般都要经过政府，政府拿出意见之后，再让皇帝做事后确认，皇帝确认之后再下发执行。
在秦汉，这个政府是丞相府。在唐朝，这个政府就是三省，也可以说是政事堂。
即便官员上书直接报给皇帝，皇帝也要将其批给中书省。所以，各种上书，一定要走中书定旨出命、皇帝画敕确认、门下封驳审核、尚书指挥政务的建制流程。
而且，只有大事才会搞得这么复杂。一般事情，不需要走这套流程。政事堂的堂帖就能指挥天下。甚至，也不是所有的决策都要报到政事堂，尚书省及其六部也有一定的决策权，小事自己就能定。
比如官员任命，这肯定是大事。但五品以下官员（不含五品），尚书省的吏部就能决定；五品以上才需要走中书门下的流程，也就是交给宰相议决。
从这个流程中，你就会发现大唐皇帝只有面子，而没里子。因为权力都在三省和宰相手中。那唐朝皇帝是不是有点儿惨？
其实，秦汉时期，皇帝比这还惨。因为丞相府比三省彪悍，丞相也比宰相嚣张。秦汉丞相有权发令抓人，而且抓来就能杀，甚至连皇帝的宠臣也能杀。为啥赵高跟李斯闹矛盾之后就不敢出宫了？但凡李斯能抓到他，那就直接杀。
三省制，在唐朝中期以后，逐渐衰败。因为皇帝一定要跟宰相抢权力。宋朝加强了君权，所以必然削弱相权。明朝则直接废了宰相，凡事都听皇帝的，相权只能在揣摩对照中才能找到一点儿流风余韵。
但皇帝一个人肯定治理不了国家。
所以，明朝大臣的各种上书，也不会直接报到皇帝那。最高等级的机密，也要内阁揭贴。如“宁南侯左良玉有本章一道，封投通政司；这是内阁揭帖，送来过目”。就是报给皇帝的军机大事，内阁也要知道，关键是也能知道。
明朝以及清朝前期，官员的上书，称为题奏本章，一种是题本，即因公事而呈给皇帝，一种是奏本，即因私事而呈给皇帝。
虽说都是呈给皇帝，但是一定要经过内阁。内阁不仅要看，而且还要票拟，也就是拿出意见。
那皇帝呢？皇帝可以参与意见。所以，意见有冲突，那皇帝就跟大臣博弈；没有冲突，那皇帝还是橡皮图章。但不管怎么冲突、怎么博弈，这个流程是有的，而且流程全公开。大家都在玩明规则，皇帝也不例外。
明朝或者清朝前期，及以前，大臣的上书都可认为是“明折”，而这套流程就是“明折”制度。因为无论是大臣的上书，还是皇帝的圣旨，都是明的。大臣的上书，不仅皇帝能看，而且宰相或内阁也能看，同时还要有副本，御史能看，其他大臣也能看。
只要走流程，那决策就会有规矩。
女皇武则天曾直接发敕。大臣刘祎则批评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意思是没有加盖中书、门下的大印，就不能叫圣旨。虽然没有禁止皇帝单独下敕的法令，但三省制的流程就是一种规矩。这么做，虽不违法，却无规矩。
只要全公开，那私心便很难作祟。
大家坦坦荡荡、明白说话，而且说啥别人都知道。这时候，为私的成本就会非常高。宰相为私，大臣反对、皇帝猜疑；大臣为私，同僚反对、宰相批评；皇帝为私，则大臣们联合起来统统抵制。第三种情况，明朝屡见不鲜。
这就是“明折”以及“明折”制度的威力。之后，再讲清朝的奏折和密折。
清朝照抄明朝作业，却在很多方面都给改了解题方法。奏折和密折就是其中之一。“明折”以及“明折”制度，就被清朝改成了奏折，甚至还玩出了密折。
但更改解体方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改题为奏”的过程。
本来，官员上书的正规文件，是题奏本章。地方的题奏本章，会交给通政使司，京城的题奏本章直接交给内阁，之后内阁票拟、皇帝阅裁，最后再由六科传发有关衙门和人员。而法理上讲，六科还有封驳审核之权，相当于唐朝门下省的职责，但在清朝也就那么回事了，直接说传发就行。
然而，奏折的玩法，却另辟蹊径。
无论地方还是京城的奏折，都会由宫门封进，然后直递御前，简单说就是直接递给皇帝。于是，通政使司、内阁以及给事中，集体失业。奏折多了，皇帝肯定批不过来。但没关系，还有军机处帮忙。到了乾隆时期，军机处成了专职辅助皇帝批阅奏折的机构。
那么，题奏本章这个“明折”，就没有了吗？
当然还有，但仅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奏折里面的内容，皇帝认为有必要公开，那就批示上奏官员，改送题奏本章，走明程序、玩明规则。但触及权力运作核心的机要之事，往往走了奏折这套不公开或半公开的流程。为什么说是半公开？因为有些内容还是需要官僚集团周知的，比如大臣任命、比如皇帝教诲。到了1901年，大清朝终于完成“改题为奏”，题奏本章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大清朝只用奏折。历史地看，这就相当于潜规则取代了明规则。
那密折呢？
是不是皇帝觉得奏折不好使，于是又在奏折之外发明了密折和密折制度。从历史演变来说，应该是先有密折和密折制度，再有奏折和奏折流程。
本来，题奏本章才是公文，奏折不是。那奏折是什么？
奏折是地方督抚以私人身份呈给皇帝的文书。简单说，就是大臣给皇帝写的信，或嘘寒问暖、或情感服务、或打小报告。
皇帝和官员之间，本来是公对公的关系。因为皇帝无私事。对于古代皇帝，我们不要将其视作一个人，而最好将其视作一个衙门。衙门跟衙门之间，就只能公对公，而不能私对私。那清朝大臣为什么还能跟皇帝发展出“私交”来？还能写信，而且常常写信？
因为任人唯私，所以必有私交。
很多地方督抚，本来就是皇帝的包衣奴才，也就是皇帝的私人。这些人在皇帝身边的时候，就已你侬我侬；出去办事，自然常常相思。但关键是信任。大臣可能骗皇帝，但奴才不会骗主子。
所以，奏折，实际就是皇帝和亲信间的通信，算是私人信件。既是私人信件，那就要保密，不能公开。
所以，最初的奏折，自然就是密折。我们从奏折的适用对象、主要功能和具体内容，也能看出它的秘密属性。
首先是对象。最初的对象范围很小，不是什么人都能给皇帝上奏折。康熙时期，只限于皇帝的家奴、亲信、耳目和一些高级官吏。后期扩大，主要是在雍正朝，各省提督、总兵、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都被赋予了上奏折的权力。不是皇帝的自己人，就不能给皇帝写信。
第二是功能。奏折的主要功能是请安、谢恩和庆贺，等等。这些功能，都不是在说公事，而是在说私事。同时，皇帝出巡的时候，还会给太后、太皇太后上请安折。所以，初期奏折的家信特色极为明显。后期，奏折变成正式公文，也就有了更多的行政功能。
第三是内容。这一点就不用解释，直接看雍正皇帝的奏折批示就行。
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的秉性，就是这样的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
哪家公文能这么批？甚至，你都不能说雍正在回信，他这是在发微信。你侬我侬、溢于言表，全是情感宣泄。但还有更离谱的，比如雍正批给年羹尧的：
朕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疼你，才能对得起天地神明。
如果不知道，你都以为这两个家伙在搞基。谈恋爱、说情话，也很少这么肉麻。而这却是大清皇帝在臣下奏折上的御笔批示，相当于回信。
在康熙朝，奏折这种文书虽然没有得到法理认可，但已经有了从私信向公文转变的趋势，也就是兼具了公文属性。所以，这就要求把密折区分出来。虽然都能上达天庭，但有些内容不仅坚决不能公开，而且必须保密，最好只有皇帝和奏报官员知道。
所以，这个趋势发展大体如下：
最初，奏折就是密折，完全是主子和奴才间的私人信件。但，其中记录了很多不为外人道哉的内容。如康熙五十一年上谕：
朕为国为民，宵旰勤劳，亦属分内掌事，此外所不得闻者，常令各该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因请安折内附陈密奏，故各省之事不能欺隐，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也。
“因请安折内附陈密奏”，本来是一封奴才向主子请安的“私信”，但“私信”里面有密奏。既然有了密奏，那就必须保密。
接着，皇帝就要强调保密工作，而奏折也就有了向密折转变的需求。如康熙四十八年，康熙皇帝在苏州织造李煦的请安折上的御批：
朕体安。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作有，议论大小事。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以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
皇帝到底说了什么话，才断不可以叫人知道？李煦又到底告了什么密，才会人知定招祸？不管是什么话，反正就是不能公开，一定要保密。
而且，这种保密御批非常之多。皇帝特别担心奏折中的秘密泄露出去。如康熙三十二年给李煦奏折的朱批，“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再如康熙四十三年给曹寅奏折的朱批，“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三个小心都不够，必须说四个。
最后，如此小心、如此机密、如此不可为外人道哉，再又被权力所加持。于是，到了雍正朝，密折正式演变为密折制度。具体而言，包括四点制度化的内容：
一个是定期收回朱批奏折。书写密折之人，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将原折和朱批一起上交，由宫中保管，而且严禁私抄留存。
二是制造专用箱锁。雍正皇帝专门定制了上报密折的皮匣，还配了专门锁钥，发给可以密折上报的官员，专门用来传递密折。
三是密折直送内廷。地方督抚的密折直接送到内廷乾清门，地方小官的密折交由皇帝指定的王公大臣代为转呈。转呈的王公大臣都是皇帝心腹，如怡亲王允祥、尚书隆科多、大学士张廷玉等。
四是皇帝亲自拆阅密折。不管是直送内廷乾清门的密折，还是由心腹王公大臣转呈的密折，最后都要递到雍正案头，也必须由雍正皇帝亲自拆阅。
不用管密折内容如何，单就这套严密流程，你就能知道密折和密折制度绝对不是什么正大光明的君子政治。
那么，密折以及密折制度，或者也可以说奏折，有什么好处或作用吗？
雍正皇帝评价说：
朕即位以来，令满汉文武诸臣及科道等官，皆用密摺奏事。盖欲明目达聪，尽去壅蔽。以收实效也。
“明目达聪”“尽去壅蔽”，这话说得多好。在最初，很可能真有这个作用。但越到后来就越不是这么回事。
首先，皇帝制度成了真正的独裁制度，关键是这个制度是为私的。
以前，皇帝是大清帝国的最高领袖和最高权力衙门，而现在竟成了大清帝国的最高情报衙门。
康熙晚年一直鼓励大臣密折奏事。但规模一般、人数有限。能上报密折的，不过百人。而雍正朝就邪乎了，短短十三年中，参与密折上报的官员，就多达一千一百多人。现存的雍正朱批奏折，超过四万多件，其中汉文三万五千件、满文七千件，而大多数都是密折。
奏折逐渐上升为公文之后，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奏报者可以留存的；一类是要宫中收回的；一类是可以公开散发的。密折大体属于第二类。其他已经有了公文属性，而第二类主要是情报属性和秘密属性。
明朝皇帝也搞情报，但会假手于人，也就是东厂和锦衣卫。而清朝皇帝则身体力行，自己直接带线人、搞情报。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既无法“明目达聪”，又无法“尽去壅蔽”，而是彻底的道德败坏。大清皇帝在用密折制度监控大臣。
并非全是密折，不是还有奏折吗？
但这更成问题。题奏本章，虽然呈报给皇帝，但内阁和六部可以看，甚至要提前看。因为政治是公开的，大家都在太阳底下行事。但现在的奏折则直接报给皇帝，相当于废了六部和内阁。这才是真正的乾纲独断和皇帝独裁。而皇帝的上谕，除了公开的明发上谕外，还有点对点的寄信上谕，发给某人的就某人知道，别人根本不知道。发给江苏巡抚的上谕，就江苏巡抚知道，六部相关衙门根本不知道。这不仅是皇帝独裁，而且是秘密政治。
为什么要秘密？
因为私心作祟。自秦制伊始，中国传统的政治就是公开的，而唯独清朝是秘密的。那这个私心又是为了谁？为了满人部族。按照官僚制走流程，和珅能火箭提升吗？满人能称霸朝堂吗？和珅跌倒，不是嘉庆吃饱，而是汉人官僚开始崛起。再加上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满人部族利益才被掀开一块。否则，普天之下只能桎梏于私心作祟的政治枷锁之中。
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士、侍郎、尚书满汉二缺平列外，如内阁，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
这是邹容《革命军》的一段摘抄。单看这个权力安排，革命党能不造反吗？清末宪政，的确走得比较急。有人说是因为立宪派和民众缺乏耐心。而最缺乏耐心，还带头闹事的，肯定是革命党。但革命党不闹事，中国能把满人部族利益的权力牢笼击烂砸碎吗？所以，根子不再广东的革命党，而在北京的权贵们。
又为什么清末中国不能从帝国切换到民族国家？满人部族第一个不答应。清末变法时，慈禧专门加了两个紧箍咒，一个是“四不变”，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满族统治不能变、最高皇权不能变；一个是“五不议”，军机处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而全部的核心，就是满族统治不能变，其他全是这一点的附属品和衍生品。
而原因就是大清的政治为私不为公。
第二，大清皇帝之勤政还不如明朝皇帝之懒政，“明目达聪”纯属扯淡。
明朝皇帝的懒，是出了名的。而清朝皇帝的勤，也是出了名的。尤其是雍正皇帝，每天批阅的奏折和密折数量，绝对冠绝古今。勤比懒好，勤政比懒政好。但也要看勤的内容是什么。因为密折和奏折可以直达御前，所以大清皇帝想不勤都不行，每天总有批不完的折子。但这些折多半
都是垃圾。
雍正二年，广东巡抚年希尧一气上呈了三件奏折，但奏折内容全是之前呈报过的。奏折从广东折腾过来一遍，然后又折腾了一遍。你都不知道这个广东巡抚是咋想的。雍正皇帝也只能无奈哀叹，该批还得批：
业经报明该部之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想尔粤省更无事可入告矣。如许遥远，特差人赍奏此三事，殊为可笑。
旧闻重报，算是疏漏，但没完没了的请安折子，就真心是在折腾皇帝了。雍正三年，福建学政黄之隽，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不停地上折子叩谢圣恩、颂扬上谕。对此，雍正也没有其他办法，也只能批示说：
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此数奏甚觉浮泛不实，如此等之奏，再不必，朕实无暇。
当然，官员们一定会利用奏折渠道，给皇帝拍马屁，也就是提供情感服务。但情感服务太多太过，也能恶心到皇帝。雍正九年，镇海将军王釴“怒”赞上谕说“捧读之下，感激愈深”，觉得自己不为皇帝效犬马之劳，就不配为人。这个马屁太过无耻，雍正直接表示不能接受：
汝等汉军人人如此奏，如出一口，言行相符者百无一二，朕实难以批谕……行与朕看，不必务言于朕听也。
雍正跟年羹尧关系好的时候，那真是各种肉麻“情话”都能说。既然这样，那官员们就一定要把“情话”交流贯彻到底，内容上比不了你俩肉麻，但可以用频率补。于是，君臣之间能把奏折玩成发微信、谈恋爱，没完没了地“蜜语甜言”。田文镜的折子，雍正每次都批，而且认真批，绝不能一个“知道了”完事。因为老田是小情人，必须宠。你皇帝给我田文镜批，那我田文镜就给你谢恩。于是，君臣往来，没完没了。最后，雍正实在烦了：
你差人奏折太勤了，何必费此无益盘缠，况朕日理万机，亦觉烦索。你奏来，朕自然批谕，若如此来往，则无宁止矣。
有疏漏、有谢恩、有马屁，还有甜言不够频率补，但起码大家都有个目的。而有些折子真心没啥目的，就是为了奏折而奏折。雍正五年，江南总督范时绎上奏说自家辖区普降瑞雪，于是造了一尊神像。雍正看完，直接怒了，你们那地方下雪跟我有啥关系、你造一尊神像跟我有啥关系，于是怒批：
朕日理万机，毫不体朕，况岁底事更繁，哪里有功夫看此幕客写来的闲文章，岂有此理！
但是，我做不了好官，做一个体量皇帝的官，以后不报垃圾奏折了，这个可以吗？那你肯定死得比谁都惨。
雍正在给山东巡抚的朱批中，大骂浙江驯服黄叔琳，说这家伙多次接到朱批谕旨，竟然不奏谢圣恩，真是岂有此理。后来，黄叔琳犯事，雍正直接翻他不上谢恩折子的后账。皇帝跟大臣翻后账，而且还翻不谢恩的后账，你只能说雍正不是什么“这样的汉子”，完全是刁蛮任性的“女朋友”。
这就是雍正皇帝的勤政，这种勤政，于国何益？除了刷存在感、占占带宽，还能干啥？与其如此，还不如明朝皇帝躲在后宫睡大觉。
第三，奏折指挥天下一定能搞出天大的笑话来，“尽去壅蔽”想都别想。
唐朝的政事堂，可以用堂帖号令四方。但堂帖是正式文件，甚至比敕书的权威还高。关键是有人把关，你送个荔枝、谢个皇恩、拍个马屁，不仅到不了政事堂，甚至都到不了六部。所以，人家是真有事才号令四方。但是，清朝皇帝用奏折号令天下，有时候就是没事找事。
雍正六年，陕西商人秦泰在路过河南孟津的时候，丢了一个装有一百七十余两银子的包裹。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钱。于是，秦泰四处张贴告示，承诺谁能拾金不昧归还包裹，就跟谁平分银两。就在秦泰丢失包裹的地方，一个叫做翟世有的河南老农正为他看管包裹，并等着他取回。秦泰后来取回白银，而且说到做到，要跟翟世有平分银两。但朴实的老农民翟世有竟分文不取。
这件事发生在河南，而河南是田文镜的地盘。于是，田文镜就将这件事写成奏折，报给雍正。中间肯定各种添油加醋，没准儿还要玩一个标题党《我省老农拾金不昧，陕西富商迎回巨款，厉害了、我大清》。
如果奏折有人把关，那这种奏折顶多报到礼部下面的某个司。然后，司部员外郎随便夸奖几句：你们河南真不错，田文镜好好干，这事给你上《邸报》头条，你看行不？然后，也就没有然后了。
但是，这事递到皇帝那里，便立即成了大事。于是，一片长达1200多字的《恩赏义民翟世有顶戴银两谕》，新鲜出炉。这个河南老农翟世有，堪称时代楷模，给我赏、重重赏，给七品顶戴、给纹银百两，还要把事迹刻碑传颂。
甚至，雍正还把这件事上升到政治高度，“乃风俗休养之明征，国家实在之祥瑞”。河南老农翟世有拾金不昧，就这样成了国之祥瑞。
同时，雍正也没忘记怒赞一下宠臣田文镜。河南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楷模国民、河南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国之祥瑞，全是因为你田文镜啊，你田文镜的教化工作做得好、做得出色、做得无与伦比，你功不可没。
拾金不昧，而且拾巨款不昧，这事该奖不？该奖。该宣传不？该宣传。但玩到皇帝写1200多字的感谢信，而且还是上谕，这是不是有点儿过了？不过，好事就得宣扬。但上升到理论高度呢？成为大清政治清明之佐证，“风俗休养之明征”，是不是有点儿过了？你这到底是怒赞河南老农，还是在猛夸自己？
但这事没完。田文镜得了雍正1200多字的上谕，能不继续折腾吗？
当年七月，田文镜又上报河南穷人陈怀金拾金不昧二十四两八钱银子，也是全数奉还、也是不要酬谢。于是，雍正再次点赞加评论，“诚所谓瑞也”，这就是国之祥瑞！
你田文镜跟雍正“郎情妾意”地没完没了，那别省督抚能不眼红吗？
肯定眼红。
转过年九月，天津就上奏说本地妇女捡到白银六两五钱，而且也是全数奉还、也是不要酬谢。于是，雍正下旨赏赐，给米、给布，还赐了匾额。
天津的这个节奏，跟得真紧。估计天津衙门天天看《邸报》、读热搜，然后非要制作出这种“流量文”奏折。
那其他省呢？必须如法炮制，皇帝喜欢这种事，那就满省去找，找不到也要造一个。雍正八年五月，山西巡抚石麟呈报说，本省百姓赵亨清捡到九两一钱银子，也是全数奉还、也是不要酬谢。事还是拾金不昧的事，但人变了、地变了、银数变了。河南褒奖了、天津褒奖了，那山西只能也得褒奖。
然后，全国各地官员终于摸到皇帝的脉了，纷纷上报各种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直到雍正十三年，直隶总督李卫还有类似奏折，而雍正仍旧乐此不疲地批示表扬，“以匹夫匹妇之愚，而能轻财尚义，慕善乐施，允属难得。于斯足征风俗向淳之渐，览奏朕怀曷胜愉悦”。
在雍正看来，这些个好人好事，说明什么？说明我这个大清皇帝，当得当真不错。而现在看来，这不就是个笑话吗。而所谓“尽去壅蔽”，到最后真得去了吗？
河南田文镜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我们省有人拾金不昧。然后，雍正皇帝又是拼命点赞、又是深度评论。接着，河南田文镜再发朋友圈，说我们省又有人拾金不昧了。然后，雍正皇帝还是拼命点赞加深度评论。再之后，天津巡抚发朋友圈、山西巡抚发朋友圈、直隶总督发朋友圈，统统都是自家地盘有人拾金不昧。而雍正则不停地逐个点赞、逐个评论，一直点赞加评论了好几年，而且乐此不疲。各地官员就一直在拿主子皇帝寻开心。
这种奇葩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末梢神经坏死，然后把脑袋憋大了。权力全都集中到皇帝手中，地方督抚只能想尽办法取魅中央。那地方上就不能有个为民造福且刚正不阿的海瑞吗？地方督抚大多都是皇帝的私人奴才，还有什么海瑞？这种等级的集权制下，海瑞活不过第一集。
密折以及密折制度，只是清朝政治败坏的表象。实质则是其为私而不为公的政治劣根，以及明规则不行而潜规则盛行的行政弊病。所以，密折和密折制度到底有没有用？也许有用，也许开始有用，而根子却是烂的，甚至还要把奏折包括在内。
古代的皇权，在清朝雍正帝时代走向了巅峰。
帮助雍正帝集中皇权的主要有三样制度：军机处、密折制度与密立储君制度。
所谓的“密折”，顾名思义就是前朝臣子直接呈报给皇帝的秘密奏折，内容涉及各个方面，但内容除了呈报人与皇帝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也不准探听。
清朝初期，臣子上奏的报告分成两种：题本、奏本。
这两种是从古代一直延续下来的旧制，但是因为手续繁琐，呈报的时效比较长，所以经常会被外人探听到，因此很不利于皇权的集中。
公文被别人知道了，为何不利于皇权的集中呢？
在《甄嬛传》当中，西北的战报传到养心殿，皇帝都还没看的时候，年羹尧与华妃就知道了，随后就有了华妃逼着皇帝给其侄儿封爵的事情，皇帝大发雷霆。
古代的公文涉及很多的方面，如果总是被其他人尤其是相关人群知道，很容易让某些人提前计划与应对，这对于皇帝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因此顺治帝时代出现了“奏折制度”，也就是说“奏折”是清朝顺治以后才有的，以前的朝代并没有所谓奏折的东西。
奏折不拘泥于格式，直接书写内容，不需要铁黄与票拟等手续，不需要通过通政司与内阁等相关部门，直接让皇帝拆阅，这种保密性很强的奏折，也称作密折。
康熙帝时代，并非所有的臣子都能用密折，也就是奏折，只有心腹宠臣才可以，而到了雍正帝时期密折制度已非常完善，并且广泛推广开来。
雍正时代的密折分成四种：请安、谢恩、缴批、陈事。
其他三种也没什么特别的，但陈事类型的奏折内容非常繁杂，不管是军国大事还是各种闲杂琐碎的事情，都能够包含在内。
皇帝通过密折，能够了解到几乎所有的事情。
密折从臣僚直到御前，中间环节锐减，效率极大提升，可以快速了解与解决问题，而且密折内容是不公开的，使得大臣们有很多话都可以直言出来，不害怕被相关人等报复。
其实，清朝的密折，也有点类似于武则天时代的告密制度，因为密折的内容除了呈上密折的臣子与皇帝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所以什么事情都可能出现。
也因此，很多的大臣都会在密折当中，把自己心中想要说的事情都说出来。
以前可能害怕被人针对、报复，所以就算不满也不敢说，但密折就不同了，不需要忌讳，这就比较像现在那种匿名信、不记名投票之类的规则。
也因为密折制度的推广，使得朝堂之内的大臣们互相猜忌、监督，彼此之间形成了牵制，为了保住自身，大臣们自然要对皇帝绝对忠心，皇权自然被强化。
清朝时期，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使用密折，一般只有那种受到皇帝宠信，或者品阶比较高的臣子才能够使用奏折，这也成为一种比较特殊的习惯性权利。
现在很多剧中，什么人都能递交“奏折”，这是不对的，最多是“有本启奏”。
因为密折制度的确存在很多的优越性，因此前朝不少人为了能够获得向皇帝呈上密折的资格而不断努力拼搏，争取获得皇帝的信任，争取更高的品阶。
这对于活跃朝堂的氛围，让所有人都奋发向上，其实也是一种刺激。
不管怎么样，清代密折制度的施行最大的作用，就是强化皇权将其集中，不仅极大提高了办事的效率，而且有效制约了前朝臣子，使得皇帝的权力进一步强化。
密旨、跟密折一个道理，都是替皇帝秘密办事，有皇帝亲笔书信，官员也会偷着向皇帝打小报告。
我是文君，我来回答。
清朝的密折制度起源于康熙晚年，完善于雍正时期，康熙晚年的时候面对着嫡子之间夺权夺利，所以就下旨设立了密折制度，密折的奏文写在折叠的白纸上，而且这种密折有专门的皮匣，皮匣的暂时总共有两把，一处是交给密折官员，一处是由皇帝保管，任何人都无法开启。
只有大行皇帝驾崩的时候，身边的总管太监会命令人把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密折取出来，然后密折官员把他的那一份拿出来比对，最终确立后世之君，所以雍正的继位是合法合理的，不是电视剧里面雍正把康熙的密折给改了，密折里面涉及满文、汉文、蒙古文，雍正是无法再第一时间进行修改，而且密折是有两份，密折的官员是再世皇帝的近臣，别人是不可能贿赂密折官员。
清朝二百多年的时候除了康熙朝之前有夺嫡的事情，从雍正王朝以后就没有听说有夺嫡的事情，这就是密折的威力，谁也不知道谁是下一位继位之君，而且清朝的皇帝估计地方的官员进京告上级官员，密折不进过驿站直接送达到皇帝的手中，这就加强了中央集权，加强了皇权。
康熙时期的南书房也就是这样，所以官员犯罪都是狗咬狗的状态，看过《康熙王朝》的人都清楚，索额图举报明珠，结果明珠又把索额图的事情给抖出来，这样以来对皇帝是最有好处的，毕竟知道不管是谁在弄权，总有一方会检举出来，这就加强皇权，不至于皇权的旁落。
我认为密折制度的作用有以下一个方面:
第一，可以使得朝政进一步黑化，这里的黑箱化可以理解为，密折是不经过任何人看，直接送到皇帝的手上，增添了皇权的神秘感，即使当时的胤礽想着自己可以当皇帝，但是一切事情都在康熙皇帝的掌控之间，臣子做的任何事情皇帝都清楚。
第二，起到了使官员，尤其是同僚之间相互告密的作用，这样以来直接加强中央集权，皇帝不需要派人去监视双方官员，只需要双方检举，最后就可以掌握信息。
第三，提高了行政效率，下层官员可以直接告三品以上的官员，真正实现了下情上达的作用。
第四，实行密折制度，等同于广开言路，群臣可以直接进言，不需要通过驿站进行转达，臣子之间相互牵制，加强皇权。
第五，密折制度可以避免皇室之间相互倾轧，不至于皇权的旁落，这些都直接有利于清朝的长治久安。
如果隋唐时期有密折制度也就不会发生杨勇被废，李建成被李世民所杀，所以说清朝的密折制度还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说到密折制度其实就有点像现在的打小报告的制度一样，密折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将问题写在白纸上然后用折子封起来的交由皇帝审查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保护了隐私，那么，这种制度起源于晚清时期，还是有很多的皇帝非常喜欢用这种制度的，雍正乾隆都利用了这样的制度。小编也会看到有不少的人在问小编，清朝实行密折制度到底有怎样的作用呢?具体的小编也是做了一番整理，一起来看看吧!
密折制度是指清代特有的一种文书制度，也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所谓密折，是指各级官吏上呈皇帝的秘密奏折，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这种奏折，皆由臣僚缄封直达御前，由皇帝亲自拆阅，旁人不得与闻。
清初官员对君主的报告,有题本和奏本两种。但是由于它们不仅繁复迟缓，而且容易泄露机密，看的人多了，自然不利于皇权的正常行使。因此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出现了一种新的公文即奏折。比起题本来，它不拘格式，书体自由，也没有贴黄、票拟等手续，而且不需要经通政司、内阁，直接由皇帝亲自拆阅，保密性强，因其折面、折内往往书有“密”等字样，故称为“密折”。
清代密折大约始于顺治时期。康熙帝时期只有宠臣才有权使用密折,至雍正朝时密折制度大盛得以推行和完善。密折的内容一般划分为请安、谢恩、缴批和陈事四类。其中陈事折非常繁杂，可分为天候、粮价、养廉、水利等数十类，上自军国重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由此可知，皇帝可以直接通过密折来了解官事民情。
密折制度的存在，一方面使得朝廷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密折直接送达御前，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使奏折不必积压，因此可以及时的了解下情，快速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广大臣下可以用密折言事，它可使群臣直言进谏，因为密折的内容是非公开的，只有皇帝和上奏折的大臣才知道，这项规定使得上密折的大臣们可以直言进谏，弹劾百官，而不必惧怕外人知道而遭遇不测。密折制度使得官员之间互相牵制，彼此监视。臣子之间的猜忌、监督，导致他们为了保住官位，只能选择对皇帝绝对忠心。
当然，密折奏事的权利并不是人人都能享有，也不是依据品阶高低而定，其中最必要的条件是被皇帝宠信，为了获取皇帝的信任，这一制度的实施更是恰到好处。给当时运转不灵、死气沉沉、日趋腐朽的官僚机构注入了一些活力，对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雍正仅在位十三年，但是他却能推行新政，在“康乾盛世”中发挥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推广和加强密折制度是其中一项重要集权举措，这使得清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