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和南宋的建立，南宋初年军民是怎样进行抗金的？
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春天，当铁木真“升级”为成吉思汗，踌躇满志地在斡难河源头建立大蒙古国时，临安城中的韩侂胄也正处于人生巅峰的亢奋之中。
自1195年年初罢黜政敌赵汝愚之后，韩侂胄总揽南宋军政大权已达十二年之久。一个他念念在兹多年的政治梦想即将实现：北伐金国，克服中原。
就在这一年四月，在韩侂胄的推动之下，宋宁宗赵扩下诏追论秦桧主和误国之罪，削夺王爵，从“忠献”改谥“谬丑”，贬秦的制词中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 一时传诵，大快人心。
再算上两年前（1204年五月），宋宁宗下诏追封岳飞为“鄂王”，将岳飞作为北伐的“神主牌”，贬秦崇岳，再加上借重陆游和辛弃疾这两个“北伐文艺权威”的威望（陆游还专门写过“异姓真王功第一”这样的句子推重韩侂胄），韩侂胄可以说已为北伐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宋代重大案件的死刑判决要由大理寺奏请皇帝裁断，然而无论哪个岳飞纪念场所都没有宋高宗的跪像
就在贬抑秦桧的当月，南宋大军已经开始分“东、中、西”三路向金军展开了全线进攻，拉开了“开禧北伐”的帷幕。或许要感谢“不宣而战”达成的突然性，宋军在战争初期打得很顺，连连攻城拔寨，特别是勇将毕再遇仅带了87人就出奇兵一举拿下了泗州城。
泗州大捷的消息传来，韩侂胄感觉恢复中原指日可待，便奏请宋宁宗于出兵次月，也就是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下诏北伐，正式对金宣战。这篇诏书一开头就气势逼人，“天道好还，盖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顺，虽匹夫无不报之仇”；行文中还大有传檄而定的雄心，“西北二百州之豪杰，怀旧而愿归;东南七十载之遗黎，久郁而思奋”。
不过，韩侂胄的这次“开禧北伐”，似乎所有的好运和豪情都留在了前两个月。几乎就是在宋宁宗的北伐诏书颁布之后，一个又一个的战场败报向临安传来。
自命忠君爱国的韩侂胄可能很想问：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试着以后见之明说几点。
第一，动机不纯。首先我们得明确，韩侂胄的北伐并非如《宋史》等“反韩派”那样认为的，单纯是为了巩固个人权位和“立盖世功名”，甚至也不是纯粹的好大喜功或心血来潮，而是有深厚社会基础的。在南宋的朝局中，针对宋金和战问题，“主战派”一直是主流思潮之一，特别是在秦桧去世后，主战思潮渐有压倒主和思潮的趋势，辛弃疾、陆游和陈亮这样的人算是当时的“舆论领袖”，宋孝宗更是终身以恢复为念，且即使是主和派，反对北伐的理由也不是“放弃恢复”，只是说时机未到罢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韩侂胄的北伐主要是出于“公心”，但是，他的立功心切虽然在政治道德上没有什么太多可指摘之处，立功立言本就算是正常的人生追求，但的确在客观上对北伐造成了实质性损害。比如，对辛弃疾这些可能“抢功”的人若即若离，一心想独占恢复之功；再比如，在各种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就急于求成贸然出兵。
第二，准备不足。这一点和“动机不纯”直接相关，某种意义上属于衍生品。平心而论，韩侂胄不是什么没有军政经验的楞头青，不可能一点战前准备不做就仓促北伐，但除了通过“贬秦崇岳”在舆论上做的准备很充分以外，在军事上经济上做的那些准备都有“临时抱佛脚”之嫌。比如，韩侂胄为了筹措南宋奇缺的战马，试图从大理国和吐蕃那里求购战马，还大举练兵，从水军到骑兵到弓箭手方面都有一些动作，但是，韩侂胄或是出于心急，或是对军事规律缺乏敬，这些准备工作在嘉泰三年（1203年）才刚上手，不到三年就已发动北伐，两年多时间就想练出一支强军，这不是天方夜谭么？虞云国先生在《南宋行暮》一书中对韩侂胄式的战争准备批评称，“这些临阵磨枪式的战争准备，不能说一无效果，但在因循苟且、贪污刻剥的政风、吏风、军风下，其成效大可怀疑”。
就连南宋那些激进的主战派，尽管在大的价值观上积极支持韩侂胄的北伐大计，但都对韩侂胄的仓促出兵不以为然。比如辛弃疾，曾对北伐的时间表有“更须二十年”的说法，辛弃疾的政治主张与其说是尽快北伐，更不如说是希望朝廷卧薪尝胆，尽早做好包括练兵、情报、财政等方面的战争准备，而不要得过且过因循苟且。开禧元年，也就是北伐前的一年，辛弃疾还作了那首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借宋文帝刘义隆的北伐失败表达了他对时局的担忧，“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辛弃疾的话日后还当真应验了。
第三，低估对手。金国乱亡在即，金军不堪一击，即使宋军准备不足，北伐胜利也是唾手可得，这或许也是当时包括韩侂胄在内的主战派的战争逻辑。开禧元年，南宋使节李壁使金归来，放言“敌中赤地千里，斗米万钱，与鞑为仇，且有内变”，韩侂胄闻之大喜。金国当时外为蒙古所扰，内为饥荒所困，这些情报都没有错，但问题是，如果韩侂胄由此得出“金军不堪一击”的结论就大错特错了。
当时金帝国处于金章宗的统治末期，尽管国势不振，但金章宗在位其间好歹也有“明昌之治”，国力的底子还在，人口正处于金帝国的巅峰，不战自乱只是文人的幻想罢了；在军力方面，金军固然不再是那支当年“女真满万不能敌”的强军，但此时还未经过蒙古大军的荼毒，主力尚存，完颜宗室也还有一批名将在，更何况，我们后世所说的金军战斗力下滑更多“对标”的是蒙古铁骑，如果相比宋军，金军只强不弱。在开禧北伐中，金军一度纵横无敌，逼近长江防线，甚至让时人看到几分全盛时期的影子。
第四，用人失当。在开禧北伐中，韩侂胄用人失当的恶果几乎从一开始就频频爆雷。最神奇的是，除了我们之前说的毕再遇以外，韩侂胄看中的各路将帅无不是纸上谈兵，遇敌即溃之辈，很多人连基本的战场经验都没有。我无意于用韩侂胄所用之人都是奸人这样的泛道德化话语来解释，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些人都是“鼓吹北伐”之人，和韩侂胄一拍即合，北伐口号喊得越高调，官做得越大，而相应的，他们的实际军事才能反而被韩侂胄忽视了。
有两个用人失误甚至是致命的。第一个人是韩侂胄的头号亲信苏师旦，深得韩侂胄信任的他在战前被赋予了人事大权，而他竟然胆大到公开卖官鬻爵，据说还有视官职大小公开定价一说，让即将出兵的北伐大军掌握在一群买官卖官的人手中。更神的是，唯独把韩侂胄蒙在鼓里，后来和人喝酒时偶然得知后大怒，这才将苏师旦罢官抄家，但为时已晚，开禧北伐此时已是一败涂地。
第二个人是吴曦。吴曦本是威震川蜀的“吴家军”第三代，虽然心怀异志，但由于在临安当官被剥夺了兵权，所以也是“枭雄无用武之地”。旦一心想回川的吴曦贿赂了韩侂胄的亲信，就轻易被放回了四川，并说服韩侂胄任命他为宋军北伐西线的统帅。韩侂胄这个决定酿成了大祸，没几个月，吴曦就在北伐前线“火线投敌”，还得到了金章宗的册封，满足了他独霸四川的野心，要不是吴曦后来被心怀忠义的部将刺杀，南宋面临就不是北伐失败的问题了，反过来被金军两面夹攻，一举灭掉的可能性都有。
而对于像辛弃疾这样真正能打仗的人呢，韩侂胄反而刻意晾起来，或者说，只把他当作北伐的招牌，却不给真正掌军的机会。辛弃疾曾说过，“侂胄岂能用稼轩以立功名者乎，稼轩岂肯依侂胄以求富贵者乎？” 邓广铭先生在《辛弃疾传》一书中认为，韩侂胄对辛弃疾“忽而呼之使来，忽而又麾之使去”，表明“韩侂胄一派人一直还不曾有对当代豪贤分任权责、共立功业的廓然大公之心”。
嘉泰四年（1204年）年初，辛弃疾在被宋宁宗召见时曾说：“敌国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促可以应变之计”。“元老大臣”是谁？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辛弃疾在委婉的劝告皇帝，北伐要多用有沙场经验的老臣老将，不能交给没有经验的那些幸进者胡闹，虞云国先生在《南宋行暮》中认为，辛弃疾在言语之间甚至不无自荐的意思。
开禧三年秋，看见战事一败涂地，韩侂胄终于想到了辛弃疾。但辛弃疾收到诏令时，已经是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表请辞。没多久，辛弃疾病逝，据说临终前还高呼“杀贼”。
第五，内部不稳。韩侂胄号称权倾朝野，在北伐这个问题上，实际上远没有在朝廷内部统一共识。比如说后来反韩政变的主谋史弥远，一看到战事不利就开始四处串连，甚至与对韩侂胄早有不满的杨皇后搭上线。何忠礼先生在《南宋政治史》一书中甚至认为韩侂胄有点心慈手软，在北伐前放弃了对主和派政敌的打击，这些人不久就恢复高位，而韩侂胄自己又用非其人，导致他在朝中四面受敌。
最讽刺的是，如果说韩侂胄决定北伐的确有巩固个人权位的意思，反而恰恰是北伐，让他曾经一度稳固的权位开始出现危机，最后甚至落得个被暗杀的下场。
更重要的是，韩侂胄也没有搞定宋宁宗。在北伐问题上，宋宁宗始终模棱两可，没有定见，虽然没有正面否决韩侂胄的北伐决断，但也没有给予明确的支持。北伐失败后，宋宁宗曾评论称“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可能才是他真实的想法。周密在《齐东野语》中也佐证说，宋宁宗“乃守成之君，无意兹事”。
电视剧《大宋提刑官》里的宋宁宗
试想，如果宋宁宗有定见，宋廷要么就放弃轻举妄动暂缓北伐，积蓄国力等待时机；要么就是上下一心决定开战，也就不会在战事初期不利之后，逐渐陷入了在和战上游移不定的尴尬状态，后来甚至出现了前线将帅对继续战争虚与委蛇的状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已经丧失了进行长期战争的政治能力。
第六，实力不足。这可能也是“开禧北伐”失败的最核心原因。《南宋行暮》一书深刻的写道：“金人入主中原以后，双方随着‘时移事久，人情习故’，已与南宋在地缘政治上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抗衡态势，谁也吃不掉谁。从绍兴末年金主完颜亮南侵，中经隆兴北伐，直至开禧北伐，不论率先发动战争的是宋还是金，从来都没能如愿以偿过，其间地缘政治的综合因素似在冥冥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虞云国先生对宋宁宗和韩侂胄这对北伐君相组合也相当不看好，“开禧北伐时南宋的综合国力显然不及隆兴北伐之际，再加上开禧君相的因素，宋金地缘政治的格局不可能改变，北伐失利是无可避免的”。
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上早朝的韩侂胄被宫廷侍卫刺杀身亡。这固然是一场有偶然性的宫廷政变，史弥远结盟杨皇后，背着宋宁宗才杀掉了韩侂胄。但是，当时韩侂胄已有“不得不死”之势，在主和派重新占据上风的情况下，朝中众臣普遍认为开战的“元凶”韩侂胄已经成了宋金合议的绊脚石，代表性说法是，“今日欲安民，非议和不可；欲议和，非去侂胄不可”。而在金人那边，也将“献首祸之臣”当作议和的先决条件之一。
而事实上，韩侂胄被杀之后，首级最终竟真的到了金人手里，金章宗为此还祭告天地，举行了盛大的“献首仪式”，礼毕将韩侂胄的首级，悬挂在高高的旗杆上，供看热闹的群众观瞻，之后还被做成“标本”藏入军器库。
一代权相，生前风光无限，最后却落得个身首异处。
从政治责任的角度出发，韩侂胄力主开战又丧师辱国，“任情妄动”，被罢官也是早晚的事，考虑到他是依靠“绍熙内禅”此种宫廷政变起家，那么甚至被刺杀也可以视作政治阴谋家 “上得山多终遇虎”的归宿。
但是，堂堂大宋重臣，事败之后，死则死矣，被作为谈判“筹码”送到敌国是怎么回事，这羞辱的哪里是韩侂胄，而是大宋朝的国家尊严吧？当时甚至有很多与韩侂胄不和的反战派大臣都看不下去了，有人就站出来说“韩侂胄头不足惜，但国体足惜！”。还有太学生作诗说：“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甚至将韩侂胄比作汉景帝时代因主张削藩而蒙冤被杀的晁错。
嘉定元年（1208年）九月，在史弥远的一力主导下，宋金签署了“嘉定和议”，坦白说，虽然史弥远此人的主和政见已经堕落到“乞降”，但和约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屈辱，其实也就是加了岁币十万两白银而已，金军收了一笔“赎地费”之后也将新占的土地还给了南宋。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史弥远的谈判之功，而是因为在金帝国的北方，正在坐大的蒙古让金人坐卧难安，不想和南宋过多纠缠。
金宣宗为了与蒙古合谈以解中都之围，1214年将金帝完颜永济的女儿岐国公主送给成吉思汗和亲，而后蒙古退回漠北地区。
也就是从“嘉定和议”之后不久，史弥远成为了下一个不可一世的权相，权势比韩侂胄有过之而不及，在宋宁宗宋理宗两朝擅权长达26年，最后不仅得以善终，还没有像秦桧、韩侂胄那样进入《宋史·奸臣传》。
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曾为“奸臣”韩侂胄抱不平说：“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严格说来，韩侂胄算不上什么；奸臣，至少无法与秦桧相比，他纵然轻举妄动丧师辱国，但更准确的定位是于大宋朝有大过的“罪臣”，才具不足而自视甚高，是典型的志大才疏之辈，但你非要说他在道德上多么不堪邪恶，或许有些“欲加之奸”了。
时过境迁之后，金国处置韩侂胄身后事的举动颇值得玩味。金国后来追封韩侂胄为“忠缪侯”，认为他“忠于为国，缪于为身”，还将几经侮辱的韩侂胄首级最终安葬在他的先祖——韩琦之墓旁边。《南宋行暮》一书认为，金国后来将此事札报南宋，其中不无讥讽的意思：比起你们本朝来，我们敌国的评价似乎还公正些。
纵观南宋一朝，“和战”始终是政治上最核心的主题，中前期是对金和战，后期是对蒙和战。尽管宋人王应麟的“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的判断绝对化简单化，但也显示了宋人面对当“和战”与“忠奸”反复搅和在一起时的某种困惑。
先是秦桧主和，继而是韩侂胄主战，再是史弥远主和，最后是在和战夹缝中“骑墙”的贾似道，四大权相，三种立场，在后世却都因为“和战”的各自立场表现，尽数被视作“奸臣”。
如果将“和战”两者均视作一种价值中立的政治态度，不再与“忠奸”密切捆绑，或许就会发现，除了秦桧罪无可逭，其他三人皆有可议之处。即使是秦桧之奸，也不是“主和之奸”，而是为了达成“主和”，而去构陷忠良血债累累压制舆论之奸。“主和与“主战”是中立的，但在各自时代情势之下，作为权相重臣如何去推行它，如何去贯彻它，才是人品政品的试金石，当然，你得出的答案很可能仍然是暧昧不清的。
对于开禧北伐的大败局，还有一种神秘主义的上帝视角，如果韩侂胄北伐晚上几年，不用十年，比如只要五年，北伐几乎就是必胜之局。正是在开禧北伐后的第五年（1211年），成吉思汗发动了灭金战争，当年便在野狐岭歼灭金军四十余万主力。
若是此时韩侂胄出兵，对金帝国可能顷刻便是灭顶之灾。但历史的悖论是，如果金帝国比真实历史中早亡国20余年（1234年），对南宋真的是好事么？
只有天知道。但这真的不是韩侂胄所能应对的天下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