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崇祯皇帝到底是明君还是昏君？
从勤政方面来说，他不算昏君，至少他在位期间的确是兢兢业业的想力挽狂澜，而且在他那个时代大明的确有各种问题，已经到了该亡的时候了，换一个人坐在他的位置上未必比他做的更好。然而从个人能力来说，他的能力并不算太高，比如他竟然真的会去相信袁崇焕所谓的五年可平辽，这方面来看他比较急功近利，可能是太想证明自己了，毕竟他的皇位是兄终弟继而不是父死子继，他需要证明自己，所以才会在施政期间频繁更换武将。同时他对朝堂的控制应该算是在大明所有皇帝中偏下的，所以才会造成东林党一家独大，事实证明没有制衡的权力就是猛兽，不管这个权力是在一人还是一党手里都是一样。正因为对朝堂控制不足才会出现最后他求大臣募捐军费却被所有大臣哭穷，而李自成入关后却搜刮出大量财富。从这方面来说他不算有能力的君主。总体来说，心有余而力不足，所在太平时期应该也算是个守成之君，可惜他处在了王朝末世。
崇祯当然是昏君。
有些人为他辩护，总喜欢说他最后自杀殉国，平时多么辛苦勤奋等等等等。但老实说，他们说来说去，其实就一个意思“你知道我的偶像有多努力吗？”
《全职高手》里有句说得很欠揍但却在理的话：努力是最不值得拿出来夸口的东西，因为这只是基本，是人人都会做到的，是最底层最渺小的东西。
今天上班族的工作量也大，不过没干好最终还是被炒鱿鱼，努力不是借口，关键还是最后成绩。
之所以说崇祯是个昏君，不是说他不努力，而是说他努力方向不对，他的努力往往是帮倒忙，也许明朝灭亡不可避免，但如果换个懒惰的人上台，明朝灭亡可能还晚几年。
我们举个一个一般人知道，但知道得不太清楚的：驿政改革
谁都知道驿政改革逼出了个李自成，但其实明朝搞驿政改革的不只是崇祯一个人，嘉靖皇帝和张居正都搞过，可只有崇祯最后逼得官逼民反。
明朝的驿政一直是个大问题，问题不仅仅在于浪费和给官员不正当的特权，还在于给人民很大的负担。
越是边境穷困地区，驿站越多，驿站给当地人民的负担就越重，像陕西，明代是北方人口最少，压力却最大的省份，如果不搞驿站裁剪，迟早会闹出造反者来。-------这一点当时人其实都清楚。
嘉靖皇帝搞了次驿站改革，他命令把全国驿站规模裁减掉30%-50%,所节省的钱粮一半充做军费，但是却在执行上出了问题------确实减少了驿站的经费拨款，但驿站的负担却未减少，来往官吏照样在驿站里大吃大喝用车用马，于是全国驿站工作人员开始闹罢工或者干脆弃职逃跑，造成倭寇袭破福建兴化城的消息耽搁了一个多月才送到北京。于是5年后这项改革宣布失败。
到张居正时，他明白问题不是经费，而是官员特权，光卡住银子是没用的，必须搞反腐，所以他并没有规定裁减经费的硬性指标, 而是抓住了“官员特权”这一要害下手，他把改革驿政直接纳入到各地省级一把手的考核，最后成功的把全国驿政花费缩减了30%以上，节省了近百万两白银。他做这件事花了5年时间，但随着他死去，一切照旧。
最后轮到崇祯了，崇祯也想学张居正，从驿站改革里弄出上百万两银子来。
可从眼光和格局来说，他远不及张居正：张居正看清了问题关键是腐败，对官僚腐败下手，最终经费问题自然解决。
可崇祯身为皇帝，偏偏就盯着那几十万两银子，他默许了官吏们对民间的摊派，不过要求官吏们把这笔资金的一大部分上交用于军费。
从施政老到和城府来说，他也远不如嘉靖，嘉靖也是想弄钱，但他明白从官僚集团捞钱不是容易事，于是花了5年时间徐徐而为，一旦发现情况不对，马上承认失败改弦易辙。
可崇祯呢？他硬干，“一刀切”的命令裁减全国驿站规模的60%，而且嘉靖和张居正的改革都是徐徐进行耗时数年，而崇祯的改革却要在几个月内强行完成。
于是在他的改革进行仅仅数月后，陕西银川驿的一名叫李自成的驿卒失业。
明末的陕西是当时最穷的地区，陕西全省有约4万名职业驿夫，他们完全靠驿站工资养活，一旦失去工作，没有了土地的他们，除了饿死外，就只有落草成寇一个办法。
崇祯一声令下，陕西马上有2万熟悉军队业务，朝廷基层情况，懂得地理环境的人失业，这些人马上成了饥民中的造反骨干-----甚至前来镇压的明军中也有大量人和他们关系密切，所以崇祯何止是逼出了个李自成？
很多人喜欢说崇祯是被蒙蔽了，但其实在这次驿政改革之前，早有很多官员提出了意见，很多人都建议要吸收张居正的经验，可崇祯却一心作死。最后出台了一个完全不考虑后果的糟糕政策。
历史不忍细读，如果你只是看到网上说东林党坏事，而不去研究真正的历史，那你才会相信“崇祯是很勤奋的明君，明朝灭亡主要是大臣坏事”这种论调。
严格的说，崇祯不是明君也不是昏君，而是一个性格有缺陷的而且能力有限的皇帝。
崇祯继位以后铲除了阉党，而且勤于政事，从这点来说，说他是昏君有些过了。但是崇祯自身的能力有限，加上性格有问题，使得他最终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所以也不能说他是明君。
从能力上来说，做一个明君不仅仅是勤于政事就可以做到的，还需要能发现和用好人才，同时遇到大事要会判断并且很好的推行。
然而崇祯虽然铲除了阉党，但是无法解决朝中的党争，而有能力的大臣比如卢象升、孙传庭等又不能加以重用。
性格上崇祯脾气急躁，急于求成，又不信赖大臣，稍有不满就对大臣处以处罚，遇事又缺乏担当，过于顾及自己的颜面，把大臣当替罪羊。这么一来真的会做事的大臣不是被贬就是被杀，或者被逼死，再无一人敢出来承担。
明朝灭亡的问题严格说并不是崇祯一个人的错，有些是开国时就留下的问题，各种弊病累积最终导致了明朝灭亡，但是崇祯无疑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这一点他难辞其咎。所以说他既不是明君也不是昏君，只是一个庸才，好心办了坏事。
其实崇祯皇帝不能算是昏君，但是也不是明君，他是个庸君，为什么？
一、急于求成，治大国如烹小鲜
老话说得好，治大国如烹小鲜，因为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是很
难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效果的，要像做菜一样慢慢地来制作它才能看到效果，而崇祯皇帝一登基就励精图治，不断的下达政令自认为做了这么多事，国家形势应该有些起色，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那会有什么效果，他在这个时侯就会去责怪大臣，把责任推给大臣，开始将大臣撒职，崇祯仅在位十七年，更换内阁大臣五十余位，其他大小官员不计其数。
正是崇祯急于求成，官员们为了保住职位纷纷结党自保，党争剧烈，国势日益败坏。
二、复用宦官，致使边帅阵亡
崇祯皇帝以诛杀九千岁魏忠贤立威于朝中，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用的官员没让大明形势好转后，又觉到是官员不尽心，还是自家奴才忠心，又将监军制拿起来用，待别是用宦官高起潜为监军，高起潜在名将卢象升与清军大战时，勒军观望，不发援军，致使卢象升全军覆没。
三、用人不当，不能担责
崇祯年间其时要名帅有名帅要名将有名将，其形势比南宋好得多，但崇祯听信谣言杀名将袁崇焕使辽东军与朝廷离心成为了半独立的军阀，后逼迫名将孙传庭出潼关与李自成决战，大明关中最后一支主力军团秦军全军覆灭，李自成终于再也没有了发展的障碍了，明朝后期兵部尚书奉其命秘密与关外清军议和，被人发现，朝中文武反对，崇祯不愿担当首开议和之名，居然将陈新甲推出当替罪羊将其斩首。
这样一来，满朝文武心寒灰心，后期，满朝文武意识到忠于崇祯简直是死路一条，他太过猜忌臣子了又不愿承担一点骂名与责任，就这样满朝大臣全成了奸臣，李自成一进北京全开城投降了。
四、滥增赋税
明朝末年苟捐杂税之多，简直多如牛毛，百姓卖儿卖女，但崇祯为了他的大明朝，为了剿灭日益增强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他又在原本辽响的基础上增加了剿响和练响，崇祯后期不问百姓死活终于使李自成势大涨，他打着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大旗埋葬了这个腐朽的王朝。
崇祯身上有好的一面勤政、节俭、但其刚愎自用，急于求成、随意猜忌大臣，无担当责任之心，让他注定失败，如果是太平时节，他或许是个好的守成之君。
公正的讲志大才疏，黄口小儿，陏有志向，，但缺少钱粮，及疑心太重，用人不识人，他执政的第二年裁撤了千里义站是个大败笔，，，不是一位昏君，是一位生不逢时的一代仁君，，，
崇祯帝日日夜夜为国家和社稷操劳，自己也是出了名的勤政节俭的皇帝，但是最后为什么还是沦为亡国之君？
他有着英主明君的雄心壮志，但是他没有相应的品质和才能，反而有很严重的性格缺陷，导致他越来越靠拢昏君庸主。
其中最为重大的一项性格缺陷那就是缺乏担当精神，经常患得患失，屡屡错失最佳时机。
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件大事上，第一件是陈新甲议和泄密被诛杀，第二件是朝廷南迁之议一直拖着，直到明朝灭亡的前一刻都还没一个决定。
首先陈新甲议和泄密被诛杀事件。
后金（清）国在宁锦之战中失利之后，一时难以突破明朝花了大量人力财力的宁锦防线， 决定开辟第二战场，从内蒙地区迂回进入明朝边塞，前前后后四次侵扰明朝内地，大肆在内地进行烧杀掳掠，劫夺大量财物和人口，一边用来强大自己的实力，也持续为明朝放血，消耗着明朝的有生力量，为突破辽东地区的宁锦防线创造有利条件。
后来后金国在义州屯兵，并逐步推进到锦州，终于在崇祯十四年包围了锦州。
崇祯帝急急忙忙命令蓟辽总督洪承 畴率领13万大军增援锦州。
洪承畴一直主张“必守而兼战”，也就是一边做好防守，一边寻机进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
刚开始崇祯帝和朝廷同意这个稳扎稳打的计划。
但当农民起义再次磅礴发展，崇祯帝又希望尽快结束辽东地区的战争，以便集中兵力对付农民起义军。
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于是提出四路进兵、来个里应外合，合力围攻锦州女真军的方案，崇祯帝觉得可行，就密敕洪承畴进兵围攻。
洪承畴深知这一战完全就是天方夜谭，因为明军根本不可能在没有城池依托下能野战赢女真军，只能无奈将粮饷留在宁远、杏山与塔山西北的笔架山上，然后率领六万军队挺进塔山。
皇太极于是倾国而出，并亲自到松山督战，就是为了毕其功于一役。
果不其然，洪承畴被困在松山。
总兵祖大寿被围于锦州，屡次突围而不得出。
陈新甲与清朝议和就是这个背景下开始的。
为了挽救被围的洪承畴祖大寿和几万精兵，陈新甲在崇祯十四年十月提出了“息兵”之策。因为皇太极此时想要休养生息，派出使者准备和明朝议和，当时在宁远的宁前道副使石凤台，得到清军有意议和的消息， 立马写信向清军将领询问是否属实，得到“此吾国素志也” 的答复后，上报辽东巡抚叶廷桂，叶廷桂上奏朝廷。
崇祯帝内心是同意议和的，因为辽东之事已经糜烂，无可挽回，但他好名声，缺乏担当精神，过去曾经多次拒绝与清朝议和，现在一大败就求和，觉得有失面子，对自己名声是个巨大打击，于是斥责叶廷桂是“漫任道臣辱国妄举” ，将石凤台逮捕下狱。
拖到年底，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已燃遍整个中原，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围困开封，清军也将松山团团围住。
内阁大学士谢升便与内阁大臣们进行商议，决定由陈新甲奏请与清朝再次和议。
崇祯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崇祯帝与陈新甲进行召对时，陈新甲婉转地向崇祯帝提出：“（松、锦）两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间不可。”
崇祯帝一听，立马明白了“用间”的含义，回答道：“城围半载有余，一兵未能达，何间之乘？可款则款，可便宜行事。”
陈新甲明白了崇祯帝的意思，随即推荐兵事赞画主事马绍愉作为议和使者，崇祯帝即予允准，并“加绍愉职方郎中，赐二品服” 。
但是，他还是觉得战败求和，有失天子的颜面，因此特地“谕新甲密图之” ，要求绝对保密。
马绍愉于是领命出关，前往宁远，与清朝方面进行接洽。
清朝方面请以敕书为信。结果崇祯帝仍大摆天下共主对待边疆属夷的架子，以一纸“谕兵部陈新甲”的敕谕代之。
皇太极为此极为不满，也以敕谕英郡王阿济格等人的形式，要求明廷更换敕书。
马绍愉只得奏报朝廷，一来一回耽误了几个月的时间。
在这期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 已先后被清军攻陷，洪承畴被俘虏，祖大寿投降，明军已经全线溃败。
崇祯帝得到辽东奏报后，仍以敕谕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形式，准其便宜行事，并派遣兵部司务朱济賫敕，同马绍愉前往盛京与清朝进行谈判。
皇太极提出了一系列的议和条件。
马绍愉返回宁远，立即派人向陈新甲禀报清朝方面的和谈条件。但和议的消息却被谢升无意间泄露，引起清流言官的慷慨陈词。崇祯帝信誓旦旦的说没有与清朝议和，并将谢升革职，以平息舆论。
不料，陈新甲收到马绍愉禀报议和条件的密疏居然也被泄露了。
一时间天下舆论大哗，言官弹劾如雪片一样多。
与清朝议和， 原是遵照崇祯帝“可款则款”的谕旨推行的，谈判使者也是由他加官赐服任命的，辽东败局已经注定，如果崇祯帝勇于担当责任，以九五之尊站出来说明议和的理由，强行平息舆论一点都不难。
但崇祯帝却患得患失，只顾自己的颜面，下旨严厉苛责陈新甲。后遂于七月底将陈新甲逮捕入狱，并于九月二十二日将他斩首示众。
此时的皇太极已经休整完毕，不在需要议和，再一次率领大军攻破明朝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八十八座城池，掠走269000余口人和大量物资，再次给予明朝沉重的打击。
再说明朝迁都南京之议久拖未决的问题。
崇祯帝其实一直都在做准备南迁的准备，只不过都是在暗中，没有放在明面上来。
先是派遣给事中左懋第“往南中，察沿江舟师士马之数” 。继而在崇祯十六年十月，天津巡抚冯元飏“密陈南北机宜，当疏通海道， 防患于未然”，为来日迁往南京作好准备。
崇祯帝即下谕，让冯元飏“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备缓急” 。
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在中原地区歼灭明军主力，并攻占西安，开始为东征作准备。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大顺国。
初三日，忧心忡忡的崇祯帝在德政殿召见左允中李明睿，征询“御寇”之策。
李明睿提出：“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
崇祯帝很是心动，就问道：“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亦未知天意若何？”
李明睿回答道：“上内断圣心，外度时势，不可一刻迟延，后悔何及。”
崇祯帝四顾周围无人，说道：“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 尔且密之。”
在当时形势下，迁往南京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
此时，长江中游驻扎着左良玉和江北四镇的重兵把守，只要崇祯帝在，他们就不敢在明面上反抗朝廷。
江南地区，又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人口最为密集的富庶之地，也较少的遭受战争的波及。如果退守南方，凭借南方充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与北方抗衡，最后也能成为一个东晋或者南宋。
但是，迁都南京涉及到放弃宗庙陵寝的敏感问题。这就需要君主勇于承担责任，乾纲独断。
崇祯帝虽刚愎自用却又优柔寡断，死要面子却又怕担责任，只会说，不会做，李明睿一直劝崇祯帝早做安排，尽快安排，不可延迟一刻，崇祯帝却因为不想承担自己放弃祖庙的责任，期待文武百官劝说自己而在进行南迁。
但是以崇祯帝缺乏担当责任的性格，加上滥杀大臣，哪个臣子敢劝说崇祯帝南迁，劝说了，替崇祯帝挡了刀，以后也会被崇祯帝推卸责任，找理由给卖掉，还不如拖着。
于是，这件事就这样永久的被搁置下来。
左都御史李邦华为李明睿同乡，也是李明睿出任左允中的举荐人之一。 李邦华担心南迁之议为朝论所阻拦，就提出由太子朱慈烺南下南京监国作为一种过渡性质的建议，请求崇祯帝明诏“遣皇太子监国南京”。
正月十八日，崇祯帝密谕首辅陈演：“宪臣言是。”
陈演一直反对南迁，故意将崇祯帝的消息向外面透露，从而引起文武群臣的议论纷纷。
李明睿觉得应该放手一搏，公开上疏朝廷，阐明自己南迁的主张。
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上疏斥其为歪理，扬言“不斩明睿，不足以安人心”。
李明睿上疏辩驳，谓：“唐室再迁再复，宋室一迁南渡，传国百五十年。若唐、宋不迁，又何有灵武、武林之恢复？ 又何有百五十年之历数哉？”
崇祯帝也召见光时亨，斥之曰：“一样邪说，却专攻李明睿何也？ 显是朋党。...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
崇祯帝依然没有任何担当，这时候就应该杀鸡给猴看，杀光时亨以儆效尤，南迁的反对力量至少减少一半。
二月，李自成统帅的大顺军进逼北京城。
二月二十七日，崇祯帝召集文武群臣，讨论战守之策。
少詹事项煜支持李邦华的建议，由太子监国南京。崇祯帝原本是支持这项建议的，但后来几经琢磨，觉得让太子前往南京监国，自己还是难以逃命，况且由太子监国，说不定会重演唐肃宗灵武登基的旧戏码，认为还是实行李明睿的皇帝南迁之议最为妥当。
第二天，他又召集内阁大臣，把李邦华的奏稿递给内阁大臣看，要大家表个态。
内阁大臣回奏：“昨东阁会议，有二臣亦主此 议。”
崇祯帝大为恼火，却无可奈何，只能表示他将坚守京城，“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崇祯缺乏担当精神和滥杀大臣的恶果显现出来了，内阁大臣们都担心，皇帝南迁会留下自己辅佐太子居守，成为“死社稷”的成员之一；就算随驾南迁，一旦北京城失守，自己也会因为支持南迁，丢失明朝祖庙而代崇祯帝受过。
因此他们为了不成为替罪羊，只能一个劲地劝谏道：“太子监国，古人尝有，亦是万 世之计。”
这下，别说崇祯帝，就连太子也走不了了。
当南路大顺军已经抵达直隶真定的时候，南迁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崇祯帝还在问战守之事，文武百官依旧沉默不语。
这才有了崇祯帝那句著名的言论：“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
这时候，崇祯帝便只有“死社稷”一条路可以走了。
1644年，按干支纪年法讲是甲申年。这一年，大明王朝灭亡了。大明（朱由检）、大顺（李自成）、大西（张献忠）、大清（皇太极）四方角力，三打一，明灭，朱由检煤山自缢。
朱由检成了亡国之君。自尧舜以来，历朝历代都有一位亡国之君，而亡国之君多数是昏庸无道之君。那朱由检昏吗？
在我看来，朱由检不能算昏君，也不能算明君。只能算个大众型皇帝。只不过生不逢时罢了。
十七岁的朱由检继位时，大明王朝已经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了。上位以后，干净利落的铲除了魏忠贤的阉党。同时整顿厉治，整治边政，平反冤案，重新启用东林党人，全民考核官员，禁止营私结党，，给宦官划出明确的结交界线。启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委托其全全收复辽东。以他小小的年纪，表现出超人的机智，使群臣和百姓又看到了大明王朝的希望。又勤于政事，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仿佛大明王朝又出了一位中兴之主。
可朱由检又有自身的先天缺陷。朱由检还是疑心病很重的皇帝，可以说是明朝皇帝中疑心病最大的一个。特别是到了统治的后期，不信任和怀疑所有大臣，朱由检一直处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怀疑、自责两种情绪中。两种情绪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现为一会儿对朝臣痛下毒手，一会儿态度又相当温和谦虚。在崇祯朝的17年里，朱由检一共任用过50位内阁大学士，这在历朝历代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记录。六部和都察院的大臣更换也同样频繁：朱由检共用过吏部尚书13人，户部尚书8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6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2人，结果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一个让朱由检满意的官员来。同时朱由检在位期间，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共计有：辅臣（相当于总理）1人、尚书4人、总督和督师7人、巡抚11人、侍郎以下的官员更是难以计数。 朱由检对于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加猜忌。朱由检先后用过的杨鹤、曹文诏、陈奇瑜、孙传庭、袁崇焕、杨嗣昌、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等将领，这些将领在朱由检的信任下率兵分别同后金军以及农民起义军作战，但在朱由检的猜忌这些人却几乎没有一个得到了善终。尤其是一代名将袁崇焕的冤死，等于朱由检自毁长城，“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到了后来，为了支撑对内镇压各地农民叛乱，对外支持对金的战争，朱由检在不愿动用丰厚的内帑以及无法从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中得到助饷的情况下，不得不大幅增加赋税，名曰“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国库中没有钱，皇帝有钱却不想出，朱由检的这种釜底抽薪自断生路的做法，引起更大的民变。当李自成攻占北京后，发现“皇库扃钥如故，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
1644年4月25日凌晨，在李自成大军隆隆的攻城炮声中，朱由检用衣带写好遗书，在煤山上吊自杀，时年34岁。李自成将其葬在昌平，后人又将他合葬在田贵妃墓中。满清入关后，将他移葬思陵，谥为怀宗，后改谥庄烈帝。南明政权谥他为思宗烈皇帝，后又改谥为毅宗。 朱由检在衣带书上写道：“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总的来说朱由检是个性格相当复杂的皇帝，在他的身上，既有机智、胆略和高明之处，又有愚蠢、刚愎与昏暗的一面，后人对于朱由检普遍抱有同情的态度。史学家们说，崇祯是在为万历和天启两代皇帝充当亡国之君的替罪羊，历史学家孟森就曾经说过：“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他的敌人李自成在《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连反了大明朝十几年的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也只有说朱由检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可悲！可叹！
勤奋并不是明君的标准，能把国家治理好是明君唯一的标准，其他都是扯淡。国家好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百姓安居乐业，二是威名震边关。恰恰这两点和崇祯都不沾边。而且无论国内百姓，与关外局势都在崇祯时急剧恶化，最终导致大明亡国。所以崇祯只能是个昏君，而且是千古第一昏君。
老子在道德经里把人分为五类，把勤而慧分为最上成，把勤而愚分到最下成，比愚而懒还低一层。因为愚而懒只能害自己，勤而愚的人是会害了其他人的，他越勤，权利越大，害的人就越多。很不幸，崇祯正好是勤而愚这种人，所以他害死了众多的忠臣良将，害得大明百姓悲惨戚戚。害得自己自挂煤山。
所以人有雄心壮志之前，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没有，平淡生活才是最好的选择。要不然，可能会害人害己，一如崇祯。
祟祯是大明最大的昏君。大多数人肯定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祟祯是继朱元璋和朱棣以后最勤政最努力最节俭的皇帝了。但是做为百姓勤俭勤奋努力工作都是优点，但做为皇帝和领导把握方向看清形势搞好政策才是明君和好领导。正是由于祟祯皇帝的昏庸无能的勤政才造成了大明的加速灭亡，如果他是个白痴，大明都不至于亡在他手里。
既不是昏君，也不是明君，而是一位庸君。说他不是昏君，典型的误国之举似乎没有，杀魏忠贤也不至于亡国，杀袁崇焕也有分岐，该杀不该杀的声音都有，袁崇焕的确夸了海口，五年平辽成了笑柄。明君更谈不上哟，他自己不承认，但历史给了他否定的结论。所以，给一个庸君，还是比较贴切。我们平时用得多的词是“庸人”一个庸人，只是无所作为，也许很快乐，但作为一个“庸君”，则有亡国上吊的危险，当然，这要看放在什么时候，在平时，日子还是混得过。崇祯是在内外夹击的条件，你当庸君，就被人杀头。为何说崇祯是“庸君”呢？难道他没有作为吗？否，他勤政，未老先老。他的“庸”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认不清大是大非。魏忠贤该不该杀，该杀！什么时候杀？政局稳定之后杀。袁崇焕不论是否该杀，都不能杀，杀了自断臂膀，除非证据十足，袁巳投敌。崇祯处事很急，往往欲速则不达。换一个宰相没几天又换一个。二是，不知到底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在处理民变上，应该釜底抽薪，剿抚并举。河南流民多，不分析原因动武，结果成就了李自成。
关键是大明到了癌症后期，谁都无法治理了，严格讲崇祯要比前几朝皇要强的多，应是明君，但无力回天了。
它的癌变期是嘉靖，万历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