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拥有湘军40多万，手下将领都拥护他，他为什么不做皇帝？

太平天国起事后，以疾风暴雨之势打得清王朝摇摇欲坠，腐朽的八旗、绿营在战斗中往往一触即溃，不经一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编练的地主武装——湘军，才应运而生，并发展壮大，成为清政府可以依靠的惟一军队，曾国藩也就成为当时的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于是各种各样的目光也盯在了曾国藩的身上，不少人视其为即将诞生的新主。

按说，以曾国藩当时的权力，地位及其号召力，完全有条件“黄袍加身”的，怂恿他当皇帝的部将和政客也大有人在，然而曾国藩却都没有答应，而是死心塌地地做了一名大清朝的忠臣！

在曾国藩的劝进者行列中，第一位且又始终如一的一位当属湘潭举人王闿运。

王闿运，字壬秋，是湖南著名才子，在经、史、文学等方面都卓有成就，但他更注重学以致用，尤其是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王闿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佐识时务之人成就帝王之业。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即辅佐谁，但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势态，未到其时，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大展才能。因此既要有满腹经纶在胸，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可进可退。进时，用儒学使据乱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时，用庄学去掉忿怨，逍遥自乐。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王闿运时刻关注着时局，寻找实现自己的“帝王学”的机会。

太平军入湘后，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闿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国藩的重视，后因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据王闿运晚年的弟子杨度后来追述，当时王氏“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衡，曾、胡却顾咸相谢”，而王氏只好“笑起披衣下”。说的是王闿运曾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衡”反清，割据一方。王、杨师徒交情甚密，且当时尚健在，故其说宜可信。大致其进言当在咸丰五年（1855年）冬王闿运到武昌的曾国藩军营探望之时。但曾国藩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诗歌唱酬，优礼甚至，而于其意见却很少采纳。所以王对曾，也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自居，未尝甘为僚属。

第一轮劝进高潮的掀起是在1860年安庆战役之后。曾国藩刚刚进驻安庆城的英王府，就接到了北京送来的紧急公文，公文报告咸丰帝于七月十七日（8月22日）在热河行宫驾崩，六岁的独子载淳即皇帝位，以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执掌朝政，定年号为“祺祥”。

这一消息给曾国藩及其湘军上层人物以极大的震动。在这军事上的重要时期，朝廷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以后的形势将如何发展，湘军集团应如何应对，无疑是事关湘军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

曾国藩分析了顾命大臣的份量与前景，他看到八位大臣中的核心人物无疑是肃顺。肃顺是满人中极为精明干练的人才，一向主张重用汉人，自己被授为两江总督就因为肃顺的举荐。表面上看，肃顺掌权对汉官有利。但是，曾国藩根据历史经验又认为皇帝幼龄，总要设顾命大臣；等到皇帝成年，又会以顾命大臣为亲政的障碍，必然发生权力争斗，因为顾命大臣无不自恃功高而揽权，尤其是肃顺，锋芒毕露，刚愎自用，下场一定不会好。想到此，曾国藩不由得隐忧重重。

由于安庆被攻克，曾国藩进驻英王府，皇帝又死去，湘军大将及与湘军有关系的政客、官僚不断往来安庆，议论激变的形势。不少湘军将领都有意在这清廷幼主即位、人心未定之际，请曾国藩取而代之。

湘军将领欲盛筵相贺克复安庆，曾国藩以皇帝刚刚殡天未许，只准各贺一联。李元度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元度。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勉李元度审慎的记载，虽不明记，但大体或是这件事。

李联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符合曾意，其后“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曾，其联是“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曾国藩一见此联，击节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但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曾国藩却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道拉我上草案树（湖南人俗称荆棘为草案树），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

当年，孙权写信劝曹操取代汉帝，曹操一眼便看出其叵测居心，说：“这家伙是想把我置于火炉之上烤。”曾国藩说湘军诸将只知拉他上草案树，话中含意正与曹语相似，可知湘军诸将确有意劝进。

不久，胡林翼来到安庆。胡是湘军中的第二号人物，也是曾国藩的知心好友，他们谈起话来就更推心置腹，毫无顾忌。胡林翼对时局和八位顾命大臣的认识与曾国藩是一致的，但胡林翼消息灵通，对宫中的秘密比曾国藩知道得要多些，他告诉曾国藩，八大臣与小皇帝生母那拉氏之间的尖锐矛盾，指出可能会发生那拉氏联合恭亲王对抗顾命大臣的大冲突。如果宫里闹起来，鹿死谁手难以预料，反正乱子是一定要出的。

曾国藩听得心惊肉跳，瞪着三角眼，不知何如。

胡林翼瞟了曾国藩一眼，慢慢地从怀中抽出一个信套来，一面递给曾国藩，一面说：“来安庆前，左宗棠来了一封信，说他游神鼎山新得一联，让我交你指正。”

曾国藩接过信套，从中抽出一纸，上面果然是左宗棠的亲笔，只见上面写着：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曾国藩见联，不觉脱口称赞：“好一副对仗工整的佳联，联语字头，又恰好嵌着神鼎，妙极!”

但当曾国藩抬起头来，看到胡林翼那意味深长的微笑时，心中猛然一动，顿时悟出了联中的暗藏机锋，不由得默然良久。

胡林翼见他不说话，也不便再问，遂又掏出一个信封，递上前去，说：“我也有一副拙联，不妨一起请教。”曾国藩打开，只见此联是：“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曾国藩略一品味，便忍不住大声赞赏，连称“极妙”，胡林翼惊问：“妙在哪里?”曾国藩回答：“九弟（曾国荃）攻破安庆城，杀了一些长毛，心里老是后悔，你这一联，有如良药，定可除九弟的心病!”

胡林翼眼中的光彩黯淡了一些，摇了摇头欲言又止。

两天后，胡林翼要回武昌，曾国藩与他送别，拿出左宗棠的联语说：“左季高的联语，我给他改了一字。”胡林翼打开一看，联语中的“似”字已改成了“未”字，变成了“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胡林翼看了放声大笑道：“涤生，你这一字之改，把左季高的整个意思弄颠倒了!”曾国藩正色答道：“天地有位、阴阳有序，本来就不是可以乱来的，左季高要将地比天，这就颠倒了，所以应颠倒过来。”

胡林翼知道，这话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他送的一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同样也是要让曾国藩在这变乱之年，以非常之手段夺取地位，以弭乱安民。但曾国藩拘泥之心太重，不肯做这非常之事，看来，他的话等于白说了。胡林翼于是提笔，在曾国藩修改的签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遂与曾国藩相视一笑，拱手而别。

其实在湘军诸将及胡、左之前，曾国藩的门生、水师大将彭玉麟已经劝进过一次了。

彭玉麟与曾国藩的关系非比一般，曾国藩是他“一二知己者”。彭玉麟用情专注，持身谨严的品格，尤令曾国藩欣赏。然而，就是这位他最欣赏的彭玉麟，正是湘军集团中最早劝其自立的。

安庆克复后，彭玉麟被任命署理安徽巡抚，他派人往迎曾国藩东下，在曾国藩所乘的座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派一名心腹手下，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曾国藩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只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

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此时，向以霸才自居的王闿运也来到了安庆，第二次向曾国藩行其“纵横术”。

王闿运五年前劝曾国藩自立不成，遂去了北京应试，虽未能金榜题名，但却得到权臣肃顺的赏识，在其家教读，用为心腹，甚受尊重。前时营救左宗棠，靠的就是王闿运和肃顺的关系。王闿运时常代肃顺拟写奏折，以致连咸丰皇帝也知道了肃顺府中有位才华横溢的“王举人”。王闿运自视甚高，不愿做官，但自为肃顺看重后，结交内外官员、士人，此时已是名满天下了。

一见曾国藩，王闿运便出语惊人：“国家大乱在即，我为大人谋一良策!”

曾国藩虽喜王闿运的文章，但对他这种危言耸听的态度却很反感。王闿运见曾国藩不置可否，接下去说：“皇太后要行垂帘听政，大人想已知道!”他不待曾国藩回答继续说：“纵观史册，女子临朝，国必大乱!”

王闿运的几句话便打动了曾国藩，此人是肃顺的“西席”，其语绝非道听途说。于是，曾国藩认真听他讲了慈禧太后与恭亲王联合，要推倒顾命八大臣，实行垂帘听政的宫廷内幕。王闿运站在肃顺一边，认为肃顺力矫弊政，重用汉人，是个难得的英才，但慈禧太后母以子贵，内结权臣，外援重兵，八大臣很难成为她的对手。最后，王闿运为曾国藩指出两条路：一是拥湘军之重兵，人觐北京，申明垂帘违背祖制，而行顾命之制；或者干脆在东南举起义旗，为万民作主。以湘军之众和曾氏的威望，天下必然响应……

王闿运眉飞色舞，喋喋而谈，曾国藩却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茶几上点点划划。不多时，曾国藩起立更衣，王闿运便站起窃视几上，只见上面竟是一连串的“狂妄、狂妄、狂妄……”王闿运摇头苦笑，遂不辞而去。

曾国藩终生服膺理学，一向以忠君爱国的卫道士自居，劝他做那犯上作乱、青史不容的“逆臣”，无疑是违背了他一生赖以立身的信仰和原则，他是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而且，越是随着湘军胜利在即，大功将成之日的到来，曾国藩越是日夜不安、忧心忡忡。他熟读史书，自然知道“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前车之鉴，他也明白清廷始终对他心存疑忌。金陵克复之后，自己与朝廷的关系将如何处置，这是一个让曾国藩寝食不安的问题。

远在曾国藩和曾贞干率部东下之时，他就反复告诫他们，实则也是自我告诫，一定要在鼎盛之时，杜绝骄横自满情绪，随时准备急流勇退。他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引证历史上霍光等人因恃功自满而遭不测的例子，教育诸弟要谨慎自勉，自惕自慨，不贪财，不贪功，每日劳心自省，要及时回头看看，及时后退，方有可退之路。在给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信中，他也表示了要功成身退的想法。

同治三年六月十八日（1864年7月21日）深夜，曾国藩终于接到了曾国荃攻克天京的捷报。据说，那种既怕又喜的心理压力，使他的手颤抖得打不开信来；而看信之后，那种且惊且惧的心情，又使他晕了过去。

然而，那些骄悍的湘军将帅们却没有曾国藩这般思虑深远，他们正沉浸在胜利的巨大喜悦中，等待着朝廷的厚封重赏。

果然不出曾国藩所料，当清廷的颁赏谕旨传达到硝烟尚在弥漫的天京城时，湘军将帅们全都傻了眼，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大家都知道，咸丰帝临死之前曾留下遗言说，克复金陵者为王，但此时朝廷却只给曾国藩封了个一等侯，给苦战两年、攻克天京的曾国荃封了个一等伯，接着是李臣典、萧孚泗分别封子爵和男爵；朱洪章、刘连捷、张诗曰、彭毓橘等加封骑都尉或轻车都尉。不知何故，同是封赏却分两道上谕，在另一道上谕里，对僧格林沁、官文、李鸿章、杨岳斌、彭玉麟、骆秉章、鲍超、都兴阿、左宗棠、沈葆桢及江宁将军富明阿分别给以表彰和封赏，赏赐不比曾国荃等低，如李鸿章就被加封伯爵。

曾国荃对自己的封赏很不满意，牢骚话刚一出口，又一道上谕发到，直接点了他的名，指责他指挥失当，致使太平天国幼主等一千多人从城中逃出，并指责曾国藩奏报幼天王积薪自焚情况失实，责令他惩罚防守缺口不力人员；还说洪秀全占据南京十余年，外间传闻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勒令曾国藩查清报部，以备拨用。上谕中隐含杀机之处是：“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这两道上谕在湘军将领中激起了轩然大波。这些年来，湘军将士挽狂澜于既倒，遭受了说不尽的苦，同“长毛”拼过无数次血仗，死了万千兄弟，最后不仅封赐不厚，反而弄出了一身的不是。朝廷勒令他们查清金陵城里的金银，逼着他们报部拨用。金陵城确有不少金银，但城破以后，早被湘军数万官兵抢走，分散在各自的腰包，多数已运回老家了，而且他们这些将领正是最大的暴发户，能让他们把吞下的财物再吐出来吗?一时间，湘军将帅群情汹汹，思谋对策。

据记载，当曾国藩在南京城破、太平天国覆亡、进入残破不堪的石头城后，全城余烬尚未熄灭，颓垣败瓦，满目凄怆，不忍卒睹。有一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左右，曾国藩正要进入卧室休息，忽然，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齐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中军回答说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曾国荃至，然后才整装步人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神情肃穆，令大家就坐，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巡弁取纸笔，巡弁进以簿书纸，曾国藩命换大红笺，后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写完后把笔一掷，一语不发，从容退人后室。众将不知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联语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凛然，最后则是惶然。而围在他身后观读联语的众将，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也表情各异。最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千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段笔记显示，南京城破后的湘军确曾有过拥立曾国藩做皇帝的一幕。可是在专制王朝，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灭九族的，所以在笔记上看不见“拥立”字样，而将领们也不敢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的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彼此之间，都不点破。

曾国藩之所以拒当皇帝，除去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的支配外，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曾国藩以他对清朝两百多年历史的了解，以他个人数十年的政治经验，深知清政府对于洋人的欺凌、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都软弱无能，但对汉官的防范控制，却是老谋深算，有的是办法。眼下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虽然占着优势，但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僧格林沁屯兵鄂皖之间，分明是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范。浙江的左宗棠、江西的沈葆桢，早就与自己离心离德，被清政府拉了过去，成为湘军背后的两把利芒。湘军号称三十万，他能调动的只有十余万。这十余万人中，曾国荃、彭玉麟、鲍超等部是忠于他的。李鸿章虽然是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的，但真正到了关键时刻，李鸿章不一定会像彭玉麟那样对他死心塌地，很可能会站到朝廷那边去。即使对自己的亲信湘军，曾国藩此时也有一层隐忧。当年，自己手创湘军兵制，以有血性的书生统带朴实少心窍的山民，的确使初起的湘军虎虎有生气，终于以少胜多，削平大难。然而，他早已看到，经过长期的征战，湘军已不复当年的朝气，军纪腐败超过当年的绿营，每到一地，湘军将士烧杀淫掠、有如盗匪，早已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攻击。当初如果自己接受部下的劝进，打着驱除满清、兴复汉家天下的义旗，或许还会博得天下人的响应，而如今靠湘军这支名声早已败坏的军队为自己争夺皇位，天下人谁会跟从?!

即使黄袍加身了，恐怕也会重演赵匡胤与赵光义的故事。曾老九倔强狠毒，野心勃勃，要胜过当年的赵光义多倍。他能把黄袍加在自己身上，也就会随时来夺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不定结果落骂名的是我，得实惠的是他曾老九。

曾国藩转念又想，金陵刚破，清政府就要给曾氏兄弟颜色看，其实也不足为怪。清廷享祚二百多年，有几个像他曾国藩这般手握重兵的汉人？这样炙手可热、功高震主怎能令皇帝放心！假若自己悍然自立，那正说明皇太后和皇上料事准了。如今虽受了点窝囊气，但那毕竟是清廷的警告，若以朝廷的旨意而行，那自己就不会失去“功臣”之名，侯爵之位。

曾国藩思之再三，认为眼下最要紧的是让朝廷对自己放心，而朝廷对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手中这十几万军队。当时就有人言：“三千里长江上下，无一船不挂曾字旗！”是啊，这是清朝开国以来从没有过的事情，怎能令太后、皇上放心呢？湘军本来就不是国家的经制之军，不过是为平“长毛”而临时招募的应急之师，现在“长毛”已平，理应裁撤了。他回想起这些天见到的湘军官兵趁火打劫的种种表现，感到这支军队也真该解散了，否则不知今后会给自己惹多大的乱子，添多大的麻烦。

想到这里，曾国藩决定采取措施，自削兵权、利权、稍杀羽翼，以释清廷之疑。

首先奏请裁军，当时曾国藩的湘军嫡系七万多人，鲍超、周宽世两万余人已赴援江西，由沈葆桢指挥了，手中仅余曾国荃统领的五万余，此正是清廷不放心的军队。七月二十日（8月21日）先裁两万五千人，留一万人守江宁，一万五千人为城外游击之师。到同治四年二月（1865年3月），守城部队仅余两千人，城外军也所剩无几，到清政府命曾国藩北上镇压捻军时，曾国藩可以调动的大支武装就仅剩下刘松山统领的老湘营了。

湘军裁撤，军饷也就不需再留，七月二十九日（8月30日），曾国藩首先奏请停解广东厘金，这是一笔可观的、也是湘军军饷中最可靠的开支来源。自1862年8月开始征收，二年间共解银一百二十万两，曾国藩请求停解，正说明他的诚意。清政府接到曾国藩的奏请后，立即批准，谕旨还要曾国藩留其三成作饷，曾国藩也拒绝接受，以示“远利权”的决心。接着，他又奏请停解江西半厘，即前不久同沈葆桢争夺的那部分厘金，清廷也予以批准。随后，曾国藩又奏请停收湖南的“东征厘金”。

由于曾国藩主动申请停解军饷供应，多少平息了舆论对湘军和曾氏的攻击，清政府也不再追问南京的金银了。

最后，曾国藩还奏其弟曾国荃开缺回籍。曾国荃虽读过几天书，但学识浅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满天下，不仅清廷对他最不放心，湘军诸将也多与他不合。攻破金陵后，他放纵部下淫掠，时人皆谓江宁财货尽入其手，直搞得舆论沸腾，千夫所指。曾国藩无奈，只好以病情严重为由，陈请曾国荃开缺回籍调理，以避开舆论的锋芒，解除清政府的这块心病，此举正合清廷之意，于是立即批准。这本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暂时退避正是为了永久地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

不学无术的曾国荃不解其意，在曾国藩移住江宁那天，当着满堂宾客大发怨言，把曾国藩弄得十分狼狈。十月四日（11月2日），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屈和怨愤返回湖南老家，由于怨气仍未平消，终致大病一场。同治四年二月（1865年3月），清政府令曾国荃病势大减即进京陛见，当年七月又简授曾国荃为山西巡抚，他都托病辞谢，不肯从命，直到同治五年（1866年）调其为湖北巡抚，他才前往赴任。

曾国藩所做的这几件事，无论是停解部分厘金，裁撤部分湘军，抑或为曾国荃陈请开缺回籍，都是围绕着“兵权”二字进行的，无非是像他以前对曾国荃说的那样，“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以“善其末路”。但也仅仅是“推让少许”而已，并非要完全放弃业已到手的权力，尤其是赖以起家的兵权。曾国藩带兵多年，深知兵权的重要。他之所以由在籍侍郎一跃而成为清王朝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其关键就是自己手中掌握了一支军队。否则，即使他位至督抚，在清廷眼里仍不过是一无足轻重的文臣。因而，他的裁军仅限于江宁和皖南各军，成大吉、鲍超、江忠义、席宝田的部队和老湘营，仍有数万之众。这些军队名义上不归他掌握，但统领皆其旧部，其影响力还是在的。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淮军尤寄厚望，认为只要淮军能承湘军之续，李鸿章能绍己之业，使湘淮两军，曾李两家联为一气，便可“中外之患不足虑”，任何人都无法动摇自己的地位。这也是曾国藩当年大力培植李鸿章及淮军的苦心所在。

攻灭太平天国后，功高震主的曾国藩依靠深长的谋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消除了清政府的疑忌，巩固了地位，度过了难关。能够做到这一点决非易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像曾国藩这样恰如其分地完成这种转变的事例是不多的，而身败名裂、兔死狗烹者却史不绝书。由此可见曾国藩历史经验之丰富、政治嗅觉之灵敏，老谋深算、处事果断。

最后一个劝曾国藩称帝的大概还是王闿运，那是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自剪羽翼、裁撤湘军近一年后。捻军起义又在豫、皖、鲁中地区发动起来了。清廷再次派兵镇压不下，便重新起用曾国藩北上“剿捻”。正当曾国藩准备北上时，王闿运来到曾国藩的军营。

王闿运此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曾国藩见他到来，极为高兴，但因为前两次“劝进”的经历，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但王闿运这次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章，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亮、魏武帝曹操以入东汉，则顺而易。”曾国藩起初听得津津有味，频频点头。的确，学习辞章从唐代韩愈上溯西汉、逆而难，如果自曹操入东汉，就较容易，也顺理成章，但到后来，曾国藩还是听出王闿运的弦外之音。原来还是让他做曹操！但他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闿运自知他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

其实，这就是王闿运的不明智了，当年曾国藩兵强马壮的时候尚拒当皇帝，如今，他已自剪羽翼、精力衰退，即使他想当皇帝，也没有这个力量了。

曾国潘只能为臣！！！不能为君！！！一个君主，必定从多角度，多方面，去设想，去考虑，以自已获得最大的利益，获取一切！！！何况同治帝並非草包！！！他不敢取而代之！！！人贵有自知之明！！！明知不可为，就不会为之！！！同治帝对他十分欣尝！！！他亦做到了位极人臣！！！更不会背那犯上作乱的罪名！！！他的才能亦只能当臣子！！！对与不对？？？大家讨论讨论。。。。。。

拒绝称帝是真的，但曾国藩也没那么老实，即使他本人是“圣人”，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也不可能老实，要不怎么到现在“刺马案”也没有个说法呢？

太平天国之乱后有很多人都劝过曾国藩称帝，他们有的是为了自己的荣华（湘军将领曾国荃，彭玉麟等人），有的是为了光复汉人江山（传说中的王闿运），有的则是还想搅混水（据说太平天国降将李秀成怀着这心思）......曾国藩为什么不称帝？主要是因为实力不够啊。

硬实力上面，曾国藩能稳定全国局势吗？还真不一定，首先自己的湘军打完仗之后，抢劫够了，吃饱喝足，很难再用了（所以说湘军，淮军这种“一次性”军队顶多只能称为“半近代化军队”，离真正的近代军队差很远），而且内部矛盾也大，指不定还湘军内部还真有些人有忠君报国的心思呢，这谁说得清楚。而且曾国藩做了重臣是不假，但还没到一手遮天的地步，首先北方地区就是清政府的铁盘，你没看到一直到武昌起义之后，北方还在和南方打仗吗？即使是在南方，左宗棠（楚）和李鸿章（淮）估计也不会安分。

软实力方面，你曾国藩当年指责太平天国“败坏纲常，无君无父”指责地那么过瘾，好了，现在你自己来称帝，这不就成了笑话嘛。而且曾国藩自己也没这个心思，它可是“曾圣人”，脑子里想的是“忠君报国，护卫伦理纲常”，根本没啥篡位的心思，很多湖南人评价曾国藩说他“有其力而无其胆”，也就是说他就是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没啥干大事的野心，灭了太平天国，也就到此为止。

虽然曾国藩的湘军有40

余万人，但曾国藩并不都能调动。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湘军集团内部已经出现了好几个小集团，曾国藩是这些小集团共同的首领。对付太平军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是造反，估计会有相当一部分将领不愿意。在湘军攻下南京之后，湘军上下都希望带着金银财宝回湖南老家，根本不愿意继续打仗。曾国藩对于这样的情况不是不知道，即便他想造反，也根本达不到众望所归的效果。

镇压太平天国的团练中，除了曾国藩的湘军，还有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这些人与曾国藩有很深的关系。不过如果曾国藩造反的话，这些人很有可能利用镇压曾国藩的机会为自己铺路。比如左宗棠，左宗棠非常的傲气，根本就看不起曾国藩。清朝高层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可以提拔左宗棠，其实这就是为了制约曾国藩。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时，左宗棠已经成为闽浙总督，很明显，清廷对曾国藩不放心。

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开始考虑明哲保身的问题。在历史中，曾国藩出现了一系列的错误。到底是真的出错，还是刻意的明哲保身，目前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是进入19世纪70年代之后，曾国藩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左宗棠和李鸿章开始内斗，起初左宗棠占据上风，但李鸿章后来居上。到了清朝统治的末期，李鸿章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清朝末期的历史中，李鸿章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欢迎打开历史宝藏，一起来读晚清人物。（本文630字，阅读需3分。）

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很好奇，笔者要告诉大家，当时曾国藩并不存在当皇帝的时机和实力，甚至没有这份心。

提问者说湘军有四十多万人为啥曾国藩还不当皇帝，这个问题其实有失当的地方。曾国藩的湘军真有四十多万人？非也，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居功至伟的湘军有12万人，不知这四十万的数字从而来？是不是算上了其他团练武装以及算上了李鸿章掌控的淮军等？这些武装都属于私人武装，不会听命于曾国藩，或者曾国藩并不把握这些武装会听命于自己。

事实上，湘军内部都未必听曾国藩的。

湘军当时分成好几个派系，统领有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曾国荃等，由曾国藩直接掌控的是弟弟曾国荃的5万人，其他人都羽翼丰满，不会完全听命曾国藩了。难道曾国藩就靠这五万精锐就能当皇帝？从时局而言，曾国藩称帝，洋人的意见也很重要，对于当时的洋人而言，一个稳定的中国政府更利于列强搜刮中国（参见之后出现的“同光中兴”）。

而且，太平军余部还在，捻军还在，回民起义还在，曾国藩无法集中精力称帝。

当然，镇压天平天国，曾国藩算头功，其势力和威望达到了顶峰，拥有了“长江三千里无一艘不挂鄙人旗号”的气势，但并不意味曾国藩就有那个实力称帝。

最后，笔者甚至怀疑曾国藩是否真有称帝之野心。曾国藩不同于李鸿章，他是一位晚清之际大的理学家，讲求忠君报国。有人将曾国藩称为“圣人”，其实这正是曾国藩自己的追求，曾国藩告诫家人言之：“君子之立志，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不过对于这个问题，人家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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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不想，不敢，也没有能力称帝。

很多人吹捧曾国藩是王阳明后的惟一圣贤，千古第一完人，但在清朝皇帝和慈禧太后这个老不死的眼里，他就是一高级奴才。如果他真的称帝造反，就连奴才都不如了。

曾国藩创立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发起洋务运动，名列“晚清四大名臣之首”，成就无人可出其右。他不但功高盖世，而且个人修养近乎完美，考虑到晚清那个国家危亡，官场龌龊的环境，曾国藩简直就是出淤泥而不染，称他为当时之“圣人”、"国之砥柱"并不过头。

但曾国藩是不想，不敢，也没有能力称帝的。如果称帝的话，他就不是曾国藩了。

一是不想称帝

且不说曾国藩远远没有达到造反称帝的能力，假设慈禧太后和大清皇帝搞一出禅让制，主动让出皇位给曾国藩，聪明如他恐怕也不会坐这个位置，换做你我也不会，为啥呢？

当时的晚清已是内外交困，摇摇欲坠，在世界列强窥伺之下，无论谁当皇帝恐怕都很难挽救时局，只能乖乖给洋鬼子当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头子，被列强任意欺压凌辱，没有任何力量反抗，充其量不过是从满清皇帝手中接过黑锅，继续当国家和民族罪人而已。

当然，如果你只是想过把瘾就死，做一个昏庸无道，沉溺享乐的皇帝，不管国家危机、民族存亡之类的宏伟目标也就罢了，但曾国藩不是，他绝不会得过且过，却真心无力回天。

与其如此，还不如老老实实做大清的柱石和忠臣，既不用背锅，还可以被万人敬仰。

二是不敢称帝

曾国藩是著名理学家，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修身律己，忠君爱国，经世致用，是他终生信奉不变的信条，也是他被后世尊为“圣贤”的根本。有人天真地认为，曾国藩若是打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会赢得汉人支持，推翻满清统治，简直就是开国际玩笑。

虽说满清是异族，但毕竟是中原之主，曾家上溯多少代都是大清顺民，曾国藩又是在满清皇帝信任和支持下，才取得空前成就。若是称帝，一是不感谢组织培养，是为忘恩负义；二是造自己主子的反，是为不忠不孝，严重违反其人生信条和社会规则，不被称为“三姓家奴”就要烧高香了。

权衡一下，与其毁了一世英名，被人唾骂，还不如忠臣做到底，今后名垂青史。

三是没有能力称帝

曾国藩的湘军战斗力颇强，但那是相对无能的满清八旗兵，以及后期战斗力下滑的太平天国军。实际上，湘军人数远远没有40万，充其量10万左右，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荃、彭玉麟都不是等闲之辈，未必唯曾国藩马首是瞻，更何况如李鸿章的淮军、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等，跟他都不是一路人，实力不可小觑。

何况清廷对曾国藩及其湘军早有防范，让湘军担纲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一定程度也是消耗湘军实力，防止他们趁机做大做强，如果曾国藩据南京造反，很可能坐守而败。

退一步讲，就算曾国藩对清廷占于上风，甚至以攻为守，挥师北京，但以慈禧太后的尿性，哭着喊着向洋鬼子求援，洋鬼子搞出一个“八国联军”来剿灭曾国藩也是很可能的，因为他们只喜欢慈禧这样跪舔自己的人，绝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跟他们对着干。

综上所述，以曾国藩的政治头脑，他心里一本账算得清清楚楚，绝不可能造反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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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前半生呆板的让人无奈，后半生圆滑的让人恐惧。

这种性格上的转变直接影响了曾国藩的后半生，正是曾国藩后半生的圆滑才保全了自己的地位。历代王朝之中，很少有权臣能够全身而退，曾国藩拥有着节制“四省军政”的大权，还是作为湘军的实际掌舵者，不仅仅没有落得挫骨扬灰的悲惨下场，反而成为了后世中的“中兴之臣”。

这其中的意味太值得我们思考了！

为什么统兵四十万的曾国藩不趁机格局江南之地，坐地称王，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帝呢？

这个问题或许很多人都曾经想过。

曾国藩是个深受儒家文化所洗礼的士人形象。在这一点上，儒家文化对他的洗礼之深恐怕很多人都能感受到。

“忠君爱国”对于他而言更是一生的政治教条。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儒家传统文化对于曾国藩人格的塑造有极大的影响，而曾国藩几乎将这句话深深地刻印在了骨髓里面。

在剿灭太平天国之后的曾国藩就算他在江南之地有翻云覆雨的本领，但是骨子里面的那个道德标尺却时时刻刻的在提醒着他：

要做一个“忠君爱国”的臣子。

教条主义对于曾国藩这位传统读书人荼毒之深，逼迫这曾国藩成为一个忠臣，一个能臣，一个“扶大厦于将倾倒，挽狂澜于既倒”的中兴之臣。

理解了这一点，可能大家都会想明白为什么曾国藩没有称帝。

称帝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曾国藩如果真的称帝了，他这一生所标榜的圣人形象就完全被自己打翻了。很明白，曾国藩不想这么做，也不会这么做。

看过曾国藩传记的读者相信大家都会发现，曾国藩这个人的“自制力”、“自控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每天的生活除了读书写字，就是按时反省自己，他的一生都在想着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儒家圣人形象。

所以天平天国的确是被曾国藩的湘军剿灭了，凭借这份不世之功，清政府曾经许诺的封曾国藩为王的承诺不仅仅没有兑现，曾国藩反而还主动示弱将自己一手打造的湘军几乎尽数解散，这种格局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做到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但是曾国藩这么做了！！！

他不仅仅保全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还让自己成为了后人顶礼膜拜的圣人。

而且如果曾国藩不这么做，清王朝是一定会联合绞杀曾国藩的湘军的，身败名裂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曾国藩不解除湘军的话，或是坐地称王称霸的话，如今的他一定会是被死死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曾国藩如果真的当了帝王，就能够挽救这个乱世。可是，在晚清那个动乱的格局中，已经并非一人之力能够改变的，它所需要的是在末世洪流之中被命运的车轮一步步的推向文明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