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力保大清不倒，还是开历史倒车，如何评价晚清重臣荣禄？
荣禄可谓是晚清第一重臣，慈禧的第一心腹。以至于野史说，荣禄与慈禧青梅竹马二人是初恋。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荣禄力保是对的，难道让荣禄当革命党吗？荣禄更没有开历史倒车，站在满清的角度，荣禄却是最开明的人士。荣禄的小女儿是溥仪的生母。
荣禄（1836-1903年）字仲华，满洲正白旗人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属于军人世家出身，荫官出身，先后任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后任西安将军十余年年。入京以后受到慈禧太后重用，任步军统领衙门统领，总理衙门大臣（外交部长），兵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加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光绪二十九年病逝，赠太傅，谥文忠。
严复对荣禄评价很高，评价荣禄四个字“忠于所事”。英国驻满清公使朱尔典评价荣禄是“一个不英明政府里面最英明的人”应该说，荣禄是满清贵胄里里面最聪明的人，荣禄比慈禧小一岁，实际就是一代人。二人最开始交际时间不多，荣禄早年因为得罪军机大臣沈桂芬被贬到西安十余年，直到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才重新返京。出任步军统领，这才开始受到慈禧的重用。荣禄为人谨慎，轻易不得罪同僚，更很少在慈禧面前弹劾他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治智慧很高。
荣禄的政治原则是慈禧怎样我就怎样，始终保持与慈禧的政治观点一致，但他的思想却并不保守，很“先进前卫”荣禄与李鸿章关系很好，支持李鸿章的洋务，厌恶刚毅，徐桐这些只会靠嘴啥事也不干的酸儒。在义和团的问题上，正式荣禄对西方外交使团的保护，才使得事情没有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促成东南互保是荣禄的最大功绩。在李鸿章死后，荣禄基本上接手了李鸿章的政治“遗产”。又实际上控制京畿地区的兵权，是当时慈禧最重要的心腹一点没错。荣禄对慈禧也始终是忠心不二。但又绝对不是盲从，翁同龢没有死，光绪没有被废掉都是荣禄力保的结果。
荣禄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康梁的激进派，荣禄是温和与改良派，与张之洞、李鸿章等人一样，希望慢慢来，封疆大吏，激进做法没有任何益处。所以在戊戌变法中，他坚定地站在了慈禧一边，晚年的荣禄越发精干，多次劝阻慈禧不要废掉光绪，荣禄对袁世凯的评价是：“此人有大志，吾在尚能驾驭，然他终将有出头之日”。荣禄看人还是很准的。至于荣禄力保大清，这是他的立场决定的，无可指责，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是那个人可以保住的，荣禄死后不过8年，满清就走进了历史。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命运。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瓜尔佳?荣禄去世后，当时《中外日报》发表社论：“实恨其死之已迟。”荣禄刚死，连篇累牍的讥讽扑面而来，主要出自维新派之手。以慈禧为代表的清廷，则是对其大加褒扬。
荣禄的崛起首先得益于其家世背景，满洲正白旗，隶属“上三旗”，祖父战死沙场，父亲伯父在对太平天国的作战中，全部殒命，瓜尔佳氏受到朝廷褒奖，咸丰帝赞其“世笃忠贞”，荣禄正是靠着祖荫进入官场。
错综复杂的联姻，也保障和巩固了荣禄及其家族的地位，荣禄继室萨克达氏为御前侍卫熙拉布之女，而咸丰帝的元妃（原配）也是萨克达氏。萨克达氏病逝后，荣禄又续娶宗室灵桂之女爱新觉罗氏，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礼亲王之子诚厚和醇亲王载沣（即瓜尔佳?幼兰，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母）。侄女是贝子溥伦的继室。
与诸王的关系，荣禄也是处理得相当好，尤其是醇亲王奕譞（慈禧妹夫），一生交情深厚，与礼亲王是亲家，与庆亲王关系融洽，互不插手对方工作，在恭亲王奕訢的大力支持下，荣禄在甲午战争爆发后，获得督办军务和练兵大权。
除了攀附亲王们，荣禄与手握大权的军机大臣文祥、李鸿藻关系也非同寻常。荣禄参加京城防务、投效营务都有文祥的援引，从而接触醇亲王奕譞，为飞黄腾达奠定基础。文祥之后，入主中枢的李鸿藻力挺荣禄，两人关系密切。李鸿藻死后，荣禄任用的汉官员很多都是李的门生，有：鹿传霖、吴重熹、张人骏、袁世凯等人，形成一条人脉线。不过，荣禄与翁同龢的关系就非常表面化，甚至暗中互相倾轧。
与很多混日子的八旗子弟相比，荣禄算是他们中努力的优秀者，慈禧对其偏爱，也是可以理解。
开始荣禄主要负责神机营练兵和陵差，有点类似内务府大臣的角色，光绪十三年复出后，任都统，还主要是负责本旗事务。然而甲午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
为了应对危险局势，荣禄奉旨充任督办军务大臣，介入练兵、修建铁路、对外交涉等，几乎与军机大臣权力相等，政治活动空间一下子打开了，不再局限于本旗事务。甲午战后，汉官势力被大大削弱，荣禄等满洲权贵势力高涨，荣禄督办军务处编练新军，改变了湘系、淮系后地方都督控制军权的局面，清廷直接掌握练兵大权，把军权收归中央。
其中离不开荣禄的出谋划策，社论中提到：兵权、政权皆在其手，为本朝所未有。胡燏棻定武军易帅、袁世凯小站练兵，戊戌年荣禄任直隶总督、统领北洋各军，创建武卫军，荣禄完美地把军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实现了满洲权贵集权意图。慈禧、荣禄死后，载沣等人已经无法约束日益壮大的袁世凯，心有余而力不足。
荣禄一直被认为是“顽固派”，忽视他也是一个改革者，这跟当时大环境也有很大关系，舆论主导康、梁是改革者。荣禄和张之洞、陈宝箴都属于清廷的改革者。戊戌政变后，人们大多停留在荣禄是鼓动慈禧训政，阻止光绪帝改革的印象里，扼杀了戊戌变法。这也是事实。
但是之后荣禄还是在力保戊戌变法的成果，在保存京师大学堂的问题上，也是据理力争，乙未年五月“自强诏书”、戊戌年四月“定国是诏”和庚子十二月“新政诏书”，同时极力保护光绪帝，庇护新政官员等，在有限的空间里，保留新政成果。
而康梁的做法是否脱离现实，改革是否过于激进急躁，却缺乏深入分析。荣禄当时的做法也是得到了很多积极评价，也不能完全抹杀。
政变后，徐桐、刚毅等守旧官员暗地结交端王（一直与荣禄不睦），意图推守旧官员李秉衡复出，取代刘坤一为两江总督，较量山东巡抚人选，责令洋务企业报效巨款，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寻求荣禄庇护。荣禄在1900年频繁休假与这些斗争不无关系。
北洋海军覆没，荣禄创建武卫军，保卫京师，但因财政拮据以及政局变幻，并没有训练成精英部队，没能有效抗击外敌入侵，反而乘机干起了劫掠勾当，这也是荣禄被世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义和团兴起后，荣禄的处事原则就是一切秉承慈禧的旨意，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袒护排挤他的载漪等人，招致李鸿章等督抚不满，还是自己没有扛住权力斗争的压力，不敢坚持改革到底。可能正因为如此没原则，西逃时期，荣禄的权力达到了巅峰。
身为首辅，对清廷颁发的“新政”几乎无从下手，有意推动，而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重重，王朝末日，难有成效。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荣禄经常因病请假，办事拖沓，加上妻、子于颠沛流离中病逝，身心备受打击，自己完全放弃努力，开始因循守旧，任人唯亲，收受贿赂，从而招致朝野一系列批评。
去世后，对其评价非常多，除了清廷的褒扬，其他几乎是讽刺批评，可能也是革命风暴席卷的影响。八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王朝覆灭。荣禄用他自己的方式维持满清统治，说开历史倒车，他还没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
瓜尔佳.荣禄，满清正白旗人。比起其他满清子弟，荣禄天生就有更好的条件。首先，正白旗是满洲八旗中的上三旗之一，地位要更为尊崇，也比其他人更容易成为大官。其次，荣禄的祖父、父亲、伯父全都为国战死沙场，荣禄一家可以算得上是满门英烈。因此，他受到朝廷的特别照顾，仕途比起其他人，要顺利得多。
不过，这些条件远远不够，想要在朝堂中混出头，怎么着也要有一个皇亲国戚的身份。荣禄先是娶了皇帝元妃本族的萨克达氏，后来又娶了宗室灵桂之女爱新觉罗氏。而荣禄的女儿嫁给醇亲王载沣，生下了宣统皇帝溥仪，这就是后话了。
总而言之，荣禄凭借先天的优厚条件和正确的政治联姻，保障了自己在朝中的话语权。
“辛酉政变”期间，年轻的荣禄把握住了机会，在慈禧和恭亲王奕訢面前挣了一个良好的表现，得到了两人的赏识。
之后，荣禄很快被升为左翼总兵。他在职期间兢兢业业，表现尤为出色。醇郡王奕譞与军机大臣文祥对他都很欣赏。两人的保举和慈禧的赏识下，荣禄很快成为工部侍郎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
年纪轻轻便出任要职，这让荣禄难免有些忘乎所以。1878年升任为工部尚书后，荣禄因得罪了醇亲王奕譞与军机大臣沈桂芬等人，在第二年因受贿的罪名，被连降两级。
这件事让荣禄成熟起来。此后的十多年里，荣禄一直低调地蛰伏着。直到1894年，恭亲王奕?再次得势，荣禄才又被启用为步军统领。
1895年，荣禄出任兵部尚书，并被清廷委以练兵的重任。在当时，清廷的军权长期被李鸿章等汉族将领把持。荣禄先是提拔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到后来统领北洋军队，再到创建武卫军。荣禄一步步将汉将的军权，回收到了中央。毫无疑问，这是他为加强满清集权干的实事。
戌戌变发时，随着“帝党”和“后党”矛盾的不断激化，一场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不可避免。先是荣禄定计要在太后和光绪在天津检阅新军时实行政变。光绪知道了这个消息，秘密通知维新派设法营救。维新派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袁世凯曾参加过维新人士的团体“强学会”，维新派对他抱有很大幻想，建议光绪加以笼络。光绪破格召见了他，并提升他为兵部侍郎，专司练兵事务。然后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又私下到他的寓所，说出了维新派的计划：在慈禧和光绪阅兵时，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袁世凯听了，慷慨激昂，一口承担，说：“杀荣禄象杀一条狗尔!”谭嗣同有意试探地说：“你要不干也行，向西太后那边告发了，也有荣华富贵。”他立刻瞪了眼：“瞧你把我袁世凯看成了什么人!”可是他送走了谭嗣同，当天就奔回了天津，向他的上司荣禄作了全盘报告。荣禄得讯，连忙乘火车赶到北京，告诉了慈禧。结果，光绪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个维新人士被害，康有为逃到日本，百日维新昙花一现。而在这次政变中立下首功的荣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是“身兼将相，权倾举朝”。《清史稿》里也说是“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一言决焉”。
在庚子那年(1900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又利用洋人杀义和团的一场大灾难中，荣禄对慈禧太后的忠诚，更有了进一步的表现。洋人杀了中国老百姓，抢了中国的财宝，这些问题在慈禧看来是不算什么的，但洋人保护了康有为，又反对废光绪和立皇储，直接表示反对她的统治，这是她最忍受不了的。于是下诏“宣抚”团民，下令进攻东郊民巷使馆和兵营。结果东郊民巷没有攻下，大沽炮台和天津却先后失守，八国联军一直打到了北京城下。
在这一场翻云覆雨的事变中，荣禄尽可能不使自己卷入旋涡。他顺从地看慈禧的颜色行事，不忤逆慈禧的意思，同时，他也给慈禧准备着后路。他承旨调遣军队进攻东郊民巷外国兵营，但又不给军队发炮弹，而且暗地里还给外国兵营送水果表示慰问。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逃走，他授计负责议和的李鸿章和奕劻，在谈判中掌握一条原则：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责任，不让慈禧交权归政，一切条件都可以答应。就这样，签订了连利息近10亿两白银、让外国军队驻兵京城的《辛丑条约》。荣禄办成这件事，到了西安，宠礼有加，赏黄马褂、双眼花翎、紫貂，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除了《清史稿》里这些记载外，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西太后为荣禄的女儿苏完瓜尔佳·幼兰“指婚”，嫁与醇亲王载沣为福晋。
关于使荣禄与醇亲王结亲一事，西太后的用意是很深的。原来戊戌变法之后，西太后对醇王府颇为猜疑，据说醇王(奕譞)墓地上有棵白果树，长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谁在太后面前说，醇王府出了皇帝，是由于醇王坟地上有棵白果树，“白”字和“王”字连起来不就是“皇”字吗?慈禧听了，立即叫人到妙高峰把白果树砍掉了。引起她猜疑的其实不是白果树，而是洋人对于光绪和光绪兄弟的兴趣。
庚子之乱后，联军统帅瓦德西提出，要皇帝的兄弟做代表，去德国为克林德公使被杀事道歉。载沣到德国后，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这也使慈禧深感不安，加深了心里的疑忌。洋人对光绪兄弟的重视，这是比维新派康有为更叫她担心的一件事。为了消除这个隐患，她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把荣禄和醇王府撮合成为亲家。西太后就是这样一个人，凡是她感到对自己有一丝一毫不安全的地方，她都要仔细加以考虑和果断处理。她在庚子逃亡之前，还不忘叫人把珍妃推到井里淹死，又何尝不是怕留后患而下的毒手维护自己的统治，才是她考虑的一切根据。就这样，在德国赔礼道歉回来，在开封迎上回京的銮驾，奏复了一番在德国受到的种种“礼遇”，十一月随驾走到保定，就奉到了慈禧“指婚”的懿旨。
对荣禄的人物评价：
荣禄并不反对变法，只不过不赞成康梁的变法，遵循的是另一条变法思路。在戊戌维新期间，康梁的身份主要是言者，即思想家、鼓吹家、宣传家，他们希望中国迅速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形容当时的中国为一败坏已极、日久失修的大厦，不仅急宜兴修，而且应全行拆卸，然后重奠根基。因此，需要用雷霆万钧之力，罢黜旧臣，任用新进，从根本变起，首先改变法律、官职，然后将变法在各个方面全面铺开。而荣禄是变法时期统治阶层中的一员，虽然他也认识到唯有变法才能使中国摆脱危亡，但身为实负其责的政府大员，在推行变法的权力、步骤、内容等方面与康梁不尽相同。早在光绪任命林旭等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时，荣禄就致信林旭，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纷更。(注：荣禄致林旭，见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荣禄函稿底本》第三册。)政变后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并以此评价政变事。
细数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像荣禄这样出身好、“官系”硬的八旗子弟，实在是多如牛毛，不胜枚举。然而同时又像他这样忠心耿耿、办事干练的，则凤毛麟角，少得可怜。所以，慈禧将其列为重点培养对象。数年间，荣禄节节攀升，将工部尚书、步军统领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大要职一并收入囊中。此时，他尚不到40岁。
按照清制，内务府一差，同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在权力分配上呈三足鼎立之势。上朝时，御前位列最前，但尊而不要;军机位置次之，但权而要;内务最后，却亲而要。可见内务府大臣是个能够时常与太后接触的好差事。况且荣禄握有全国的工程审批与营造大权和一支精锐的京城卫戍部队，可谓集宫廷、朝堂及市井大权于一身，不知惹来多少同僚的羡慕嫉妒恨。
不出3年，荣禄便尝到了木秀于林风必摧的苦涩。光绪四年( 1878)，贵州巡抚出缺，奕诉征求慈禧意见，应派谁去补缺。当时慈禧正为军机大臣们争权夺利的情形所困扰，于是决定杀鸡儆猴，脱口而出：“着沈桂芬去!”此旨一出，内外一片哗然。群臣纷纷议论，认为巡抚乃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兵部尚书，又是军机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左迁边地。祖宗之法，朝廷旧制，不应随意更改。面对如潮的廷论，慈禧心知众议难违，只得收回懿旨，令沈照旧当差。虽然躲过一劫，但沈桂芬依然心有余悸。他寻思：穴本无风，风何由入?此事肯定与一贯主张打压汉人官员的荣禄有关。于是，沈找来门生翁同稣，决心上演一出“反问计”。
一天，翁来荣家造访，刚进门便狠狠数落沈桂芬一通。话说荣禄跟李鸿藻是死党，而翁同龢与李都是名冠京师的清流派骨干，故荣时常同翁饮酒酬答，交情匪浅。加上此刻翁神情愤怒，言语激昂，居然将沈的龌龊家事都和盘托出，荣被翁的精湛演技所蒙骗，认定其很够哥们，是来给自己通风报信的。于是他放松了警惕，将慈禧如何厌恶沈桂芬之事据实告知。从荣禄口中侦知实情后，翁同稣这个“卧底”马上向沈汇报。沈深感不除掉荣禄，必有后患。思来想去，他心生一计。沈说服自己的另一门生宝廷，以满族大臣兼职太多，势必拖累本职为由，主动要求辞去自己的诸多职务，同时他还强烈建议卸去荣禄工部尚书与内务府总管大臣两职，以专心维护京师安全。慈禧觉得宝廷此言颇有道理，加之沈桂芬也煽风点火道：“荣禄宣力有年，明敏干练。年纪尚轻，将来必受重用。”
于是，慈禧免去荣禄两大要职。宝廷的“苦肉计”大获成功。墙倒众人推，没多久，沈桂芬又联合众人力荐荣禄去外地磨练。恰值当时西安将军空缺，慈禧不明底细，一声令下，将荣发配过去。好端端的一颗政坛新星，愣是被一群无良文人从京师中心忽悠到了边缘地区。这一去便是整整十五载，昔日意气风发的荣大总管已成近天命之年的白头翁，他深深体味到“官场没有永远的朋友，唯有不变的利益”这句话的真谛所在。
荣禄作为清末最受慈禧宠信的大臣，参与了清末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荣禄作为慈禧的驯服奴才而飞黄腾达，荣禄也因助纣为虐而遭千载骂名。而从他的一些思想上可以 看出，我个人认为他还是力保大清不到的。
日本入侵，主张以战为根本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军在朝鲜摧毁了清军后，兵分两路发起了对中国辽东半岛的进攻。清军军无斗志，在日军凌厉攻势面前溃不成军，辽东重镇相继失陷。清军的节节败退和屡战失利，使清廷龙兴之地的辽宁频频告急，京师为之震动。这时，慈禧、奕忻却不思采取积极的应敌之策，一味乞求予列强的调停，急切地企求停战议和。荣禄却以“急固根本之策”疏陈清廷，提出；“驭夷不外和战二策，然必先以战为根本，而后能以和蒇事。”外敌“未有不受惩创而能成和者也”。显而易见，荣禄的这些言论，和慈禧、奕忻的言行是大相径庭的。荣禄还提出募重兵，用宿将等具体措施来对抗日军。
主张练兵自强、雪耻复仇
荣禄在甲午战后中国愈益贫弱、民族危机日甚的严重关头是主张练兵自强、雪耻复仇的。在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的甲午战争中，中国遭到惨败。战后，中国被迫割地赔款，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日战争的结局，给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以强烈刺激，列强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战后迅速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人民发出了强烈的救亡图存的呼声。然而，在清统治集团中，还有那么一些人仍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醉生梦死，不思振作。荣禄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险恶局面是有着清醒认识的。
荣禄认为：“自强之策，莫如多练兵，治国之道，惟在兵强，无不可复之仇，无不可雪之耻。”荣禄这种将复仇雪耻的愿望建立在自身自强基点上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兵制改革
荣禄在甲午战后是主张对封建统治的陈法作一些改革的，在清末的兵制改革中，所起作用尤大。荣禄在战后出于复仇雪耻的强烈愿望，主张对旧法实行变革，其中尤为注重对养兵、练兵之法的改革。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荣禄首请变通武科举。他在给朝廷的上疏中，力陈在“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的情况下，仍沿用武科举来选拔军事人才的弊端。他建议清政府，将全国参加武科举考试的三四十万年富力强、里籍可考的应试武童，于各省延聘精通洋操之教习数十人，就地教练，一年之后，即可成精兵。同时，于应试武童中挑选材武聪颖者，进入武备学堂学习，“习格致、舆地诸学，分炮队、枪队、马队，工程队诸科”。学习三年，由督抚进行考试，列优等者，作为武举人。再将这些武举人，咨送京师大学堂，限以三年，由钦派王大臣考试，列优等者为武进士，再经过廷试“验其技艺，询以方略”，即“以侍卫、守备分用”，“各路军营自哨长以上，均用此项武举人、武进士充补，以备干城之选。”荣禄认为，“似此参酌中外兵制，造就将才，于国实有裨益。”
荣禄的一生是效忠清王朝的一生，更明确一点说是效忠于慈禧的一生。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历史已作了结论，我个人无意对其作新的评价。但是他在清末的一些积极主张我认为他是为了力保大清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