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韩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集英殿气氛紧张，仁宗皇帝正襟危坐，本科殿试就要结束了。忽然，意外的一幕出现了。只见一个年轻的举子不小心打翻了砚台，刚刚写好的卷子被墨汁染得一塌糊涂。大家都心里惊叹，这下麻烦了，可惜了这小伙子了。这个举子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也很是懊恼，不过略一犹豫，看看还有时间。就对考官说：“麻烦大人再给我一张试卷，我要重新答卷。”

考官看了看龙椅上的仁宗皇帝，皇帝点了点头。于是考官对这位举子说：“现在时间不多了，你确定要重新作答吗？时间可不太够了。”

因为他们都清楚，举子的这篇文章可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才写出来的，即使是自己写的，可是现在要想一模一样的再写出来可没那么容易，何况此时时间紧迫，还来得及吗？

只见这位举子从容地说：“无妨，我有把握。”

于是考官重新拿了一份空白试卷交给了这个举子，只见这小伙子拿过试卷，铺在几案上，拿起毛笔，沾满了墨汁，略一思索，就“刷刷”的写了起来，再也没有一丝的犹豫。

众人都是一脸惊讶，对小伙子刮目相看。这么看来，这篇文章已经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了，就像平时背诵的千百篇文章一样，真是成竹在胸啊。终于，在临场结束之前，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就写好了，时间刚刚好。见此情景，众人不禁发出了一阵阵的惊叹。

但是，这还没完，笔试结束，在礼官唱名的时候，更加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刚刚唱到一甲第二名。一个司天监官员忽然急急忙忙地跑进大殿，跪倒在皇帝面前，惊喜地说：“启奏陛下，太阳下面出现五色祥云，此乃吉兆，预示将有贤臣护佑大宋。”

众人的目光“唰”的全部集中在这个第二名身上，他就是韩琦。他的出场就是这么神奇，这么不同寻常，这一年，他刚刚十九岁。

神奇的出身

关于韩琦的出身，开始就带有一点神秘的色彩，在北宋人马永卿所著的《懒真子》和张端义所著的《贵耳集》两本书中，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与韩琦有关的奇事。说韩琦的外祖父会相面，在韩琦的母亲还没嫁人的时候，就算出来自己的这个女儿会生一个宰相。于是还特意跑到京师去招女婿，找啊，找啊，就找到了当时的韩国华，非要把女儿嫁给他。于是，这一对命中注定会生出宰相的夫妻就结合了。其实这只是野史传说而已，真相其实并没有这么复杂和传奇。

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1008年8月5日)，韩琦出生在相州安阳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当时他的父亲韩国华任泉州刺史，母亲是一个婢女胡氏。就是当时的只是在四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所以韩琦是由几位兄长抚养成人的。

史书上说韩琦很早就可以自立，而且志向远大，学问特别好。人家说三岁看到老，真的是一点都不错，还真是别说，王侯将相，真的是有种的。这不，才十九岁就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进士，前途一片光明。

这里还有一件奇事，在《宋史》中有记载，说在礼官唱名的时候，刚念到韩琦的名字的时候，天上出现异象，即太阳被五色云彩托举。这被看做是吉兆，预示天下有贤臣出仕，试问这样的臣子哪个皇帝会不喜欢呢？

于是，韩琦的宦海风云开始上演了。先是被授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后来母亲胡氏去世，丁忧期满后，重新被朝廷启用，历任太子中丞、太常丞、直集贤院。明道二年（1033年）六月，监左藏库。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韩琦被调为开封府推官， 授太常博士。

i片纸落去四宰执

景祐三年（1036年）八月，韩琦拜右司谏，在做谏官期间，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时，大宋的宰相是王随和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我们来看看这四个宰执大臣。是年，王随61岁、陈尧佐73岁、韩亿64岁、石中立64岁，看看这岁数，典型的老年俱乐部，这四位老人家昏庸年迈，任人唯亲。

王随不仅提拔了自己的子孙，还给自己的亲戚都安排了肥缺，对自己人那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除此之外，王随老先生还是一个佛学爱好者，不仅是佛学，什么通天教主观音菩萨太上老君之类的都是他的崇拜对象，各路神仙全部请到家里来接受香火，谁知道死了会用上哪一个呢？至于别人的议论，管它呢，就让它随风而逝吧。

陈尧佐也是如此体恤家人，自己的儿子担任左藏库史，还没任满呢，就被他火线提拔了，安排了一份随时可以公款旅游的工作。

韩亿更有意思，这一天他对皇上说，你看我现在都是参知政事了，这眼看也要退休了，皇上你看看能不能可怜下老臣，给我小儿子韩综安排一个好工作啊？皇上一看，也觉得说得有道理，于是就答应了。可是诏书下来之后，韩亿又屁颠颠地跑来找皇上了。他说，上次我说那事咱们先放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差事也安排给我的大儿子韩纲？把仁宗皇帝弄得这个无语就别提了。

石中立嘛，就不细表了，微头条专门写过这位宋代的大笑星，他闹出的笑话更是一箩筐。

到了1037年这届科考，更是有意思，当年的解元是陈尧佐的儿子。韩亿的四个子孙也是全部命中，无一落榜，全国上下真的是一片哗然，骂声连天。

可以说，这四位宰执大臣，这四个老人家已经激起了民愤了。特别是1038年的时候，天下灾祸连连，涝的涝旱的旱，出现了大批的流民，吃不饱饭就四处闹事呗。可是面对这种形势，四个老人家不管不顾，只顾着给自己捞好处。

面对此情此景，韩琦生气了。他连番上书，痛斥四个老人家尸位素餐，不干人事，以致天下糜烂。要求皇帝把四个老人家赶回家，不然大宋八十多年的基业就毁在他们手里。

仁宗皇帝一看有道理，就在同一日打发四个老人家回家养老去了。这件事情出来后，韩琦的大名就闻名京师了。

体恤民情

韩琦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这一点特别受百姓欢迎。1039年，四川大旱，灾民流离失所。他到四川后，首先就是减免赋税，把官府常平仓内的粮食全部发放给当地的百姓。并且在各地施粥，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史书记载说这一举措，救活了190万人，可谓是功德无量。

四川产蜀锦，但是当地的很多官员层层盘剥，从中取利，老百姓苦不堪言。韩琦到任后，着手清除了大批不合格的官吏，前后达到760多人，官场风气为之一清。

从1038年起，李元昊称帝直接和朝廷对抗，使得陕西的形势非常危急，首当其冲的就是当地的老百姓生活日益困难。1039年，朝廷任命韩琦为陕西安抚使，他到任后，首先免除的就是当地老百姓的苛捐杂税，解决老百姓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俗话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一点，韩琦做得无疑是非常出色的，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首先关注的就是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官员应该学习的。

兵败好水川

1041年春天，韩琦率领残兵回撤，行至途中，忽然有数千百姓拦住马头。他们拿着旧衣服、纸钱为他们死去的亲人招魂。他们痛哭道：“韩公啊，韩公，我们的亲人都跟随你出征，现在你回来了，他们却都死了，现在他们的魂魄都回不来了啊。”哭声震天，韩琦也不禁泪如雨下，掩面哭泣，无法前行，这件事情的起因就是好水川之败。

李元昊攻宋之后，在1040年的五月，朝廷任命韩琦和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协助夏竦对西夏用兵。当时韩琦的策略非常强硬，力主以攻势为主。而范仲淹则比较持重，认为应该采取守势。当时的安抚使夏竦一时难以决断，于是派韩琦、尹洙入朝，把攻守策略面陈仁宗，由皇帝自己决断。

在朝堂之上，韩琦遭到了巨大的挑战，因为很多大臣并不同意韩琦的攻策。这里面有个五万头驴的事情，当时有大臣问，说我们如果进攻，就要走远路啊，可是党项人的营帐随时可以迁移，这要是旷日持久的对峙，要是缺粮了我们怎么应付呢？韩琦说，我都计算好了，开封府、河东西路这些地方的五万头驴都聚集起来运粮，到时候，即便没东西吃了，也可以杀驴吃肉，不至于饿死。由此可见，韩琦已经决心要与西夏硬磕到底了。所以，他毫不让步，据理力争。同时面对西夏的威胁，仁宗也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掉，于是采取的韩琦的主动进攻的策略。只不过，原来预想的无路出击，到了最后，就剩韩琦一路了。皇帝的意思很明显，你自己干吧，我看好你。

可是韩琦就郁闷了，原来说好的五路大军，你现在就让我一路出击，你这不是玩我吗？可是军令如山，没办法，韩琦还是毅然决定出兵，他要痛击李元昊。

其实，对侵略者给予重击是没错的，只是韩琦还是低估了李元昊这头野狼。他错误地估计西夏的兵力不过四五万，这为他的失败埋下了阴影。

1041年，二月，李元昊率十万大军进攻渭州。韩琦命大将任福率军应敌。在队伍出发前，韩琦亲笔书写了作战方案。他命令任福一路前行，要时刻隐蔽行踪，绕至敌军后方，截断敌人后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占据有利地形进行阻击。并且一再告诫任福，你如果违背命令，即使胜利了，也以失败论处。

其实韩琦的策略不可谓不好，只是没有实施，就不知道后果到底如何。试想，如果任福按照韩琦的策略，一路绕行，迂回到敌军后侧等待战机。这时候的李元昊肯定会围攻渭州，十有八九是拿不下渭州的，因为对西夏人来说，攻城是他们的短板。大家都清楚，西夏以骑兵为主，那是强盗来的，就是趁你不备，抢了就跑。对于攻城，他们是向来没有信心的。关于这一点，从李元昊假意投降的举动就看出来了。在出征前，李元昊曾经派使者去见韩琦，说要求和，被韩琦识破了，他把李元昊痛骂了一顿，又命令严防死守，不可懈怠。李元昊见诡计不成，这才不得不强攻。

这么说吧，李元昊久攻不下，肯定就会撤退啊。这时候，在归途中，他就会遇到以逸待劳的任福，李元昊能得到好处吗？到时候再来个前后夹击，即使李元昊不被团灭，也会吃一个大亏吧。其实这就是韩琦的算计，只是任福领会错了，或者感觉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所以他提前暴露了。

2月11日，任福到达了怀远寨，这时候，他得知了一个消息，离此不远的张家堡正在发生激战。任福一听，热血上涌，立即就把韩琦的命令忘到了脑后，想都没想，率军就赢了上去。就是这么一场普通的小战役，改变了韩琦的整个部署。没说的，任福这支队伍是主力啊，很轻松地就打赢了，杀了几百个西夏人，把其它的都打跑了。但是，也彻底暴露了。

任福一看人跑了，就下令追赶，结果这一追就是三天，连口粮都吃完了。我们不得不说任福是个战将，面对落水狗，他要赶尽杀绝。但是，你把韩琦的军令忘了吗？要你隐蔽前进啊。其实任福或许想过，但是后来他惊讶地发现，敌人逃跑的路线，和自己将要前进的路线是一致的，都是朝着杨木龙方向，那么自己边赶路边追敌，一举两得啊。而且，一路上，敌人丢下了无数的刀枪物资，任福就更高兴了。就这样，一直追到了好水川。这个地方，离着韩琦指定的位置杨木龙城只有几十里。

其实，大家也都想到了，这是西夏人的诱敌深入之计啊。在2月14日，任福的军队进入好水川，这时候，前面的士兵惊讶地发现路边有几个大木箱子，里面还传来了奇怪的声音，于是赶紧禀报任福。任福策马向前，命令士兵开箱。结果一开箱，就发现在里面飞出了几百只鸽子，鸣着鸽哨直入天际啊。

这正是西夏人的合击信号啊，一向喜欢玩谋略的宋人这下被骗惨了。士兵们正在惊讶的时候，忽然发现，四周出现了无数的西夏士兵，他们被包围了。

这是惨烈的一天啊，两万多的宋兵，被十几万的西夏兵包围了，任福啊任福，这就是你盲目追敌的结果，激战随即展开。宋军这时候经过了三天的急行军，人困马乏，面对着潮水般涌上来的敌人，就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很快就被淹没了。任福虽然带领士兵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可是战争毫无悬念。

面对劣势，任福毫不畏惧，他看到不远处有个山包，就命令自己的儿子和桑怿率领一部分士兵占据此地，力求自保。但是，当桑怿他们刚冲上去，就看到大批的西夏士兵出现在了山头上，原来，西夏人早就埋伏好了，任福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儿子和桑怿战死。

这时候，有自己的亲兵说：“将军你还是自己逃走吧，我们全力阻击敌人，为你争取时间。”任福惨然一笑说道：“掩护我逃走？大丈夫战死疆场，死则死耳。”说罢，就带头冲入敌阵。在战斗中，任福深中数箭，最后一枪，从他的左颊刺入，咽喉刺出。此战，包括任福在内的六千多人阵亡。

在这里，还要提一下王珪，本来，他是不用战死的，因为他是附近杨木龙城的守将。但是他听到好水川发生激战之后，就不由分说带领四千多人前来支援。可是面对西夏的十万之众，又能奈何呢？他数次想冲入敌阵去救回任福，可是冲不进去啊。此时，手下的士兵有些已经开始怯战了。毕竟是人啊，面对铺天盖地的西夏人，他们确实是放弃了。可是王珪决不放弃，他大喊道：“大丈夫此刻报国，正当其时。”随即就冲入敌阵中，连自己的铁鞭都打弯了，杀敌数百，最终也是深重数箭而死。

以前只听说宋人软弱，他们不是被辽国欺负，就是被西夏欺负，一味地懦弱求和。可是，在这一战中，如此多的大宋好男人，他们死战不退，杀身成仁，你还说宋人软弱吗？自古以来，一个国家软弱与否，其实和统治者有很大的关系，看看当时的宋仁宗，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软骨头，摇摆不定。一方面想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西夏问题；可是另一方面又幻想着不战屈人之兵，这是什么逻辑呢？好水川之败，大宋是败了，可是，这只是韩琦的部队败给了整个西夏的倾国之兵。

而即使大宋败了，也败的值得，因为虽然惨败，但是也给了李元昊以沉重的打击。此战过后，李元昊二话不说，收拾残兵，头也不回的就跑回西夏了，他也打怕了啊。

韩琦闻听战报，急令退军，在路途中，就遇到了那些死难士兵的家属，于是就出现了前面悲戚的那一幕。战后，韩琦把败军之责，全部承担了下来。后来夏竦命人打扫战场，在任福的怀里找到了韩琦亲笔写的将令，证明了韩琦的清白，这全是因为任福不遵号令的原因。但是无论怎么说，这一战是你韩琦亲自指挥的，你用人不当，也是责任啊。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那就全是马谡的责任吗？也是你诸葛亮不会用人的责任。

但是对韩琦来说，屈辱还没完，战后，山西落第举子汉奸张元作诗一首投掷宋境，诗中讽刺道：“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落款是“大夏国尚书兼尚书令中书令张元”。此战正是李元昊根据张元的计策实施的，这个汉奸此刻露出了得意的嘴脸。其实对这个东西，我是无话可说的，因为我怕脏了我的嘴。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当时宋夏正在议和，但是西夏人态度非常蛮横，提出了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当时朝中大臣大多厌战，所以有些屈辱性的条件他们都想一切从之。对此，韩琦给予了强烈的反对，他提出的《论备御七事奏》，和后面《陈述救弊八事》着力改变羸弱的国势，整顿吏治，选拔人才。和范仲淹提出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的改革措施，基本一致。也是，一场有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积极参与的改革轰轰烈烈的展开了，这就是著名的“庆历新政”。

那么改革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简单地介绍一下，这十条就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这次改革就是针对官场的弊端提出的，前面的几条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就是怎么选拔官吏，任免官吏。规定官员必须要进行考核，靠政绩选官。但是，毫不意外的，受到了保守派的攻击，他们指斥新政官员结党营私，结果就是，1045年，支持新政的官员全部被逐出朝廷，短命的“新政”就此失败。在此过程中，韩琦被罢去枢密副使之职，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

经略北疆

庆历七年（1047年）十二月，韩琦知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第二年又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并兼安抚使，正式经略北疆。自从好水川之战后，韩琦的对敌策略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特别对于范仲淹的以守待攻的策略深以为然。

对于治军，韩琦有自己的一套独特方法，那就是恩威并施，有功的，给予奖励，有过的，严厉惩罚，使得军纪肃然。同时，他还仿照唐朝李靖的兵法，创造了一种“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有个宦官廖浩然，非常贪婪，大肆敛财，而且仗着势力藐视王法，谁都不服。韩琦到任后，立即给朝廷上书，要求朝廷把他召回去。仁宗看到之后，立即就同意了，马上就下令把宦官召回去了，并且施以鞭刑。可见皇帝对韩琦是非常认同的，印象也非常好。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当年欧阳修在河北的时候，就曾经上书朝廷，要求解除边界一些地方的禁耕令，这样一来就可以增加粮食产量，也可以供应边防军需，但是没有成功。后来韩琦再次向朝廷提出建议，皇帝才批准了，开垦了良田九千六百顷。

韩琦非常在意百姓的利益，所以很受百姓爱戴。在离开定州去并州的时候，定州的老百姓都不舍得他走，把路都堵上了。韩琦没办法，只能绕路离开，可见他的受欢迎程度。

相三朝，立二帝

韩琦一生历三朝，一直是朝中的肱骨大臣。从1027年的那场殿试开始，就走上了自己辉煌的人生。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韩琦做到了宰相的位置上。首先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仁宗的立嗣问题。仁宗皇帝一生有过三个儿子，不过很不幸，都在很早就死掉了。那么，如果仁宗一旦撒手，如果没有确定继承人，那么大宋可能就会陷入混乱。

当时的仁宗皇帝也是左右摇摆，拿不定主意，他其实一直没有放弃对自己亲生儿子的渴求，可能是身体的隐疾，始终无法如愿。这时候的宋仁宗都四十多岁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他不会有儿子了。于是，韩琦之前有很多大臣包括包拯、司马光等都上奏要求仁宗立嗣，但是都被拒绝了。韩琦上任后，这个人物就落在他身上了。

他对仁宗说：“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哉！太祖为太子。太祖为天下虑、福流至今。”这里有两个例子，一个是汉成帝刘骜，他是立的自己弟弟的儿子为太子；而宋太祖赵匡胤也是把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就是这两个例子，打动了宋仁宗，促使他下定决心，立了自己的堂兄、濮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为皇太子，赐名曙。不久，宋仁宗去世之后，韩琦就辅佐赵曙继位了，这就是宋英宗。

1066年，同样的一幕又上演了，这个赵曙也是个短命的，才做了三年皇帝就要归西了。但是，如同贪恋皇权的仁宗一样，他不舍得撒手啊。于是，韩琦再次出马，苦劝宋英宗。最终，宋英宗同意了，立颖王赵顼为皇太子。第二年（1067年）五月，宋英宗病逝，赵顼继位，就是宋神宗。

病逝相州

自熙宁七年（1074年）秋起，韩琦就屡次上表请求致仕，但是没有被获准。熙宁八年（1075年）五月，他再度被授为永兴军节度使 ，但是这时候的韩琦已经病情严重，没办法去就职了 。六月二十四日（8月8日），一代明相韩琦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八岁。

宋神宗非常悲痛，他不仅在禁苑为他恸哭举哀，更是因此辍朝三日。并赏赐其家白银三千两、绢三千匹。

为了表彰其特殊的贡献，神宗下诏允许韩琦配享英宗庙庭，这可是非同一般的殊荣了。并特赠尚书令，赐谥号“忠献”；随后更是派兵为其筑墓，亲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

韩琦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亲身经历了抵御西夏、宋辽议和、庆历新政等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朝中，他运筹帷幄，提携后辈，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忠于职守，勤政爱民。

但是在迈入老年之后，韩琦的思想略显保守，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就遭到了韩琦的激烈反对，他认为所谓的“青苗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兼并问题。他从庆历年间一个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变成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代表，这是十分可悲的，也是令人十分不解的。所以，改革是需要年轻人来参与的，不然，任何改革都是无法维系的。

韩琦公元1008年出生在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父亲分别在北宋担任过知府、谏议大夫的官职。韩琦很小就勤于学问，胸怀大志，虽然小心谨慎寡言，可身材高大，周边小孩子们一般无对手，所学文采更是受到先生看中。公元1027年考中进士，同时名列第二名榜眼，因此格外博人眼球，很快就在地方担任官职，公元1036年入朝做了司谏。韩琦为人素来刚正，此后更是打击朝中不法官臣，当时宰相陈尧佐等4人同时因韩琦弹劾而被罢免，被誉为是“片纸落去四宰执”。他大力打击权贵营私舞弊之行为，当时的名相王曾对他十分褒赞。

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与宋朝摩擦不断，韩琦不避亲疏，大胆举荐范仲淹负责边防事宜，并亲自前往边境，与范仲淹共同谋划军事策略，但由于韩琦用人失策，部下草率大意，深入敌腹，被西夏击败，韩琦受到降职。后来两人成功抵御了西夏的入侵，以至边地流出“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歌谣。

公元1045年韩琦推新政“庆历新政”遭到以当时宰相晏殊等守旧势力的反对，失败后被贬出京，直到公元1056年再次入京被拜为宰相。以后又被贬又用，一连三次为相。公元1073年返乡，1075年病逝，享年68岁。

韩琦是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老臣，同时也是参加了宋夏战争、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等北宋重要的政治事件。由于资历深、能力强、人品佳，所以常常被人们称之为宋朝第一相。

一、韩琦也是个官二代。

别以为任何时候普通人家，都有机会出现大人物。一般来说，在和平年代，只有大人物的家里，才能相继出现大人物，至少概率上是这样的。

韩琦家里也不例外，他老爹是北宋著名大臣韩国华。韩国华是个好官，在泉州做知州的时候，给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所以当他去世以后，泉州百姓主动罢市。

不过韩国华去世的时候，韩琦才只有4岁而已。虽说没有得到父亲的良好教育，但是诗书传家的韩家，毕竟家风还在，在母亲的辛勤教导之下，韩琦也在宋仁宗时期考上了进士。

当时的人，给韩琦的评价是这样的：大志气，端庄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也就是说当时的韩琦是个一本正经，且有志向的大男孩。

二、韩琦早年，是个事无巨细的好员工。

成熟稳重的宰相，绝对不是一天所能练成的。韩琦也是一样，刚刚做官的韩琦，初入职场，便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为官原则。

由于朝中无人，所以韩琦早年担任了一系列小官，比如说淄州通判、太子中允、太常丞、监左藏库等。尤其是在担任监左藏库的时候，负责清点库内的钱财收支。这可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活，最关键的是，很难有出头日子。

韩琦作为新科进士，而且20岁就高中进士第二名，一般来说都能谋一个好出路。所以大家对韩琦的遭遇比较同情，可是韩琦却不卑不亢，处之泰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甚至还把工作做出了新花样来，提了不少建设性的建议。

比如说宫中的钱和绢在支取的时候，是宦官直接来拿，连个手续都不用办。要是这样的话，管钱的捞钱手段可就多了。因此韩琦主动提出，设立传宣合同司，收发双方互相监督，这么以阿里就可以杜绝库房贪腐的现象。

因此他很快就被宋仁宗给发现了，但是宋仁宗依旧给他安排一项艰难的工作，那就是担任开封府推官。

虽说职位上得到了晋升，可是事情也多得吓人，因为案件太多，根本处理不完。为此韩琦手不释卷，日夜操劳，哪怕是大夏天，大家都快热中暑了，这哥们还在那儿审阅案件。

别以为事情多，就可以胡乱办理。在韩琦这里，事无巨细，只要是案件就必须要认真处理。因此韩琦把开封府的风气都给带上来了，甚至连开封府尹王博文都赞叹，认为韩琦是宰相之才。这一年韩琦才27岁。

三、位卑未敢忘忧国。

韩琦担任谏官以后，刚正耿直的风格就体现出来了，丝毫不畏惧权贵。但是他做事是很有方法的，并不是一味地针砭时弊。所以他的谏言，宋仁宗基本上都能够选择采纳。

宋仁宗特别喜欢听歌曲，这个时候韩琦上书劝谏，认为现在最紧迫的事情，其实是西北地区的问题。身为皇帝，应该先考虑寻求边防安宁的方法，再考虑唱歌跳舞的事情。

宋仁宗的乳母杨太后，有个表弟叫杨景宗。这家伙实在是太猖狂，到了京城以后，横行霸道，不光跟宋仁宗要宅子，还在喝醉酒后胡作非为，甚至殴打朝廷命官。

宋仁宗碍于乳母的关系，所以不愿责罚他。大臣们也都忍气吞声，不敢招惹杨景宗。唯独韩琦冒了出来痛斥杨景宗的恶行，希望仁宗严惩不贷。

由此可见，韩琦这个人，是一个敢于说话的大臣。他的刚正果敢，其实并不亚于我们所熟知的包青天。

四、经略陕西，治军有方。

在很多人印象中，韩琦是个文弱书生。其实在北宋时期，文人治军是一件很正常不过的事情。当时范仲淹就在西北带兵，而且让西夏人闻风丧胆。

元昊建立西夏政权以后，果断发动了对宋朝的入侵，结果导致宋朝三川口惨败。这个时候韩琦奉命经略陕西，和范仲淹搭档，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一起抵御西夏。

在应对西夏的问题上，韩琦和范仲淹实际上是有分歧的。范仲淹主张防守，而韩琦主张进攻。韩琦的出发点是，时间越长，那么财政压力就越大。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北宋组织的多次出击，基本都以失败而告终。似乎这预示着韩琦的策略是错的，实际上并非如此。韩琦的策略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北宋的军队。

为了应付西夏大军，韩琦还做了以下几件事。

• 第一件事，整顿士气，安抚民心。

由于三川口刚刚战败，所以军队士气低沉，百姓们也是流离失所，四处逃窜。为此韩琦开始重新收拢士兵，加以训练。还放榜安民，让老百姓免于流离失所之苦。

• 第二件事，训练士卒，防守重点区域。

韩琦一眼就看出了宋朝士兵们的战斗力薄弱。所以他开始训练精兵，而且更加注重军队之间的配合。对于有才的士卒，韩琦也不吝惜官职，加以提拔重赏，以此振奋军心。狄青就是这个时候韩琦跟范仲淹一起发掘出来的。

此外韩琦还在边境设立了大量烽火台，学习古人的方法，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对于重点地区，韩琦调集军队集中防守，以此挡住了西夏的进攻。

• 第三件事，招纳土兵，节约军费。

宋朝初年，天下精锐都在禁军。所以派来陕西的兵马也是禁军，这帮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吃不了苦，且不服管教，最关键的是，他们还拿着高工资。

为此韩琦和范仲淹想了个好办法，打算在陕西当地招募大量土兵。这些土兵不仅可以跟正规军配合打仗，而且闲暇的时候，还能种地生产，其实就相当于屯兵。

时间长了以后，宋朝边防力量便得到了加强，而且士兵们的战斗力也得到了提升。最关键的是，还省了大量军费。因此在边疆一直流传着这么一句歌谣：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总结：韩琦文治武功，其实都有建树。

在对抗西夏的时候，虽然韩琦的策略结果不佳，但是整个过程中，韩琦的所作所为，还是可圈可点的。

回到朝堂之中，韩琦还能够参与到庆历新政中来，为改革出了不少主意。当然了这场改革的结果，由于宋仁宗不够坚定，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

谁也想不到，后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韩琦，当初也是个热衷于变法的人，谁还没做过小鲜肉啊！尤其是当庆历新政失败的时候，韩琦不顾任上朋党之嫌，也要维护王益柔、范仲淹、富弼等人，可见他的人品绝对没话说。

参考资料：《宋史》、《韩魏公别录》

宋代的文人牛，牛到如何的程度？我想很多人都了解这一点，自宋真宗那首“劝学诗”的流传开始，文人墨客就已经站在了历史高位，在庞大的文官群体中，曾经有这么一个人，以“东华门外唱名为好男”这句话，在北宋的历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迹。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就是一代名相韩琦。韩琦在北宋历经三朝，政绩斐然，在民间声名甚好，如果不是之前那句曾经羞辱狄青的话，可谓是标准的道德完人。这个性格耿直的文官首领，出生于一个普通官员家庭，幼年即丧父，由于母亲身份的低微，出身不是很好的韩琦在幼年屡受欺辱，但韩琦耿直不服输的性格，注定他不会低沉下去，在一次次棒打和教训后，学堂中的子弟皆被驯服，虽然韩琦年龄最小，但身材高大的他，已然成为众多幼童的老大。身手不凡的韩琦不光打仗厉害，他的学问更是了得，小小年纪便将文章讲的条条是道，这也让学堂的先生特别喜爱，常常在课余多加指点，韩琦的学业也在这样的环境下突飞猛进。正是因为韩琦的出类拔萃，让他的其余兄长另眼相看，开始重视起这个庶出的兄弟。

多年的苦学不缀，让韩琦胸有乾坤，公元1027年，不及弱冠的韩琦，在仁宗天圣五年科，凭借自身的才华高中进士，并且成绩名列前茅，他正式的成为了北宋的官员。这个正直又为的年轻人，将一腔热血融入到造福国家百姓中，他与大多进士出身的同僚一样，首先的职位便是外放为官，由于才干出众，几年后便升为司谏官，这个官职也就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言官。

在他的任期内，充分发挥了一个斗士的作业，以他正直不阿的性格，直言官员不法，弹劾当朝宰相。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由于当年天灾频繁，朝中重臣两相制约，无人愿意承担责任，愤青韩琦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前，痛斥宰相集体毫无能力，任由灾祸加重民间疾苦，尸位素餐。最终四位宰相同一天被罢黜。韩琦一战成名，耿直忠勇的名气大盛，民间直言韩琦是“片纸落去四宰执”，名相王曾更是称赞他：“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这句话的意思是：如今言官都不干活，多是畏首畏尾的人，这样的话谁能矫正皇帝的不足，像韩琦这样，才是切中要害不迂腐，是国之栋才。这些口碑盛赞让宋仁宗对他刮目相看，很快，韩琦的职位又一次变动。

那一年四川大灾，庄稼久不见雨水，致使饥民无数，韩琦领旨知两府安抚使，由于北宋当初夺取后蜀时，牺牲了很多中原兵，宋朝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在四川设重税。这次大灾后，地方官员畏缩担责，不敢轻易开仓放粮。韩琦走马上任后，立即宣布开义仓，又在各灾区举粥棚，救活难民无数，这些终于吃上饱饭的灾民，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纷纷在官衙外叩首伏地，称赞韩琦救活蜀地一百多万良民。经此一事，韩琦的锋芒耀眼而出，这个心系百姓的好官，任谁也不会抹杀他的存在。

任何道路都不会是一只平坦，在四川赞誉而归的韩琦，马上接到新的任务，由于他之前的优异表现，仁宗皇帝把这颗犀利的棋子放到了陕西，职位是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我们的牛人韩琦欣然领命，在这里他遇到了安抚使夏竦，也遇到了另一个安抚副使，这个人成为韩琦生平的重要知己，他就是范仲淹，一个被称作道德模范的大宋重臣。而韩琦也来到了他幼年向往的边塞，这个自小便立下宏伟志愿的人，终于有了治国平天下的机会。

但事与愿违，由于边防经验和军事领域的不足，韩琦与范仲淹几经反转，被西夏军牵着鼻子走，“好水川”大败后，虽然韩琦并未领兵作战，但分配将领调度均为韩琦，责任可谓不小，经过这次战败，这个未来北宋的宰相被贬作他用。我们可以想象韩琦当时的心情，一腔热血换回来损兵折将，这让韩琦心痛不已，在归家的路上，几千阵亡将士的家属围在道边，纸钱飘落哭声撼天，韩琦掩面而泣，这个耿直汉子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自此，在宋夏边界流传着一句话：“夏竦何足耸，韩琦未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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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八年，王安石变法正闹的满城风雨的时候，韩琦去世了。虽然韩琦也反对变法，但神宗得到韩琦去世的报告，也表示痛悼，亲自撰写碑额，“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两次受遗诏确立接班人，这就相当于盖棺定论的官方评价，和我们今天的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等等类似，是定性的评价，而且评价非常高。

用《新宋》里的话说，韩琦就是“相三朝、立二主”，英宗和神宗父子登基的时候，都是韩琦主持的。仁宗无子，英宗小时候就被接进宫中养着，但一直没有立为皇子，最后是在韩琦的劝说下，仁宗才同意立为皇子，也就是作为皇嗣。仁宗去世后，朝廷上下人心不定的时候，韩琦正担任宰相，他劝说曹皇后拥立英宗。

英宗短寿，登基仅仅四年就去世了，除了搞了濮议之外，其实也颇有变法之志，只是天不假年，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去世了。因为他去世的时候年龄不大，所以并没有注意立太子的事，但神宗是活着的儿子中最年长的。英宗去世前，仍然是韩琦担任宰相。英宗昏迷后，韩琦马上让人叫神宗入宫，神宗驾崩后，神宗灵前即位。

这其实是很危险的事，因为之前出现过皇帝突然昏迷，却又苏醒的事情，真宗、仁宗都曾经出现类似的情况。所以，有人问韩琦，你把神宗叫进来，如果英宗又没死，怎么办？韩琦说，如果出现那种情况，那就只能请他当太上皇了。这种想法在别的朝代也就算了，但在宋朝，就等于大逆不道，别人都不敢说，韩琦就敢这么说。

韩琦还干了一件很出格的事，就是在他临终交代后事的时候，特意叮嘱家属，要薄葬，不培养金银珠宝之类容易招来盗墓贼的东西，最出格的则是，要求家属给他设七十二疑冢。这个事儿历史上有记载的，只有两个人做过，一个是韩琦，另一个就是三国时期的曹操。可见韩琦和曹操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三国志》中记载，时人对曹操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个说法其实用在韩琦身上也挺合适的，只不过曹操生逢乱世，最后成了奸雄，而韩琦生活在和平年代，政治稳定，所以他成了治世能臣，能够“相三朝、立二主”。最有意思的是，曹操进封公爵的时候，是魏公，之后又晋魏王，而到了宋徽宗时期，韩琦也被追赠为魏郡王，可见当时人也认为韩琦和曹操有相似之处。

韩琦知人善任的能力也很强。仁宗时期，西夏李元昊不断进攻宋朝西北边境地区，朝廷甚至有人提议迁都，韩琦当时正在担任陕西安抚使，他建议起用之前因为涉及朋党罪名而被贬知越州的范仲淹，之后他们俩都到陕西担任主帅夏竦的副手。但韩琦和范仲淹却并没有因此而相互包庇，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然各执己见，但都是出于公心。

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对夏军的问题上，韩琦坚持强硬态度，主张主动出击，与夏军进行战略决战，一举击败夏军，以免战争旷日持久，糜耗财赋，范仲淹则认为夏军正在上升期，士气正锐，宋军应当以逸待劳，以守为主，等夏军锐气过去之后再反击。韩琦不听，结果导致好水川与定川寨两次大败，宋军与夏军的战争中出现过三次大败，其中两次都与韩琦有关。可见在军事上，韩琦和曹操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之后，韩琦也逐渐接受了范仲淹的意见。

西北战局基本稳定后，韩琦和范仲淹大受重用，被调任中枢，担任宰辅。当时宋朝开国已经八十多年，前期遗留下来的问题积累得很多，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充分暴露出来了，急需要改革。但改革就要触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没人主持。在韩琦和范仲淹担任宰辅后，就开始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改革仅进行了一年，就因为记得以利益者的反对而中断了。

不过，到王安石变法的时候，韩琦作为主张变法的前辈，却并没有支持王安石，而是站在了对立面。近些年有些人喜欢用韩琦、文彦博、富弼、司马光等等这些人自己也变成了既得利益者来解释，其实不太合适。他们也并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而是对时局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新宋》等等穿越小说流行之后，这种看法更加谬种流传。

韩琦能力绝对不次于王安石，但在庆历新政遇阻之后，他没有选择与反对派冲突，而是自己主动退避三舍，中断变法，也是为了维护宋朝的基本政治结构不出现大的动荡，能够保持稳定。因为，对一个王朝来说，保持基本政治结构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改革或许能彻底解决问题，但如果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半途而废，那么就会出现旧的被破坏，而新的立不起来的状态，整个国家就随时都有可能崩溃。

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来说，在决定进行改革的时候，都必须要准备好退路，也就是要考虑周全，如果出现改革改错了的情况，那么要给自己留有余地，能够退回去，不能让局面失控。相比之下，王安石在主持改革的时候，就没有韩琦范仲淹考虑得周全，没有留出余地，最后走向了失控，让新旧党争变成了北宋晚期的主要政治议题，是否拥护改革已经成了政治斗争工具。

在这个意义上，王安石显得就不如韩琦政治上成熟持重。最后再看一下欧阳修对韩琦的评价：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这个评价是很到位的，也是成熟的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

我国北宋时期功高盖主，功成名就的人有很多，比如功高盖主的名将李继隆、大破西夏，平定侬智高之乱的狄青、创造鼎盛战绩的名将曹彬、戎马一生却晚年失足的潘美、抗击金兵的宗泽、雁门关大破辽军的杨业等。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北宋时期三朝名相韩琦，关于韩琦你了解他多少呢？

韩琦简介

韩琦，字稚圭，自号赣叟，三岁时父母去世，此后，便由诸兄抚养长大。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考中进士，并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迁开封府推官。次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景祐三年（1036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

韩琦自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开始了为时十年的宰相生涯，辅佐三朝，欧阳修曾有言赞韩琦：“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他在宋夏战争爆发后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人称“韩范”，在军中的声望也是比较高，当时边疆还有歌谣传颂“韩范”说：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韩琦的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及《家传集》等。他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韩琦、范仲淹“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为执政大臣。当时北宋国力下降，宋仁宗希望励精图治，有所作为，想要通过改革恢复国家繁荣，因此催促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李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时要挟宋朝“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而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都比较厌战，便想要答应这些要求，但是韩琦坚决反对，他上《论备御七事奏》：“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又陈述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的救弊八事。面对北宋中期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而这些与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这次的政治改革，就是有名的“庆历新政”。

主持改革的范仲淹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但是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全都被贬职出朝。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韩琦与狄青

狄青（1008~1057年），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市）人。出身贫门，自少入伍，面有刺字，善于骑射，人称“面涅将军”。

狄青

韩琦任知州兼安抚使官员，狄青任定州副总管，以宋朝的官制，狄青与韩琦当时的品级相当，但由于宋朝以文治武，同级别下，武官要比文官低一级。一次，狄青的下属焦用因为犯错被韩琦抓了，狄青得到消息后赶去求情，他站在台阶下，韩琦居高临下，狄青说：“焦用跟着我出生入死，作战勇猛，是个保家卫国的好男儿。”没想到韩琦听后却不以为意，大声讥笑道：“区区一个武夫算什么好男儿，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名者才是好男儿。”说完就让手下杀了焦用。这件事一直让狄青耿耿于怀，他经常对人说：“我的功劳比韩琦大，差的只是一个进士出身而已。”

韩琦去世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而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并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

韩琦

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针对辽朝利用宋朝与西夏战争和国内危机时要求割让领土，韩琦也表示应该拒绝辽朝的无理要求，献策加强防范，增强对辽朝的军事准备，用武力抗击侵略，洗雪旧耻。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

熙宁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配享英宗庙庭。后遗作编为《安阳集》。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

韩琦在朝中，他运筹帷幄，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他忠于职守，勤政爱民。

韩琦是北宋政治家、词人，仁宗天圣年间进士，是一个宋朝不应该被遗忘的名相。

他作为北宋仁时期的宰相，韩琦是当时士大夫之中最高的政治代表，从仁宗到神宗，他一共辅佐了三代帝王，参与了北宋的许多重大事件，被后人称为“宋朝第一相”，虽然他的人生经历十分的丰富，但可能是因为他在宋代这个名人都带“文气”的时代，更偏向于是一个政治家而非文学家，所以在后世人心中，他没有像他的同僚一样具有“高人气”，或许仅有提到北宋政治的时候才会对这个人说上一二笔。

一、出生名门，性格纯一

韩琦出生于公元1008年，是典型的北宋中期人物，他的父亲是北宋的名臣韩国华，官至右谏议大夫、泉州知州，可以说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官二代”。

不过韩琦并没有怎么享受到过父爱，因为韩国华在韩琦四岁的时候便去世了，年幼的韩琦是在母亲和哥哥们的抚养之下长大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韩琦形成了“大志气，端庄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在后来也影响着他的仕途。

二、早期仕途，不甘堕落

天圣五年，年仅19岁的韩琦便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进士，开启了他的仕途之路，明道二年，他开始掌管左藏库的收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差事是吃力不讨好的，怎么做都一样，做不出来什么实事，自然很难得到升迁的机会。

但是韩琦却并没有这样想，他不仅将自己的本质工作做得很好，还向仁宗请求设立“传宣合同司”，免去主管清点，仁宗自此，看到了这个年轻人身体之中蕴含的潜力。景佑三年，他又担任了右司谏的职位，完成了自己职位上的多重跳。

在宋代，御史台和谏院两个机构专门负责谏诤，其中以谏院为甚，而韩琦正是在谏院担任谏官。谏官这个职位在宋代并不“吃香”，在《宋史》之中就有记载，曹修古曾带着十二个御史去早朝，路上看到两个宦官骑马没有躲避，这是与理不合的，于是“呵者为止”，一般来说，宦官的地位十分的低下，但是这行御史却“反为所骂”，由此可见，在当时，谏官的地位其实有些低。

三、直言善谏，稳步提升

但是韩琦却并没有因为自己地位不高而退缩，相反，他直言善谏，这种“善谏”从他在掌管左藏库收支的时候就敢向皇帝提出修改意见的时候依然能窥见一二，更不必说他担任谏官之后。韩琦自己就对自己的谏言写下如此的评论：“善谏者，无讽也，无显也，主于理胜而已”，正是这样的“窍门”加上自己敢于谏言的性格，才使得韩琦在谏言这条路之上走得十分平稳。

韩琦担任谏官三年，在此期间内，他改变了北宋前期谏官不敢谏的现状，使得谏官的地位稳步提升，最终甚至能和宰相相抗衡。

康定元年，北宋在三川口惨败，这次战争让那样“居庙堂之高”的统治阶级不能够在做着大国梦，仁宗派遣韩琦和范仲淹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前往前线。

四、经历挫折，逐渐成熟

韩琦在军事方面也有一定的天赋，在他的领导之下，军队之间的配合能力获得了显著的提高，但是他也并不是全对，他看不清局势，盲目主战而忽视了防守的重要性，尤其是他和范仲淹二人之间的分歧，更是使得战况急转直下，最终使得好水川大败，宋损失惨重。

不过在后期，韩琦获得了改变，开始注意到防守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地觉得只要攻打就能够获得胜利，可以说，这段军旅生活，让韩琦飞速成长。

原本的他不过只是个“居庙堂之高”只会为国为民忧愁的文人学者，一个只能够看到表象而思考不到内在的年轻人，他张扬，带着年轻人独特的锋利，而在这之后，他蜕变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他会去思考，会去探索，会去权衡得失。

对于两次变法改革的不同看法（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

当然了，韩琦在历史之上留名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参与过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这两次宋代重要改革。

先说庆历新政，他是这场政治改革之中的重要人物，一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对于新政的看法，提出来措施，另一方面，即使在新政失败的时候，他也并没有把自己摘出来置身事外，而是为改革派辩护，由此可见他的风骨。

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在，公元1056年，韩琦又重新回到政治的中心，拜枢密使，两年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又三年，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韩琦，成为了北宋的宰相。

值得一提的是，韩琦积极参与了庆历新政，并且维护改革派的利益，但是在王安石变法时，他却成为了一个不小的阻碍，岁月真的能将一个人从改革派变成保守派吗？韩琦真的变了吗？其实不然。那么韩琦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便是财政，他向神宗谏言设立了“三司条例司”，在这样的改变之下，原本的三司系统成为了虚设，其权利也被削弱，其导致的后果只会是“冗官冗费”。宋朝为了限制武官的权力，大肆设置文官，这本来就已经让宋朝的财政出现了一定的空洞，朝政之上更是愈发腐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设置一个单独的机构，只会将这潭浑水搅得更混。尤其是这个机构的权力范围还极大，破坏了原有的政治体系，政治体系被重新打破重新洗牌，没有人知道结局是好是坏，韩琦也只能权衡利益，选择反对。

而韩琦批判更加严重的还是王安石所说的青苗法，在王安石的原本意图之中，青苗法是“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补寡而抑民豪夺之意也”的，这是好事，但是真正执行下来，却并没有想象之中的那么好。

韩琦认为，青苗法规定了乡村五等户所借的青苗钱数，户等越高，借钱则越多，但是那些上户真的会借钱吗？他们本身是以放贷者的身份存在的，会成为借贷者吗？而且如果人户不愿意申请青苗钱时，要结罪申报，如果说提举司派人劝说，人户愿意申请之后，地方官员还会受到处分，这样算来，很容易出现强制发放青苗钱的行为。

可是青苗钱本身是有利息在的，这损害的就是老百姓的权益。而且让有一定资产的人为没有经济实力的人担保，贫民还不起钱的时候，这些有经济实力的人要代为偿还，这确实没有损害国家利益，但是，这些有资产的人难道就是活该为别人买单？

当然，除了这两点外，韩琦还反对了王安石变法的不少条例，但是仅仅从上文的两点就可以看出，韩琦并不是随意反对的，而是有凭据的反对，是真正的为国为民，在很多改革派的眼中，韩琦是落后是保守的，但是对于当时的国家，韩琦保证了他们的利益，总的来说是有利于社稷的。

韩琦这一生，可以说是褒贬参半，喜欢他的人说他是“宋朝第一相”，在不喜欢他的眼里，他的主战让宋朝损失惨重，他就是个“无用之臣”，只适合在政坛之上，军事之上一窍不通。但是，虽然说韩琦在军事之上确实有所失误，但是这些错误却并不能够抹杀掉他的功绩，而他对于宋朝的功绩，我们说他是“宋朝第一相”也不足为过。

韩琦（北宋政治家、词人）

韩琦（1008年8月5日－1075年8月8日），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市）人。北宋政治家、词人。 韩琦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历任将作监丞、开封府推官、右司谏等职。曾奉命救济四川饥民。宋夏战争爆发后，他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颇有声望，人称“韩范”。之后又与范仲淹、富弼等主持“庆历新政”，至仁宗末年拜相。宋英宗时，参与调和帝后矛盾，确立储嗣之位。宋神宗即位后，坚辞相位，连判永兴军、相州等地，又反对“熙宁变法”。累官永兴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封爵魏国公。熙宁八年（1075年），韩琦去世，年六十八。神宗为他御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并准其配享英宗庙庭。宋徽宗时追封魏郡王。至清代，更先后从祀历代帝王庙及孔庙 。

临近交卷，突然间悲剧发生。韩琦的卷子污了，一大片墨水铺上去，白纸变黑纸，卷子变废纸！旁边的人都吓呆了，以为马上就会听到韩琦的哭声。要知道文章这个东西不是单纯的文字，那是凝聚精神，融会知识，再调整情绪才能写出来的东西，尤其关乎一生的考卷，那是四五天的时间里全力以赴才完成的。马上要交卷了，除非过目不忘，不然没法重来！ 但是这位18岁的少年镇定自若，请再拿一份笔墨来，我要重写。只见他刷刷点点，临危不乱，居然抢在交卷之前，把时文论政以及诗词歌赋同时写完。至于效果怎样，一甲进士第二名！ 而这个探花不甘寂寞，在朝廷上也经常弄得血雨腥风，看谁不顺眼，就弹劾，因为他有个非常温柔的好上司，宋仁宗。因为这个主子比较怀柔，对于一些不干实事的家伙，最多罢免了事，不会深究，韩琦就抓住这一点，狠狠大刀阔斧，谁老，谁占着茅坑不拉屎，统统给老子滚蛋。 韩琦的位置是范仲淹以前坐过的，右司谏的力度丝毫没有减弱。他把王随、陈尧佐、韩亿等人以权谋私的丑行一件一件地抖落出来，只差汇集成册，不然就是另一副《百官图》。最后韩琦郑重发问：太祖、太宗留下的基业，就是为了让他们随便乱搞的？

韩琦有策立之功。是北宋文官的顶流人物。同时门风保持的还挺不错。算很厉害的人物了。

当然，跟十全十美是比不上的，韩琦号称知兵。当时陕西有帅臣（韩琦、范仲淹）有名将（狄青），种家将、折家将。有雄兵，有财政支持。不能平定西夏，让元昊继续做大。足见当时韩琦的实际指挥能力不见的高明。神宗朝王韶、哲宗朝章楶论文赶不上韩琦，论武却比他有技术。可见北宋中期之后，由于武备废弛，缺乏独当一面的战略统帅，不复保持曹彬杨业至李继隆这样的方面统帅了。只有一个狄青，文韬武略兼备确实有此才能，然不得善终。

韩琦，用宋仁宗的话来讲——韩琦性直。

韩琦性格“直”，韩琦的“直”是对目标对象而言的，不是不顾大局的直，也不是莽夫那种直。

宋夏战争

西夏前期一直对北宋称臣，一直到李元昊，李元昊称帝，对宋朝大举进攻。当时宋夏边境上有四名主帅，分别是韓骑、王沿、范仲淹、庞籍。

其中韓骑、范仲淹、龐籍三人都人便宜行事之权，这三人算是文臣中最熟悉战事的大臣，尤其是范仲淹，他主政西北期间发现狄青与种谔二名帅才。

宋朝有一个传统，就是一个防卫区，或者一支军队有四五名主帅，且相互不统率。与西夏交战地区也是如此，但好在范仲淹年龄，威望比其它三人大，其它三人比较配合范仲淹工作，所以才没出多大事。

西夏军在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进攻，并在三川口大败宋军。当时韩琦就主张全军出击，与夏军决一死战。范仲淹则比较保守，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

结果仁宗图省事，想一鼓作气击败西夏。就有了韩琦好水川之败。

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李元昊率十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一万八千人，前往抵御。临行前韩琦说“荀违节制，有功亦斩”，直接限制任福的活动范围。

然后好水川一战，宋军死了六千人。韩琦事后往战场上赶时，“全師陷沒，魏公（韩琦）還至半途，亡者父兄妻子数千人號於馬首招魂，而哭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

韩琦这才转身范仲淹的防御之策，面对宋朝的乌龟政策，西夏国小力微，很快就妥协和谈——向宋朝要钱称臣。

当时宋朝流传这样的话——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胆。

这话只有后半句对，不过韩琦很直，他自己犯的错，他认。

当宰相期间

之后韩琦与范仲淹一起主持过“庆历新政”，很快失败，外放地方，做了很多年的地方官。于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然后再任枢密使（最高军事长官），再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韩琦是在宋仁宗后期当上宰相的，他就要面临选太子的问题，因为宋仁宗没有儿子。时任諫官司马光也上奏劝仁宗早立太子，韩琦借着这次时机，让宋仁宗的养子赵曙当上了太子（先皇子后太子）。

嘉祐八年（1063年），赵曙即帝位。

这就出了问题，宋仁宗的皇后，也就是现在的曹太后，对不是自己亲儿子的宋英宗有不满（她没儿子），二人有矛盾。

赵曙没当太子之前，还是一个阳光的少年，每天无忧无虑地玩，何况他也不想当太子。结果被人推上去了，当了皇帝后，面对曹太后的影响，他选择了退让，也就一直生病。甚至在某日，宋英宗在宫内喊道；“待杀我（有人要杀我的意思）。”韩琦马上让宫人扶英宗下去休息，并严禁消息外传。

之后与欧阳修等大臣，找曹太后。因为韩琦知晓英宗的心病是曹太后。

韩琦对太后说；“臣等只外面見得官家（指皇帝），里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

我们这些大臣只能在宫外保护皇帝，宫内的事就要靠太后。要是皇帝失了照管，太后也不会安稳。这就是明摆了警告太后，皇帝死了，你也不能安稳。

太后相当吃惊，反问道；“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

相公你这是什么话，我是皇帝的母亲，自然会用心。

韩琦继续提醒，“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

太后这样做，底下的人也会这样做。这就是提醒太后约束手下奴才。

韩琦这话，让同往的大臣心里发怵。出去后，大臣问韩琦；”语不太过否。“是不是太过了。韩琦回应道；”不如此不得。“

当宰相怎么“杀人”

曹太后临朝期间，英宗还说不上话。这时就是一名叫任守忠的人交通上下，当了宣政使，司马光等一班大臣上书，要杀了这名走后门的人，英宗看了奏折，也同意，但奈何大权在曹太后手中，英宗下不了命令。

这时韩琦就拿出空头敕（填上字，就可以发了），把任守忠叫过来，直接对他说；“汝罪当死，贬保信军节度副使、蕲州安置。”。就当着他的面，在空头敕上填字，发配蕲州安置。这操作直接惊呼一众大臣。

韩琦更牛的是，逼曹太后还政于英宗。因为英宗并不是一个强势的皇帝，即使是当了皇帝，还是曹太后听政。英宗对韩琦的操作也是这样说的；

“英宗動色曰：‘相公苦崇母后，岂是好事？’公曰：如不以此，岂肯放下？所放下者大，此何足惜”

当然，为了打消曹太后的的害怕心理，韩琦让英宗封自己的生父生母为王，称仁宗为皇考（父亲），并劝英宗要对太后尽孝。

英宗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

韩琦为使太后与皇帝和睦，举了舜帝的例子。其实就是努力消除二者的矛盾，不要让它影响朝局。这话英宗是听进去了。

但英宗命也不长久了，韩琦又劝英宗早立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宋神宗。

某次，英宗病久。韩琦就向还未上位的宋神宗赵顼说；”愿大王早暮在上左右。“神宗此时还不明白韩琦在说什么，神宗说；’陪在父亲身边是身为儿了的责任。“韩琦再说；”我不是说这个。“后面是神宗感悟而去。

显然，韩琦又做好了皇帝死亡的准备。

对王安石变法

韩琦是反对变法的那一派。也因为在宰相位子上待久了，被人弹劾了，直接辞职。但神宗对这位老臣异常尊敬，待韩琦上宾，神宗就问韩琦；”您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这是为什么？“当时正在变法时间，无论是同意与不同意，必然会被新旧二党攻击，所以韩琦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当年仁宗皇帝立先帝为太子时，王安石也有异议。”

韩琦不愧是老姜，直接反击王安石。神宗将这话告诉王安石时，王安石马上回应；“方仁宗欲立先帝爲皇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韓琦異也。”

不过韩琦也仅限于此，并没有继续反对变法。毕竟此时的韩琦62岁了，没多少时间了。

另外韩琦对王安石也有一段故事。

当时韩琦在外地主持工作时，王安石是他的手底下官员。不过王安石学习异常勤奋，经常学习到深夜，第二天又急忙忙的跑去上班，而且不修边幅。韩琦看到年轻人这样，以为他花天胡地去了，就对他说；“君少年无限，不可自弃。”王安石行行礼，待人走后，说了一句“韩公非知我者”。后来，韩琦知晓王安石有才学，就想收到门下，但王安石不愿意。

不过王安石对韩琦还是异常尊敬。

用司马光的话说“琦实有忠于国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这里的遂非，指的是坚持﹑掩饰错误。

韩琦性子直，有一股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冲动。对西夏的战争，其它人主张守，就他主张攻，打输了，才承认范仲淹是对的。对于曹太后影响英宗，也不掩饰，直接说英宗没了，您也不得安稳，性格极烈。对于任守忠私上高位，也是直接开敕，发配蕲州。这种强有力的手段，非极自信的人不可能做的来，所以司马光说韩琦“遂非”，普通话就是性格“直”，一往无前的直，只有惨败，才可能承认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