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人规定一斤为十六两?
中国古代的度量衡最开始是不统一的,在春秋战国时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自己的度量工具和自己的生产生活习惯。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合,他也有意识地促进天下所有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斤和两的规矩也是那个时候定下来的,一直被后世所沿用,再也没改过。
关于这个“把十六两”定为一斤,还有着一个广为人知的小故事。故事中记载道,当时秦国负责统一度量衡的不是秦始皇本人,而是丞相李斯,李斯其人极有才华,有了金刚钻才揽瓷器活,在收到吩咐之后,很顺利地统一了货币的规制、量器的大小,还有基础重量单位的定夺。但这个时候问题来了,让多少两等于一斤比较合适?李斯陷入了纠结之中,因为既然两的单位已经定下来,换算起来好像随意一点也没问题,但太随意了又有失考究。
举棋不定的李斯遂去问了秦皇,秦皇不说话,大笔一挥写下几个小篆:天下公平。李斯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他灵机一动,数了这几个字的笔画,欣然决定用十六两作为一斤。
虽说故事是这么来的,但这种历史小趣闻明显有后世编纂的成分在内,没什么科学依据,不可考。
“半斤八两”指的就是一斤的一半是八两了,但这一斤十六两的规矩究竟是怎么定下来的,比较靠谱的考究听起来也有玄学气息。先说说当时最小的单位吧,秦朝定下的最小的单位还不是两,是“锱铢必较”的铢,铢是所有度量衡单位中最小、也最精确的单位,用于平时一些珍贵物品的称量,比如说中药药材等。
而二十四铢被定作一两,这是根据百姓之便进行考虑的,李斯考虑到百姓经常需要交易的都有哪些商品,再取他们之间的上限与下限分别考虑,最终得出两的称量标准。
这些度量衡都为二的倍数,铢、两、斤都不例外。同理,百姓们常用的斤也是从两上层层叠加计算,最终得出最合适的斤。十六两为一斤的规矩也被确定了下来。
普通百姓交易时常用的度量衡就这样得到确定了,而比斤更大的“钧”、“石”则更接近于今天的千克和吨。
还有一种说法,说最初的度量衡,是从当时的量具上产出新意、进而改良的。当时人们所使用的天平也叫称,这种民间的称被称为“十六金星称”。由于在早期的农耕时代,商业并不是社会经济模式的最主要成分,商品交换只是人们农耕生活的辅助,所以朝廷为了呼吁人们不要在买卖上下手脚,要公平公正,遂发明了共由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和福禄寿三星并行的十六金星称,如果在商品交换时短斤少两,就会无福无寿、无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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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斤为什么是十六两,这是一个小问题。度量衡是怎么来的,这才是一个大问题。弄懂了小问题,没啥意思。要弄,我们就弄大问题。大问题清楚了,小问题也就清楚了。
度量衡非常复杂,而统一度量衡更是难上加难。
即便到今天,你也不能说度量衡统一了。今天通行的度量衡,称为公制。但公制统一全球了吗?并没有,超级大国美国,就不搞公制,而搞英制。
而且,因为度量衡不统一,还出现过大事故。
上世纪末,美国向火星发射了“火星气候探测者号”。探测者号要在距离火星地面150公里的高度处入轨。9月23日,在正式入轨的这一天,探测者号却一头撞向了火星地面。因为探测者号当时的入轨高度,不是150公里,而是57公里。
而原因竟然是小学生多不会犯的错误。探测器的制造者,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用了英制单位。而探测器的操控团队,用的却是公制单位。因为没有做公制、英制的换算,导致入轨高度出了问题,造成了整个任务的失败。
所以,度量衡的问题,很重要。
在2000多年前,商鞅在秦战国搞了两轮变法。而在第二轮变法中,其最后一项内容就是统一度量衡。但是,哪有那么容易?商鞅仅是规范了秦国的度量衡,而远没有做到统一。
度量衡,必须有一个逻辑起点。现在公制度量衡的逻辑起点,是米。有了米这个基础,也就有了分米、厘米、毫米等长度单位。以长度单位为引申,规定4摄氏度下的一立方分米的水,为一千克,也就用了质量单位。其他单位,继续以此类推,再配合十进制,公制大厦也就建立起来了。
但问题是一天为什么是24小时、一小时为什么是60分钟、一分钟为什么是60秒?还有,一年为什么是12个月,一个月为什么又是30天?
都给改成十进制,这多方便?所以,别说度量衡没有一统江湖,就是十进制也没能一统天下。传统的力量,非常强大。
但是,确定一个逻辑起点,是最为重要的。有了这个逻辑起点,其他问题才能讲得清楚、系统的大厦才能建立起来。
米的逻辑起点是北极通过巴黎到赤道子午线长度的千万分之一。那么,古代中国度量衡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又是怎么确定的?
中国人肯定没法去测量子午线的长度。既然长度没法确定,那就确定质量单位或容积单位为逻辑起点。反正,只要确定一个就能由此及彼,推出其他单位。
但是,古人要比现代人阳春白雪。形而下的的长度、容积和质量,太俗。要玩,咱们就玩形而上的。
于是,“度量衡,出于黄钟之律也”。中国古代度量衡的逻辑起点,是从音乐上的黄钟之律推演而来的。
《汉书?律历志》有完整的记载,其开宗明义就是:《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
那么,从音律怎么推演出度量衡?
律的本义,是指一种像管子一样的定音设备,古人用它来确定绝对音高。后来,音乐水准提升了,律也就越来越细化了,出现了十二律。古代的乐师,会用12根长短不一的管子确定一个完整音阶里的12个音符。从低音到高音,奇数的6根管子,称律;偶数的6根管子称吕,统称十二律或十二律吕。
汉书的作者班固,认为音律系统是一切度量衡的基础,而音律系统十二律中的黄钟律,是整个音律系统的基础。换成今天的说法,黄钟律就是钢琴的中央C,一切都要从中央C开始。
但,再怎么抽象,也总归要落实到具体。所以,阳春白雪的音律,也一定要具体到十二根管子,而中央C的黄钟律也只是一根管子。而这个管子是有长度的。因为是长度确定了黄钟这个中央C的音高。于是,问题还是要归结到具体,就是黄钟这根律管是怎么来的。
但,古人一定要搞抽象,抽象才阳春白雪,阳春白雪才曲高和寡,曲高和寡才会制造距离感和神圣性。而实在没法抽象了,那就编故事。黄钟律,来自神话故事。
传说,皇帝派了一个叫泠纶的人,去大夏以西、昆仑山以北,找到一个叫解谷的地方。在这里,泠纶挑选了一根特别匀称的竹子。然后,从这根竹子砍下一段完整的竹节。这根竹节就是一根天然的定音管,吹出来的音高就定为黄钟。
黄钟律就是这么来的。
然后,以黄钟律为基准音,再按照“三分损益法”,推算其他十一个音高。但这个过程特别复杂。看班固的解释,你就是精通上古语文也得晕菜。所以,还是简单说吧,以黄钟为基准音,也就有了十二律吕的音律系统。但,这个系统的建立,也一定要玩到阳春白雪的高度。所以,各种推演就一定要玩得脱离人间,非要看齐天地。因为天的中间数是五,所以音律有五声,即宫商角徵羽;因为地的中间数是六,所以音律要分六律六吕,即十二律吕。
接下来,就是从音律系统往长度、容积和质量这些单位推演了。
推演的过程,也一定是阳春白雪地玩抽象,抽象不足那就神乎其神地讲故事。作为中央C的黄钟律,实际也是一个长度单位。有了这个基本长度单位,就可以推出容积单位和质量单位。
长度单位,也就是度,容易确定。因为黄钟律这根管子的长度已经确定了。所以,“分、寸、尺、丈、引本起黄钟之长,又云九十分黄钟之长者,据千二百黍而言也”。长度单位都是十进制,一点儿也不复杂。所以,也就不多说了。
而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道具,即秬黍(左传中说是黑黍)。黄钟律管的中空部分,称为龠(yuè)。用大小适中的秬黍粒将龠其填满,正好是1200颗。而这1200颗秬黍粒所占据的空间,就是一1合(gě)。接下来就是十进制推演,10合等于1升,10升等于1斗,10斗等于1斛。于是,容积单位体系也就建立起来了。这个比较简单,但接下来的质量单位就一定要复杂了。
确定质量单位,按理说,不会太难。填满黄钟的中空部分“龠”,不是需要1200颗秬黍粒吗?于是,古人就确定这1200秬黍粒为12诛。接下来就是“两”这个单位,一两等于24诛。因为基本单位是12铢,两个12铢是24铢,所以才称一两。
这时候,你肯定要问为啥不是10诛而非要是12诛、为啥不是12铢为一两而非要24铢?
因为古人一定要玩阳春白雪。所谓阳春白雪,实际就是一种对天地自然的隐喻。因为一年是12个月,所以是12铢为基本;又因为一年有24个节气,所以是24铢为一两。
两的上面是斤,这时候该搞十进制了吧?
毕竟十进制更符合演化的机制。我们正好是十根手指,所以十进制成了通行单位。但是,演化论太低级,谁都能看出来的东西,玩起来多没意思。于是,一斤等于十六两这个奇葩进制,就出现了。
一年有四季,即春夏秋冬;天地有四方,即东南西北。所以,两与斤的换算就要照顾四季和四方。那应该是一斤等于8八两啊?
不行。谁都能想到,多没意思。为啥非要4+4,咱们4??4不行吗?4乘以4等于16,所以一斤就等于16两。这么玩肯定会把人整懵。你不是故意折腾吗?
但不能说古人折腾,因为背后有玄机。
因为一斤等于16两、一两等于24铢,所以一斤等于24铢乘以16两,即384铢。而384又是一个极为神秘的数字。《易经》有64卦,每一个卦有6爻,64卦乘以6爻,正好等于384爻。所以,一斤等于384铢、《易经》包含384爻,这么一来,度量衡才够高深莫测。
所以,一斤等于16两,可能跟四季、四方没啥关系,就是奔着384爻去的。但是,“律历志”说,跟四季、四方有关系,那就有关系吧。但这个关系很牵强。因为它没搞加法,而是搞了乘法。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没啥关系。
斤上是钧。有了前面的铺垫,你肯定不会再认为一钧等于十斤了。十进制太低端,高端大气上档次就不能玩十进制。所以,一钧等于三十斤。那么,这又是什么鬼逻辑、怎么又搞出了一个三十进制?
一年12个月、一年又有4季、一年还有24个节气,这都照顾到了。还不够,天地有4个方向、《易经》有384爻,这也给照顾到了。那一个月可是有30天的,这个也得照顾一下吧?
因为一个月有30天,所以一钧就是30斤。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必须都得给照顾到,不能厚此薄彼。
钧上是石(dàn),一石等于四钧。因为要高端大气,所以十进制肯定不玩。因为要天人感应,所以一定要呼应天地变化。一石等于四钧,呼应的是一年有四季。
所以,前面说一斤等于16两,跟四季、四方的关系太牵强,道理就在这。因为钧与石之间才是呼应四季的。而这么换算下来,一石就等于120斤,又正好呼应了一年有12个月。
律、度、量、衡,这些很重要。而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还有历法,也就是时间。而古人讲“以律起历”,意思就是从音律推算历法。所以,时间也要从音乐推算。
之前的各种换算,都要跟年、季、月联系起来。而原因就是律不仅要作为度量衡的基础,还要作为历法的基础。
其实,音律以及黄钟,没有那么重要。只要大家约定俗成了,什么都可以作为度量衡单位。而有些东西确实却没法约定俗成,比如一年有365天。
而之所以搞的这么复杂,就是因为我们人类一定要附加意义。特别是政治思想特别早熟的中国古人。度量衡里面不仅有利益,而且还有意识形态。所以,这就是一个死也不能放弃的领域。于是,各种隐喻和意义也就被注入进去了。
有些事很简单,但可以玩得很复杂。有些事情很复杂,但其实很简单。
“古人规定十六两一斤”,至少从秦汉就开始了,但实际上可能要早得多,早到春秋之前。
何以如此,其中“隐藏”着古人的深邃智慧。
关于这件事,说得最清楚的,是班固的《汉书》。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最早的纪传体史书,记述年代之长,涵盖方面之广,不仅在当时的中国,从那前后的全世界来说,也绝无仅有。
《史记》中有“八书”,记载了迄于汉代的“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等八个方面的历史沿革及典章制度。
可惜的是,他没有讲到“度量衡”的情况。
班固的《汉书.律历志》补上了这一缺憾。
他讲得原话较长,这里直接解释他所说的大意。
班固首先解释了“衡权”的含义。
他说,所谓“衡”,就是“平也”;“权”,则为“重也”。“衡权”连在一起,是移动“权”而保持“衡”之“平也”。
这就清楚了。“衡”,指“秤杆”;“权”,指“秤砣”,古时称“秤锤”。
现在出土的,有战国时的“秤锤”,为青铜所制。
关于“衡权”,《尚书》和《论语》都有很重要的论述,大约可以作为开头第一句话的佐证。
班固说:“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
他讲,“秤锤”,有“铢、两、斤、钧、石”五种,他称之为“五权”。这五种“秤锤”,在“衡”这个“秤杆”上找到平衡点,就可以知道所秤之物的轻重了。
“五权”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班固说:“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这个说得很清楚,不用多解释。
《列子.仲尼》云:“发引千钧”,这是千钧一发成语的出处,意思是用一根头发,挂着“千钧”,也就是三万斤的重物,以比喻万分危急。
那么,一“铢”又是多重?
班固说,一百个黍粒为一“铢”。
其实,不同说法是存在的。
《礼记.儒行》也说,百黍当一铢;《荀子.富国》云,十黍为一铢;西汉刘向《说苑》曰,九十六黍一铢;刘安《淮南子.天文》说,一百四十四黍一铢。
班固一定知道这些不同说法,只有《礼记》的说法与他一致。他搬出了自己的依据,说,确定“十二律”之“黄钟”音准的“管子”,称“侖”,它的重量,合一千二百黍粒,这就是十二铢。
这个解释其实有些牵强,黍粒有大有小,有轻有重,一粒不差地以一百粒为一铢,显然不可能准确。
但是,班固谈到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衡权”的重量,与“十二律”有关,后面要说到,“十二律”又与古人天文观象的成果有关。因此,古人在确定“衡权”的“单位”上,也是与天文观象有关的。
另外,尽管班固没说,实际上,“权衡”一定是与农业生产及农产品的交换有关的。
比如,“秒”,本义是“稻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是长度单位,但同时,又是古代时间单位和容量单位。无论如何,皆于农业生产及交换活动有关。
“黍”,是中国作为世界三大农耕文明发源地之一最早驯化的粮食作物。以其作为重量“基础”依据,也一定是在相当早之前。
相当一根“黄钟”之“管”重量的黍粒,是十二铢;两根 “管” 之重量的黍粒,就是“两”。
“两”这个字的来历,就是“一加一”。古时,一匹布,长四丈,分两卷,一卷为“五寻”,一“寻”八尺。所以,一匹布,亦称“两五寻”——两卷五寻之布。
终于说到十六两一斤了,
“斤”,本义为“斫木之斧”。之所以引申,是借用 “斧刃”锋利之“斤斤”一词,表示“斤,明也”,班固就是这样解释这个重量单位的。《尔雅》《毛诗》皆解为“斤,察也”,可为佐证。
为何十六两为一斤?
班固的解释看起来有些玄乎。
他说,《易》有十八种变化。“五权”的建立,用“合道之义”来确定,用物体来衡量,其余大小的差别,用轻重来分别。他说,“铢”,表示物体从很细小开始,可以明显区分差别。“两”,是黄钟律管的两倍重的意思。由二十四铢形成一两,是二十四节气的表现。“斤”,是“明”的意思,共合三百八十四铢,是《易》二篇的爻数,是阴阳变化的表现。十六两形成一斤,是表示用四个季节乘以四方。
他还说,“均”,是平均之义,阳气施放,阴气转化万物,都能得到平均的结果。秤锤与物体重量均平,重量就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铢,正好是万物的表示。四百八十两是六旬周行八节的象征。三十斤为一“钧”,是一个月的表示。“石”,是大的含义,是重量最大的单位。四“钧”为一“石”,是表明一年有四季。重一百二十斤,表明一年有十二个月。到十二辰停止又从子时开始,正是黄钟重量的表示。一千九百二十两是阴阳的数字。三百八十四爻,是五行的表示,等等。这样,一岁的功劳成就了,五权制也就严格了。
玄吗?确实很玄,但绝非没有道理。
虽然班固似乎在以“阴阳”“五行”理念解释“衡权”和“五权”,但背后,都根源于古人天文观象取得的成果。
“赤道”“黄道”源于观象;日周行为“年”,月周行为“月”,日生日落为“日”源于观象;“四时”“四象”“四方”源于观象;“二十四节气”源于观象;“历法”源于观象;“易”变之哲学源于观象;“数术”思想源于观象;“十二律”源于观象。
“五权”及之间的关系,也很可能源于观象。
当然,也与农业生产及交换密不可分,这是生产实践。而观象,则是科学实践。
在这样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哲学、数学和其他一切衍生知识,都是可能的。
关于古人的天文观象,以及卓越成果,已写了几篇小文,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搜出来看看。
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开始,就规定,十六为两一斤,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直到建国后的一九五九年,才把一斤改为十两。其中度不长度单位,量是容量单位,而衡才是重量单位,所以关键在这个衡上。
大家数一下这个衡字是多少画,是不是有十六画,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复杂。但这却不是正确的,只是巧合而已。
秦朝为什么把一斤定为十六两,就要从制定度量衡的官员入手,他就是秦国的丞相李斯,度做为长度单位,采有十进制的换算方式,以尺寸丈为单位,一直沿用到现在,没有改变。
再说量,是容量单位,以合、升、斗、桶为单位,也是以十进制的方式换算,由于科学技术的提高,这些基本已经淘汰了,不再使用。
衡就有点啰嗦了,它代表重量,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他改变了前两种的换算方法,而是独辟新径,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这个看起来一点规律也没有,李斯为什么搞的这么复杂呢?
查了许多资料,在孙子算经上有如下记录:
《孙子算经》记载:“称之所起,起于黍,十黍为一絫;十絫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
它成书于公元前四五世纪,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 ,李斯就是根据此算经来定的重量之间换算。
杆秤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堪称“国粹”。杆秤由几个部件组成:一是秤杆,它粗的一端上有秤毫并且整个秤杆上镶有秤星;二是秤砣;三是秤盘。
秤砣也叫“权”,它是按轩辕星座表意制作,属星宿,是主雷雨的神。秤杆称作“衡”,象征紫薇星座,“权衡轻重”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
中国传统的木杆秤是鲁班运用杠杆原理发明的,他根据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在秤杆上刻制13颗星花,每颗小星代表1两,每颗大星则表示1斤,定为13两一斤。其实这是用勾股定理来确定杆秤称量时的垂直度,以提高称量的精确度,这也是勾股的名称由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秤杆上又添加了“福禄寿”三星,正好十六星,改为16两一斤,进一步提高了杆称精确度。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为计算方便,国家才把秤统一改为10两一斤)。
在做买卖时,商人手提着秤毫,提醒商人要明察秋毫,秤一提起来首先看到的是定盘星,提醒商人要权衡一下良心。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不得缺斤短两。若少给一两就少一颗星,而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福禄寿星直接影响人的福气、财禄和寿命,旧时商业道德讲究诚信为本,出售货物克扣一两,减福;克扣二两,福、禄俱损;克扣三两,福、禄、寿全无。藉此警告商家一定要买卖公平。所以过去民间流传有“秤上亏心损阳寿,秤平斗满是好人”的说法。
中国的传统文化告诫我们,要买卖公平,生财有道。因此秤在人们心目中被认为是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的象征。三国时期诸葛亮曾说过:“我心如秤,不能随人低昂”,而这个说法已经超越了商市买卖,升华到了人格、品德的高度。
一十六两的含义为: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再加上福禄寿星三台司命,相加起来刚好是一十六两。据《抱朴子》《太上感应篇》等经典记载,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且“算尽则死”。道教在《解结科》法事中,解除人生种种过咎一切冤结,特意有一科解“交易不平”之结。交易之事,既受上天监管,也代表古人公平交易的信念和原则。这里我们要注意到中国古人发明的杆秤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⒈作为中国独立发明的传统衡器,杆秤并不比电子秤“科学”性差,它在中国应用了数千年,其社会价值可以说是无所不在、难以言表。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杆秤携带方便,山里的农户也会为了防止买卖被骗而携带一根杆秤。这证明杆秤还是存在其应用价值,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还是保留着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的衡量工具。
⒉ 杆秤比起电子秤更具人情味,买卖中,卖家满脸笑容喊一声“您看,秤高高的”,买家看着那高高翘起的秤杆也觉得确实得了很大实惠,更是满心欢喜的付钱。它具有人文性格,用杆秤做出的生意也正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中国人讲究的是一定原则下的往来人情,不同于西方硬性原则下的精准计算,于是在生意中也不为硬邦邦的金钱来往,更像是一次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
⒊它的兴衰沉浮记录了社会生活变迁史。在大工业文明向手工艺文明挑战的全球大背景下,中国曾以“科学化、现代化、合作化”等理念指导,对传统杆秤及其生产,从意识形态、工艺方式及产业制度上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限制、批评、改造、打击。仅管如此,在电子秤已广泛应用于商业计量的今天,传统杆秤仍有一定的群众市场。
⒋中国传统手工做秤的工艺起源于几千年前,其中集中了东方人重直观和崇尚简洁实用的高度智慧,也凝结了大量的精巧工艺技术,蕴藏着丰富的专门知识,至今仍然具有特殊的科学工艺、历史人文和社会学研究价值,也必然有其未来存活发展的地位。
古人都知道:人在做,天在看,神灵有知。人不能做昧良心的事。现在学习西方进制,把十六两一斤改为十两一斤,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其实也破坏了传统文化,使人不受心法的约束,道德滑坡,为了钱什么坏事都敢干的奸商也逐渐多起来。
扩展资料:
考古发掘的最早的秤是在长沙附近左家公山上战国时期楚墓中。古代,秤锤称为“权”,如《论语.尧曰》集解︰“权,称也。”又《广雅.释器》︰“锤,谓之权。”及《论语.子罕》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宋
朝朱熹集注︰“权,秤锤也。所以称物而知轻重者也。”
另古人称秤杆、秤为“衡”,如《前汉.律历志》曰︰“衡,平也。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另《礼记.经解》曰︰“犹衡之于轻重也。”注:“衡,称也。”因此,秤锤称“权”,秤杆称“衡”,寓意人们做事之前要衡量、评估事物得失轻重。除此还有另一层涵义如《礼记.深衣》上载︰“规矩取其无私,绳
取其直,权衡取其平。”这段记载大意是说,符合圆规、曲尺是取其象征公正无私,垂直如墨线是取其象征正直,齐平如秤锤、秤杆是取其象征公平。由此可知,古人视杆秤为公平、公正的象征。
古代的秤是一斤十六两,秤杆上有十六个刻度,每个刻度代表一两,每一两都
用一颗星来表示,叫作“秤星”。秤星的颜色必须是白色或黄色,不可用黑色,表示用秤做生意的人,心地要纯洁,不能昧着良心(黑心)。相传,秤杆上刻的秤星是根据天上的星宿演化而来,前六颗代表南斗六星,象征四方和上下;再往后数七颗则代表北斗七星,象征用秤者立于天地间,心要中立,要像北斗七星指示方向一样公正不偏颇。秤杆的尾端是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信用、不欺骗,否则,少一两无福,短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另外,秤杆上的第一颗星又叫做“定盘星”,其位置是秤锤与秤钩成平衡时秤锤的悬点。做杆秤的关键是能选准定盘星,只要确定好定盘星,就是一把好秤。因此,人们往往把定盘星用来比喻事物的准绳。如宋朝朱熹〈水调歌头.雪月雨相映〉词︰“记取渊冰语,莫错定盘星。”
秤杆上的十六颗星,其作用不只是衡量物重,更是用来度量人心。无论是做秤、用秤的人,都要公正、公平、公道。因此,杆秤秤的不仅是良心,还秤出人的诚信、正义,这也正是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负责制定度量衡标准的是丞相李斯。李斯很顺利地制定了钱币、长度等方面的标准,但在重量方面没了主意,他实在想不出到底要把多少两定为一斤才比较好,于是向秦始皇请示。秦始皇写下了四个字的批示:“天下公平”,并加盖了皇印,算是给出了制定的标准,但并没有确切的数目。李斯为了避免以后在实行中出问题而遭到罪责,决定把“天下公平”这四个字的笔画数及公平要求作为标准,于是定出了一斤等于十六两,并把秦权作为秤铊形状,并加上铭文印章,谁知这一标准在此后两千多年一直被沿用。
还有一个说法(上面已介绍过)是,十六两秤叫十六金星秤,是由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加福禄寿三星组成十六两的秤星,告诫做买卖的人要诚实信用,不欺不瞒,否则,短一两无福,少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
从秦始皇制定统一度量衡,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一直沿用一斤十六两的计量方法。南宋数学家杨辉在他的《日用算法》(1262年)中编造了 “斤价求两价” 的歌诀:
“一求,隔位六二五;二求,退位一二五;三求,一八七五记;四求,改曰二十五。五求,三一二五是;六求,两价三七五;七求,四三七五置;八求,转身变做五。”
意思就是一两等于0.0625斤,二两等于0.125斤……到了元朝,伟大数学家朱世杰的《算学启蒙》(1299年)书中。推进成下列的十五句:
“一退六二五,二留一二五,三留一八七五,四留二五,五留三一二五,六留三七五,七留四三七五,八留单五,九留五六二五,十留六二五,十一留六八七五,十二留七五,十三留八一二五,十四留八七五,十五留九三七五。”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度量衡变动很多,又需要根据当时一斤等于多少克来换算,请查看《历代度量衡简表》。如:秦代至西汉1斤相当于258.24克,隋代初期1斤相当于668.19克,隋末1斤相当于222.73克等。
另外,根据1975年湖南湘潭出土的嘉佑铜则,自记重一百斤,实重64公斤。那么每斤相当于640克(《历代度量衡简表》的标准是596.82克),跟汉代258.24克相去甚远。
1959年开始 一斤等于十两:1959年6月25曰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确定米制为中国基本计量单位,在全国推广使用,保留市制, “市制原定十六两为一斤,因为折算麻烦,应当一律改为十两为一斤。” 中药计量仍袭旧制不变。
从1979年1月1曰起,中药计量单位也改用了米制,用 “克、毫克、升、毫升” ,不用 “两、钱、分” 等。 “钱”换算为“克” 。
近代以来普遍采用的换算方式是:500克(1斤)÷16(旧制十六两为一斤)÷10(旧制十钱为一两)=3.125克(1钱),一些中医院校教材中也是这样的算的(此换算方法实际上并不正确)。
中国古代量制历经多次变革,明代以后才大体稳定,变化较小,一斤基本在595克左右。直至1929年推行计量改革,将旧制595克一斤改为500克一市斤。
还应特别指出,1929年和 1959年的改制中,均将中药计量作为例外对待,仍袭旧制不变。这样,从明代到1979年,钱换算为克的正确公式应为595÷16÷10,1钱约等于 3.72克(3.7187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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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一斤十六两,俗称【老秤一斤十六】,依据是北斗【七星】,南斗【六星】为13星,再加上【福,禄,寿】三星,合为16星,每星代表一两,称为【公平秤】,短少一两【折损福】,二两【折损禄】,三两【折损阳寿】。
上了年纪的老人应该尚能忆起儿时那首关于《秤》的歌谣:
天上星多月不明,
地上人多心不平。
皇帝老倌制戥秤,
只是为了平人心。
【注】戥子用以称两以下的工具,同样以16为进制。
看了许多人的回答,我很不以为然。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无论古人今人都把这事想多了。
其实,人类很早以前是没有度量衡概念的,但是在后来的生产,分配过程中慢慢发现”公平”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
例如,两个人打了一头野兽,怎么分配才公平呢?很显然就是一人一半。而这时分配的基数是”两”,于是基本单位就出现了——”两”。
如果参与分配的人更多怎么办?那就继续分配,还是以”两”为分配方法,一直到最后真正达到”两”个人分配才算分配完毕。
可是,老祖宗那时还不懂数学,所以一开始只能用简单的一分为二的办法来分配。二就是”两”。于是古人就认为”两”是基本可靠而公平的度量衡方法。
古人在实践中发现,这样的分配可能需要多次才能完成。于是就有了四次分配的想法,也就是十六两制的来源。
那么为什么是四次呢?因为古人认为三次就是极限了,这是古人认识的限制,现在取四次已经超越三次了,已经非常足够了。
还有一种含义,古人对地理已经有了初步认识,觉得东南西北四方就是天下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所以四次能够满足天下,那就足够公平了。
在古人对认识中,能够”无限”分割为”两”部分的数,只可能是16。
当然还有许多这样的数,可是古人认识不到,或者认为数字太大不便于运算。
所以,十六两制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两”这个字。这个字本来的含义就是两个人分配的意思。
至于”斤”,原意就是砍的意思,或者说就是分配的意思。所以,十六两制就是中国古人的智慧在度量衡方面的体现。至于现在改为十两制不过是为了与广泛使用的十进制相匹配,并没有什么优越性。