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时期为什么会爆发七国之乱？
谢谢邀请！汉景帝时期出现七国之乱，起因就在汉高祖的分封制上，汉高祖怕刘氏江山落到他人之手，清除异姓王，将他的子侄们分封到全国各地，给了他们很大的政治、军事权力，王位还可以一代代传下去。每个皇帝即位，又要封几个诸侯王，到了汉景帝时期，已经有28个诸侯王了。这些诸侯王，在自己的领地上，像皇帝一样发号施令，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还想当皇帝，由于他们实力增大，直接威胁到汉景帝的中央政权。
汉景帝看在眼里，一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御史大夫晁错，是个很有眼光的人，他感觉，若不有效地控制地方势力，让他们横行下去，汉朝的天下就很难说了。他上书汉景帝，提出削弱地方势力的策略，汉景帝认为晁错这个提议非常好，就采纳晁错的意见，并委托晁错去办理。
晁错先从楚王刘戊下手，说他不守孝道，太后去世还在饮酒作乐，本该杀头，可是皇上从轻发落，死罪免去，收回部分领地。紧接着，晁错有收回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的部分领地。这时吴王刘濞听说了这事，感觉要轮到自己了，心中大怒，立即发兵造反，并联略了20多个诸侯王，楚王、赵王、胶西王、胶东王积极相应，淄川王、济南王也参与，打着清除晁错的旗号，来夺取汉景帝的皇权。七路军马逼着长安，“七国之乱”由此开始。
吴王刘濞有个臣子叫袁盎，他和晁错有仇，他暗中和汉景帝说，七国发兵目的是杀晁错，皇上若杀了晁错，他们就退兵了。汉景帝想，若杀了晁错能退兵，那就杀晁错吧！汉景帝就派人秘密地杀了晁错，然后派袁盎劝吴王等人退兵。吴王一听这话，大笑道，退什么兵？我早就想当皇帝了，这个机会我能放过吗？汉景帝一看不能退兵，后悔杀了晁错，立即命周亚夫出兵平叛。周亚夫是一个有名的将才，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平定了“七国之乱”。
汉高祖刘邦在铲除韩信等异姓王的过程中，为了巩固刘家政权，分封刘姓子弟为王，即同姓王。这些诸侯王的势力越来越大，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公元前157年。汉景帝即位。他采纳了晁错“削藩”的建议，逐步削减诸侯王国的封地。吳王刘濞联合楚王、赵王、胶西王、济南王、淄川王、胶东王等六个诸侯，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名义，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发动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经过三个月的战争，七国叛乱被平定了。汉景帝吸取了教训，收回了五国的军政大权，诸侯王从此只能在自己的封国征收租税。统一的集权制度战胜了地方割据势力，汉朝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中央政权得到了巩固
应该说，七国之乱的爆发是必然的，这和刘邦当初制定的宗室王国制有着莫大关系。刘邦当初的目的为了防止当年秦国郡县制迅速亡国的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王国的实力越来越大，严重地威胁了汉朝中央政府的安全。也使得中央政府的税收大量流失。外面还有匈奴的严重威胁。但这些都是表象，实际上却是皇权与诸侯王国关于权力的争夺。换言之，是华夏贵族最后一次与皇权的博弈。但结局是皇帝赢了。
汉初封建制与郡县制并行。但这显然是矛盾的。说白了就是全体贵族反对皇帝。可以说，如果七国之乱诸侯王国获胜。自汉朝以后华夏就有可能就是封建制，而不是中央集权制。历史在这里柺了个弯。“七国之乱”实际上就是汉景帝彻底铲除尾大不掉的诸侯王国、完成中央集权的统治，目的是彻底郡县制。在这一点上汉景帝与诸侯王国是不可调和的。只能诉诸武力。平定“七国之乱”使得汉朝在军事上彻底完成郡县制。大汉王朝获得了新生。
从汉文帝到汉武帝，历时三代帝王二十六年才彻底完成。汉景帝在其中是承前启后的。七国之乱闹的挺凶。实际上不过就三个月，在事实上成为封建诸侯王国转为郡县制的分水。七国败亡之速也是极速而亡。可见封建制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了。汉景帝具有及其强烈地危机意识，知道削藩会引发军事冲突。因此做好了充分地军事准备（但如此巨大没有想到）。所以才会三个月平叛。
实际上，七国之乱就是一场贵族和皇帝的最后一次较量，是封建制还是皇权制的较量。谁胜谁负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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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之乱又称吴楚之乱，起因是汉景帝继位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地封建藩国与中央政府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诸侯国与中央政府争利的情况。严重危害了中央政府的统治，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御史大夫晁错向汉景帝提出削藩。
这项政策严重损害了各地诸侯王的利益，本来就想造反的诸侯王们就借着这个风起兵反抗了，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刘姓宗室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这次叛乱，名义上针对的是晁错，但是真正的目的是推翻中央政府的统治。其实，这个隐患在刘邦时期就埋下了，当年刘邦使用手段把那些个异姓王都除掉了，又与大臣杀白马盟誓，非刘姓不得为王，把他的儿子、兄弟、子侄辈分封到各地拱卫大汉帝国，其实在他那个时期，刘姓子弟确实为国家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刘邦没想到，古往今来，亲兄弟以及父子都可以相残，更何况这些远支的宗亲那，后来这些诸侯国越来越放肆，他们在封国内基本就是皇帝，可以拥有军队、征收赋税以及铸造钱币的权力，尤其以吴王刘濞为甚，由于当年自己的儿子被当时身为皇太子的汉景帝砸死，刘濞这个梁子就算和汉景帝结下了。所以后来刘濞第一个起了反叛也就在情理之中。归根结底，七国之乱之所以会爆发，根本原因就是这些个分封的藩国，严重威胁到了中央的统治，朝廷想削藩，同时诸侯国也想造反，两种因素加在一起，战争自然而然的就爆发了。战争初期，七国联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梁国的都城，由于汉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的坚守，同时大将周亚夫居中调度，七国之乱在三个月内被平定。
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地方割据势力不再是中央政府的主要威胁，此后汉朝政府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匈奴问题上，汉武帝继位后，掀开了历史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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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资治通鉴》
七国之乱，是发生在西汉景帝时期一次著名的政治事件，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国联合叛乱，对抗中央政权，最终以中央政权完胜，七个诸侯国完败告终。
七国之乱是中央和诸侯国利益博弈的必然结果。
七国之乱的背景
刘邦建立西汉以后，迫于形势需要，分封了不少异姓诸侯王，如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等，但这些只是权宜之计，一旦天下稳固，刘邦就过河拆桥，使出雷霆手段，把这些异姓王一网打尽。
随后，刘邦吸取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觉得单纯实行郡县制太不安全，老百姓一造反，皇帝就是孤家寡人，没人帮助，他觉得天下最亲莫过手足兄弟，于是重拾西周的分封制，把自己的儿子、侄子分到各地做王，还在临终前规定“非刘氏不得封王”。
刘邦很信任自己儿子，赋予这些“儿子王”很多权力，他们在自己封国内拥有行政权、财权、兵权，甚至可以自己铸钱，一个个俨然独立王国。可刘邦不知道他死以后，这些儿子、侄子们个个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已经构成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
汉文帝继位后，已经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这种威胁，他采取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大的诸侯国析为几个小国，比如把齐国析为七个小国，虽说齐国封地还是一样大，但力量分散，实力已经被削弱。
七国之乱的起因
在西汉诸侯国中，吴王刘濞资格最老，他是刘邦的侄子，刘邦的儿子们穿开裆裤时，他就追随刘邦南征北战，立下不少战功，所以被刘邦封为吴王，占据经济富足的吴地。
汉文帝时，吴王刘濞的太子刘贤入朝，陪着皇太子刘启玩，俩太子下棋时起了争执，甚至动起了手，刘贤在吴国骄横惯了，对皇太子刘启一点都不客气，刘启一怒之下，拿起棋盘使劲砸向刘启的脑袋，结果一下子把刘贤当场砸死。
这原本是一次过失杀人事件，但杀人者是皇太子，无需承担法律责任，只能怪刘贤脑袋不够硬，经不住砸，但老年丧子的刘濞却从此对皇太子怀恨在心，对汉文帝也不怎么守礼，经常称病不朝，汉文帝体谅刘濞的心情，也没怎么跟他计较。
汉景帝即位后，御史大夫晁错上《削藩策》，提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晁错的建议正中汉景帝下怀，立刻着手实施削藩，他不断找茬对各王国采取措施，削减他们的封地，限制他们的发展，一时间巢也震动，诸侯王人人自危。
汉景帝的削藩之举在朝野引起了很大震动，藩王们当然不服，吴王刘濞对汉景帝当初的“杀子之仇”仍耿耿于怀，他担心削藩迟早削到自己头上，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突然发难，主动出击，联合诸王造反，一举推翻汉景帝，自己当皇帝。
七国之乱的经过
经过一番串通谋划，汉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正式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起兵，响应他起兵的还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等刘姓宗室诸侯王，一共七个王国，史称“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的借口是“清君侧，诛晁错”，但实际目标却是皇帝和中央政权。
一开始，七国占据上风，汉景帝迫于压力不得已让晁错背锅，诛杀了这位大功臣，七国不仅没有满足，反而认为中央软弱，吴王刘濞竟公开称帝，与中央分庭抗礼。
关键时刻，两个人发挥了支柱作用。
一个是汉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他的封地主要在河南，他率兵顽强抵抗，顶住了吴楚联军的进攻，牵制住了叛军最强大的主力，为决战争取了时间和空间。
另一个是名将周亚夫，他趁叛军主力进攻梁国时，避开正面决战，从关中率军绕道蓝田、出武关，抵达叛军背后，然后坚壁不战，待对方师老兵疲时进行反击，大败叛军主力。
随后，周亚夫率军大举追击，迫使吴王逃到东越，汉景帝派人利诱东越，东越王的政治站位很清晰，用计诱杀了吴王刘濞，把人头献给了皇帝，随后楚王自杀，吴楚联军溃散。
吴楚联军是叛军主力，这边一散，其他王国也掀不起大风大浪，后来相继被平定。从叛乱到被平定，“七国之乱”仅历时三个月，以中央政权全胜而告终。
七国之乱后，汉景帝趁热打铁，进一步采取措施打击同姓诸侯王，如收支郡、边郡，分封诸皇子为诸侯王，取消任免官吏和征收赋税权，等等。这些措施大大削弱了诸侯王的力量，大大增强了中央政权的权威，为汉武帝彻底解决藩王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元前157年。汉景帝即位，由于他采纳了晁错“削藩”的建议，削减诸侯的势力。
吴王刘濞联合楚王、赵王、胶西王、济南王、淄川王、胶东王等六个诸侯。
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名义，于景帝三年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七国之乱是发生在中国西汉景帝时期的一次诸侯国叛乱。
造成“七国之乱”的起因是由于晁错建议的“削藩”政策。
但是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汉高祖刘邦实行的分封制。
刘邦在建立大汉王朝后，为巩固刘氏天下，先是铲除异姓王，然后又不断地分封刘姓诸侯，最终结果就导致地方诸侯势力越来越大，最终演变为威胁统治地位。
总结:
七国之乱发生的主要因素是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专制皇权之间矛盾的升级。
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西汉诸侯王势力被大大削弱，，加强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
汉朝时期使用分封制，诸侯实力不断扩增，最终威胁到了汉朝本身，汉景帝时期发生的七国之乱，是使用分封制的必然结果。
郡国并行制埋下的祸根
周朝采用分封制，秦朝采用郡县制，刘邦建立汉朝之后，自顾自的认为，周朝没有郡县制，使得周王室对地方的掌握能力不够，诸侯做大最终导致周朝终结，而秦朝完全使用郡县制而废除分封制，使得宗室的拱卫作用消失，最终导致秦朝将亡无人救援。
所以，刘邦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即分封制与郡县制混着用，创造出郡国并行制。
早在楚汉争霸时期，刘邦为聚拢实力分化项羽，同时壮大自己的力量，分封了韩信、英布等诸多的异姓诸侯王，而随着汉朝正式建立并一统天下，刘邦觉得这些雄踞一方的异姓诸侯王是很大的威胁，所以下手将之一一翦除，最终仅剩长沙国一个。
翦除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刘邦将大量的宗室子弟分封到各地担任诸侯王，称作“同姓诸侯”，地位高于当时的列侯，这些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之内就是君，至高无上，各项规制也都与汉朝基本类似，除了太傅与御史大夫由长安派人出任，其他都是诸侯王自己做主。
《后汉书·百官志》：汉初立诸王，因项羽所立诸王之制，地既广大，且至千里。
事实上，由于秦末与楚汉相争时代的连年战争，汉朝初期，岭南、东南沿海与西南地区全都脱离了辖制，汉朝初期的领地范围要比秦朝小不少。
由于郡国并行制的推行，当时汉朝过半的土地其实都被分封的诸侯王所占据，真正汉朝直属的土地并没有那么多，而诸侯国的地位，也高于汉郡。
亲缘关系不断淡化
无论是周朝建立同姓分封，还是汉朝推行的同姓分封，或者千年之后明太祖不顾教训再次进行宗室分封，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把“自家人”分封到地方上，巩固王朝，拱卫朝廷，在朝廷有难的时候，能够及时救援。
然而最终事情发展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后来的诸侯王非但没有成为朝廷的有力捍卫者，反而成为诸多纷乱的始作俑者。
刘邦时期分封的诸侯王，多为子侄，当时天下初定，诸侯的实力尚且不算很强，并且的确与刘邦等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这一时期，枝干之间的关系尚且稳定。
然而随着刘邦驾崩、吕后称制、诸吕之乱，到了文帝时期，虽然才过了几十年，但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逆转改变。
汉文帝时代的各诸侯王国，血脉亲情大都已经过了两三代的疏远淡化，且汉朝的规制是诸侯王无诏不得入长安，而诸侯王在各地的封国之内至高无上，与皇家已经没什么亲情可言。
文帝时期，诸侯国犯上已出现苗头
吕后临朝称制时代，违背当年刘邦所定“非刘姓不得称王”的约定，大肆分封吕氏，引起了刘姓诸侯的反感，不过吕后在世，刘姓诸侯不敢妄动，然而吕后一死，就爆发了诸吕之乱。
虚侯刘章与东牟侯刘兴居，暗中与齐王刘襄相约领兵入长安，诛除诸吕，由刘襄继位，刘襄应约骑兵，诛杀了反对其出兵的丞相召平，诈夺琅琊国之兵，并且兼并琅琊王国，之后又夺取了济川王国。
不过在诸吕之乱被平定之后，长安诸臣却迎立了代王刘恒为新帝，刘襄失去起兵的口实，只能顺应朝廷安抚退兵，但事情到此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
刘恒以刘邦庶子继统，地位并不稳固，当时的诸侯王大多都已经过两三代的更迭，与刘恒之间血缘疏远，加上刘恒在平定诸吕之乱中捡了个大便宜，引起诸侯王不满，因而一再生事。
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趁文帝出征匈奴，起兵谋逆，结果事败自尽，济北国被废；
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谋逆失败，被贬谪蜀地。
虽然这些小叛乱都被平定了，但也都预示着长安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正在加深，文帝隐约也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所以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 一，分封诸皇子为王，比如文帝亲子刘武被封为梁王，去镇守地处要冲的梁国；
- 二，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就是将大的诸侯国拆成小的诸侯国。
不过文帝的举措，并没有真正彻底解决诸侯国问题，反而还引起了一些比较精明的诸侯国君的警惕，开始加紧谋事。
汉景帝时代，七国之乱正式爆发
在七国之乱发生之前，文帝在位时期发生了一件著名的事情，后来被吴国作为起兵谋逆的借口，也就是“弈棋事件”。
文帝时期，吴王世子刘贤入朝陪伴太子刘启，两人在下棋的时候，刘贤争强好胜且态度不恭，刘启在愤怒之下用棋盘砸中了刘贤的头，使得刘贤被砸死。
刘贤死后，吴王刘濞不再遵守礼法，称病不朝，而刚开始朝廷以为是其失去儿子悲伤所致，之后查明刘濞是装病，吴国的使者被长安拘押，吴王刘濞内心慌乱，起反叛之心。
而后，刘濞派遣使者代其朝觐，文帝问起，使者称吴王因朝廷扣押吴国的使者，内心惶恐所以才装病，希望朝廷捐弃前嫌，给吴王一个改过的机会，文帝因此赦免刘濞，并予以厚赐，还恩准其不必朝觐，结果刘濞认为朝廷软弱可欺。
景帝登基后，认为诸侯王问题必须得到彻底解决，否则必酿大祸，于是开始与御史大夫晁错一起谋划削藩。
景帝二年，晁错上疏《削藩策》，陈述诸侯王罪过，请削其封地，收回旁郡。
而后，景帝以楚王刘戊在为薄太后服丧期间秽乱，削去楚国的东海郡，以赵王刘遂有罪，削去赵国的河间郡，胶西王刘昂因售卖爵位被削六个县。
景帝没完没了的削藩之举，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吴王刘濞怕迟早轮到他的头上，干脆心一横，直接开始密谋作乱，与胶西王、楚王、赵王等纷纷联合起来。
不久后，景帝削夺吴王刘濞的豫章郡、会稽郡的诏书果然下达，诏令刚到吴国，吴王刘濞就诛杀了吴国所有汉朝所置的二千石以下的人员，与楚、赵、济南、淄川、胶西、胶东六个诸侯国联合公开反叛，又勾结匈奴、东越、闽越等，以“诛晁错、清君侧”为旗号举兵，汉朝时期著名的“七国之乱”由此爆发。
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为武帝行推恩令奠定基础
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大诸侯反叛，打出的旗号是“诛晁错、清君侧”，一开始，汉景帝采取曾经在吴国担任丞相的袁盎提议，诛杀晁错以期七国退兵，结果晁错满门尽被斩后，七国大军根本没有丝毫停下的脚步，反而认为景帝软弱。
其实打从一开始，吴王刘濞等就没打算回头，所谓的“诛晁错”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虽然诛晁错并没有拦住七国，但却给汉景帝出兵平定七国有了充分理由，而七国所谓“诛晁错”的口实已失，谋逆之名板上钉钉。
虽然诸侯国的实力强盛，但因七国之间互生龃龉，接连失误，最终短短三个月，七国之乱就被彻底平定，参与叛乱的七国，楚国另立新王，其余六国均被废除。
同时，景帝趁机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继续分封诸皇子为诸侯王，取消原本赋予诸侯王任免官吏与征税的权限，诸侯王不再有权过问郡国事务，一切都由朝廷派人管理，至此，汉朝的诸侯问题已被处置得七七八八，汉武帝继位后，采取“推恩令”的阳谋，诸侯均知晓后果，但早就无力反抗。
汉景帝时期为什么会爆发七国之乱？吴王刘濞：其实我是被“逼上梁山”。
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并称中国古代两大皇族内讧。但相对于纯粹为了争权夺利、肢解了自家王朝的后者，前者破坏性更小、起因更加错综复杂。
今天咱们换一个视角：不去从上帝视角分析背后复杂而让人望而生厌的制度、经济等因素，重点从叛乱的发起人、带头人——吴王刘濞身上入手，来了解这些刘氏皇族为何会同室操戈。
极少有人生来就被界定为善恶、黑白，相对于先天的基因，后天的经历往往更能塑造一个人，吴王刘濞就是这样。
刘濞之父，是汉高祖刘邦的哥哥刘喜（排行老二，也叫刘仲）。公元前201年，刘仲被封为代王，肩负起替家族镇守北大门的重任。但这显然是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就在下一年，首先是亲征的刘邦面临了白登之耻，没多久刘喜难以招架匈奴人的围攻，不得不弃城逃跑、赶回洛阳向刘邦自首，最终被弟弟网开一面、贬为郃阳侯了事。
相对于父亲，刘濞则强悍得多。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叛，汉高祖刘邦亲自出马。此时刚好20岁的刘濞以骑将的身份随军出征，他“有气力”、作战勇猛彪悍，应当是表现比较突出。因为在战后，为了镇抚民风“轻悍”的三吴之地，刘邦首先考虑到了这个侄子——刘濞被封在沛地当吴王，下辖三郡、五十三县。
《史记》中煞有介事地记载了这么一幅场景：刘濞拜官受印后进宫叩见汉高祖。据说，善于面相的刘邦一见到侄子就心生悔意：这孩子面露反相。但鉴于任命已经公布，君无戏言，刘邦只好拍着刘濞的后背谆谆告诫：“传言汉兴之后50年，东南方向将有叛乱发生，难道是你吗？天下同姓是一家人，你千万不要造反！”刘濞则被吓得慌忙跪地叩谢，发誓将效忠家族。
由此看来，刘濞仿佛是一个天生的野心勃勃之徒，难怪后来他真的成了“七国之乱”的罪魁祸首。
但上述记载更像是“事后诸葛亮”的春秋笔法而已：刘邦不是第一天认识自己的侄子，在封王之前理应早就对刘濞进行过系统考察，怎么可能恰恰在颁布任命的那一天突然察觉侄子“有反相”？
相反，根据史书来看，吴王的谋反更像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就像后世小说中描绘的那样：被逼上梁山。
在反叛前，刘濞在封地的表现如何？史书中有专门的记载。
刘濞辖区内的豫章郡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而且历来是海盐的主产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通过铸币、制盐，刘濞每年都能获得丰厚且固定的收益。
但他并没有贪得无厌、“为富不仁”，反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鉴于通过上述两项渠道获得的财富已经足够充裕，他便取消了辖区内百姓的赋税；但即使这样还有富余，于是他干脆给境内的军人发放丰厚的代役金；要知道，当时老百姓服兵役可纯粹是项义务。除此之外，刘濞每年还定期慰问贤士、救济平民百姓，跟我们印象中骄奢淫逸、尸位素餐的“封建统治者”形象全然不一样。
刘濞的上述表现是好是坏？那要看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解读。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刘濞是个合格、甚至优秀的藩王。在西汉初年，经过多年战乱折磨的中原恢复了难得的安宁，亟需以发展来安定民心、巩固统治。因此，当时历任中央朝廷统治者都贯彻黄老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来发展经济，地方的诸侯们也积极配合这一政策，纷纷努力安抚辖区内的军民。这么看来，刘濞无疑是个值得肯定的诸侯，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些财富供自己挥霍享受，而是与民共利，即使是放到当今社会，这种施政风格也极为难得。
但若换种视角来看，却能得出相反的结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按照常理，每个男人最大的追求无外乎自身的利益；而刘濞竟然能视金钱如粪土，莫非他有更高的追求——名、权？那么富有却不用来享受，反而用来收买人心，只能证明他野心勃勃、其心可诛！
由于史书是后人编纂，根据从结论推导原因的习惯，人们自然偏向第二种定论：刘濞在辖区内实行善政，不过是处心积虑的收买人心、打造自己的小王朝；他的叛乱，显然蓄谋已久。
但如果我们了解刘濞走向叛乱的过程，很容易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他并非天生的野心家。
“逆乱之萌，自其子兴”，刘濞的失子之痛。
在汉惠帝、吕后执政期间，刘濞一直没留下什么负面记载。直到汉文帝后期，一件宫廷惨案的发生，才让他再度进入史官的视野。
某一年（具体不详），吴王刘濞的世子按照规矩进京朝见汉文帝，随后被安排陪同与其年龄接近的当朝皇太子刘启玩耍。年轻人扎堆玩乐，本来是件好事，既能解闷，又可增进感情，可惜很快就乐极生悲了。
这天，俩人在下棋时发生了争执。这种场景在任何时代都常见，对于一般“识时务”的人来说，“故意让着领导”是一门基本的生存艺术；但吴国世子可能是年轻气盛，也可能是玩的太过投入、忘记了身份尊卑，竟然据理力争、毫不退让。
但不曾想，太子也不是什么善茬，他直接操起棋盘、砸死了吴国世子。
我们要知道，这个打死吴国世子的太子刘启，就是后来的汉景帝。
司马迁认为：“逆乱之萌，自其子兴”，即刘濞叛乱的念头，正是起于儿子被太子刘启打死一事。站在任何人的角度，这种想法都可以理解：
从普通父亲的感受来看，由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自己的儿子就被他人悍然打死，这种人伦惨剧怎可能坦然面对？
如果从一位西汉藩王的立场出发，自己接班人的性命，在中央朝廷的储君那里竟然形同草芥，是不是等同于诸侯国的命运也与之类似？
因此，无论于私于公，刘濞对中央朝廷、汉景帝产生不满，都并非野心作祟。更何况，即使产生过谋反念头，在很长时期内他也从未付诸行动、甚至有打消念头的趋势。
在儿子惨死后，伤心、气愤的刘濞便称病不进京朝见，只是派使者代劳。这种状况，显然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虽不合理、但却合情。
但对于至高无上、没道理可讲的皇权来说，刘濞的这种行为是赤裸裸的忤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打死你儿子又咋地？！于是，汉文帝的处置方式相当简单粗暴：核实刘濞没生病后，一旦吴王的使臣入朝，就被拘禁治罪；来几个，抓几个，没有一人例外。
这么一来，刘濞自然不甘坐以待毙，据称他积极地策划谋反行动，但同时也没就此彻底荒废礼节，照旧逢年过节向长安派使者。
后来，有个能言善辩、知书达理的使者进京后照常被抓，此人态度诚恳地解释了刘濞因害怕而不敢亲自前来的事实，并且传递了希望摒弃前嫌、重头开始的希冀。随后，汉文帝这才改变了主意，他释放了之前被抓的吴国使者，并且赐给吴王几杖来解除他的罪过、准许其不必亲自入京朝见。
由此可见，刘濞并没有真的决定反叛。后来，袁盎在做吴相的时候经常劝他服从朝廷，向来爱才的刘濞逐渐打消了起兵造反的念头。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刘启在打死吴国世子后，就对刘濞起了戒心，他的亲信晁错多次怂恿汉文帝给刘濞定罪、削减其封地，不过未被采纳。
而在汉景帝即位后，晁错受到重用，削藩立即提上了日程。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朝廷找各种理由给楚、吴、赵、胶西四位藩王定下了罪名，随后以削减封地为惩罚，刘濞的反叛计划终于从断断续续的念头转化为了现实。
可以说，七国之乱的爆发，朝廷和藩王双方都自认为占据了法理性。
在汉景帝、晁错所代表的朝廷看来，一方面，出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推行削藩政策是顾全大局的正义之举；
另一方面，从私人角度出发，汉景帝当初打死了刘濞的儿子，双方天生就互不信任。这种情绪指引下来看，刘濞在封地实行善政，像极了收买人心、图谋不轨。
因此，汉景帝、晁错仿佛带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吴王刘濞——此人是有“原罪”的。
但以吴王为首的诸侯们也很冤枉：当初派我们离开花花世界长安、前往边远地区巩固刘家统治的，是你们朝廷；如今咱们哥几个辛辛苦苦把领地治理妥当了，老百姓慢慢拥护朝廷、拥戴刘氏了，你们却想着把利益收回去。凭啥披荆斩棘的是我们、坐收渔利的就是庙堂的皇帝和高官？更何况，如此的皇帝可是当初那个随随便便打死吴王世子的狠人，保不住哪天兴之所致就要了咱们这些藩王的命。
因此，随着削藩政策的步步紧逼，吴王和其他六个诸侯为了自保，不得不抱团取暖、以“诛晁错，清君侧”为旗号发动了反叛。
理性到残忍的汉景帝随后断腕自救、杀掉了晁错，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朝廷与藩王既然已经撕破脸就再无重归旧好的可能；而且，对于深受自己宠爱的晁错，汉景帝尚且能眼睛都不眨地下手，这些反叛的诸侯日后注定难以善终。于是，吴王刘濞等人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用兵，然而无论综合实力、打仗能力、舆论优势，他们都不是朝廷的对手，随后兵败如山倒也在情理之中了。但平心而论，作为史书中的反面人物，吴王刘濞并非真的十恶不赦。
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之后，分封宗氏诸侯同时剿灭异姓王，目的就是为了巩固中央统治。但随着宗室诸侯势力不断壮大，他们对中央已经不是巩固的作用，反而成了最大的威胁。汉景帝时期，诸侯王可以各自为政，完全无视汉景帝这个皇帝，以吴王刘濞为首的诸侯们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很多人说晁错的“削藩令”是导火索，还不如说是给了诸侯们借口，他们提出的“清君侧，诛晁错”，是为了把自己公然造反说的更加师出有名，实际上就是谋反，没有晁错他们也会造反的。事实上在汉景帝将晁错腰斩于市后，七王也没有停止他们叛乱的步伐，反而更加猛烈的进攻，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实现改朝换代的目的。当初齐王刘襄想达到的目标，吴王刘濞也想达到，这次依靠的是自己的实力，而不是他人的恩赐，很多事情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更靠谱。
吴王刘濞谋反是早有预谋的，汉景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削弱宗室诸侯的势力是必须的，只不过是采用那种形式罢了。晁错提出的削藩比较直接，直接削弱你，有点不讲理的意味，这种做法必然会招致诸侯们强烈的反抗。正所谓欲速则不达，与之相比，主父偃后来提出的推恩令，就要温和的多，他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把宗室诸侯削弱的毫无招架之力。吴王刘濞实力雄厚，你削藩不削藩，他都要造反的，当初吴王刘濞的太子，就是被身为太子的刘启用棋盘打死的，因为吴国太子太过于飞扬跋扈了，根本没有把刘启这个太子放在眼里，下个棋从来要输了却要悔棋，如果在吴国，自然没人会和他做对，都会让他三分，但是刘启不会惯他毛病，你横我比你更横，你用棋盘教会你做人！
吴太子死后，吴王刘濞表现十分强硬，他不仅扬言吴国太子既然死在京城，那么就地安葬就好了，不用回到吴国。第二个表现就是说自己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没有办法进京面圣，开始自己的谋国之策。如果仅凭自己吴国的势力，恐怕难以成功，于是刘濞开始暗中联络诸侯，在晁错的削藩令颁布的时候，他已经暗中联络了七国诸侯定下盟约，如果中央发难，他们就一起进兵作乱。
因此情况要很清楚了，吴王刘濞早有预谋，你削藩他们会反，你不削藩他们同样会反，关于权力的争夺，是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凡事皆有因果，七国之乱爆发之原因，说来话长。
汉高帝刘邦搭建帝国大厦时，在地基上埋下了几颗定时炸弹。汉初实施中央集权与分封诸侯的二元政治制度，楚汉战争后，刘邦积极铲除异姓诸侯王，七个异姓诸侯王，被消灭了六个，只剩下长沙王吴芮。吴氏长沙国在传五代后，因为第五代国君无后，最后被撤除。
刘邦不信任异姓诸侯王，同时认为同姓诸侯王在拱卫中央政权上，可以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便在铲除异姓诸侯的同时，又大力分封同姓诸侯王。然而，天下并没有由此太平。集地方军、政、财于一身的地方诸侯，反而成为中央政府的一大威胁。同姓又如何呢？在权力面前，尚且可以父子反目、兄弟成仇，这样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中央与地方诸侯的关系，实际的根基是很脆弱的。
在这些地方诸侯中，吴国最为富饶，这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吴王刘濞是汉高帝刘邦的侄儿，年轻时体格剽壮。在二十岁那年（公元前196年），英布起兵叛反，他便以骑兵军官的身份，追随刘邦讨伐英布。刘濞作战勇猛，得到皇帝的赏识，战后刘邦封他为吴王，封国计有三郡五十三城。
吴国的豫章郡有铜山，当时汉帝国的货币政策并不严厉，刘濞便收罗了许多亡命之徒，私自铸钱。同时，吴国地处东南沿海，刘濞又煮海水生产盐。在古代盐乃是暴利的商品，因此吴国的财富很快便积累起来，成为最富裕的封国。
汉文帝时，发生了一件惨剧，令刘濞对中央政府产生敌对心理。
刘濞的儿子，也就是吴国太子进京朝见，陪皇太子刘启喝酒、玩游戏。这时，两人还都是小孩子，玩着玩着就闹起来了。皇太子刘启一怒之下，拿起游戏用的台盘，往吴太子的脑袋扔过去。这一扔，扔出人命了，吴太子当场被砸死。
吴太子的尸体被送回吴国，刘濞怒道：“天下同姓本为一家人，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好了，何必送回吴国。”又把吴太子的尸体送回长安。刘濞是对汉文帝抗议：你儿子打死我儿子了，你看着办吧。汉文帝一看，没话说了，自己的儿子打死人，理亏了，可是也不能杀人偿命，把皇太子也杀了吧。
皇帝没有吭声，刘濞大怒，索性从此称病，躲在吴国，不再上京城朝见。汉文帝心里明白，刘濞身体没有病，可是有心病，这种怨恨的心结，不容易解开，所以网开一面，不仅没将刘濞治罪，还派人送给他坐几与拐杖，并交待说，他年纪大，路途遥远，就不必来朝见了。
汉文帝颇有权谋，当时吴国富甲东南，坐拥地利，军事力量颇强，而且刘濞本人也是个出色的将领，万一逼急了，说不定他还真会造反，倒不如示之皇恩浩荡，让他没有造反的理由。只要等刘濞去世，两家的恩怨，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烟消云散了。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分封的诸侯国不仅没有成为中央政权的拱卫者，反而成了皇帝的一块心病。
对于地方诸侯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当时的一些政治观察家已经看出苗头，其中最有名的有两人：贾谊与晁错。
贾谊是汉代著名的政论家与文学家，他曾上《治安策》，强调“欲天下之治，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其着眼点，就是把大诸侯国分割成数个小诸侯国，以弱其力，这样中央政府才能牢牢控制住这些封国。
与贾谊相比，晁错更是锋芒毕露。晁错为人峭直刻深，他是太子家令，由于博学多才，能言善辩，深得太子刘启的信任，被称为“智囊”。他曾向多次上书汉文帝，涉及的内容广泛，也包括削诸侯的主张。
公元前164年，汉文帝终于迈出削藩的重大一步，将齐国分割为齐、济北、菑川、胶东、胶西、济南六个小诸侯国；淮南国分割为淮南、衡山、庐江三个小国。但是对于吴国，汉文帝采取谨慎的态度。他的想法，大概是想等到吴王刘濞去世后，再名正言顺地分割吴国。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刘濞还没死，汉文帝先死了。
公元前155年，太子刘启继承皇位，是为汉景帝。汉景帝所器重的晁错被提拔为御史大夫，如今位高权重，更深得皇帝的信任，晁错不遗余力地鼓吹削藩论。他的说法是“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汉景帝不如父亲文帝有深谋远虑，且对吴国确有畏惧之心。他是杀死吴王刘濞亲生儿子的罪魁元凶，虽然现在事过二十年了，可是吴王对他的怨恨心理，从没有消除。在齐国被分割为六个小诸侯后，吴国成为最大的诸侯国，地位举足轻重。晁错估摸到汉景帝与吴王之间的矛盾不可调解，便大肆鼓吹吴王必反，他对汉景帝说：“吴王因为太子事件，称病不朝，开矿山铸钱，煮海水为盐，收罗天下亡命之徒，阴谋作乱。他迟早要反的，削地也是反，不削地也是反；削地，他反得快，祸小；不削地，他反得迟，祸大。”
吴王是否真有谋反的想法，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如果汉景帝能够像汉文帝那样，宽容一点，示以恩惠，估计吴王是很难反的。吴王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耐心地等到他去世，吴国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可是在晁错的怂恿下，汉景帝迫不急待地大力削藩了。
吴王刘濞被揪出历史问题：在文帝时假装生病不朝。汉景帝开始在清算历史问题，削去其国豫章、会稽两郡。这个决定，能不把刘濞逼反吗？吴国总共就三个郡，削去两个，而且这两个郡，一个是产铜，一个是产盐。现在朝廷突然要翻历史老账，把吴国地盘削掉三分之二，让它成为一个又小又穷的小国。要说历史老账，刘濞跟汉景帝也有一笔老账，杀子之仇要怎么算，你是皇帝，我得罪不得，我蜗居在东南，不问朝廷事，可是这样还不行，朝廷还要苦苦相逼，老子也有是有脸有面的人，斯可忍，孰不可忍呢？
被削地的还不仅是吴国，楚国被削一个郡，赵国被削一个郡，胶西国被削六个县城。打击面太大了，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的矛盾急剧扩大了。
激愤之中的吴王刘濞再也吞不下这口怨气了，不反不行了。光凭吴国要跟中央政府对抗，那力量是不够的。刘濞率先联络胶西王，告诫他说：“诸侯纷纷被削地，按理说，诸侯并无大罪，恐怕这背后不是只削地这么简单了。”明确说明，朝廷的意图乃是要铲除地方诸侯。
胶西国是汉文帝分割齐国的产物。当年齐国被一分为六，在这六个诸侯王中，胶西王最为骁勇，而且他喜欢带兵打仗，其余五个小诸侯都畏惧他，他实际上是诸齐的领袖。胶西王也是削藩政策的受害者，他被削减六城，所以刘濞派人前来游说，他很爽快地答应，与吴国一同起兵，对抗中央政府。
由于胶西王在诸齐地盘中的影响力，他很快就联络齐、济北、菑川、胶东、济南五个小诸侯，密谋共同发难。不过，有两个小诸侯最终没有加入反叛的行列。一个是齐国，齐王经过反复考虑后，最后决定退出叛乱集团；另一个是济北国，其国王被大臣所劫持，无法出兵。所以诸齐六国，最后参加叛乱的是胶西、菑川、胶东、济南四国。
另外两个参加叛乱的诸侯是楚国与赵国。这两个诸侯国，也都是削藩政策的受害者，楚国被削东海郡、赵国被削河间郡。这样，楚、赵、吴，加上诸齐中的四个诸侯，总计七个国家发动叛乱，因而史称“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与汉景帝、晁错的削藩政策是紧密相关的。这七个国家中，有四个国家是直接被削去土地，另外三个国家与胶西国同属于“诸齐”系统。除此之外的其他诸侯国，由于没有被削地，并没有响应叛军。由此可见，七国之乱与汉景帝政策的不当有着必然的关系。
汉高祖刘邦在位期间的主要成绩之一，就是在吕后的帮助下除去了尾大不掉的异姓诸侯王，既没养虎遗患，又没为虎所伤，虽然不可避免的在历史留下了一些恶名，但总算为后世刘氏子孙拔去了一根大刺。
然而异姓王没了，还有同姓王。本来同姓王是汉室江山的一大屏藩，如果没有他们，诸吕之乱也不会那么容易被平定。但问题是在汉文帝晚期至汉景帝时期，同姓王与皇帝的血缘关系已渐疏远，且其势力与野心也逐渐膨胀，导致其对帝国与皇权之威胁亦逐渐变大，汉文帝刘恒在晚年开始痛苦了。
最先拉开同姓诸侯王叛乱序幕的，是文帝所封济北王刘兴居。刘兴居是刘恒的侄子、齐王刘襄的弟弟。在平定诸吕之乱中立有功劳，大臣们本来许诺将梁地封给刘兴居为梁王，但刘恒后来听说他当初曾打算拥立齐王刘襄为帝，所以只割了齐地之济北郡封给他做济北王。刘兴居因此而极为不满，渐起不臣之心。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大举南侵，刘恒御驾亲征至太原督战。刘兴居遂趁机起兵西向，文帝闻讯，立刻罢兵南救，将刘兴居的反叛扼杀于摇篮之中，刘兴居兵败被俘，自杀，国除。
但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刚刚平息三年，淮南王刘长又出来捣乱了。刘长是汉高祖刘邦最小的儿子，汉文帝仅存的小弟弟，也是当初帝位候选人之一。刘长遂凭着自己跟大哥刘恒关系最好，而骄横跋扈，目无法纪。不仅公然擅杀辟阳侯审食其，并且赶走朝廷为淮南国所置官员，自己重新任命，还擅自封爵关内侯（地位低于列侯，有封号而无封国）以下94人，简直是没有王法了！但刘恒对他一直百般纵容，不但不将施以惩戒，反多赐美女黄金以归，等到弟弟错误越来越大，他又派舅舅薄昭写信去教训刘长。被宠坏了的刘长顿时被激怒，于是纠集了七十几个人，图谋造反。可惜未及行动，事情败露，刘恒遂派人逮捕刘长至长安，革除了他的王爵，把他装车打包贴上封条，发配蛮荒蜀地。年轻气盛的刘长受不了这个侮辱，行至半途，竟绝食而死。文帝于是将沿途不敦促淮南王吃饭的县官全给砍了，以挽回自己的“明君”声誉。
不过，刘兴居和刘长都是没城府的年轻人，刘恒又对他们很熟悉，所以很好对付，但其他年长些且关系更疏远些的诸侯王就令人担忧了，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这个反心，只就目前的局势看，他们完全具有这个造反的实力。
首先，依汉初的政治体系，地方上郡县制与诸侯国并行，其地方军制也是并行的。郡县之地方军由郡尉统领，并直接受中央最高军事长官太尉节制；但诸侯国却能自行组建“郡国兵”，其军事指挥官“中尉”一般也由王国自置。汉初全国共有五十四郡、一千三百多万人口，其中却有三十九郡、八百五十万人口属于诸侯王的封地，而皇帝直辖不过十五郡、五百万人口而已。故诸侯王的军力完全可与帝国正规军分庭抗礼。
其次，汉初诸侯国内自有小朝廷，除丞相和太傅由中央任免外，其下官吏，诸侯王尽可自行设置，这客观上形成了诸侯国内独立的政治集团。其中便不免有些颇具才智的政治投机者心怀不轨，煽风点火，替主子出谋划策争权夺利，唯恐天下不乱，朝廷对他们鞭长莫及。
第三，我们知道，汉朝的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内，是可以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和采挖矿产的，但这还不打紧，关键是刘恒在汉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颁布的“除盗铸钱令”，一下子把诸侯王们养的更肥了，肥的流油冒泡，非常之可怕。
我们前面提过，汉初因长期战乱影响，国家物资匮乏，人民生活窘迫。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铜产和财力来铸钱，因此不得不去铸造又小又薄的钱，有多薄，薄的跟榆荚一般，故称为“荚钱”，远不如秦朝时候的“半两钱”（重十二铢，直径一寸二分）来的分量足质量好，但刘邦没有办法，汉朝初立，用钱的地方太多了，政府捉襟见肘，最后只得强制收回天下的半两钱，重铸成又小又薄的荚钱，以渡过这段困难时期。
其实汉朝地大物博，本没有必要搞得这么狼狈，只可惜汉朝最大的豫章（今江西南昌）铜矿，刚开始在淮南王英布手里，后来又被刘邦封给了侄子吴王刘濞（刘邦兄刘仲之子），这两位可都不是好说话的主儿，他们不肯拿出来支援国家建设，皇帝也拿他们没辙。
而到了刘恒执政的时候，货币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因此时已渡过了刘邦的困难时期，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民间商人开始活跃，于是出现一大批不法商贩开始私自滥造荚钱，以谋取暴利，而导致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越来越小、质量越来越差（在铜中掺铅、铁等其他金属偷工减料），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政府虽以严刑峻法大力打击，但奸商们在暴利的诱惑下常常铤而走险，导致私铸钱屡禁不止。
既然屡禁不止，不如放开监管？刘恒于是在前元五年四月下令允许民间私铸钱，但要求铸钱者不得再铸荚钱，而一律改铸四铢钱，却仍在钱币上标明“半两”面额。
四铢钱自然是四铢重，一铢是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因而四铢钱仍只有秦时半两钱的三分之一重，但毕竟比荚钱重了不少，这样货币的质量就有了统一的相对较高的标准，可使其不再继续贬值，从而维护其购买力，最终起到抑制物价过快增长、以及稳定货币市场的作用。
然而，文帝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奸商的粗制滥造，却又导致了官商与诸侯的垄断。作为掌握大片土地与矿产资源的诸侯王，他们可发大了。尤其坐拥豫章大铜矿与广阔东海资源的吴王刘濞，他采铜而铸钱，又煮海以为盐，得致富甲天下，而渐有东帝之志。
综上所述，诸侯王们有兵有粮有钱有人才，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只要给他们一个理由，他们就能翻天覆地，翻云覆雨，搞得天下乱七八糟。
因此，不仅文帝为诸侯王们殚精竭虑吃不香睡不好，他所提拔的几个年轻大臣，也着急的上蹿下跳，就差掀房子拆瓦了。
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贾谊向文帝上了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雄文《治安策》，其中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极为忧心，竟言要为之痛哭，为之流涕，为之大声叹息，并提议将诸侯国分成若干国，使其诸子分别受王爵，是为“剖分王国策”。
贾谊此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诚不失为安汉甚佳之策，俨然汉武时大获成效之“推恩令”前身。往往盛世，才真正需要这样振聋发聩的危言，这种“杞人忧天”的忧患意识才是真正的强国之瑰宝。只可惜天下大势已成，文帝虽深纳其策，亦难骤付实施。所以直到此后十年，即公元前164年，刘恒准备齐全之后，这才稍试行之，分齐为七国，分淮南为三国，又把自己除太子刘启外仅存的儿子刘武从淮阳王徙封为梁王，并广梁国之地，以控制中原，震捍诸侯，屏障中央。
然而，刘恒最终还是放过了最危险的人物吴王刘濞，这不仅因为刘濞实力雄厚难以制伏，而且还因为刘恒欠刘濞家一条命，心中愧疚，不忍做的太绝，更重要的是，刘恒还需要吴国为朝廷再多铸几年四铢钱，以渡过文帝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等到社会财富积累够了，经济步入正轨，再拿他开刀不迟。
汉文行事，从来谨小慎微，汉武暴风骤雨式的施政方式不是他的风格，所以他明知诸侯王必将成为汉之心腹大患，但也只是从容布置以慢打快，以免处理不慎而致祸生肘腋。
举凡成大事者，一要魄力，二还要谨慎，刘恒谨慎有余而魄力稍显不足，这注定他成不了什么大事也出不了什么乱子，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使命，刘恒其人，可谓通透。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过十几年，到了汉景帝时期，诸侯王势力越来越大，独立性也越来越强，汉景帝又是个暴脾气，所以事情终于到了一个要了结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