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死在征伐的路上，皇帝守边关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我认可朱棣是明朝杰出的皇帝、政治家、军事家。但是就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个明粉经常称赞的话语，说实话我其实是不太认可的。在封建时代皇帝作为国家政治活动最重要的一环，为何要至于如此危险的环境中去，其实说白了，就是国家实力弱罢了。有明一代，蒙古也没有真正的被征服。朱棣迁都北京未尝没有逼迫后代子孙励精图治的心理，如果不是朱高炽登基没多久就驾崩了，早就跑回南京了。他老爹敢这么搞，朱高炽可没有天天直面蒙古刀锋的想法。
为什么这么说朱棣守国门是无奈之举，大家看完明初到朱棣北征时候蒙古诸部寇边情况就知道了。
明初建国时，朱元璋派出处于巅峰状态的明军八征蒙古，虽然取得了一定战果，但是由于游牧民族特性始终难以消灭蒙元。等到朱棣夺权成功后，蒙古实力开始出现恢复的现象，入侵次数明显增多。一方面朱棣作为篡逆夺取皇位之人，他急需功绩证明自己得国之正。同时，北京作为他的龙起之地可以说是经营最完善的，迁都北京可以对南京固有官僚阶级进行洗牌。因此，两个原因一拍即合，迁都北征也是一气呵成。
纵观朱棣一生亲率大军五征漠北，共计动用兵员几十万。但是，出征的效果并没有朱元璋时取得战果大，没有大规模对蒙古有生力量进行歼灭。等完成迁都后，明朝陆续在北方开始设立边镇，最后形成了九边拱卫京师的局面，战争的形式也由主动出击变成了被动防守。明朝最后一次大规模出击，那就得是超级败家子明英宗了，一次土木堡把明朝上三代皇帝积攒的家底败个精光不说，自己被俘虏不要紧，还把整个武勋集团死个精光，致此文官集团彻底得到释放，皇帝唯有依靠宦官才能进行制衡，明朝的畸形政治制度也由此确立。等英宗之后嘉靖在位时，俺答汗南下，九边吃空响的各位边将竟然无人敢战，最后靠仇鸾的再三贿赂，俺答汗一顿纵兵劫掠后才退了兵，仇鸾竟然因此获封大将军、太子太保。
这和明粉说的不和亲、不纳贡可对不上号了。
我读研究生时，有一位老师是专门研究明史的，是当时中国明史研究协会副秘书长，他老人家自己都说越研究明朝历史越生气，还请各位明粉不要过于夸张粉饰了。
为啥天子守国门，无他，唯实力不够也！能像汉武帝把匈奴打的西迁，才叫真汉子！
“天子守边关，皇帝死社稷”便是这位明成祖提出来的。
作为一国之君，皇帝不仅仅是权力的集大成者，还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中心所在，可以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
皇帝守边关，一般都会做好万全之策，在确定皇帝的安全之后才出行。
而什么时候皇帝会守关呢？是大战节节败退，军心涣散的时候。这时候皇帝的出现，就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告诉战士们朕与你们同在，给将士一个主心骨，吃一个定心丸在大战上是非常重要的。而因为周全的保护，缜密的守卫，全国最先进的医疗，一般人想要干掉皇帝也是不容易。
而明成祖可以说是一个意外，他十分精通打仗，擒杀谢贵，败朱允炆，袭宁王朱权，是个常胜将军。他登基为帝后，也是一代贤君，创一代永乐盛世。
因此，无论在人选上、民心上、军事上，他都要御驾亲征。
病死在途这个事，即便不征伐，依照古代落后的医疗水平，他也不一定活得了多久了。
“天子守国门”，总体说来是一件不靠谱的事。
除开朝皇帝外，直接参与战斗的并不多，自朱棣开始，三代皇帝御驾亲征，也是绝无仅有。
这里面主要原因是明军的强大战斗力。有了铁骑，大炮和火铳的明军几乎是无敌的存在。皇帝出征是有底气的。
即便是这样，朱祁镇还是出状况了，弄得大明非常被动。所以，总体来说，皇帝出征的风险太大，不值得推广。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
领导和一线分工不同，作用不同，还是各尽其职的好，别越线。
明朝素以”作风硬朗、骨风刚强“著称，因此也被人们称为“刚明”。正所谓“不割地，不赔偿，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我们每次看到这句话，内心多少都对故明产生一丝由衷的敬意！
的确，大明立国276年，“无汉唐之和亲 无两宋之岁币”，这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尤其是明朝的皇帝，更是以”天子守国门“著称。当然，大明十六位皇帝，也并非个个都有御驾亲征、御敌守国之举。实际上，终明一代也就只有明太祖、明成祖、明宣宗、明英宗和明武宗五位皇帝有御驾亲征过。
明太祖朱元璋自不必说，作为大明的开国皇帝，是一名典型的马上皇帝。朱元璋戎马一生，以一无所有的贫僧身份，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先是消灭割据南方的汉族群雄，继而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开创了伟大的大明王朝。
明成祖朱棣也是一名马上皇帝，他通过发动靖难之役，从自己的侄子朱允炆手中夺取皇位。继位后，朱棣励精图治二十余年，开创了著名的永乐盛世。而朱棣在位期间，还曾五次御驾亲征，率军讨伐蒙古，有效的维护了大明北境之和平。
接下来的明宣宗朱瞻基，他是继洪武、永乐之后，明朝的又一位英主。朱瞻基早年就曾跟随祖父朱棣北征蒙古，理论上也算是半个马上皇帝。因此，对于战场杀伐、行军打仗，朱瞻基也并不陌生。所以，他在位期间也曾亲自精选铁骑兵三千飞奔北境，一举击退兀良哈进犯的军队。
如果光从这三位英明神武的大明皇帝的事迹来看，明朝这种”天子守国门“的硬朗作风，似乎还真对抵御外敌，树立军威有极大的作用。
可问题就在于后世那些皇帝，历朝历代都不可能经久不衰，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之君都是久居深宫，过着深居简出的宅男生活，不论体魄还是胆识都无法与王朝前期那几位盛世明君相提并论的。因此，过去洪武、永乐、宣德三代皇帝的御驾亲征是”宣扬国威，震慑外敌“的伟大举动，但到了正统和正德这两位”正“字头的明朝皇帝那，结果想必大家也都清楚，一个成了耻辱，而另一个则成了笑话！
因此，可以说，大明的”天子守国门“实际上只适用于其强盛时期。到了明朝中后期，平常也就是一句吹牛皮的空话，如果真要付诸行动，那便很可能成为一项不靠谱的举动，往往会造成反效果。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本文作者：过客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大赞
炫迈凯来回答[呲牙]
1405年朱棣迁都北京，住上了紫禁城。也意味着明朝的皇帝要以天子的身份守卫国门了。
这对于朱棣而言是正确的一项，在朱棣时期，蒙古人对于明朝边境威胁特别大，经常骚扰边疆，造成边疆不稳。打击蒙古人成为了一个首要问题，朱棣也试过派大将军去出战，结果不尽人意，毕竟一个将军的权利有限，再加上靖难之役的结束，皇帝也不敢给权利给将军，甚至给藩王。这些都是条件不允许的，所以解决边境蒙古人问题很难。
最后的考虑，那就是迁都北京，皇帝亲自督战。毕竟朱棣早年上过战场，经验丰富，战术高超。再就是北方边境确实需要一个重要城市，以此为点，发动对蒙古人的进攻，再加上朱棣早年封地就在北京，北京的地形各项条件都适合，最终朱棣迁都北京。（朱棣迁都北京还有一点就是杀的藩王和读书人都不敢说话了，权利高度集中。要不然后面的皇帝一说迁都，下面的大臣就开始蹦高了，损害到他们利益了）
朱棣去世之后，这明朝皇帝魄力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文官集团的权利开始变大，平衡皇权。（纵观明史，就是皇权和文官集团的争斗，比如嘉靖皇帝的大礼仪之争，归根到底就是权利的争夺）
后面的皇帝出生就在这，也习惯了，再加上祖制动不得，权利无法压制文官，迁都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综上所述，迁都北京在当时是正确的选择，北京也是适合当都城的。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呲牙]
其实嘛，朱棣也不想在途中驾崩！只是北边的环境恶劣，长途跋涉的劳累；再加上第五次北征之时，朱棣的身体状况早就不如从前。
老天爷不遂人愿，朱棣病死在榆木川。
提起明朝，很多人会想到“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是一股坚定不屈的骨气，明朝确实“刚”，大臣刚，皇帝也是刚，个个是“钢枪小王子”。
但是，关于朱棣个人“死在征伐的路上，皇帝戍守边关”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其实，我觉得不是朱棣戍守边关，而是朱棣开拓疆土，想以此战换取明朝的十年稳定局面，谁知道出了意外。
第五次北征，是北方出现了几股小股部队侵犯明朝边境，朱棣根本不需要如此小题大做亲率大军迎敌，只需要派出边关将士御敌就可。
可是，朱棣内心不是这样想的，只从朱元璋起，“南倭北虏”，北方就一直是明朝的心头之患，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没有粮草、用具就想着侵犯中原。这时，北方不定，中原就难以真正的安稳，朱家的天下也坐不稳。
所以，第五次北征不是朱棣去戍守边疆，更多是主动出击、开拓疆土，为后代子孙争取真正的和平，哪怕这一战损失很大，那换取十年的繁荣也是不错的。
明代学者黄宗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也。”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定都北京，就像是皇帝亲自看守门庭一样。”这句话直观地显示了明朝首都北京，所面临的严峻的国防形势。由于北京城迫近边境，时刻都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与东北方渔猎民族的威胁。截止明朝灭亡，蛮族骑兵曾三次兵临北京，其中蒙古两次，后金一次，这三次入寇分别被称为“土木之变”、“庚戌之变”以及“乙巳之变”。这三次入侵，都给大明王朝带来了巨大震撼。然而明朝“天子守国门”的窘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北京城真的是从一开始就暴露在游牧民族的刀口之下吗？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探讨一下明朝的“弃地”问题。
洪武遗患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布檄文，宣布对腐朽的蒙元王朝发动总攻。明军在“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一路皆捷，攻入元朝的大都，迫使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狼狈北逃。随后，朱元璋与帐下诸将追亡逐北，横扫元朝的残余势力，以图恢复华夏旧疆。经过数年的奋战，明朝基本恢复了汉唐旧土，蒙古势力全面退回了草原。虽然蒙元势力已然式微，但朱元璋对其从来没有掉以轻心，仍时刻防备着他们的反攻倒算。朱元璋本想招抚残元势力，但是都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
招降不成，便只能用刀剑来说话。1371年，也就是洪武五年，朱元璋经不住帐下诸将的一再请求，对盘踞于草原的北元势力发动了总攻。明军并分三路，深入沙漠。但在此战中，明军由于不熟悉地形，遭致了失败。此战结束了明军对蒙元战无不胜的历史，而苟延残喘的北元势力也终于在此战之中缓过劲来。由此，朱元璋停止了针对蒙古的战略进攻，并转而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在此基础上，明蒙双方攻守之势发生易位，蒙古骑兵开始对明朝边境进行了小规模反攻。为了应对敌人的骚扰，朱元璋制订了“搜剿、清野”政策。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对延边诸郡实行了“迁民”政策。也就是将边民迁往内地，以此来摆脱蒙古人的骚扰，同时也让蒙古人寇掠的经济目的，无法实现。然而“迁民”政策也不是没有副作用，这会导致边境空虚，从而使延边诸卫所得不到有效支撑，而这也为明朝后来的“弃地”埋下了伏笔。
1387年，明军发动捕鱼儿海之战，此战中，明朝彻底摧毁了北元势力，一雪洪武五年败绩的耻辱。此时，朱元璋认为天下已定，遂开始着手营建他心目中的北方防线。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只有他的儿子们才能成为大明王朝北方的屏障。史书中曾提到：“高皇帝驱胡出塞，复我中华，经始虑终，防胡为急。于是大启宗藩，错布万国，则选诸子，周匝三垂。”朱元璋先后加封秦、晋、燕、谷、宁等十位国王于边境，史称“塞下十王”。这些藩王都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军队，朱元璋期望他们能够成为皇室的屏障。从地理分布上来看，明朝的藩王防线主要以辽东、大宁、开平、大同一线为准，将后来的九边，乃至于北方重镇北平荫庇于其后。
此时，明朝对于蒙古仍实行积极防御政策。明军以塞下诸王与长城以北的军镇为基础，时常派兵数万，对蒙古人进行“清沙漠”的战略。在此期间，明朝诸藩王表现良好，屡次击溃蒙古人的侵袭，其中以燕王朱棣最为突出。从此蒙古势力远遁，近边再无敌骑。
靖难之祸
封国制度是有效的，但是其副作用也是极大的。与皇帝同姓，并拥有军队和领地的藩王，永远是中央政权的大敌。在历史上，西汉和西晋都曾爆发过大规模藩王造反的事件。对于这样的风险，朱元璋自然也有所考虑。不过朱元璋在查阅史书后，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藩王们之所以会造反，是因为天子和藩王没有“各守其道”。在七国之乱前，当时还作为太子的汉景帝，竟因一点小事就用棋盘砸死了吴王刘濞的儿子。汉景帝在继位后，还运用了晁错的削藩之策，丝毫不顾骨肉亲情。由于皇帝自身“失道”，导致中央与诸王失和，这才造成了七国之乱。所以朱元璋认为，只要皇帝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诸王知“夹辅王室以尽君臣之义”，封国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然而历史的发展证明，朱元璋实在太高估血统和亲情的作用。在至尊的权力面前，无论多么亲近的血缘，到最后都只是儿戏。用伦理道德而不是制度，去制约人类自私而贪婪的本能，最终总是要碰壁的。
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他在一些文臣的撺掇下，开始对塞下诸王进行“削藩”政策，而这也是明朝北方边防体系崩坏的开始。在建文帝“削藩”政策的逼迫下，在自身野心的驱使下，燕王朱棣悍然造反，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变”。为了加强自身力量，朱棣将延边备胡的边兵并入麾下，因此明朝北方的国防实力受到了极大削弱。其中，以大宁镇的极度衰弱最为典型。1399年，朱棣将宁王朱权，连同他属下军民一并迁入内地，而朱权镇守的大宁也因此成了空城。大宁地处长城之北，是拥兵十余万的超级军镇，明军针对蒙古人的“清沙漠”行动，往往以大宁为出发点。大宁的存在，对蒙古封建主们具有极大的震慑作用。然而朱棣为了内战，置北方边防于不顾，将大宁变为空城。不久后，大宁卫被弃，其地为兀良哈三卫所占据。
此外，非常值得注意的还有东胜卫的放弃。东胜卫位于我国河套地区，在秦汉时此地被称为九原、朔方，唐朝时此地曾建有三座受降城。河套地区依山傍河，便于防守。同时控制河套还能有效控制高阙，能够随时对北方游牧民族进行反击。占据河套，就像往游牧民族的心窝里插了一把尖刀。明初，朱元璋在唐朝受降城附近建立了东胜卫，成为明朝西北地区边防体系中的重镇。然而东胜卫孤悬于外，经济相对落后，需要后方的大力供应。随着靖难之役的爆发，东胜卫失去了后方的支援，遂变得逐渐衰落。1403年，也就是永乐元年，东胜卫被迫内迁。
靖难之役后，朱棣登基，他为了防止其他藩王像自己一样作乱，便彻底破坏了朱元璋苦心经营的藩王防御体系，同时将延边诸卫向南迁移，放弃了大量土内迁地，明朝在长城以北仅余开平卫。然而由于大宁内迁，开平卫失去了侧翼保护，也开始变得孤悬难守。到了宣德年间，开平卫也不得不迎来内迁的结局。由此，明朝便依托长城，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九边体系。
朱棣破坏了旧有的防御体系，导致其大本营——北平失去了屏障。北平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在明代前曾是辽金元等游牧王朝的首都。北平地处华北平原、蒙古高原以及辽东地区的交界处，是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东北渔猎民族重点争夺地区。失去北平，则广大的华北平原将暴露在胡人的铁骑之下。所以北平的得失关系到明朝的生死存亡，必须重点防守。此时摆在朱棣面前有两个选择：一、将北平交由最得力的将领进行防守；二、迁都北平，天子守国门。第一种方案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很难保证北平守将就一定不会造反，毕竟有安史之乱殷鉴在前。所以，明朝别无选择，只能选择迁都北平，亲自保卫国家的安全。
明朝虽然迁都北京，但是朱棣仍然认为不保险。为了一劳永逸地清除蒙古势力，朱棣亲自发动了五次大规模讨伐，史称“五出三犁”。这几次征伐声势浩大，但是战果并不算太明显。虽然明军将蒙古势力驱逐出漠南地区，但是并没有大量消灭蒙古人的有生力量。此外，蒙古的鞑靼势力被打击过重，导致西部的瓦剌势力坐大，逐步统一了蒙古帝国，为二十多年后的土木堡之变埋下了伏笔。
嘉靖之变
永乐之后，明朝一改前代皇帝的进取政策，防线开始全面后退。在东北方向，明朝放弃了奴儿干都司；在南方，明朝放弃了安南；在北方，开平卫内迁至独石堡。同时，明朝还大体上放弃了对蒙古势力的进攻政策，开始实行消极防御的政策。1449年，瓦剌大举入侵明朝，明英宗不顾群臣反对，尽起京师精锐御驾亲征。由于指挥失误，明军几乎全军覆没，明英宗被敌军擒获，史称土木之变。此战后，瓦剌军队趁势进攻北京城，明军在于谦的领导下，艰难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虽然大明王朝保住了，但是明军精锐尽失，很长时间得不到恢复。更可怕的是，明军彻底失去了主动“扫平沙漠”的锐气。
明军的消极防御政策，被蒙古人认为是软弱可欺，遂从漠北渐渐迁徙入漠南地区，对明朝边境掠夺不止。而在此时，明朝丢失河套地区也终于开始显现。在天顺六年（1462年），鞑靼毛里孩、阿罗出等封建主开始出没于河套地区，但是出没无常，然而即便如此，鞑靼蒙古人仍让宣大、延绥、宁夏等地烽烟不息。为了解决河套蒙古问题，王越向明宪宗建议，应该启用“搜套”战略。1473年，王越率领轻骑入套，杀死了三百名蒙古人，河套寇患才稍稍得到平息。
然而仅仅十数年后，小王子达延汗在草原中崛起，并且率兵重新进入河套地区。他们在秋高马肥之际进入河套，在春季以入贡为名在明朝边郡大肆抢掠，抢到心满意足后才返回沙漠。对于蒙古人的入寇，明朝毫无办法。
到了嘉靖年间，蒙古人看出了明朝的软弱，他们以俺答汗为首，长期盘踞于河套，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套寇”。为了应对俺答汗的威胁，明朝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已经到了应该收复河套的时候了。于是熟悉边事的曾铣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复套”计划，并且向嘉靖帝上书。在计划中，曾铣历数蒙古人占据河套给明朝边境带来的危害，以及河套对于明朝有多么重要。曾铣认为，他只需指挥六万锐卒加上两千火枪手，便可完成计划。
对于曾铣的计划，早就想解决蒙古问题的嘉靖帝表示十分欣赏，并且把这个计划交给其他阁臣商议。对此，内阁首辅夏言表示十分赞同。然而，以严嵩为首的其他阁臣却对这个计划表示反对。虽然在史书中，严嵩是个大奸大恶的佞臣。但是他反对“复套”的理由也未尝不充分，那就是计划虽好，但是却没有有能力实施的将领和军人。在嘉靖的时代，明朝边军早已失去了进攻能力。即使计划再好，没能力执行也是白搭。因为群臣的反对，嘉靖帝的心愿得不到实现，使这位喜欢玩弄帝王心术的皇帝大失颜面。在盛怒之下，嘉靖帝竟找个理由将主张“复套”的夏言和曾铣给处死了。
明朝迟迟不收复河套，而蒙古人却在此地茁壮地生长了起来。河套甘甜的河水与郁郁葱葱的牧草，将蒙古的人马养的膘肥体壮。于是，蒙古人对明朝边境的进攻也变得越来越猛烈。1550年，也就是嘉靖二十七年，此时距离曾铣被处死已经有两年。俺答汗以河套为基地，向明朝边境发动总攻，蒙古铁骑长驱直入，一路打到北京城下。而此时，北京城并没有能与蒙古人相抗衡的精兵。当北京百姓面临危险之时，奸臣严嵩竟然说“寇饱自飏去”，主张不对俺答汗进行抵抗。于是俺答汗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在北京郊区大肆烧杀，抢掠人畜两百万，酿成了庚戌之变。其后，明朝为了解决俺答汗问题，不得不同意他的互市要求，实际上这就如同签下了城下之盟。由此，蔓延近两百年的明蒙战争，在战败的耻辱中，才得到最终平息。
明蒙战争结束，但是明朝的退缩政策还没有结束。万历初年，明朝在辽东开拓宽甸等六堡，扩张了近800里。然而明朝以此地孤悬难守为理由，将此地放弃，早已安家立业的六万名百姓，被明军以武力强行迁入内地。而开拓的土地呢？最终被努尔哈赤笑纳，最终增强了后金的实力。
黄仁宇曾说：“明朝是一个内向，非竞争性的王朝”。在其建政之初，就表现出极大的保守型。只有遇到困难，就会将前人用血汗打下的土地轻易放弃。而这些土地，最终都被敌人利用起来，成为进攻明朝的基地。明朝的教训告诉我们，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绝不能放弃寸土。因为每一块丢弃的土地，都有可能成为敌人进攻我国的桥头堡。
朱棣杀人太多，寿命已经够长了。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在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中只有明朝做到了，这一点我觉得还是相当值得令人敬重的。
“天子守国门”这个说法是因为明成祖朱棣将明朝国度从南京迁到了当时条件更恶劣、更危险的北京。这是因为当时明朝所面临的外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以及元朝残余势力，朱棣完全可以效仿前朝，派守关大将镇守边疆，但考虑再三后他还是决定将首都迁移到北京，这在当时基本上相当于前线了。
朱棣为什么执意要迁都呢？ 首先，当时明朝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因此明朝精锐部队大多聚集在北方，所谓山高皇帝远，很容易发生兵变；其次，古代守关将领的权利其实并不是很大，遇到突然情况还要等朝廷旨意，古代交通又不发达，一来一回早就贻误战机了。
因此通过种种考虑，朱棣决定迁都北京，亲自指挥作战，他本人更是五次率军北伐。1410年朱棣首次北伐就在飞云山击溃5万蒙古骑兵，并一路向北追杀蒙古残余势力，一直追到擒狐山（大概在现在的西伯利亚北部的阿尔泰山），并在巨石上刻下“翰海为镡，天山为锷“八个大字，此功绩堪比封狼居胥，是古代武将最高荣誉之一。
在第五次北伐中，朱棣在途中病逝，致死都在战斗。此后明朝历代皇帝虽然不乏昏聩无能之辈，但在国家底线面前从不妥协，对外一直相当强硬，明朝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的王朝，即使在公元1449年土木堡之变中明英宗和许多文武大臣被俘，明朝也没有丝毫妥协，而是选出新皇帝继续战斗。
明朝皇帝可能不缺贪玩、无能之辈，但全部都真正做到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崇祯皇帝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不愿意离开，在煤山自缢，死前还在担心城中百姓被贼军伤害，写下了绝命诗“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
皇帝亲自守国门了，文物百官自然不能临阵脱逃，史料记载，明末抗清中战死、自缢的官员无数，有明确资料记载的就有8600多位，这在其他朝代是难以想象的。皇帝、朝中官员都不怕死，百姓中自然也不缺愿意为国死战的。
1645年江阴血战中，江阴城17万百姓抵抗清军长达81天，最后仅53人幸存，没有一人投降。自崇祯皇帝自缢后，明末残余军队一直抵抗39年，民间反清力量更是存在长达百年之久，这个其他王朝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总体来说，明朝或许不是一个完美的朝代，但可能是最有血性、最有骨气的时代，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愿意为国死战，而这正是天子守国门起到的带头作用。如果一个朝代，连皇帝对外都唯唯诺诺，百姓即使有满腔热血也无处抛洒，就像是清朝后期，只知道割地、赔款、议和，这样的朝代就是能延续千年，也只能成为历史的耻辱。
朱棣的一生是不断战斗的一生。能死在出征途中的皇帝就这一点就值得敬佩，但也能看出其偏执狂的一面，是一位特别能作的帝王。
但是从国防建设的角度上迁都北京却是个败笔，原因：
1.朱元璋定都南京是有着极为远见卓识的，因为他明白虽然蒙元退出中原，明军也多次远征但是无法彻底消灭蒙古人。国家每次远征都要耗费大量钱粮，加重国家民众负担。因此，开始经营九边依托燕山、太行山及长城作为第一条防线。再以黄河流域为第二条防线，江淮地区为第三条防线。
三条防线内梯次设防可以互相支援，对明军来说是内线作战可以获得充足补充。对外族来说即使攻破九边就要面临第二道防线内明军的攻击，很难继续深入，国都的防守既有地理优势也有经济优势。及时一点被突破对全局影响不大。
2.在三条防御体系内，兵力调度会更加面向维持全局均衡，也能适度保持对草原方面的压力，可攻可受守。
而朱棣迁都则使得二三道防线失去作用，国都成为前线，使得全国六成的兵力集中在北京周边，导致其它地区兵力不足，明军不得不放弃大宁、开平等战略要地，全线收缩在九边。一旦京城被攻击就是震动天下的大事，搞不好就亡国，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就面临这种情况。
迁都后北京军民人口日益增长，而北京周边粮食物资无法满足其需要，只好从江南运粮，这又增加了大量成本。
虽然太祖后期也有迁都的想法，但是考察了西安和开封，发现关中地区凋敝，开封由于汴河等河道淤塞严重。至于燕京由于濒临一线战区就更不在考虑范围了。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固然让人敬佩，但是很多可以避免的问题却早早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