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古代历史上大多数是文臣主降，武将主战？
这个有真实依据吗？
个人来谈：我们都知道，历朝历代的君王主推的是儒家思想。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
文臣，从小经过儒学文化的熏陶成长，他们经过科举考试站在庙堂之中，都是有自己的思想和态度的。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已经深深刻在他们脑中。他们考虑的是百姓的安危，不是图一时杀戮。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文官如果天天喊打喊杀，那武将的作用是什么？
当然，这个问题是基于大多数人身上，也不能一刀切。也不能否决，文官不可以主张战争的，因为，儒家虽是主导思想，但百家纵横，还有法家的存在。秦始皇一统六国，不就是听从李斯法家的思想，以武止戈。
然后说说武将，我们想象一下，一个久经沙场，身强健壮的壮汉，面对战争自然是不怕的，大不了战死沙场，总好比躲着打仗强吧。
文臣和武将，是在两种环境下生活的人。一个是，不知流血流汗的可怕，一个是，不知国家大事的繁重。就像是内向和外向的人，内向的人安静，外向的人活泼，他们面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
文臣主降，不一定是错的。武将主战，也不一定是不对的。一个明主的帝王，会考虑双方的观点，然后做出正确的决定。
从思想文化方面来说，文臣接受的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主，特别是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大一统之后，儒家的为江山社稷永固的，民贵君轻的思想日益被广大的读书人接受和宣传。
所以，历史上有苛政猛于虎也的悲叹，有谁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理政思想。
文人面对荼毒苍生的战争，他们想到的是如何制止战争的发展。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文人会利用使用各种计谋策略，已达到目的。
而武将的教育则是军功获爵，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为英豪，大丈夫要以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为荣。
可以说，是战争是武将显示是英雄之气的场所。
一旦没有了战争，就是飞鸟尽，良弓藏了。
另一方面，和平才能让文人的治理国家的能力，创建国家文化的想法，文人的价值凸现出来。
一个国家的发展是要文武必须共同发展的。谐和共进，才能强国，才能真正止戈。
且让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原因其实很简单，古代一直有个文武之争，而且基本上是文人压制武将，武将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而决策权才是最大的权力。
武将不打仗就马放南山了，没有军功，职权很小，
而一旦有了战争，武将就能向皇帝要更大的职权，成功之后，名垂青史，还能升官、赏赐，甚至跟宰相平起平坐。
而文人呢，打仗的事基本不可能有功劳，自然不热衷于打仗了，而且，武将打仗立功后，就能跟他平起平坐，威望压过宰相。
再从深层次上说，武将热衷于打仗，这是正常的，毕竟武将也需要这种人，他们只思考打这个问题，其他根本不考虑。
但是文官则不同，他们层次更高一点，他需要的是稳定，如果战争的结果是战败、拖垮经济、老百姓受影响、引起民变等问题，
比如说，户部没有钱了、粮草凑不齐，武将可不管啊，只能让老百姓交钱，如果民变了怎么办？文官要负责啊。
再比如，明明可以经济制裁，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武将非要打，你怎么办？如郦食其劝降齐国成功了，韩信非要打。
所以，文官是政治家，考虑的更深远一点，武将可啥都不管，只要有仗打。
我认为那里面原因多多，首先是幼小开始所接受的教育与熏陶不同，造成了义武两者表面和内在性质的不同。文臣被熏陶的是好静，胆小乃致如鼠。同时手无缚鸡之力，万事用心机，遇事和为遗，或是绕道而行，遇到战争贪生怕死，多以主降了事；不过也不是绝对的，历史上也有不少文臣在国难当头能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如文天祥，于谦等更显出了英雄本色；
武将从小就舞棍弄棒，好动好斗好称英雄好汉。以拼拼杀杀，建功立业为己任的精神来保护人民，保护江山社稷。所以路见不平一声吼，宁愿战死沙场，马革裹尸，决不卑躬屈膝做投降派。当然这也不尽然，也有心怀不轨之徒，贪生怕死之辈，或是未战先败，未战先降，或是临阵脱逃丢盔弃甲，或是卖主求荣于江山社稷不顾的卑劣小人，引狼入室，破碎国土，残害百姓，留下了千古骂名。
这简直是胡扯啊，历史上文官极少有主动投降的，而武将不但主动投降的多，而且绝大多数都带着自己军队一块投降。
以南宋守襄阳的吕文焕为例，吕文焕死守襄阳当然值得表扬，但是吕文焕在襄阳城坡之后就选择投降元朝，他不但投降元朝，还积极的充当元朝东征南宋的向导。
结果因为荆襄防区是吕文焕家族经营很多年的战区，守城将领大多数都是他的亲戚以及下属，所以吕文焕出面招降，南宋守军可以用“望风而降”四个字来形容。
结果就知道元朝几乎没有废什么功夫就突破了南宋花了三十年苦心经营的荆襄防去，让蒙古人顺着长江直接杀到了杭州。
吕文焕作为武将，他对南宋的破坏力没有任何南宋文官可以相提并论。
我们再以南明投降清朝的文官钱谦益以及武将左梦庚为代表。
钱谦益投降是什么情况？清军已经顺利渡过长江，弘光帝也出逃了，南京城等于不设防，作为文官的钱谦益不得不投降。
而左梦庚投降是什么情况？
左梦庚投降清朝时，麾下差不多还有十万“左家军”，是真正的实力派，而且左梦庚还是明朝的“平贼将军”，从一品的高级武将。
诸将推梦庚为帅。总督袁继咸御战，梦庚还驻池州，遣兵间道自彭泽下建德，遂取安庆。总兵黄得功破之铜陵，乃退保九江。顺治顺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逐李自成至九江，梦庚率众降。——《清史稿·左梦庚传》
这可不对啊，历史上武将投降的可不比文臣少，说二者是五五开也不奇怪，你这估计是受了小说影视之类的影响，有了一种错觉，武将比较刚，文臣比较怂。
其实，很多时候文臣的脑子比较“轴”，“太学生”这个群体都是老愤青了，觉得自己看过兵书什么的，加上忠孝节义的思维远比武将深入，他们不到最后时刻是不会怂的，当然怂的时候可能也比较彻底。
反而武将有更多的实际经历，面对生死的时候比较多，他们对生死有更清晰的认识。真扛不住了，为保命而投降，也是比较丝滑的。
三国武将一堆投降的，水浒一样是武将投降的多，宋江能从朝廷那里搞个文人是相当难的。
再换种方式，穿越小说中的主角，你觉得招揽武将容易还是招揽文臣容易？反正我看到的都是武将相对容易，文人的脑子得顺着来。
就算是面临战争，文臣一般也不会轻易认怂，因为他们更在意名声，加上文臣大多理论脱离实际，眼高手低，觉得自己很能打，主战的可是不少。
北宋联金伐辽的时候，蔡京为首的一票文人可是大力支持的主战派，反而是种师道这种武将表示反对，当然，反对不能说就是错的。
宋末的时候，扛到最后的文天祥，陆秀夫等人，也是文人的代表，而元军一方却有大把投降的汉将。
明朝有东林党水冷的事，也有于谦，顾炎武，史可法这些刚到底的文人，还有被诛了十族都不降的方孝孺，相反的是洪承畴，祖大寿，吴三桂等武将群体性的投降。
再换一个角度看，古人很多时候都是重文轻武，武将大多地位不高，文臣才是当家人，如果文臣都不想打，那些武将岂不是发挥的余地都没有？
谁会去干出力不讨好的事呢？
所以综合的看，文臣武将都有主战的，也都有主降的，二者并没有严重的倾向性。
但文人主战总觉得没有武将主战来得热血，很多人愿意听杨家将，听岳飞传之类的故事，但可能对史可法，顾炎武是哪个朝代的都不知道，文人主战的事迹，没有吸引人的传播形式，这才造成“文弱武强”的印象。
这是从哪里得出的这个结论，有统计数据做支撑吗？没有统计数据做支撑，那么这个前提就是想当然。
“文臣主降，武将主战”的这种刻板印象，恐怕还是民间故事、评书听多了。
《岳飞传》里面就是秦桧主降、岳飞主战，尤其秦桧那跪着的塑像，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秦桧是文官不假，但是其后主战的韩侂胄，是文臣还是武将？
而受到韩侂胄重用的吴曦，却在关键时刻投降了金国，吴曦不是文臣而是武将！
文天祥是文臣还是武将？陆秀夫背着赵昺赴海而死，南宋都到了那个时候了，还是誓死不降！
一个人主降还是主战，跟他是文臣还是武将无关。
在民间故事和评书里面，为什么会大量出现“文官主降，武将主战”的内容呢？
除了故事内容需要之外，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大多数人把不主战与主降等同起来了。
武将的职能与文官相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是战争而已。但是战争不是打架，普通人也不是两句话不对就动手。
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那只是最后一步。在战争之前，还有很多方式来解决。
能通过其它方式解决，那就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只有到了万不得已之时，才会用战争手段来解决。
选择用战争之外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这基本上都是文官的事儿。当人们把不主战混淆成主降，那么文官主降的印象也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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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做过统计，但提问中说的“文臣主降，武将主战”可能有点刻板印象。个人认为古代历史中的主战和主降，都是屁股决定思维。
赤壁之战的主战和主降
“文臣主降，武将主战”这种刻板印象，应该多是《三国演义》赤壁之战一事演化而来的吧。
《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战前张昭为首的文官“主降”，以周瑜为首的武将“主战”，当然舌战群儒这类的桥段在正史中并不存在，起初读来觉得十分奇怪，同样是托孤之臣，为何张昭要归顺曹操？还以为是老罗杜撰。
但《三国志吴主传》中，“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惟瑜、肃执拒之议，意与权同。”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权抚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
可以看到在赤壁之战前，周瑜和鲁肃是主张一战的，而张昭、秦松是劝说孙权归顺曹操。咋看之下，认为武将是为了打仗谋取功勋，文臣是认为吴国打不赢，老谋持国求得稳定。
其实，个人认为根源还是屁股决定思维。
当时的孙吴政权的并不像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的皇叔身份匡扶汉室这样，而是政治根基不足，出身寒微。
张昭受吴太夫人和孙策母子双重托孤，对孙权视若子侄，感情真挚。当初孙策离世前，托孤可不是“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而是裴松之注解，“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辅之。”，跟刘备的托孤诸葛亮一样。随后，“昭率群僚立而辅之。”张昭坐的位置，可以说是孙吴一脉系于他之手。
他当时的力主降曹，个人认为是为了保全孙氏一族的利益，因为战略眼光的局限性，导致他认为吴国无法战胜魏国，与其被灭不如归顺。特别是孙策的这句托孤之言，“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意思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抵抗，可以归顺或者回到原先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个人认为孙策的意思还是为了保全孙氏一族香火。
其他的文臣，多属于当地的士族，在孙吴的策略中，打压拉拢当地士族的手段也是兼而有之，比如陆逊的爷爷陆康，袁术让孙策征伐，结果弄死陆康及其宗族数十人，“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在拿下江东一地中，孙策杀得人都是威望很高的人。而孙权继位，“未有君臣之固。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孙权的威望不足以震慑群臣，只是张昭和周瑜臣服孙权，其他人“委心而服事焉”。在赤壁之战前，除了庐江太守李术，三郡叛乱、妫览和戴员定计杀孙翊外，还有宗亲平南将军，假节兼任交州刺史孙辅想投靠曹操，豫章太守孙贲想送儿子当质子。
所以，以他们所处的身份看，其实无论是曹操和孙权都一样，只要门阀不灭、权势不变就行，“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没有必要跟着孙权血战到底，加上之间的关系本就不牢固，保存自己宗族的利益才是最重要。刘表死后，荆州地方士族也是如此，虽然，后来孙权任用了不少的江东大族子弟，但从骨子里还是不太信任。
主战一派基本都是孙策的老部下，东吴的江山是这些嫡系豁出性命打下来的，不可能拱手送人，加上周瑜的带领，也支持孙权，自然要搏一搏，胜了加官进爵，败了也是留下忠名。
历史上的文臣主战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有个刘宋，开国皇帝就是那个以一砍千的刘裕，第三任皇帝是宋文帝刘义隆。
他在任期间，政治、经济、文化均得到较大的发展，史称“元嘉之治”，当时刘义隆是想收复中原的，于是提出了北伐一事。《资治通鉴宋纪》“帝欲经略中原,群臣争献策以迎合取宠。彭城太守王玄谟尤好进言,帝谓侍臣曰:“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须意。”，御史中丞袁淑对刘义隆说，“陛下您现在应该席卷赵魏旧土，去泰山祭祀天地神祗。”，这些赞成的多数为文臣，比如后面，让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去劝沈庆之。
当时的沈庆之、刘康祖、萧思话等武将则纷纷表示反对。步兵校尉沈庆之劝谏：“我步彼骑，其势不敌...恐重辱王师”，左军将军刘康祖表示，“岁月已晚，请待明年”，“护军将军萧思话亦谏，上皆不从。”
当然，此次元嘉北伐，王玄谟统帅宋军主力围攻滑台，可惜刚愎自用、丧失攻城良机，导致全军覆没，这次北伐也以大败告终。后来的南宋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就是说的这，不过辛弃疾是借此表达对文臣韩侂冑主导的北伐的担忧，结果开禧北伐与元嘉北伐如出一辙，小胜后失败。
从这也可以看到，“群臣争献策以迎合取宠”，文臣为了坐稳位置，获得皇帝的信任而赞成北伐，力主一战。反倒是武将看清了双方的形势差距，表示不要开战。
所以主战和主降，都是所处位置决定的，至于文臣和武将之分没有统计过，感觉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