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太平天国时期，对手曾国藩的军事能力到底是什么水平？
曾国藩的军事能力就是“笨拙”水平。纵观整个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组建湘军对付太平军，几乎屡战屡败，甚至快要落于自杀的地部而已。
至于最后曾国藩率湘军攻破天京（南京），活捉李秀成，这并不是曾国藩军事能力的展现，而是太平天国内乱相互残杀，导致曾国藩率湘军乘虚而入罢了。
如果不是“天京叛乱”，楊秀卿、韦昌辉、石达开等诸多将领齐心协力，湘军想攻破天京（南京），这是不可能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清政府勾结外国列强势力，共同绞杀太平军，最后使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而失败的。
曾国藩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太平军起，举国束手无策。只有他独辟蹊径，以超人之胆识创立湘军。在从皇帝到大臣或急于求成，或悲观绝望，满朝如无头苍蝇，纷无定计之际，曾国藩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平定太平军战略，即“争夺武昌，控制长江中游，再指向九江、安庆，进而攻陷天京”。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曾国藩的一生成功，得益于“笨拙”精神。他的智商不过中等。湘乡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是曾国藩在家读书，一篇短短的文章，朗诵了多少遍还背不下来。一小偷本想等他入睡之后偷窃。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睡。小偷忍无可忍，跳出来大叫：“这种笨脑袋，读什么书？！”曾国藩天性钝拙，正是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国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那就是尚“拙”。他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就好比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表面上简单笨拙，实际上却大气厚重，所向披靡。这是曾国藩一生成功秘诀，也是他常向别人谈及的道理。他在《送郭筠仙南归序》中这样说：“君子赴势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名，艰难错迕，迟久而后进，铢而积，寸而累，及其成熟，则圣人之徒也。”那意思就是说，君子不走捷径，不图虚名。锱铢积累，艰难前进。君子成功也许比别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他创建湘军，选拔将领，专挑不善言辞的“乡气”之人，盖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他甚至讨厌那些“善说话”的人：“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他招士兵，也专要“朴实少心窍”的山民。因此湘军作风与八旗绿营完全不同，彻底根绝了兵痞的油滑习气。
曾国藩一生做事，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做得扎实，做得牢靠。他的作战方式也是如此，曾国藩一生善打愚战、笨战，不善打巧战。他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他打仗的第一秘诀是“稳”，先立于不败之地。军事首重“自固”，就是先要保存自我，然后才能谈到争取胜利。因为军事不比别的事情，不容许你犯错误，一犯错误，可能生命就没了，没有改正的机会。所以他才要扎硬寨，保证军队先生存下来。他一生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每次打仗，他都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问题，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
在具体作战原则上，曾国藩的战略思想是“以静制动、反客为主”。不主动出击，总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后发制人。曾国藩反复强调，湘军打仗，不能浪战，不先急于进攻，而是先站稳脚步，等着敌人露出破绽，然后再出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主席引用了《水浒传》中“林冲打洪教头”的故事。林冲和洪教头比武，一开始是洪教头主动，林冲被动。林冲先不出手，先往后退，观察洪教头。等洪教头进攻了几棒，林冲看清了他的套路才出手，一出手，就把洪教头打倒了。毛泽东主席引用了这个故事，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弱军通过诱敌深入可以后发制人，制胜强敌。他说：“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曾国藩的作战思想正是这样。他说：“两人持矛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他又说：“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为主，不喜作客。”两个人打仗，在那等着对方进攻的是主，主动进攻的是客。主占优势，客占劣势，所以打仗一定要做主，而不要做客，要善于变客为主。正是因为这种“主客”思维，导致湘军攻城的办法也很特别。湘军主动攻城，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这座城市活活困死。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湘军这种挖沟式攻城法，确实能保证自己的生存概率最大，但问题是时间成本很高，土木工程量也很大。因此，湘军攻城的时间，通常不是以一天、两天，也不是一月、两月计算，而往往是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往往等到战争结束，城墙外的地形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了。
太平军虽然骁勇，遇到湘军却毫无办法。太平军最希望诱使湘军野战，但湘军绝少野战。曾国藩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他行军打仗数十年，除一开始几次失手外，没有大的蹉跌，正是得力于此。
曾国藩后来自己总结说：“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这种打仗风格，看起来很笨拙，其实是完全符合《孙子兵法》的。《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说，你自己先要立于不败之地，再等着敌人给你机会。
曾国藩一生待人接物更是以诚为本，以拙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益（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宜）”。别人以巧以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诚以拙相待。他的想法是：“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曾国藩说到做到。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始则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李鸿章作为他的弟子，也时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国藩却因为爱李之才，始终不改对李鸿章的关心、爱护、包容、提携。李鸿章因此终生感激涕零，到晚年更开口不离“我老师”三个字。正是因为这种质朴的为人处世方式，曾国藩一生朋友极多，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指挥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杨一役”的最终胜利。
当然，曾国藩最有意义的“笨拙”，还是他的思维方式。正是“扎实彻底”的思维方式，使曾国藩避免了几千年来“中国式思维”的局限和弱点。
中国式思维尚直觉，重体悟，善类比，却轻逻辑。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绪常如天马行空，不循规矩，任意跳跃，因此很容易跳过真理与谬误之间那小小的一步距离。中国式思维的最大弱点是喜欢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在这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大而化之，以一言而括万物。总想找到一个窍门，一下子把握宇宙全部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小葱拌豆腐，三下五除二，彻底解决一切问题。比如，儒家学说就认为，一个人如果做好道德修炼，则处理世间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是非理性的。而西方思维的最大特别是重视实证、重视逻辑、重视差别。西方人从量化分析事物间的不同之处入手，沿着“现象→差别→差别的扩大→精确量化→创新”的思维路径前进，因此能发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维，建立起严密的学术体系。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式思维不谋而合。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因为其“笨拙踏实”，在中国人中达到了少有的严密程度。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六月廿九日日记说：“治事……之道三端，曰剖析，曰简要，曰综核。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由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这一席话道尽了曾国藩式思维的秘诀。每遇到一件事，他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反复琢磨，细细分析。而“正”“反”这两个方面，他也要进行细分，把“正”面再分两面，分析它的正反。同理，“负”面也自有其正反。他把这件事中包含的每一个因素都研究到位，不使有一点含混不清之处。这样分析下去，对这件事物就会观察得分外透彻。
“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正是通过这种“笨拙”的思维方式，曾国藩能精确地把握“度”，也就是把握了“真理”和“谬误”之间那一步之距离。
国人重综合而轻分析。曾国藩却通过扎实彻底的思维实践，发现了分析“差别”的重要性。他说：“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调乎至一之理。”也就是说，如果不精心研究万物之间的细微差别，就不会得出差别背后的统一规律。这段话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分量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曾国藩认为，自古以来，认识就有精有粗，行动就有实与不实，这恰恰是圣凡、大小之间的区别。所以他说，好的人才应该“多条理而少大言”，也就是说，多一些逻辑性，少一些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
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了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做参考。曾国藩的精明，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笨拙之上，这样的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的。
确实，“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1”“0”两个数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的吗？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我们大部分今人也并不比他更笨。他只是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地鞭策自己的大脑。“智慧愈苦愈明”，是他的切身体会。
三流。
“遣将则胜自将则败”，就这么简单。
《清史稿·曾国藩传》：国藩锐欲讨贼，率水陆军东下。舟师初出湖，大风，损数十艘。陆师至岳州，前队溃退，引还长沙。贼陷湘潭，邀击靖港，又败，国藩愤投水，幕下士章寿麟掖起之，得不死。而同时塔齐布大破贼湘潭，国藩营长沙高峰寺，重整军实，人人捓揄之。
国藩以前靖港败，自请夺官，至是奏上，诏署湖北巡抚，寻加兵部侍郎衔，解署任，命督师东下。……至於九江，前锋薄湖口。攻梅家洲贼垒不下，驶入鄱湖。贼筑垒湖口断其后，舟不得出，於是外江、内湖阻绝。外江战船无小艇，贼乘舴艋夜袭营，掷火烧坐船，国藩跳而免，水师遂大乱。
打“发匪”不行，打别的又怎样呢？也不见得高明啊！
然督师年馀，捻驰突如故。将士皆谓不苦战而苦奔逐，乃起张秋抵清江筑长墙，凭运河御之，未成而捻窜襄、邓间，因移而西，修沙河、贾鲁河，开壕置守。分地甫定，而捻冲河南汛地，复突而东。时议颇咎国藩计迂阔，然亦无他术可制捻也。
之后李鸿章接任后则成功镇压了捻军，虽说“防河之策，皆国藩本谋”，但李鸿章能完成他却做不到，起码说明他即使有布局能力，执行力却不强。
当然，这绝不是说曾国藩无能。曾的长项在大局观，对整体形势把握能力较强，而沙场决智勇则非他所长。
於是国荃有捣金陵之师，鸿章有征苏、沪之师，载福、玉麟有肃清下游之师；大江以北，多隆阿有取庐州之师，续宜有援颍州之师；大江以南，鲍超有攻宁国之师，运兰有防剿徽州之师，宗棠有规复全浙之师：十道并出，皆受成於国藩。
而且曾国藩意志坚强善于鼓舞人心，算是不错的“政委”。而这就是曾国藩的真实战术水平，所以他压根不敢想夺取天下——湘军又不全是他曾家的，真正能跟他一条心的最多一个曾国荃。老九擅长的不过是“结硬寨打呆仗”（比老哥执行力强一些），也说不上什么经天纬地大才。就凭这点资本，别说争天下，连一众同僚他都没把握打赢。
若不是太平天国内乱，岂有曾国藩名？洪秀全一介书生，得势后堕于享乐，遂部下效仿，终至祸起萧墙，天国自灭，遂成国藩之名。然曾氏虽成大事，终无英雄之胆，不敢推翻清朝，终至国家败亡。甲午战败乃至八国入侵，日本侵华，皆因曾国藩胸无大志，不能听从左宗棠、赵烈文等仁人志士的劝告所至。曾国藩虽有才名，然与国有何益哉？
曾国藩的湘军是专门为太平军准备的，要不然按大清的规矩，汉人不能拥有武装，只怪八旗军战斗力完全丧失，皇上只得命曾国藩湘军，曾国藩虽然是一个文人，但他治军有方，从兵源挑选上，个个都符合他说条件，油头粉面怕吃苦的他不要，专挑那些能吃苦耐劳的人，军官大多是他的学生，操练也很严格，和太平军遭遇时，开头也打了败仗，后来太平军内讧，丧失了战斗力，最终败在了曾国藩湘军的手下。
答，谢谢邀请！不好意思，各位我的回答不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引经据典”，对于曾国藩来说他是一个文官，属于那种“运筹帷幄”的高手，至于军事他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为什么这样说呢？
曾国藩的著作里有军事理论篇，都是一样的集古代的军事著作于大成，对于他这种拿笔随手拈来的人来说比较容易，什么打呆仗，死缠烂打，软磨硬泡，说白了就是耗死太平天国。归根结底就是他是一个战略家而非一个赤膊上阵的人。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大有席卷天下之势，人心惶惶的时候，曾国藩奉命于危难之间，回老家建立团练武装，就是地方出钱，他组织地方的男丁建立起队伍，保家卫国。他是有名曾剃头，对于闻风而逃者杀，对于妖言惑众者杀……通过铁血手段稳定军心，民心……然后集资，训练军队。
他在见识上不如李鸿章和左宗棠，他们对于新式武器，作战方法等方面比较差，他的军队在后来的发展空间不大。他对于传统的兵法尤其是对人驾驭比较好，很多的军事人才都是一样的出自他的门下。具体作战还是应该是他的弟弟曾国荃系列的。
问的是曾国藩的湘军能力到底是什么水平吧 ？
这个问题是不能纵向来比较的 ，那会闹出“关公战秦琼 ”的笑话的。
只能是横向比。
和谁比呢 ？肯定是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军队比。
太平军最后败给了湘军 ，不是太平军战士不行 ，而是领导太平军的高层领导在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腐败。
其实曾国藩的湘军能力不咋滴，洪秀全的太平军最后是败在自己人手里的。
太平天国可能输在建制方面？没有严格的建制就始一盘散沙，如建制全面就形成一股绳般防线，历史多是经过探报行踪达到知已知彼的，（曾国潘曾是手下败将）大平天国首领如重视不是轻视，曾国潘被击溃比例会大很多，如此战溃败对大清是致命的，形成拉锯战也是如此。
曾国藩对于太平天国的将领来说，那就是打不死的小强。怎么这么说呢？？？你去翻翻这个时期的清史，看看他差点死的是多少次？？他每次都是差点死，没死，结果到后来，太平天国死啦！他牛掰啦！[呲牙][呲牙][呲牙][呲牙][呲牙]
首先曾国藩在战术上应该不咋地，要不怎么老是打败仗呢？这种人应该不适合做中、低层的将领，但是曾国藩的战略思维是无敌的，至少在那个时代是无敌的，是他靠着结硬寨的方式，灭亡了太平天国。
所以从打仗来看，战术菜鸡，战略无敌。
再看建设军队、治理军队的才能，这个在当时也是无敌的，毕竟湘军是当时清政府唯一有战斗力的军队了！
那年，曾国藩老母去世，曾国藩于是带丁忧回湖南长沙。
这个时候刚好太平军进攻长沙，大清中央军湖南省军区司令鲍起豹和增援而来的广西省军区司令向荣联手阻击太平军西王萧朝贵大军对长沙的攻击，而且还一炮轰掉了萧西王，使萧朝贵成了第二位去见天父的太平军高级领导人（第一位是冯南王）。太平军出桂，虽然势如破竹，居然三个月没有攻下长沙，于是绕道北上了。
丁忧回乡的曾国藩虽然尽孝在家，但官至组织部副部级领导的曾国藩，当然不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咸丰皇帝也不会让老曾在家闲着，一道圣旨到长沙，命令曾国藩主持建设地方武装民兵（团练），曾国藩早就看中了长沙军分区司令塔齐布（长沙绿营都司）在长沙之战中的表现，于是力荐塔齐布为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并邀其协助老曾发展、训练湖南团练。老曾很理智，自己是汉人高官，重用镶黄旗塔齐布当助手，让咸丰放心啊。实际上老曾更多依靠的是两个人的帮忙，即文武双全的胡林翼和绝世奇才左宗棠！曾国藩的优点就是善于用人，而他的运气太好，得以用上他想用的人了。曾国藩的团练又得到湖南省长（巡抚）张亮基的支持，因此，后人评价很高的曾家湘军的基础在各种利好条件下建立起来了。
老曾觉得他手里的湘军已经足够强大，决定拉出去表现一下，以表示自己并未辜负咸丰爷的期望。靖港水战竟然被年轻的石达开打得丢盔弃甲，老曾决意投水自尽，幸得手下拉住，才没有成为龙王女婿。在湖口和九江老曾又指挥湘勇战长毛，欲复靖港之仇，很不幸，老曾又遇到石达开了，石达开也是亲临阵前指挥，两次大败湘军，曾国藩又两次投河自尽，最后被部下救起。在江西南昌城，老曾又遇到石达开了，好在湘勇中有位万夫不当之勇的猛将罗泽南，老曾命罗泽南迎战石达开，但很快收到罗泽南牺牲的消息，然而此时石达开收到洪天王命令而兵返天京，阴差阳错地让曾国藩没能“为臣力已竭，谨以身殉”。
石达开成了曾国藩的克星，曾国藩引以为傲的湘勇，竟然每次遇石达开都是大败，曾国藩已经不知如何向朝廷禀报了。写上报折子时，“臣军屡战屡北(败)”看得自己要窒息时，忽然灵机一动，立即改为“臣军屡北屡战”，朝廷看到奏章后，认为曾国藩虽然连打败仗，但其战斗意志不减，忠心可嘉，需予以重用，问老曾朝廷如何帮助湘勇，才能打胜长毛逆贼？
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战士秉承狼兵传统，擅长野战和肉搏。近距离作战时，清军无论绿营还是湘勇，面对太平军都难以取得优势。但是清军的武器装备比太平军要好，所以在对阵太平军的时候，要扬长避短，尽量中长距离杀伤太平军。
于是曾国藩求得朝廷拨款，增购西洋火器，装备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线膛枪，修筑堡垒，避免与长毛近身肉搏，“我军唯有多用洋军火以制之”。他授意他的弟子李鸿章创建一支装备当时最先进洋枪洋炮的淮军，“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聘请了洋人当教官，使淮军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的一支地方武装。
曾国藩还授意李鸿章与外国雇佣军协同作战，李鸿章与英国舰队司令何伯、陆军提督士迪佛立订立共同攻打太平军协议，李鸿章与雇佣军“常胜军”统领戈登关系良好，很快“成为戈登的好友和赞助他的人”。
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李鸿章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淮军协助湘军会攻天京。在淮军的洋枪洋炮和洋人雇佣军的协助下，湘军第二天就攻克天京。
攻下天京后约一个月，曾国藩就下令逐步解散湘军。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但却请旨留下淮军。
曾国藩后期督师剿捻，主要就是用淮军。曾国藩从依仗洋枪洋炮得以消灭太平军的经验，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创办江南制造局，引进洋人技术，开创了国产现代军火、舰船的先驱。
综上所述，曾国藩本人的军事指挥能力不算强，但其作为军事统筹、军事发展的策划者，却是很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