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先秦时期商人的地位很高，可以和列国君称兄道弟，为什么统一后地位下降那么多？
先秦时期商人地位高，是因为商人当时担负了货物流通的任务。如果不尊重商人的话，就等于是将自己的国家，与其他诸国隔离开来，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而到了秦朝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商人虽然依旧承担了货物流通的任务，但其流动性和控制的财富，反而对国家的统治形成了威胁，这就造成了后来的统治者，开始选择打压商人。
要想说清楚这件事，我们还得从中国商业的发展史说起。
商业的出现，最早起始于原始社会。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原始人开始有了吃不完或者用不完的东西，产生了生产剩余。既然有了剩余的东西，大家就希望用自己的东西和其他人交换，换来自己更需要的东西。
于是，商业就出现了。
商业最开始出现的时候，还仅仅只是以物易物。但随着这种交换行为越来越多，人们逐渐发现，以物易物并不是一个最佳的交易选择，于是，货币就开始逐渐出现了。就在货币出现的同时，商人也开始作为一个职业出现了。
商人存在的意义，就是加快商品流通。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逐渐提高，大家的职业区分越来越细致。普通人如果花大量的时间在交易上面，完全是得不偿失。所以，商人的存在，就成了一个很有必要的事情。
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并没有觉得这个职业有什么问题。尤其是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生产资料进一步丰富。对于居于上层的奴隶主们而言，剩余的东西越来越多。东西越多，交易的次数也就越来越频繁，商人这个职业，也就开始发展得更加迅速。
后来，到了周朝的时候，人们发现，商朝的很多遗民似乎更会做生意。所以从这个时候起，商人这个称呼，就开始指代那些通过物品交易牟利的人了。
不过，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奴隶制时代的商人，其实绝大多数都属于官商。因为当时社会处于奴隶制状态下，天子的地位最高，然后按照不同阶级，逐渐排列下来。当时的商人，很多都是奴隶身份，和那些负责种田、做工的奴隶，没什么不同。商人按照村社组织的形式存在，既负责帮那些高层贵族，提供物资；同时也负责平民乃至奴隶之间的贸易交换。
说白了，这时的商业，主要是为了满足那些高层贵族的需求。因为只有这些贵族，才有剩余的生产资料。至于那些奴隶，连自己这个人都属于奴隶主，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剩余的生产资料了。
在这种体制下，市场虽然是用来交易的地方，但却是为了给贵族们提供服务。所以，官府垄断了整个市场。而除了商业之外，工业也是相同的状况，都是为了那些贵族服务，都归属于官府直接管制。
所以，这种制度，后来被称之为‘工商食官’制度。
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各大诸侯国开始纷纷崛起，同时井田制也开始逐渐瓦解。商人的地位，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因为各大诸侯国崛起之后，彼此之间的隔阂开始越来越高，想要进行贸易也开始逐渐变得困难。尤其是井田制瓦解之后，普通平民也开始拥有土地，拥有剩余的生产资料，也需要进行贸易。这样一来，贸易量激增，商业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到了这个时候，原本的‘工商食官’制度，已经无法再满足大家的需求。很多平民百姓，也开始加入到商人的行业当中，开始从事商业。
再之后，随着各国之间的生产力进一步提升，尤其是铁器开始逐渐推广。可供交易的东西越来越多，商业活动越来越多，商人的地位，也开始逐渐提升。
对于这些改变，不同的国家开始做出不同的对策。比如齐国，正是因为重视工商业，而且实行盐铁专卖，所以率先开始强大起来，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国。而后的数百年里，商业的蓬勃发展，开始越来越影响到一个个国家的兴衰起伏。
比如在齐国崛起的过程当中，周围有一个叫做衡山国的国家，十分强大，尤其是锻造兵器的技术，十分发达。如果强攻衡山国，势必要造成很大的损失。关键时刻，齐国人便是用了一场商战，彻底解决了衡山国。
齐国先是大量从衡山国买进武器，再把消息传遍诸国，炒高武器的价格。等到武器价格上来以后，衡山国大多数人都开始锻造武器，根本没人再种地了。随后齐国又开始炒高粮食价格，让粮食价格飞涨，各国都开始将粮食卖到齐国。
等到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以后，齐国突然宣布，停止从衡山国购买武器，而且还和其他国家沟通，说衡山国恶意提高武器价格。如此一来，大家都不再买衡山国的武器，而此时衡山国内又没人种粮食。武器和粮食都没有了，只剩下了钱。然而当衡山国的人，拿着钱希望去齐国买粮食的时候，齐国却打死都不卖。
被齐国这样折腾一番之后，衡山国也就彻底玩完了，不久之后就被齐国兵不血刃地吞并了。
类似的事情，在春秋战国时期，其实还有很多。正是因为这些事情，让大家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所以，各国的国君，都开始争相提高商人的地位。就这样，一些有名的大商人，开始逐渐出现。比如被后世尊为财神的陶朱公范蠡，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
而到了战国时期以后，一些大商巨富，因为掌握足够多的财富，甚至可以影响到国家的兴衰。最有名的，就要数战国末年的吕不韦。吕不韦本是卫国的一个商人，但因为投资了秦国公子异人，最后竟然当上了秦国的宰相，而且对秦国统一天下，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商人的地位，在秦朝统一天下之前，达到了顶点。
然而，随着秦始皇逐渐统一天下，情况开始出现了变化。
因为此时天下已经统一，这些拥有巨额财富的商人，仍然掌握了巨大的财富。掌握了财富，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些商人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了秦始皇的统治。
而且，天下统一之后，当年各国的贸易壁障，已经不复存在。商人想做生意，只能在国内做。至于国外，在很长一段历史上，中国周围根本就没有对等的贸易对象。国内所生产的物资，完全可以满足国家的运转需求。
到了这个时候，商人就成了一种多余的存在。虽然依旧承担了商品流通的任务，但其本身的流动性，以及所掌握的巨大财富带来的威胁性，都让后来的皇帝们感到不安。
所以，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后世大多数皇帝，都开始不约而同地打压商人。而商人的职业特性，注定他们比工人或者农民，都更容易赚钱。为了制约商人，后世开始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限制商人的政治地位，不允许商人穿好衣服，不允许商人的后代参与科举考试等等。
进入封建时代之后，商人的地位，开始被统治者逐渐打压，终于不复先秦时期的高度了。
先秦时候诸侯割据，互通有无的商人对各国都有好处。大统一后，对帝王而言，富可敌国的商人远不如耕作的农民有用，因此要打击抑制。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在中国古代，对商人一般是很难收税的。税收的来源一般是农业税、人头税和徭役。换句话说，商人的存在，对国家并没有直接的经济贡献。当然，商人的行走四方，确实能够实现民间资源的互通有无，因此也是必不可少。
先秦时候，中国实际上处于诸侯割据状态。这时候，各个诸侯国从客观上而言，都需要商人。如果某个诸侯国打击商人，造成的结果是商人都不敢去这个国家，那么这个诸侯国就等于被排斥在天下经济交流圈子之外，必然会出现物资流通的障碍，本地出产的难以外销，本地不出产的稀缺难购，最终影响发展。而且，由于先秦各国的国力都较弱，大商人可以凭借拥有的财力结交各国君主、大臣，形成强大的人脉，乃至于影响各国的政治。而诸侯国相对于大商人，并没有绝对的杀伐权力，从而相互制约。
但在秦汉统一后，诸侯割据的局面渐渐消失，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成立。对帝国而言，商人当然还是有用的，因为可以促进物资流通。但是，帝国并不欢迎那些富可敌国的商人，他们会认为，商人赚到过多的钱，必然削弱帝国的财政收入和农民的收入（因为他们觉得钱不会增加）。同时，商人掌握太多的钱，结交权贵、大臣，或者在地方形成势力，这些都是对帝王统治不利的地方。因此，商人远不如农民可爱，皇帝和朝廷对这种大富豪都是很忌惮的，想方设法打击。
在先秦列国并立时，商人可以利用各国之间的独立，游刃有余。但在中央统一的帝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和朝廷是商人直接的统治者，可以对商人予取予夺。因此，他们制定了士农工商的排列顺序，最有钱的商人被排在最末尾。
然而这种让商人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形成剧烈反差的机制，并不能真正解决矛盾，反而会促使商业转向一种畸形的发展。一如明朝时期，商人和士绅阶层勾结成为常态。他们利用士绅的政治特权和商人的经济实力，大肆捞钱，而又不交税，最后造成民富国贫，军费不足，生生导致了明朝灭亡。反倒是西方这种，一方面鼓励商人赚钱，有钱光荣，另一方面光明正大从商人那里收税充实国库的制度，能够进入正循环，最后富国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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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商人地位比起秦汉要高，但并没有高到与国君称兄道弟那么夸张的地步。
我来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重商诸侯国。
在先秦时代，郑国商人是很有名的。
弦高救郑，是一个有名的故事。
秦穆公派孟明视等将领率领一支军队东征，企图乘郑国无备时，灭掉郑国。秦国行至滑国时，正好郑国商人弦高要去周王室领地做买卖，与秦军不期而遇。这时秦军正向郑国方向挺进，弦高大吃一惊，这里离秦国有千里之遥，怎么秦国军队会出现呢？联想到数年前秦与晋联手进攻郑国的事实，弦高立即判断，秦军的目的是突袭郑国。
这是商人特有的敏锐嗅觉，强烈的爱国心令弦高责无旁贷。当务之急，一是要拖延时间，迟滞秦军前进；二是要尽快通知郑国政府，做好战斗的准备。
弦高一方面派人以最快的速度将情报送往国内，一方面随机应变，请求面见秦军统帅。他献上四张牛皮与十二头牛，谎称是郑国国君对秦军的犒劳。秦军统帅孟明视信以为真，以为秦军的行踪已暴露，郑国政府已做好迎战的准备，遂取消偷袭计划。商人弦高破了财，但拯救了国家。
在春秋时代，郑国处于晋、楚两大霸主之间，成夹心饼干。在晋楚邲之战中，晋国将领荀罃被楚军俘虏，关押了九年。当时有一个郑国商人，便通过种种关系，打算将荀罃解救出来，然后装在大口袋里，秘密运出楚国。尽管这个援救计划最后没有实现，但是从他所作所为来看，应该是想通过救出荀罃，缓和郑国与晋国很深的矛盾，可谓是用心良苦。
除了郑国之外，齐国也是极为重视商业。
名相管仲以前就是个小商贩，家里很穷，跟好朋友鲍叔牙一起做过些小本生意。挣点钱之后，管仲总是给自己分得多一些，给鲍叔牙分得少一些。鲍叔牙这个人很了不起，有肚量，没有认为管仲不是贪财，而是他家庭比较贫穷。
管仲当了齐相后，对商业非常重视，我感觉他跟特朗普有类似的地方，以商人的方式治国。在《管子》一书中，他这样写：“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也就是加强商品流通。
我们来看看管仲是怎么通过货币金融手段与商业手段，来达到富国并削弱对手的目的。
齐国濒临渤海之滨，为诸侯国中盐业最发达者，内地的卫国、宋国等诸侯国之盐都要从齐国进口，故而齐国对于盐有垄断地位。管仲采取限产政策，使各国的盐价大幅上涨，获利万余斤金。齐国政府将万余斤金储备不使之流通，造成金价上涨，由于齐国之金价高于其他诸国，致使各国的黄金涌入齐国境内，遂使黄金储备量居各国之首。各诸侯国在黄金储备量大幅下降之后，金价也大幅攀升，由于黄金是国际货币，金价的飞涨，使得齐国作为黄金储备最丰的国家，获益最大。此时齐国凭借黄金储备的优势，以高于诸国的价格收购粮食，诸国的粮食大量涌入齐国，齐国以此方式一举控制粮食这一重要的商品。
管仲以异乎寻常的商业政策，使得齐国在盐、金、粮食等重要物品上均取压倒性的优势。这种商业政策，在两千多年前，见识之非凡，实令人叹而观止，此亦齐国得以称霸的重要原因。
在春秋战国，还有许多商人的例子。比如越国之范蠡，是弃官就商；比如当上秦相的吕不韦，是弃商就官。先秦由于诸侯林立，诸国都需要别国的资源，就算是以资源丰富著称的楚国，也需要进口马匹，因为南方缺马。这种现实，使得商人的地位是不好取代的，而商人本身也是谋求政治地位的诉求。所以，在战国末期能冒出吕不韦这样的人，并非偶然。
在先秦的时候，商人的地位很高，那是因为当时的商人很多并不纯粹的就是单纯的商人。比如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在这个战争不断，天下大乱的年代里，要想成为游走与各国之间与各国互通有无的大商人，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其在各国的高层都会有着极为强大的背景才行，而且本身需要有极强的实力，否则那就不是商人，而是肥羊了。当时的商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类似政治掮客的存在，在某些时候，可以帮助诸侯国与其他诸侯国疏通关系，地位自然不低。
其中的代表本身就可能是身居高位的权臣，比如陶朱公范蠡，本身就是辅佐越王勾践平灭吴国的贤臣，而大商人吕不韦更是战国时期最强国家秦国的相邦。本身就拥有着极大的权势。
而商人的地位也不是随着统一之后就降低的，秦代的时候巴蜀大商人寡妇清便极得秦始皇的敬重。
而在汉代初期，同样有很多位高权重的大商人，比如说垄断铸钱业的邓通，比如说著名的凤求凰之中的女主角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存在。
想想当时的司马相如以赋闻名天下的身份，都会一曲凤求凰去挑逗卓文君这样一个商人家寡居的女儿，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人地位是多高，要是放在明清时代，一个天下闻名的读书人，要娶一个商人的寡妇女儿地位绝对不算是般配。
商人的地位下降，主要还是源于皇帝不断的中央集权，当商人渐渐不能如同春秋战国时期，拥有大量自己的私人实力，那么庞大的家财就成为了各方面垂涎的对象，所以自古富可敌国者，多没有好下场就是这样的原因。
而且当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作为儒家对于商人阶层的打压也成为了后世商人地位下降的一个原因。
统一前后都需要商贾物资,统一前是募集,统一后国君转变成了征收性质.
统一后军权在手,商贾即使有自己的地方武装势力也都是被君主碾压.
本身商人的格局自古来小于君王,放到现今一个人可以追求梦想做个富豪,但你能说我的梦想是做个主席,总理,委员长,总司令那些?
不过随着我国民主制越来越优善,商贾富豪之后可以在人大政协代表之后,相比知识分子等阶层更容易进驻常务委员那些职务,从而辅助顶层领袖们治理国家
这个问题问的好，中国商业的没落不是从秦帝国开始的，是从汉武帝开始的，汉帝国诸王很多通过商业贸易变得非常富有，所以才有了与中央对抗的实力，于是才有了七国之乱，所以到了汉武帝对于社会力量的打击与束缚成了整天研究的事儿，商业首当其冲，为何会这样，因为商业贸易最讲究的是流动性，自己与自己循环，与他人循环，有自己的规则，这对于专制皇权是个非常大的威胁，纵观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商业发达的时候，都是专制皇权最薄弱的时候，也是人文思想最自由活跃的时候，所以专制主义者最害怕商业财团的崛起，因为他们带来资本的积累，进而是权利的需求，他们立业的基础是公平买卖，准守契约，最重要走向民主，所以专制者要竭力限制商业的发展，朱元璋靠着江浙商业财团上位，当上皇帝后首要任务就是干掉他的支持者，明朝后期的海禁，以及清朝的闭关自守其根本目的就是打击商业巩固通知，一句话有商业，没专制，想要专制就废除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